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近的疫情確實讓人煩惱，所謂事在人為，一樣的問題，不同的地方結果往往截然不同。如今上海面臨的困難，也不完全來自疫情，更多是發展模式上一些歷史積累問題的陸續暴露。

以國際化自豪的上海，很多事情都喜歡從開埠以來談起，確實歷史長，資格老。但有時候，從開埠以來還是從建國以來，不僅是兩種不同的敘事，也可能是兩種不同的路線。

上海是一座在中國有特殊地位的城市，這一點我想誰都不會否認。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時候，粟裕做了一個比方，說在上海這個經濟中心打攻城市堅戰，叫瓷器店里捉老鼠。這一戰，解放軍打的束手束腳，蔣軍倒是依托城市建筑改造的堡壘，給一線指戰員造成了嚴重傷亡。負責前線指揮的聶風智，在強攻蘇州河對岸時，因為不準使用重炮的規定，在指揮部里爆發了一場到底是愛無產階級的戰士，還是愛資產階級的樓房的大爭論。這場爭論，日后還被搬上了電影熒幕。

《大進軍-大戰寧滬杭》

這里不妨說句題外話，那就是上海這種情形也不是完全的獨一無二。在一些局部戰場，比如在解放廈門時，解放軍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這種束手束腳本是時代所限的不得已，但隨著最近幾十年，家里的瓶瓶罐罐越多，我們的束手束腳也越發嚴重起來，以至于能忍好哄，幾乎成了內外敵人對我們的固有印象。強大的組織度不應該導致無謂的犧牲，過去那種屈己從人的老作風對當代越發激進的反動派是要不得的。

時代不同了，因反動派而破壞的，我們有能力建設的更好，也只有展示出我們的果決強硬，反動派才會珍惜戴罪立功的機會。對一切內外敵人，尤其是關乎祖國統一大業，霹靂手段對大家都好，過度忍讓只會使所有問題長期化，復雜化。

無論如何，當年上海作為中國獨一份的家當，為了保住這份家當，新中國的建立者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犧牲。而這種努力，又增加了這種城市的特殊性。上海當然有其特殊性，但戰上海，說到底，是為了使過去買辦、資本家通過榨取工農群眾所積攢的一點家當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舊上海的大樓是靠誰建起來的，這個答案不言自明，而不是拿了誰的家業，不存在原始股的問題，更不存在誰來給無產階級飯吃，缺了誰就沒法建設新中國。

對上海來說，到底是自開埠以來，還是自建國以來，存在一個如今高度發達的當代上海究竟從哪里的問題。

不可否認，上海的誕生，和外國輪船是有直接關系的。上海成長為中國的東南經濟重鎮和西方資本主義從海上而來，征服亞洲，是同一個發展過程。從這個角度說，二十世紀初的舊上海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超級都市，長期存在于中國，又超然于中國，實際上依附于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是沒問題的。舊上海的繁榮發達，是西方對中國經濟剝削的一個放血口。這導致舊上海存在強烈的買辦情節，而買辦又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可恥，最軟弱，最內殘外忍的一批人。

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一戰時，德國在上海的大批染料都落到了上海中方經理人，這些人無本萬利，大發橫財，涌現了一批染料大王。一戰后，德國人回到上海，這些染料大王立馬乖乖把貨款再加上幾年的利息如數奉還，還被今天不少人吹捧為守信用的美談。

世界上，哪有吃進去還吐出來的資本家?特別有信用的瑞士銀行家在二戰又是怎么做的，這就是資本家的恥辱。不外乎這些人不掌握產能，又不能團結一致把利益黑下來，爭先跪舔洋人，不管這洋人如今的實力如何，指望繼續做代理人，這就是買辦。

中國的土生資本家，是全世界資本家的一朵奇葩，自清末誕生以來，長期依附于外部市場，偶然誕生一兩個胡雪巖式的人物，也被內卷外壓打下去了。結果就是這批人以內卷為能事，哪怕占據優勢份額，可以團結起來壟斷的東西，也能卷到主動把定價權交給外國人，沒有任何收割的主動性，只有被收割的能動性。

但歸根到底，上海的繁榮是建立在它溝通中國東南腹地，匯聚了江浙經濟精華，又坐擁天然良港的基礎上。買辦依附于外國人，認為上海存續發展的關鍵在伺候好外國人，卻無法意識到，西方世界的繁榮，同樣建立在能不能剝削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市場上。換而言之，外國人也依附于上海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以及由此形成的成熟物流、生產體系。當然，即使買辦意識到這點，上海的地理位置是不變的，但買辦是可以換的，所以他們也無法改變對西方的被動地位。

這種情形到1949年以后，就截然不同的了，上海和新中國一起，從此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1949年，解放前夕的上海可不是什么優質股，反而彌散著破產的味道。清末以來建立的少數重工業，從1945年光復以后沒有任何恢復，劫后余生的一點輕工業在天量美國物資的傾銷下已經奄奄一息，這時上海最繁榮的產業是走私緊缺物資和倒賣出逃的船票，城市正處于瀕死前夕的回光返照。

畢竟，作為中國買辦和官僚資本集大成的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能在抗戰時期使大后方鋼鐵業大規模破產的神奇政府。

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才有了我們熟悉的陳毅市長，才有陳云的兩白一黑，恢復了這個城市的基本運作。實際上，官僚主義和買辦始終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最大的阻礙，而以上海為代表，民族工商業發展最快的時期，是新中國經濟恢復時期。在這種恢復的基礎上，才陸續開展了公私合營和工業化再造，這是上海新生的開端。

從一五到五五，通過連續五個五年計劃，到改開前夕，上海工業從初級制造業起步，逐步升級為具備高精尖產業和生產研發能力的大型工業復合體。當然這個過程中，特別是一五前后，上海的工人，技術骨干付出了很多，曾經大量支援全國工業建設，他們的足跡遍布塞北江南，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一直到八十年代，上海上繳中央財政仍在全國居首位，地方財政占全國比重超過10%。但也正是基于上海的特殊地位，特別是1958年之后，上海也很快獲得國家政策的傾斜，集中了各種力量保障供給，人才匯聚，進入了一個發展的快車道。

實際上，經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上海經濟結構到改開前夕，已經由虛向實，從解放前的外部傾銷窗口一躍成為國內工業生產的主要發動機。此時的上海作為新中國工業體系建設的核心部分，已經脫離了舊中國的殘夢，形成了全新的發展模式。之后，雖然經歷了很多挫折磨難，對世界先進水平進行了長期追趕，但中國獨立自主建設的總趨勢是不變的。而沒有這個時期的奠定的基礎，中國也是不能成為日后的世界工廠的。同樣是和世界接軌，但新舊上海，乃至新舊中國，本質上是不同的。

談到這里，不妨說一個比較少為人提及的事情，那就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分從一開始就長期存在于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內的，這在上海尤其明顯。新中國建設之初的工商業改造是挾大勢以贖買這種溫和形式完成的，像上海的民族工商業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職業經理人這些舊時代的精英并沒有被消滅，而是成了一個特殊的合作階層。

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即使在前十七年也是溫和克制的，最大限度團結各階層力量，共同推動中國的工業化建設。這是我們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獨特之處，也是因為我們的家底太多薄弱，不得不團結一切力量的迫不得已。

這些人是即使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也能吃上特供，獲得家政服務，哪怕文革初期也能在二樓喝咖啡的特殊階層。實際上，通過這些人，新中國一直和西方有一定的聯系渠道，從來沒有真正搞過所謂閉關鎖國，倒是對開放表現出的所謂震驚有幾分真假，幾分政治，是頗為有趣的。

相應的就是上海這樣的城市，一邊是社會主義體制下工人力量迅速生長，成為新時代建設的骨干，一邊是原有資本主義的成分依然存在并還在緩慢生長。

有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再結合六十年代初，國民經濟剛剛經歷了一次嚴重困難與大規模調整，內外部都存在巨大壓力，在這個時期，出現霓虹燈下的哨兵就有些不同的風味了。毛主席對怎么評價南京路上好八連是有一篇八連頌的，而電影才是后來拍的。八連精神寶貴在哪里，寶貴在“意志堅。為人民，幾十年。拒腐蝕，永不沾。因此叫，好八連。”要學什么呢？全軍民，要自立。不怕壓，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賊。奇兒女，如松柏。上參天，傲霜雪。紀律好，如堅壁。軍事好，如霹靂。政治好，稱第一。思想好，能分析。

無論是雷鋒，還是霓虹燈下的哨兵，都是有強烈時代特征的產物，絕不是單純的好人好事，是以一種高度警惕又具備高度自覺的戰士形態為核心的。經過教育的工農群眾，面對復雜的形勢，各種內外敵人，要成為有主動性，有分析能力，能保衛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這才是當時教育與宣傳的目標。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在共產黨人主導下，集中一切進步愛國力量共同實現的，在很長一段的歷史時期內，也必然是多種成分，乃至明晃晃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共同存在。這種情形，就一定會有存在主流與支流，甚至主流中有逆流，支流侵蝕主流的問題。

尤其是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內生的社會主義力量雖強，實際上面臨著孤軍奮戰的困境，由打天下到坐天下，隊伍里的官僚主義、投機者不可避免的滋長，原本被壓抑的資本主義成分，卻存在強援在外，內外聯動的能力。偉大領袖晚年對怎么保持社會主義的主導性，對和平時期的路線斗爭，資本主義的回潮有很深的憂慮，絕非單純的杞人憂天。

新時期里，上海城市文化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種憂慮。成為隨著社會的變遷，市場經濟的發展，工農群眾從有組織和強話語權的主體逐步分散流動，成為缺乏組織和話語權的背景板。過去那種依托國有企事業單位，人在組織中，嚴密有序的舊結構也隨之解體，這種消失必然要有人來填補。有趣的是，之前那些小開，舊資本家絕大多數也最終消失在開放的春風里。隨著全面放開，過去的狹窄渠道意義不再，既然改弦更張，有些舊約自然要換一換，他們當然也要讓步于重新上陣的港臺和外國資本及其新代理人。

取而代之的是，成為城市主流的新舊兩個精英階層。一個是上海最傳統的核心階層。上海最核心的階層是什么，按過去上海人的說法，肯定不是領導，而是專家。這些人有真本事，或者學識精深，或者社會關系通天，是從舊中國就生長起來的社會精英，無論是民國，日本，還是新中國，他們都是座上客。隨著時間的發展，他們門生故舊遍天下，形成了一個高端又封閉的小圈子。這些人當然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甚至很多人覺悟貢獻都很高，但總體上，還是更像社會主義的貴客，政治屬性并不強，而是有自己一套的眼界和運作方式。

所以，上海有一個很強大的傳統精英群體，這些人有很大的話語權，影響力，見識高，能力強，看慣了風云，更重要的是這些人不好管理。領導如果強勢，懂門道，那么能壓服這些人，會發揮很大的力量，如果領導水平不夠，那么這些人會自行其是，甚至挖坑叫你吃苦頭。這使得這個城市本身有很強的獨立性。所以，專家的話只能聽一半，他一說沒有明確證據能證明的時候，你要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被專家牽著鼻子走。

另一個，就是后生的市場經濟精英及其附和者了。真正的上海土著，其實很少是上海敘事的主體，外來者才是。要說買辦，舊時代的買辦早完蛋了，新時代或許有一點，他們有力量，但未必是城市敘事的主流。未必是最有力量，但叫的最大聲的，是市場經濟下催生的新信徒，也就是所謂中小資產階級，就是那種連末日方舟在哪都不知道，卻堅信自己應該有一張船票，還整天弱肉強食，覺得資本家靠自己，打工人還得靠自己的那種存在。

這些人是特別起勁，頗有行動力的一個群體，老克勒這種過去不上不下的玩意也是這么重新推出來的。說起來，全世界都是這種自命不凡又滿懷憂慮的小中產最激進，也最容易忽悠，也最配合忽悠。這個群體，其實沒什么力量，有破壞的力是有的地方借這個群體為推手，聯合其他真正有力量的階層，自己有別的想法。上海的國際化色彩重一點沒什么，但在城市建設，敘事結構里，混淆新中國的敘事，這就不是好事了。而發展到成為另一種社會發展思路的重鎮，就更凸顯出霓虹燈下的哨兵，到底在警惕什么了。

上海本身擁有金融中心的屬性，這是改開后逐步形成的，其中既有歷史因素，更多還是國家的統一布局。搞金融的地方，難免有一種由實向虛，乃至超國界的趨勢，這是金融固有屬性。但這種趨勢是要格外注意的，歐美的教訓在前，搞金融搞資本無國界就不妥當了，以為這就是國際化，是先進的部分，那就更不該了。

而在這一點上，另一個南方重鎮的深圳，土生味更重點，但情形就好一些。起碼，如今不會有深圳人還以身為香港鄰居為榮吧，人家就是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先鋒，光榮屬于天南地北的建設者，而不會把光榮歸于八竿子打不到百年前殖民者身上去。鼓吹舊殖民時代所謂的超然華美，并沉眠這種往日榮光中難以自拔，這種論調，另一個大流行并與之惺惺相惜的地方是香港。

一些地方的情況，確實集中突出，但也不是獨有的。類似的問題，應該是帶有普遍性的。實事求是的說，幾十年來，中國的開放與發展敘事，本來就有百花齊放，各自生長的地方化傾向。大家共同探索沒什么不好，在探索中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也正常。但如今來看，萬變不應離其宗，尤其是國內外環境發生巨變的今天。市場化并不是萬能，更不用說妄想市場超越于民族，階級、國家，超然物外的做生意，乃至把治國理政都變成了生意，其結果必然是屁股要坐偏的。

如果還不能正確意識到，中國偉大事業內生力量的根源，在廣大人民群眾，在獨立自主的艱苦奮斗，而還在沉迷那種挾洋自重的落后敘事，甚至自覺不自覺把自己的屁股放在剝削者的一邊，還想著分一杯羹，那必然會站到歷史的對立面了。

也是從這個角度說，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主流敘事，也是它的根脈。它到底從哪里來，屬于誰，有誰建設，為誰服務。這是一個路線，一個原則的問題。我們過去總是在避諱，模糊，隨著時代的發展，矛盾的突出，在解決問題時候，正本清源，團結思想也到了越來越迫切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