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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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邊俄烏戰火依舊，東邊決出“韓國特朗普”，亞太地緣政治再添變數。

3月10日，韓國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險勝李在明贏得總統大選。尹錫悅，曾任韓國檢察總長，辦過前總統李明博受賄案和樸槿惠“親信門”案，但在韓國政壇上還屬政治新人；這位保守派政治新人，立場鮮明，親美排朝，作風強硬，人狠話多，人稱“韓國特朗普”。我在《這場戰爭正在沖擊國際秩序》中指出：“今年是韓國大選年，如今民意流向對文在寅的東亞政策不利，韓國外交即將生變。”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一些國家政壇頻現“特朗普”，日趨“特朗普化”：巴西的博索納羅、英國的約翰遜、韓國的尹錫悅、日本的高市早苗、法國的澤穆爾。他們身上存在某些共同特點：政治素人、立場保守、言行出格、善用社媒、國家主義、反建制派及既得利益者、挑戰全球化舊秩序，其支持者多為舊秩序的受害者、失意者及反抗者。他們就像一群公牛闖進了一家精美奢華又藏污納垢的瓷器店……這股正在崛起的政治力量，攜帶洶涌民意與社會思潮，沖擊著失衡的全球化秩序。

全球化舊秩序為何崩壞？特朗普們和普京們分別何種方式及目的沖擊國際秩序？本文為“國際秩序”下篇，從全球化失衡的視角，洞察特朗普現象與俄烏戰爭，解釋國際舊秩序崩壞。

本文邏輯

一、特朗普現象

二、全球化失衡

三、舊秩序崩壞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感謝分享】

01

特朗普現象

俄烏戰爭引發了歐洲二戰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震蕩，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亞太地緣政治的擔憂，亞太股市如臨大敵，與歐洲股市齊跌。

如此背景下，韓國這場大選備受關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得票率為48.56%，文在寅的支持者李在明是47.83%，尹僅以0.73個百分點、25萬票的微弱優勢成功入主青瓦臺。這是韓國史上競爭最激烈的一次總統選舉。

尹錫悅，現年61歲，但是一位政治新人。他在2017年受文在寅破格提拔，成為文砍殺財閥政治的一把“利刃”。尹錫悅擔任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廳長后，拘捕了樸槿惠、崔順實和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還負責調查“李明博貪腐案”，將李投入大牢。2019年，文在寅再次破格提拔尹為韓國檢察總長以資嘉獎。但是，文沒法控制這把利刃，尹調查文內閣成員，二人最終反目，尹辭去韓國檢察總長職務，加入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參加總統競選。這次大選，文在寅和李在明沒能阻止尹的崛起。

尹錫悅，是韓國政壇的保守派，對內支持經濟自由，對外立場明確、態度強硬。他在2月的國際外交專業雜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題為《韓國需要騰飛》的文章。尹錫悅在文中表態：“在文在寅政府時期，韓國遠離了長期的同盟美國，倒向了中國。對于能就美中之間主要焦點問題明確表明立場的問題，韓國也保持沉默，表現出模糊的態度，實際上并非站在美國一邊，而是站在中國一邊，對此韓國要力求改變。”

中韓關系一度因“薩德事件”跌入谷底，2017年文在寅執掌青瓦臺后對華承諾“三不”：不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尹錫悅上臺可能會打破文在寅的平衡模糊外交。尹曾表示發展韓美全面戰略同盟關系，希望加入美日印澳“四邊機制”，還主張在薩德系統、戰術核武器方面與美國加強合作。實際上，在發表獲勝宣言僅五個小時，尹錫悅就與美國總統拜登通話，后者承諾防衛韓國并加強合作。

在俄烏戰爭爆發后，亞太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預期在資本市場及社交媒體中蔓延。一些人擔心，這“0.73個百分點”可能加速了國際秩序的崩壞。這場大選折射出韓國政治一些變化：

一是韓國政治熱情高漲，在疫情之下大選最終投票率達到77.1%，高出上屆7個百分點。二是韓國選民觀點對立、立場分裂，韓國資深政治家金鐘仁說，“兩人得票率只相差0.73個百分點，國家似乎一分為二了”。三是韓國選民民族主義情緒濃厚，年輕選民目光投向亞太地緣政治。

文在寅可能是這場國際秩序轉變的過渡式人物。文作為民選總統上臺后打擊財閥總統延續了青瓦臺詛咒。但是，韓式斗爭還沒波及到對外關系，文繼續支持著國際舊秩序。美國是韓國穩定的政治盟友，中國是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是，最近兩年，新冠疫情、俄烏戰爭及一些特殊事件加劇了韓國民意轉向與民族情緒洶涌，并對外投射到在朝韓、中韓、韓美關系上。考慮到25萬張票的微弱優勢，俄烏戰爭可能助攻了“韓國特朗普”。這場戰爭加劇國際政治對立，導致文在寅、李在明模糊外交空間變窄，尹錫悅“選邊站”主張乘勢而起。

2016年美國大選，極少人意識到特朗普的“意外”勝出將掀起國際秩序的巨浪。奧巴馬也是一個過渡式人物。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選民對華爾街極度不滿，這位年輕的黑人政客被寄予伐毛洗髓的厚望。但是，奧巴馬花了大把的錢啥事也沒干成。期間，俄羅斯觸發了克里米亞危機，中美關系也在變化，但奧巴馬僅維持舊秩序，加速了俄美關系惡化，錯過了改善中美關系的最佳窗口期。

更嚴重的是，奧巴馬和美聯儲伯南克大規模擴張貨幣與財政，進一步惡化舊秩序和擴大貧富差距。美國明尼亞波利斯聯儲銀行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機后，10%最富有的美國家庭最先走出陰影，金融資產受益于貨幣擴張而增加；而數量最多、收入較低的美國家庭在金融危機后一蹶不振。

這是奧巴馬成就了特朗普。2016年，美國選民對舊勢力徹底失望，他們先拋棄了共和黨建制派候選人、布什家族的杰布·布什，后拋棄了民主黨建制派候選人、克林頓家族的希拉里，一位政治素人就這樣上臺了。此后短短四年，特朗普旋風席卷世界政壇及社交媒體。

特朗普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角色：政治素人、言行出格、作風強勢、善用社交媒體；推行了一種令人不太適應的社會思潮（特朗普主義）：立場保守、國家主義、反全球化舊秩序、反建制派及既得利益者。

特朗普絕對不是一個特例，而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爆發的一種社會思潮與國際政治現象，被稱為“特朗普現象”。特朗普之后，一些國家政壇涌現“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化”：巴西的博索納羅、英國的約翰遜、韓國的尹錫悅、日本的高市早苗、法國的澤穆爾。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是特朗普的成功效仿者，他的“巴西優先”口號直接復制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他同樣善用社交媒體發表煽動性語言以獲取選民支持。尹錫悅與特朗普有很多共同點，均為政治新人，且立場保守。日本政要高市早苗，政治主張極端，則被認為是日本女版特朗普。

再看法國的埃里克·澤穆爾。法國大選即將拉開，這位“法國版特朗普”被認為可能攪動法國政壇的重要人物。澤穆爾現年63歲，也是一位政治素人，他從來沒有擔任過一官半職，早年是暢銷書作家、時事評論員、電視主持人，他善玩社交媒體，經常語出驚人，是法國人氣頗高的當紅人物。從去年7月開始，澤穆爾參選的民調支持率一路飆升，目前緊逼馬克龍。

俄烏戰爭改變了德法民意，德國宣布“歷史性轉變”，如果澤穆爾上臺，法國的行動可能要比正在謀變的德國激進得多。

“特朗普們”，這股被金融危機激活的政治新勢力，擁有一批堅定的支持者，他們善用社交媒體表達選民訴求、賺取選票，在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的刺激下正在迅速崛起；反觀，國際秩序舊勢力、建制派及既得利益者在國際政治上退縮垮臺。

02

全球化失衡

特朗普現象為何出現？

如果不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年邁的特朗普可能沒有機會；要不是奧巴馬表現這么糟糕，特朗普也沒有機會，但是可能會出現李朗普、王朗普。為什么？特朗普的出現，有著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全球化失衡。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誰？除了共和黨的鐵盤外，特朗普“鐵粉”主要是藍領工人、農民、本地中小企業主、商業主、白人及基督教徒。他們有什么共同點？多為白人，信仰基督教，捍衛美國利益，擁護傳統價值觀，反對移民、同性戀、極端女權主義與極端環保主義。在經濟上，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全球化失衡的受害者、失意者和邊緣人。

接下來，我們從經濟角度入手理解國際秩序崩潰。當今世界的國際秩序是二戰后建立的政治軍事與經濟秩序。政治軍事秩序包括聯合國以及后面形成的區域性聯盟，如北約、歐盟等。經濟秩序主要是1944年歐美國家領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包括自由貿易協議（關稅總協定）和國際金融秩序（固定匯率體系、世界銀行）。凱恩斯、羅賓斯參與了該體系建設，中國也是其中的創始國之一。

此后半個多世紀，這個經濟體系極大地推動了自由秩序的全球化擴張：日德戰后崛起，歐洲走向共同體，信息革命爆發，跨國公司擴張，金磚五國興起，“中美國”概念誕生。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全球化秩序遭遇推倒重來的風險。為什么？

這個全球化經濟秩序并不完美，它是一個失衡的秩序：

一、金融體系。其實，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金融體系（金本位和固定匯率）在1971年已經崩潰了。特里芬教授認為，這個體系藏著一個不可調和的“特里芬難題”。簡單來說，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出口貨幣和商品，必須二選一。60年代開始，美國大規模出口美元、進口商品，貿易赤字加劇，加上越戰擴大了政府赤字，美國從凈債權國變成了凈債務國，最終擊潰了美元信用。

根本上說，這是法幣制度的問題，是國家資產負債表危機。法幣是一國資產的證券化，屬于國家發行的債務；出口賺取的外匯相當于國家（公民）的資產。在國家資產負債表中，貨幣出口多、商品出口少，相當于負債端擴張、資產端萎縮，最終走向崩潰。

1971年后，國際金融體系實施浮動匯率和信用本位，但因為還是法幣制度，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它導致國際貿易經常項目嚴重失衡，千禧年之前美國大逆差、日德大順差，之后美國繼續大逆差、中國大順差。注意，國際貿易失衡對兩國均不利。

二、法幣制度。信用法幣制度還制造了另外一大惡果，即信用法幣超發。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法幣制度是金本位貨幣，貨幣發行還受黃金硬約束。但是，1971年該體系崩潰之后，法幣信用制度誕生，貨幣發行約束軟化。在千禧年之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與格林斯潘基本上控制了貨幣閥門。但是，互聯網泡沫危機和“911”恐怖襲擊之后，格林斯潘的手大松快緊，釀成了2008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的始作俑者是美聯儲，根本原因是法幣制度。

三、貿易規則。關稅總協定后來演變為世界貿易組織，這個組織毫無疑問地推動了貿易自由化及經濟全球化。但是，最近30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落后，其很多規則不如歐盟自由貿易協議和CPTPP，對破除不公平貿易、保護主義及勞動力流通障礙的行動遲緩。這就導致一部分人在國際貿易中獲益，另一部分人則受損。

注意，這里并不是否定全球化與自由市場，而是指出當前全球化秩序存在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是全球化失衡的一次總爆發，它改變二戰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危機爆發后，這個秩序不但沒有得到修復，反而在各國貨幣寬松政策下持續惡化，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危機：金融危機、債務高企、通脹惡化、國家沖突、逆全球化、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崛起……

我們需要抓住一條主線：全球化失衡導致全球貧富差距擴大。

一端是全球化失衡秩序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主要是跨國集團、金融巨頭、科技企業、能源寡頭、房地產巨頭等。他們的政治力量是全球建制派勢力——建制派并不是美國獨有的，而是一股橫亙在美歐亞太上空的強大勢力，他們是全球化失衡秩序的制定者和堅定捍衛者。他們的經典合作是：歐美的央行印鈔機、跨國公司的廉價資本與先進技術，以及非歐美國家過人的政治力量、豐富廉價的要素資源。比如，美國華爾街+沙特石油寡頭、跨國公司+韓國財閥、德國聯盟黨+俄羅斯石油寡頭。他們享受了貨幣超發紅利、非自由競爭規則紅利以及亞非拉各種資源紅利。他們的好日子可以用“東食西宿”來形容：在東方賺錢在西方享受。

另一端則是失衡秩序的受害者、失意者，他們主要是歐美國家的制造業工人、本土中小工商業主、城市中產階級，以及亞非拉“享受”各種紅利的工人、飽受工廠污染的民眾、背負高房貸的城市中產家庭。全球貨幣超發洗劫了他們的財富，一群中產階級因債務而塌縮。問題最嚴重的是“資本全球流動、勞動者被限制流動”，跨國公司在全球逐利，尋求政治保護和經濟壟斷的紅利，但是本土中小企業和藍領工人只能在原地破產和失業。如此，跨國資本與本土勞動者的收益持續拉大，成為最近20年全球貧富分化的主旋律。

這就是全球化舊秩序的主要矛盾：全球建制派及其既得利益群體與失衡秩序受害者失意者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往往被刻意鼓噪的國家沖突噪音所淹沒。它是理解當今世界動蕩局勢的主線。

在美國，兩黨政治勢力在蘇聯解體后在失衡的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分化。民主黨向左依次分化為建制派、溫和派、進步派和激進派（極左），共和黨向右依次分化為建制派、新保守派、保守派和特朗普主義者（極右）。其中，民主黨建制派以克林頓家族為代表，共和黨建制派以布什家族為代表。蘇聯解體至今30多年時間，除了特朗普執政4年，這兩個家族及其建制派完全主導了白宮。兩黨的建制派之間達成合作默契，與全球跨國巨頭以及一些亞非拉國家的政治勢力，共同捍衛這個失衡秩序。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家族被稱為二戰后紐約的建設者，但沒能進入建制派-華爾街朋友圈。這顆“遺珠”成為了今天全球建制派最大的挑戰。

如此，美國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從單一派別演變為以身份政治為劃分的眾多派別；從兩黨平行線競爭演變為三角結構斗爭。這就是美國全新的政治生態。

弗朗西斯·福山撰寫了一本書叫《政治身份》來描述美國及全球的政治分化，他說如果不是因為特朗普上臺他不會寫這本書。扭曲的全球化和糟糕的貨幣政策導致了利益分化和市場失靈，民眾只能以政治身份的抱團方式來謀求利益。

特朗普主義者一邊要對抗兩黨聯合的建制派勢力，另一邊還要對抗民主黨極左勢力進步派和激進派。如何團結大多數？特朗普跳出了黨派局限，敏銳地捕捉到美國人在歷史上很少關心的一種政治身份：國家主義——“美國優先”。

正如福山所說的，盡管貧富沖突巨大，但階級身份在美國已經沒有了市場。特朗普用“美國優先”的國家主義正好對上全球化舊秩序，在意識形態上雙擊對手：建制派新保守主義在經濟上的世界主義和民主黨極左勢力在政治上的世界主義。

03

舊秩序崩壞

經濟秩序的崩潰導致了國際政治秩序的崩壞。這是邏輯國際秩序崩壞的主線，即金融危機—經濟秩序崩潰—反建制運動—內部建制政治勢力倒臺—外溢到國家沖突—沖擊國際政治秩序。

特朗普上臺后扮演了秩序破壞者的角色，他積極“退群”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讓世貿組織仲裁機構停擺，試圖推動“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貿易協議，拒絕支付世衛組織的運營費用，多次數落北約成員國，指責德國出錢少還“通俄”。特朗普向國際政治秩序投下了一顆顆炸彈，過去穩定的美中、美歐關系立即降溫。據說，特朗普如果連任還有退出北約的可能。

為什么特朗普對國際政治沖擊這么大？

盡管特朗普的動機是維護美國利益，但其行動所挑戰的不僅是美國民主黨極左派，而是兩黨建制派及其既得利益者捍衛的全球化舊秩序。特朗普在美國的反建制的單獨行動，容易引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更易被解讀為國家矛盾、意識形態對立。

只是新冠疫情的爆發暫時沒收了特朗普的大棒，民主黨拜登借郵寄選票入主白宮。這場大選是美國歷史上最具爭議、斗爭最為激烈的大選之一。整個美國的政治激情被這場大選點燃了，兩黨建制派勢力聯合民主黨激進派、進步派，啟動硅谷社交媒體力量，一起合力扳倒特朗普。至此，這場建制與反建制的斗爭達到了局部高潮。

拜登是全球化舊秩序的典型捍衛者，他一上臺就讓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議，實施聯合西方世界戰略，推行世界主義價值觀，重塑美國的國際領導權。世界似乎又要回到舊秩序的框架中，但新冠疫情、能源危機、通貨膨脹和俄烏戰爭，正在改變各國民意、加劇世界分裂、重啟特朗普主義，正在擊碎拜登的復辟殘夢。

先說英國。英國是一位具有保守主義傳統的國家，政治突變不是唐寧街的風格。但是，金融危機觸發的歐債危機著實改變了歐洲的民意，民粹福利主義興起，同時分離主義傾向加劇，一些人反對歐洲一體化和歐元。

這加快了英國脫歐的步伐。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是政治妥協的結果，同樣也是一位過渡式人物。她含淚下臺后，頭發蓬松的鮑里斯·約翰遜登場了。這位保守黨黨魁與特朗普有些像政治上的孿生兄弟，特朗普稱他為“英國特朗普”，他還說約翰遜當選有他的功勞，因為他在英國很受歡迎。約翰遜很快主導了英國硬脫歐，戰略上迅速倒向美國，與加澳新一起組成盎格魯-撒克遜聯盟。

再說德國。艾哈德、科爾與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是德國崛起的締造者，也是歐洲一體化秩序的構建者。默克爾是過去十多年歐盟的中流砥柱，她堅決維護歐洲團結，阻止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退出歐元區，但此舉引發巨大爭議。默克爾是一個敢于硬杠特朗普的政客，但她與拜登應該是守衛舊秩序的完美二人組。拜登上臺后解除了之前特朗普因北溪二號對德國能源企業的制裁。默克爾還與普京、新興經濟體維持著固有的穩定關系。

但是，2021年大選，穩定的德國民意悄然生變，年輕選民開始拋棄默克爾的穩健與折中主義，他們更關心德國在歐洲地緣政治上的不同表現。結果，勝出的中左翼社民黨與左翼綠黨、自民黨組閣，聯邦黨被踢出局，拜登聽聞大驚。德國政治趨于碎片化和不穩定，極右翼政黨另類黨崛起獲得了10%選票，該政黨反對歐盟、反對歐元、反對移民、反對穆斯林、反對新能源政策，主張民族主義和保護德國。俄烏戰爭給正在謀變的德國政治推了一把，德國出現了歷史性轉折，新總理朔爾茨宣布德國將打造一支強大的軍隊。前北約高級指揮官斯塔夫里迪斯對此表示：“我曾擔任北約盟軍最高指揮官四年，在每次會議上都找到默克爾，希望德國增加國防開支，但一無所獲，普京僅在 48 小時內就實現了。而德國軍事崛起定然會沖擊目前聯合國的政治格局。

再看法國。馬克龍是典型的過度式人物，他上臺的緣由與奧巴馬如出一轍。馬克龍，年輕帥氣，敢娶自己的老師為妻，一副改革派的形象。但是，他上臺后與默克爾小心地維護著歐盟秩序。俄烏戰爭引發了歐洲地緣政治危機，重新點燃了歐洲人的政治激情。這場戰爭有可能如韓國大選一樣給予澤穆爾“神助攻”。假如“法國特朗普”參選且勝出，那就意味著全球化的反抗者再下一城，將進一步攻陷歐洲政治舊秩序。

接著是日本。近些年，日本民意日趨洶涌，逐漸波及到外交領域。首相岸田文雄打著“新資本主義”旗號上臺，贏得了舊秩序反對者的支持。他在《我的新資本主義大設計》中批判新自由主義擴大了貧富差距，承諾將致力于打造“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岸田文雄其實批判錯了對象，目的是打擊安倍及其細田派。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日本流行所謂的安倍經濟學——擴張財政和擴張貨幣（非新自由主義，而是凱恩斯主義）。此舉擴大了貧富差距原本不大的日本的貧富差距，導致日本經濟呈低增長、低通脹、高泡沫、高債務的“日本化”趨勢。這就是全球化舊秩序的問題。安倍及其細田派在外交上給予反擊，他主張選邊站外交，加強美日同盟，對亞太說狠話，還要與美“核共享”，試圖讓岸田文雄親美維中的模糊路線無路可走。俄烏戰爭引發亞太地緣政治擔憂，岸田文雄或不甘“落后”，在外交上與安倍斗狠比狠。

接下來是韓國。韓國財閥是舊秩序的產物，是韓國威權主義樸正熙政府與國際資本協作的結果。1988年韓國進入格林尼治時間，民選總統開始與財閥總統血腥斗爭。文在寅啟用尹錫悅“手刃”李樸二總統，但文尹二人很快反目。尹錫悅在首爾勝出李在明25萬票，這決定性的微弱票數可能來自首爾年輕人對房租、房價上漲的不滿。文在寅在大疫之下擴張貨幣，這一舊秩序的玩法損傷民意。如今尹錫悅上臺，“青瓦臺詛咒”可能外溢到亞太關系上。

再看美國與拜登。美國是國際秩序改變的最大變數。拜登試圖恢復搖搖欲墜的舊秩序，但被困在政治身份分裂的三角政治生態之中，陷入貨幣超發引發的高通脹與俄烏戰爭加劇的金融脆弱導致的滯脹泥潭之中。拜登上臺啟用老辦法發貨借錢送福利，結果通脹爆棚、債務膨脹。高通脹是信用法幣失控的終結者，這場通脹意味著舊秩序貨幣擴張的操作逼近極限。

外交上，令人困惑的是拜登領銜的建制派為何沒有與新興國家修復關系。權力更替與特朗普給舊秩序中脆弱的國家關系劃開了一道裂痕。新冠疫情與特殊事件讓美國進步派與激進派的政治激情熊熊燃燒，如今拜登的建制派外交完全被這種火焰所吞噬。今年美國中期選舉，如果民主黨丟掉眾議院或兩院，特朗普很可能在2024年卷土重來。畢竟，特朗普主義已深耕美國。

目前，舊秩序與反舊秩序，這兩股勢力處于激烈交鋒之中：

一、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分化、經濟沖突導致內部政治高度對立、社會嚴重撕裂。年齡上，年輕人與老年人對秩序更為不滿，中年人還可能是過去經濟全球化、貨幣超發與房價上漲的受益者。尹錫悅激進支持者是20-29歲的年輕人和60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催生了如今國際舞臺上流向的素人政治和老人政治。

二、政治激情高漲。特朗普們與傳統建制勢力短兵相接、水火不容，這大大點燃了各國的政治激情，各國大選的投票率均上漲，支持者分別在社交媒體上、街頭游行時“火拼”。這場反建制運動又加劇國際沖突，政治激情裹挾民族主義傳導到國家斗爭上。土耳其、印度、韓國、越南、波蘭被戲稱為“油管五常”，五國網民在社交媒體搶奪話語權，令一些國家的民眾頗為嫉妒。

最后，不能忽略了烏克蘭與俄羅斯。烏克蘭與俄羅斯不同于上面的邏輯，他們沒有完全融入到全球化舊秩序之中。蘇聯解體后，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歐洲快速走向一體化，東歐及前蘇聯國家融入這個秩序是當時的主流思潮。烏克蘭試圖加入歐盟與北約但均未如愿，澤連斯基似乎是特朗普和拜登結合體，這位政治素人用特朗普的方式謀求加入拜登捍衛的舊秩序。

拜登是舊秩序的捍衛者，特朗普是挑戰者，普京是邊緣人，特朗普與普京的共識是均對國際秩序不滿。不同的是，普京最初希望加入全球化舊秩序，但因克里米亞危機斷送機會。這場危機導致俄羅斯成了全球化秩序的邊緣人——命懸于能源貿易。實際上，俄羅斯的石油寡頭及普京也是舊秩序的受益者，他們與歐洲建制派開展能源合作，普京與德國兩位前總理默克爾、施羅德關系均不錯。施羅德卸任后還在俄羅斯石油巨頭里任職，在俄烏戰爭時會見普京試圖調停。但是，僅是能源利益遠不足以滿足普京的政治需求，他希望在國際秩序中扮演規則制定者的角色。

與歐美政治激情高漲不同，戰斗民族對政治其實很冷淡。蘇聯長期的計劃經濟催生了嚴重的搭政治便車動機：老大決策，我躺平；老大吃肉，我喝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人口負增長，新生力量不足，老齡化日趨嚴重，這種便車動機一直延續。普京打格魯吉亞、克里米亞，俄羅斯人不太關心，反而因有湯喝而支持。這就是普京的克里米亞效應。但是，這次俄烏戰爭引發的歐美制裁，讓俄羅斯幾乎成為了全球化秩序的絕緣人。這是否會點燃俄羅斯人的政治激情？這應該是普京最擔心的。

舊秩序的不瞞者有受害者、失意者、反抗者和邊緣人，他們除了特朗普、普京、藍領工人、被高房價壓迫的城市中產、飽受工業污染的民眾，還包括技術極客和數字貨幣擁躉——試圖用私人貨幣及無國界銀行系統來挑戰法幣與金融秩序。他們的國籍、身份、職業均不同，各自的信仰與動機也不同；他們有極左也有極右，并非全是特朗普主義者。

當今全球化舊秩序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制度與經濟全球化的矛盾，但是經濟秩序崩潰又會激起國家沖突與民族主義，國家機器將進一步得到強化——正如美國金融監管部門正借制裁俄羅斯之機打擊加密貨幣。

全球化失衡秩序與反秩序之間注定是一場漫長而殘酷的斗爭。金融危機沖垮了全球化經濟秩序，新冠疫情加劇了逆全球化，俄烏戰爭觸發了國際地緣政治危機。國際產業分工重整，政治三角格局生變，國家緩沖地帶消失，軍備競賽開啟，國家謀求抱團。舊勢力垮臺，新人政治崛起，舊秩序崩壞，新秩序遙遙無期，世界進入后秩序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