作者：盧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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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開始，中國同美蘇兩位世界陣營的老大關系惡劣，尤其蘇聯動不動喊打喊殺，還威脅要對我們扔核彈，為了保衛我們剛剛建立的工業果實，中國被迫采取了極端的防御策略，將東北與東部的工廠大量往中西部搬遷，歷史上把這段故事，稱為三線建設。1965年，以上海為主的沿海地區，一共向邵陽遷來了大中型工廠20家左右，分別是湖南印刷機器廠、中南制藥廠、湖南省新華印刷二廠、邵陽紡織機械廠、邵陽第二紡織機械廠、長沙機床廠邵陽分廠、湖南半導體器件廠、邵陽紙板廠、邵陽紡織廠、邵陽農藥廠等。1969年，株洲仿制一汽解放牌載重貨車成功，考慮到汽車配件大多在邵陽及周邊地區制造，1970年7月，在邵陽五里牌建起了湖南省汽車制造廠。據后來在廠里干了一輩子的李芳林回憶，工人們在300平米的簡易工棚里喊著號子工作，用卷揚機代替壓模設備，用動搖大錘替代油壓機，用燒滾的堿水去掉汽車零件的油污，第一年，邵陽就一共生產出了154輛貨車。雖然剛生產出來的貨車載重僅4噸，時速僅60公里，但那年頭搞汽車就是高科技，工人們走在路上，背挺得筆直。通過向一汽派遣技術工人深入學習，到1978年，邵陽湖汽自己搞出了30多臺大型設備，改進了生產條件，工廠一路昂揚發展，巔峰時一共有七千名員工。圍繞著這些大中型企業，一些做上下游配套的小企業也得以獲得生存空間，包括邵陽市電池廠、織染廠、礦燈廠、造紙廠、化工廠、水泥廠也紛紛建成，并活得有滋有味。到1990年巔峰時，邵陽大件能造汽車（一年2029輛）、紡織機、印刷機，小件能造洗衣機、電風扇、三極管、電風扇、鋼筆，全國41個工業門類，全邵陽有39個，邵陽的工業產值，占到全省的六分之一。除了汽車，邵陽生產出了湖南省第一臺計算機、第一臺印刷機、第一支鋼筆、第一包洗衣粉，第一臺紡織機。那年頭，邵陽金筆廠生產的“永久”鋼筆能和上海“永生”的鋼筆爭鋒，每逢麥收季節，邵陽造紙廠裝麥桿的拖拉機隊伍，一直排隊到大修廠門口，為周邊2000個家庭，一萬多人提供了額外收入，到處是一片火熱景象。1970-1980年代，全邵陽市區只有20萬人左右，大多聚集在東區，其中10萬人是產業工人，10萬人是工人家屬，工業最密集的地方是工業街，4萬工人扎堆在這，上班時街道靜悄悄的，只有幾個快遲到的工人鬼鬼祟祟地碎步急奔，一到下班時間，幾萬名工人騎著二八大杠迎著晚霞沖出廠門，街上瞬時就熱鬧起來。當時的工人們，有自己的電影院、游泳池、食堂、醫院，那年代還沒有農民工，最多是一些周邊農戶圍繞著工業城區賣一些生活用品、開兩家飯店，給工人們提供服務，城里有溜冰場，有錄像廳，有書店，有公園，這些都是農民們觸摸不到的事物，到了1990年代，才允許農民踩著單車進城務工。
1980年代的邵陽市工業街（楊民貴攝影）我爸就是當時進城務工的農民之一，他每天早上七點天朦朦亮，跟同村十幾名漢子，騎二十里地進城，在城里做一天的泥水匠，晚上七八點回村，午飯是自己帶的韭菜炒雞蛋，使塑料袋裝在口袋里，到中午時已經涼透，另還帶一些大米，中午自己在工地使鐵鍋煮熟，就著炒雞蛋下飯，胡亂對付一頓。郊區農民進到了城區，見到了他們聞所未聞的優越物質生活，不由得嘖嘖稱奇，我十歲時去過工地幾次，看到中午時農民工滿身泥漿，疲乏地坐在一起，互相嘲笑說要去“喝飯店里城里人剩下的油湯”。所謂的城里人，就是當時的產業工人，搭配少量的體制內人員。1980年代邵陽雙清公園，當時人們都在這座假山前合影
從農民的角度來看，當時工人的經濟生活猶如天堂一般，進城務工的農民主要是在工地勞動，開始時一天能掙10塊錢，1990年代后期是20塊錢一天，但是收入很不穩定，一年只有幾個月有工作，下雨天還不能開工，其他農民無非是去菜場賣菜，開些小店，靠產業工人的經濟溢出效應維持生計，撿一些工業經濟從指間流出來的殘羹剩飯。純粹的農村生活由種地、養豬、養雞和永無止境的家務活所填充，每天一個農婦光是做飯、洗衣、挑水、燒水、帶娃、喂豬，就要累得喘不過氣來，而且農業收成每年還要定額上交給糧站，農民根本沒什么經濟收入，全指望家里養的幾頭豬熬過春節。所以我小時候，我媽常看著伏在板凳上做作業的我，用一種期望的口氣說：“你要發狠讀書，考上大學，將來做一個城里人，再也不要做農民了。”城市里的產業工人和農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級，部分工人和體制內子弟，總是用充滿優越感的眼光打量同班農村孩子，一直到1990年代我在城里讀書時，還能看到班上城里孩子不斷欺侮農村孩子。這種欺侮似乎也成一種默認的規則，極少看到老師和長輩出面阻止。1965年，邵陽城迎來了改變命運的一年，三線建設使邵陽獲得了工業發展的機會，朝氣蓬勃的市區是人人羨慕的天堂，但那些光榮還是只能波及一小部分人，而且這些榮耀不可持續，也只是維持了短短三十年光景。歷史的海嘯即將到來，將大部分中國城市經濟，毫不留情地沖垮殆盡。當岳陽能感受到邵陽同樣的工業榮耀時，已經是20年后的事情了。在湖南省內，衡陽比邵陽的工業起步還早，從1958年開始發力，擁有衡鋼、衡陽軋鋼廠、湘衡鹽礦、272廠、710廠等大廠，衡陽甚至一度占全湖南省工業產值的28-40%，最頂峰曾壓制過長沙。所以過去衡陽人去看湖南其他城市時，總有一種帶頭大哥來巡視小弟地盤的感覺。1980年代初，衡陽人老吳去岳陽出差時，就有這種感覺。40多年后，六十多歲的老吳已經是一名成功的房地產商，十分騷包的穿著一身花哨的大牌服裝，當他向我回憶起當年岳陽的情景時，說“岳陽那時還只是一個小漁村，只有岳陽樓旁邊有農貿市場和小餐館，其他地方都是一片片菜地。”早先的岳陽，只是利用在湘鄂贛三省連接處，做一些批發生意，是排在武漢漢正街、長沙下河街之后的批發中心，生意主要集中在巴陵大橋市場和梅溪橋市場，就跟甲午戰爭前的日本一樣，做點轉手貿易。之后岳陽工業快速發展，在1990年代中期時，與邵陽同頻，達到了巔峰。每當回憶起當年岳陽工業的輝煌時，1980年出生的岳陽人老徐就忍不住心潮澎湃。作為3571廠的子弟，老張一直清晰地記得輝煌時期岳陽城區的格局。那時的岳陽市，北邊主要是麻紡廠，中間是四化建，西北邊是3517廠，南邊是貯木場，東邊是岳化廠，分別形成了幾大工業聚集區。和邵陽不同的是，邵陽上五千人的就是本土巨鱷，而岳陽到處是大廠，動不動上萬人。1990年時，3517廠有兩三萬人，貯木場有大幾千人，洞庭麻紡廠有一兩萬人，岳陽制藥廠有大幾千人，岳陽電子磁廠有一萬多人，長煉有兩萬人，洞氮有兩萬人，四化建有一萬人，岳化有三四萬人，巴陵石化一萬多人，像長動機械、己內酰胺、岳陽酒廠這種只有小幾千人的，走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跟邵陽一樣，這些大中廠加起來形成了市區30萬產業工人的聚集，順勢養活了周邊街道辦的鋼球廠、玻璃廠、家俱廠、輪胎廠、皮革廠等，為大廠提供上下游配套服務。每當說起當年這些廠的美好福利時，老徐就更加激動了。那年頭，進了這些廠就是一生衣食無憂，1-3歲有免費的廠礦托兒所，3歲后有免費的廠礦幼兒園，之后有廠礦小學、中學，甚至3517有廠礦大學。大廠有自己獨立的電影院、舞廳、溜冰場、游泳池、醫院，3517甚至有兩個醫院，我跑去3517舊址時，發現那醫院現在還在，名字都沒改。房子是單位分配，有一排排家屬樓，吃的就更好了，一日三餐包括宵夜全包，而且全部免費，最過分的是3517甚至有自己的牧場，老徐他們那一代廠礦子弟，是喝著自家牧場的牛奶長大的。中國老工業城市曾經的幸福工人生活，不僅僅發生在邵陽和岳陽，還發生在我以前介紹過的陜西寶雞和廣西柳州。（可查閱我寫過的廣西篇和陜西篇，這里不重復）和邵陽、寶雞、衡陽、柳州的情況一樣，襄陽的工業建設，也主要來自于大三線時期。襄陽發展得比衡陽還要晚一些，從1958年開搞工業化，當時只有幾百家零碎小廠，1960年時，全襄陽（當時還叫襄樊，為閱讀方便，本文統稱襄陽）找不到一個有工程師資格的人，為了辦硫酸廠，才從上海借來一個臨時工程師。直到大三線時期，跟邵陽一樣，同樣來自東部和東北的幾萬名工人、工程師、干部，爬過萬水千山來到襄陽，在這里建成了華中制藥廠、航天42所、江華機械廠、襄樊內燃機廠、建昌機器廠等。這當中尤其是建昌機械廠、紅旗機制廠、華光器材廠、漢江機械廠、襄樊內燃機廠、漢光電工廠、宏偉機械廠、紅山化工廠等四十多家，集中在南漳、谷城、宜城、老河口及襄陽郊區的軍工企業，為襄陽日后成為湖北重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電影《你好，李煥英》，拍的就是襄陽宜城東方化工廠的故事，只是在衛東機械廠取的景。所以才出現湖北某市的一個廠，大家都操著一口東北話的奇怪場面。大量三線軍工的加入，為襄陽日后成為湖北第二大央企、國企聚集區，工業總產值僅次于武漢奠定了基礎。襄陽也生產出了自己的電視機、調速器、激光醫療設備、通訊車等等。待后期世界局勢平穩，十堰的東風汽車產業1983年陸續遷出到襄陽，擁有諸多軍工與重工業的襄陽，至此如虎添翼，穩定了自己在湖北老二的地位。我十歲左右時，曾住在邵陽市衡器廠旁邊的一間小院里好幾年。這些原本對我們有著充分優越感的工人階層，慢慢發不出工資了，慢慢他們也無所事事，雙手插在褲袋浪蕩街頭，或者成天混跡于牌桌，還經常來破落的進城農民家庭蹭飯吃，他們一邊吃得滿嘴是油，還不忘跟我吹牛，問我在昭陵中學有沒有被人欺負？要不要幫你砍人？他認識教育局某某某，認識校長某某某。下崗之后，斷了生活來源，部分工人開始去搶早市的餐攤賣米粉，部分工人拎起菜刀光著膀子去廠門口賣鹵菜，為了生存下去，他們顧不得原先榮耀的國企工人身份，開始從事他們原本看不上的卑賤生計。邵陽市國企的大破產，其實是從1980年代開始，在1995年左右到達高潮，一直到2000年結束，我少年時還以為只是邵陽一座城市的命運，后來才發現這是許許多多城市的宿命。邵陽著名的湘印機廠，在1990年代中期破產，原本生產印刷機的大廠房，現在部分改成了體育基地，部分租給了物流公司做倉庫，或者改成了餐館。邵陽專門生產炮彈引信的萬人大廠紅日機械，擁有中國軍工系統最大的天然洞穴，原廠址已經淪為一片廢墟。新邵卷煙廠、703廠、068廠、578廠、農藥廠紛紛倒閉，關系到上萬人活路的造紙廠死于1998年，全國唯二的國營鋼筆廠死于1999年，那家讓邵陽人最自豪的湖南省汽車制造廠，我還特地跑去原址看了看，結果廠房改得渣得不剩了，只看到一棟棟居民樓和小商鋪。專門制造紡織機械的二紡機，倒在這場浩劫中存活了下來，現在叫邵陽紡織機械有限責任公司，新建的大樓就在邵陽大道旁，我幾次路過，都有恍如隔世之感。國企倒閉后的大下崗，造成了邵陽市那一段時間黑社會橫行，邵陽著名的黑幫大佬、綽號小紅寶的姚志宏，就是1985年化工廠的下崗工人，之后他就開始重新尋活路，開小飯店開歌廳，最后發現放高利貸最賺錢，在追債過程中慢慢黑社會化的，在找到檢察院偵查局局長李勇作為靠山后，這個黑社會團伙才越做越大，收不了手，2004年給拉出去斃了。我在《墨西哥往事》里提到過，墨西哥最大毒梟“矮子”面對采訪時，也說自己但凡有份正經工作，絕不會跑去做毒梟，小紅寶的經歷也一樣，誰都知道混黑社會沒有好下場，但社會動蕩就業率低，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會被黃賭毒吸引，能過一天是一天，不知不覺往黑社會靠攏。當年失業來我家蹭飯吃的衡器廠工人，最后也有幾個走進歪門斜道的，人活著就必須搞錢，失去了正道搞錢的機會，就有人控制不住地往邪道上走。大部分事情捅到底都是經濟，是經濟在指揮人世間的悲喜。每當要提起當年大國企們陸續倒閉的慘狀，曾經帥氣的岳陽老徐，就不由傷心地抹一把風韻殘存的老臉，十足風騷的衡陽老吳就呆呆地望著茶杯，手里夾著的煙頭燒出一大段灰燼，默默地說不出話來。
1978年時，邵陽的GDP在全國排第49位，長沙第44位，常德第27位，衡陽第46位（岳陽要后面幾年才發展起來），全是托了大三線的光，到現在，全國人民誰還關注邵陽衡陽常德？也再沒有人關注同一條命運軌道上的寶雞柳州。1990-2000年這十年有多慘，有的工人去擺地攤，有的工人去偷農民家地里頭糧食，有的騎著單車送老婆去賣春，晚上再騎車接回來，有的進了黑道，被拉去打了靶。東北老工業基地最慘，大老爺們把下崗合同一簽，各種車工銑工刨工鉗工蹲在工廠門口哭得泣不成聲，還要被門衛驅趕快點離開，最極端的回家包一頓毒餃子，全家一起共赴黃泉。講的就是東北那波人失去工人身份后，去做了屠夫的工人、去做了二流子的工人、去賣唱理發的工人，對當年工人身份的深深留戀。當我站在一座高樓上透過落地玻璃向下望時，看到一座新舊交織的襄陽城，與中國大部分城市嶄新的高樓相比，襄陽城十分獨特，它有大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留下的舊樓，墻面剝落、鐵管蝕銹，滿是歲月痕斑，跟中國大部分嶄新的城市建設，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很少在中國見到這么多舊建筑的城市，第一反應是當年有部分老企業應該是活下來了，如果像邵陽衡陽那樣國企倒絕，死活沒人管，市中心的老舊建筑，早被拿去拆掉蓋房子了。當年的襄樊，確實也經歷過一波倒閉潮，市里的軸承廠、造紙廠、毛呢廠、絨線廠、酒精廠、棉紡織廠、電視機廠、建昌機械廠、瓷磚廠都紛紛倒下了。當地一位資深媒體人說，計劃經濟時代，襄陽的工業規模與蘇州并列，是有名的輕工業城市，在全國屬第一方陣。特別是電子行業和綿紡織業，更是名列前茅。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眾多中小型國營輕工企業，都面臨破產改制問題，為甩掉包袱，當地把倒閉企業與尚能生存的企業捆綁，組建集團公司，又拖垮一些企業，造成大規模破產潮。當時下崗工人聚眾鬧事上訪都是家常便飯，堵橋堵鐵路也時有發生。我還找到了1998年一份老舊的資料：《襄樊市國企下崗職工調查》，里頭顯示，大部分下崗工人靠政府救濟或企業發放基本生活費過活，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66%，月收入在200-400元的，占24%，月收入在400元以上的，僅占10%，67%的人認為生活困難，日子過不下去。1998年，長沙大中專寄宿學生一個月的生活費，也要300元上下，襄樊下崗工人大部分月收入200元，這點錢，連維持家里一個讀書的孩子都不夠，更別提養活一家子老小。但是我2022年去襄陽時，感覺襄陽的工業明顯遠勝于衡陽、邵陽、岳陽，襄陽現在依托一個龍頭，六大支柱，預計市區人口能從現在的230萬，發展到500萬，在十四五結束時GDP能沖破7000億，遠景達到1萬億的長遠目標。1萬億對現在的衡陽、邵陽、岳陽來說近乎癡人說夢，但襄陽已經寫在政府工作計劃當中了。同樣經歷過1990年代倒閉潮，襄陽怎么就發展得相對好多了？我曾經為了這個問題苦苦思索了許久，在比照各個城市的企業名單時，才發現了當中秘密。因為襄陽，保住了大軍工，轉移來了汽車產業，使襄陽有了重工業依托，后面發展的工業，是在原有重工業的基礎上開枝散葉形成的。上面的描述中，老襄陽人特別指明當年倒閉潮多發生在“眾多中小型國營輕工企業”。很簡單，因為襄陽的這些軍工企業，比衡陽、邵陽、岳陽要更重要，是核心企業，是國家的底層支柱，國家不能讓他們輕易倒掉。而我們邵陽倒掉的紅日機械廠，生產的只是炮彈引信，703廠（陳云的兒子陳元1970年在這工作過兩年）只不過生產錳粉，湘印機的印刷機也不是戰爭必需品，衡陽死掉的手表廠、縫紉機廠、內衣廠、自行車廠、樹脂廠、電筒廠、鎖廠、1234機械廠等，本質上跟邵陽一樣，要么是輕工業，要么是非核心軍工。再比如岳陽老徐他們家的3517，主要給軍隊生產膠鞋一類，這種產品完全可以從市場替代，麻紡廠、貯木場也不過是輕工的一部分。岳陽最后活下來的是巴陵石化和長嶺煉油，但化工產業相對閉環，利潤較低，在長江沿岸各城市中，岳陽的財政收入和人均都遠低于南通、鎮江、蕪湖、宜昌，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每座城市最后還活下什么產業，決定了這座城市在2000年后的發展路徑，各城市今天的發展路線，是依賴當年的產業基礎向前遞進的，湖北的宜昌和襄陽最后能壓制湖南的衡陽、邵陽、岳陽，區別在于襄陽有大量重工，而這些城市沒有。重工業，是一個國家的底線，既是國家工業的火種，也是各城市重新起家時的資本。如果一座城市完全依托于輕工業，無法建立重工，這樣的城市經濟是很容易被時代擊潰的。我去荊州市實地了解情況時，看到這座有長江、有平原、有500多萬人口的城市，一年卻僅僅2300億GDP，跟地理環境要差一大截的邵陽GDP一模一樣，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走過這么多地方后，已知曉如何快速判斷一座城市的經濟體量，荊州有這個人口數量跟長江黃金水道，放在今天的中國，至少要在3500--4000億GDP才對，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我在當地連問了十幾個荊州人，他們也答不上來，之后我又咨詢了大量專家，才終于把這個問題搞明白。由于荊州是過去長江中下游的蓄洪區和滯洪區，也有大規模軍墾農場，可用于工業的用地本來就少，出于防洪的需要，如果要在荊州搞重工業，工業用地就必須放在遠離長江、地勢較高的地方，重工業需大量用水，就必須用水泵長距離抽水，造成在荊州建廠成本高昂。建國時，還有一項可怕的條件是現在沒有的，就是荊州當時有嚴重的血吸蟲病，工人們不敢去，同樣的事發生在武漢，1952年本來準備把二汽放在武漢的黃陂橫店，因為當地有血吸蟲病就放棄了。二汽選址的其他問題荊州也全遇到了，二汽放棄黃陂橫店后選中了武昌關山，但關山工業用水困難，而且地質破碎才淘汰，荊州的問題一模一樣，除了工業用水，地基又多為軟基，不適合重載公路和重載鐵路建設，焦柳鐵路出荊門繞道宜昌和常德，就是因為荊州和洞庭湖西邊建不了重載鐵路。出于以上原因，荊州失去了建國后第一波重工業建設的機會，這個機會后來給到了宜昌。沒有重工打基礎的荊州，在1990年代依靠長江碼頭，輕工業很是活躍了一陣子，打造過活力28這樣的全國知名品牌，但很快在慘烈的市場競爭中迅速被撲滅了。地理位置決定了無法發展重工，沒有重工使城市工業基礎薄弱，襄陽可以死一百次，拍拍灰塵還能站起來，而荊州只要死一次，半天都爬不起來。2021年10月，我在河南周口拜訪了蓮花味精的前話事人，大叔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跟我講起了蓮花味精走向衰敗的往事。原先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蓮花味精是沒有市場競爭的，生產出來就能賣，巔峰時曾一度占到全國市場的45%，蓮花味精衰落主因是成本太高，成本主要是有大量退休工人要養，兩萬名工人工資高，福利多，一時積重難返，生產味精又需要大量燒煤，煤炭從北方運到河南項城成本太高，加上環保限制，蓮花便漸漸玩不過其他品牌了。你在邵陽衡陽襄陽的工廠要養一堆退休工人，要發福利，你又在三線地區，運原材料進來成本還高，別人在廣東、江蘇、浙江開一家私營企業，不用養退休工人，不用發各種福利，靠江靠海進口原材料又便宜，從海外弄一批二手生產線，咣起咣起生產跟你一樣的產品，就能依靠成本優勢在市場上擊潰你，而且質量還比你好。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人階層的巨大紅利，一部分是歷史的需要，一部分是靠工農產品的剪刀差，殘酷壓榨中國農民的生存空間造成的，這種紅利是不可持續的。大家同情下崗工人，那誰又來同情吃了七十年苦的中國農民？后發工業國不能對外殖民，就只能內卷，這個道理，我也講過無數遍了。走向改革開放是歷史的必然，是淘汰落后的產能，讓更多國人受惠的必經之路。大家去看現在的中國農村，整體上已經不知道比1980-1990年代好到哪里去，農村戶口也終于比城市戶口值錢了，在1990年代，農村戶口就是低賤的代名詞，一個城市戶口，值好幾萬塊錢。就是這幾萬塊錢的差距，隔出了兩個不同的階層，一邊是從牛奶到游泳池的終身福利，一邊是做牛做馬含辛茹苦的終身苦耕，才會有工人子弟當著班主任的面，肆意欺辱農村來讀書的孩子。在歷史面前，大家都是痛苦的，只是有的痛得深，有的痛得久，有的人痛苦了還有發言的機會，而農民的痛苦，從來無人問津。大家應該發現，一切國企死亡的起點，是從搞改革開放開始的，國企死亡，加速了湖南湖北河南陜西各三線城市的衰落。因為在1980年代左右，我們的生產力已經遠遠落后于先進國家，而我們還養著大批產生不了實際作用的軍工企業，和一大批成本高昂的國企，我們只能選擇留下核心企業，淘汰低端產能，讓這些企業通過自由競爭，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匯集，讓他們在慘烈的市場競爭中重建輕工業，為國家換來寶貴的外匯。這段歷史使命，是邵陽、衡陽、岳陽、襄陽、荊州、周口、洛陽、柳州、寶雞這些內地企業所無法完成的，這些城市也只有在經歷1980-2000年陣痛后，撿起各自殘存的產業鏈，要么在此基礎上添磚加瓦，要么招商引資，重構產業鏈。回到前面的問題，襄陽為什么會發展得比其他城市更好？襄陽最近接連簽下了比亞迪和吉利兩筆大單，比亞迪產業園一期就投資100億元，二、三期各投資50-100億元，主要生產電池生產線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等，建成后，每年將為襄陽帶來300-500億產值。吉利則將在襄陽谷城縣生產汽車芯片，建設谷城專業化硅產業園區，也將為襄陽帶來幾百億產值。光是2022年第一季度，襄陽就計劃開工146個億元以上項目，總投資1623億元。這種事情發生在襄陽，而不是邵陽、衡陽、岳陽、荊州、周口，是因為在上世紀的大轉折中，這些城市的重工業要么死絕，要么根本沒有建設，他們的黃金產業最后流向了珠三角和長三角，而保留汽車產業和軍工產業活下來的襄陽，站在重工業的臺階上，在原來的產業基礎上做嶄新規劃。到2022年，那些原本倒下的三線企業，差不多也有三四十年歷史了，曾經依賴三線而分外自豪的內地城市，只能重新尋找活路。邵陽和衡陽將重點放在吸引大灣區投資上，岳陽要從大化工和長江做文章，荊州則在等待煤化工大產業的發展。雖然大家沒有襄陽和宜昌那么好的回血條件，但好在國運昌隆，總有一些產業向內地轉移，每座城市都還在向前發展。2022年1月，我從襄陽出發，一路向南，走遍了湖北湖南十幾座城市，了解兩省的發展情況，在正式開始湖北篇和湖南篇之前，我先寫下城市篇，是為了告訴大家，各個城市的命運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有的城市走向了昌盛，有的城市走向了衰敗，這背后的規律和邏輯，到底是什么。要了解一座城市，就要知道它為什么在這里建城？它主要依賴的經濟鏈是什么？為什么在這里產生了這條經濟鏈？找到邏輯后，就能反推城市性格和當地市民生活習慣，再通過了解該城市工業發展的科技樹，就能推理出這座城市的發展方向。我在這篇文章里，重點介紹了襄陽、荊州、邵陽、岳陽四座城市，他們就是中國這半個世紀工業變化的代表，尤其是作為一個邵陽人，我第一次弄清楚了家鄉這些年變化的底層邏輯，心里頭十分欣慰。我們不能渾渾噩噩地活著，弄清一座城市，本質上就像弄清自己。我們要明白自己生活的城市，它到底從哪里來，它到底要往哪兒去。就像站在歷史的河流前，看明白自己的一生，它又從哪里來，它又往哪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