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濤
來源：純科學（ID：chunkexue）

在“隱形戰爭——中國未來抗疫之路該怎么走？”一文中，我們通過全新的戰爭理論證明了當前的新冠疫情是一場隱形戰爭形態的生物戰。在第二篇“隱形戰爭——科學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誰手里？(上)”一文中，我們深入討論了通過抗原檢測等給中國清零政策在技術上埋下的深坑，因為其專業性過強，它已經接近騙過中國整個防疫和醫學界。因為文章中對著名的上海傳染病專家張文宏博士提出了批評，有些網友在留言中對作者的專業性提出了很強的質疑或疑慮。盡管提出這個問題的網友很多是站在質疑本文作者的角度，但我還是要深深地感謝這些網友。因為防疫是一個非常嚴肅，且影響極為廣泛的事情，即使這些質疑本文作者的網友言辭很激烈，如果是以專業角度提出質疑，我們都會持非常贊賞和很樂意接受質疑的態度。在這個重大的問題上，任何個人的榮辱都是次要的事情。在此，我必須要先以接受讀者考核和審查的、乃至虔誠的態度，呈交一下我之所以在專業性上可以來談論這個問題的理由和資質等信息。

專業性是有問題針對性、層級領域等區分的。如果從層級領域上來說，有應用域專家、技術維護域專家、研發生產域的專家等。簡單以汽車舉例，一個人會開汽車，是老司機，他就是應用域的專家。如果一個人在汽車4S店作維修工程師，這是技術維護域的專家。如果一個人在汽車廠做產品的設計研發生產，就是研發生產域的專家。

在醫療等體系實際進行病毒檢測工作，這屬于是應用域。

對醫療體系的病毒檢測設備進行安裝調試維護，這屬于是技術維護域。

做IVD（體外診斷）設備、耗材、試劑等研發生產，這是屬于研發生產域。

在病毒檢測這個特定專業上，張文宏博士是屬于應用域的專家，而我是屬于研發生產域的。本人也是中國儀器儀表協會醫療儀器分會的高級會員。我以虔誠的態度呈交這些信息，是希望讀者至少能夠感到放心：我是有最基本的資格來談這些專業問題的。但這個還遠不是我有更權威性的理由來談這些技術問題的真正原因。

不僅是普通人，甚至包括學術界的很多人，可能都不是能夠特別清晰地界定：如何來確定專業的針對性。就是說，當你要解決一個問題時，誰才是真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專家？由于現在科學技術的分工越來越細，各個專業方向越來越狹窄，因此專業之間的鴻溝可能會越來越深，越來越隔行如隔山。由此帶來的最大問題還不在于一個專業領域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另一個專業的知識，而是當遇到一個實際問題時，人們很有可能會找錯專家。尤其當一個人成為名人以后，大家就以為他什么都懂。如果一個名人不知道精細地區分專業的差別，就很容易陷入以為自己什么都懂的狀態。

正因為今天的人類科技領域越來越細分和廣泛，所以就更迫切地需要具備能夠橫向看明白不同專業之間相互關系的能力，也就是“通曉能力”。困難之處在于：因為科技信息的爆炸，人們又普遍認為百科全書式的、能夠通曉當代人類所有知識領域的學者已經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一個人很難什么都懂。幸運的是，今天在這個判斷之前可以加上一句話——“除了本文作者之外”。不是說在中國社會如此，而是說“當今世界，包括北約和俄烏在內，除了本文作者以外，一個人很難什么都懂”。順便說一下：當今中國至少在一個科學領域已經處于全世界絕對領導地位，就是基本科學方法或微觀科學學。這是比一般的基礎學科更加基礎的學科領域。如果系統理解了第三代科學就會明白，這個觀點是全世界學術界會一致公認的。

關于如何做到這一點，其實很多網友已經對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是第一次聽到這個的讀者可能會感到有些詫異。其實并沒有什么神秘的：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需要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就是掌握科學的兩大基本工具：數學與測量。作者以這兩大基本工具實際地考察和研究了當代人類全部三千多門科學的學科領域，包括全部的醫學、生理學、分子生物學或病毒檢測等領域。既然它是一套科學的方法，也就是說：只要讀者愿意，并且系統地掌握了這一套方法，你也可以具備這樣的能力。當有更多學者 —— 我當然希望是更多中國學者掌握了這一套方法之后，前面的說法就不再成立了，而是會變成：只要掌握了第三代科學的方法，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通曉當代人類所有科技文明成就。

本文也會部分地涉及相關的科學方法課題。

下面接著前文話題繼續討論生物戰的隱形戰爭問題。

關于真理還有一句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正因為如此，在具體的真理面前，人和人就是完全不平等的。人們能指望某個對特定專業什么研究也沒做過的人，與一個長期研究該領域的專業人員具有平等的說話資格嗎？不是“當然不能”，而是“絕對不能”。忽悠人的大V們經常就是拿“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隨便說些什么，卻要求具有與真正的專業研究者一樣說話的權力。因此，在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時，后面必須加上一句話：“在一切具體的真理面前，人和人是不平等的”。

因此，我們很自然想到的是，遇到專業的問題，首先必須去聽專家的話。問題在于，很多表面上專業的問題，所涉及的并不是某個單一的專業領域，而是會涉及眾多不同的專業。那就要深入分析，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具體課題究竟是屬于什么專業領域的，而不是表面上看起來它屬于哪個專業領域。

1964年，貝爾實驗室的彭齊亞斯和他的同事威爾遜為了研究衛星通訊，在調試6米號角式天線接收機過程中意外發現了無法克服的4080MHz為中心的背景噪聲。經過長期測量、驗證，以及與附近研究宇宙學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專業教授們交流，1965年，他們二人在《天體物理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在4080兆赫上額外天線溫度的測量》的論文。因為這篇論文，他們獲得了197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的原因是這個測量結果成為宇宙大爆炸理論的有力支持證據之一。后來，人們就時常請教他們關于宇宙大爆炸的問題，他們憋不住坦率地說，真的搞不懂宇宙大爆炸理論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他們對此完全是外行。兩個宇宙大爆炸理論的外行，卻因為證明了這個理論而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為什么？因為證明這個理論的宇宙微波背景幅射的測量專業技術，與這個理論可以說基本沒什么關系。他們的成功，最核心的原因是他們擁有更高靈敏度的微波測量工具。如果說有什么偶然因素，那就是當時用于衛星通訊的C波段的下行頻段（3.7GHz - 4.2GHz為下行和5.925GHz - 6.425GHz上行，擴展的C波段可以從4GHz到8GHz），正好就是與3K宇宙微波背景幅射的峰值部分頻段重合，使他們有機會接收到這個信號。如果是現在衛星通訊常用的Ku（下行從10.7GHz到12.75GHz，上行從12.75GHz到18.1GHz）甚至Ka頻段(27GHz到40GHz)，可能就沒這個運氣了。

目前在中國，別說是宇宙大爆炸理論，作為諾獎獲得者的彭齊亞斯可能會被人們邀請去大談相對論、宇宙學、量子計算、互聯網、新能源汽車、太陽能、星鏈……他們還不得不說點什么。如果他們說自己真的不懂宇宙大爆炸理論，很多人可能會非常不理解。可能會有這么三種情況：

• 哎呀彭老師，您真是太謙虛了！謙虛過頭了也是驕傲啊。

• 彭老師是在說笑話吧！您別逗我了！—— 彭老師是太忙了，以此婉拒。

• 不懂，怎么可能？那你們怎么靠證明這個理論居然得諾貝爾獎了？那不是騙子，把諾貝爾獎委員會給蒙了嗎？

人們可能很難理解到，他們就是微波信號測量和衛星通訊的專家。如果他們對其他問題沒興趣，那是很正常的事情。這種情況不僅在這一個領域如此，而是很常見的。例如，碳14測年法、以鋯石晶體為基礎的鈾鉛測年法、熱釋光測年、電子自旋共振測年法是考古學和地質學研究常用的測量方法。但是，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們一般來說在這些技術上都是外行，他們甚至可能連用戶不是，只是將樣本送交給有條件的真正是用戶的實驗室測量，他們使用測量結果就可以了。有些人受過相應的專業培訓，大多也只是會使用這些測量工具而已。在防疫領域同樣如此，不要老是聽防疫專家和權威們整天在談核酸檢測、基因測序等，他們在這些測量技術上基本都是外行，最多算是用戶。但是，中國社會對于科學的這些情況很多是不理解的，很多時候不光是普通人，就是政府也經常被表面看起來的磚家們給蒙了，尤其中國的專家們經常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懂哪些領域，或者不會像彭齊亞斯他們被人問到宇宙大爆炸問題時，不顧人們的難以置信直言自己確實搞不懂。不要埋怨中國人老是被磚家們忽悠，首先你自己都不知道遇到專業問題時，什么才是相匹配的專業，大家主要都是靠誰的名氣大來找人。明星的名氣大，所以人們買東西時就經常聽名星和網紅的話。我們不具備判斷的能力，只好靠頭銜，靠國外的判斷來作為自己的判斷，這樣當然很容易被別人給忽悠了。

什么時候中國人能充分理解到，靠證明宇宙大爆炸理論獲得諾貝爾獎的彭齊亞斯他們，在宇宙學和宇宙大爆炸理論領域是外行，什么時候中國人的科學素養才算真正提高了。什么時候中國人能理解到張文宏這樣的專家在抗原檢測基礎技術領域是外行，什么時候中國人在流行病的領域科學素養才算真正提高了。會開車與會造車完全是兩個概念。為什么要強調這一點？如果你都不知道在具體專業問題上誰才是真正的專家，就不要再哀嘆中國人老被磚家們給騙慘了。

所謂“磚家”，就是那些搞錯專業領域的專家。

人們可以不對各個專業領域的特定知識很清楚，但至少必須具備遇到實際問題時，知道對應的專業領域究竟是什么。這樣你才知道去補什么課，或者去找什么樣的人才算是“找對人”。如何找對人，找對專業方向？這也是第三代科學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微波信號的測量上，當時搞衛星通訊的比搞宇宙學的擁有更方便、更高靈敏度的測量工具，他們就掌握了更多科學的真理，并且科學界包括宇宙學界也都普遍認可他們擁有這個權力。所以，最重要的是更高靈敏度的測量工具，而不在于專業領域的專家頭銜。這樣一來，是否少數專家就會壟斷科學真理的話語權呢？當然不是，成為標準的是純粹客觀的更高靈敏度的測量數據。因此，無論誰擁有了這一點，誰就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由于彭齊亞斯他們測量到微波背景幅射時所用的設備，只是剛好可以發現這個頻譜的存在，因此測量的結果是“各向同性的”，也就是在宇宙空間的和各個方向測得的微波背景幅射看不出任何差別。隨著測量靈敏度的進一步提升，1989年11月升空的宇宙背景探測者（COBE，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測量到的結果，表明微波背景幅射的頻譜，與2.726±0.010K的黑體輻射譜高度重合。但在扣除了銀河系相對運動以及其他干擾之后，首次證明了這個幅射在不同方向上是存在差異的，這個常被稱為各向異性，其溫度漲落的幅度約為百萬分之五。這個溫度漲落起源于宇宙在形成初期極小尺度上的量子漲落，它隨著宇宙的暴脹而放大到宇宙學的尺度上，就成為星系團等結構形成的原因。2006年，負責COBE項目的科學家約翰·馬瑟和喬治·斯穆特，因其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黑體形式和各向異性”，再次，因為對這個專業方向的更高靈敏度測量結果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不要以為得諾貝爾獎是多么難的事情，問題只在于你是不是去研究可以得諾獎的專業課題，并且是否有更高靈敏度的測量手段，從而比別人更先發現相應的新現象。另一方面，對于科學來說，諾獎也不意味著就是一切。但數學與測量卻決定了科學的一切領域。

我們為什么要講這些與新冠疫情表面看起來似乎沒關系的案例呢？因為這些測量學的基本問題并不止是宇宙大爆炸領域才會有，它在包括病毒測量在內的一切科學技術領域全都是共性的。—— 科學的真理，永遠掌握在擁有更高靈敏度測量工具的人手里。將微波背景幅射的測量與病毒檢測放在一起，并不是一種“類比”，而是從統一測量學角度說，它們完全就是同一類測量學專業課題。

如果沒有更高靈敏度的衛星接收機，就沒那個運氣發現微波背景幅射。如果沒有繼續增加的超高靈敏度的微波測量工具COBE，就不可能發現微波背景幅射存在各向異性。

對于病毒，也同樣如此。如果沒有足夠的檢測靈敏度，病毒就不可能清零。如果沒有核酸檢測靈敏度更進一步的提升，就不可能用更少的封城時間，更少的全員核酸檢測，更低的成本實現清零。

以往的很多科學哲學的理論無法理解科學在什么意義上算是一種進步。例如庫恩就認為一個科學范式取代另一個與一個政黨的統治取代另一個差不多。費耶阿本德甚至認為科學與非科學根本就沒有明顯的界線。如果這樣只是表明他們沒有真正理解科學的方法是什么。因為很明顯，科學就是很顯著地在不斷進步。其中一個很關鍵性的解釋就是測量的靈敏度。道理很簡單，靈敏度越來越越高，科學認識到的對象就越來越多。測量誤差越來越小，科學對認識對象的理解就越來越精確。科學哲學或哲學的認識論總想去“指導”科學，但如果你不能深入到科學的任何一層級的細節中去，怎么可能有價值呢？我們的科學方法是可以解釋和指導至科學研究活動的任何一個細節深度，明確地告訴你該做什么。

無論你所在的專業是什么學科領域，作為科學都需要遵從一些基本的共性準則。比如說要“符合邏輯”。現在的邏輯已經數學化，它是屬于數學基礎或稱數理邏輯。還有一個公認的準則是“以事實為依據”。這個是沒問題的，但什么才叫科學的事實呢？正確的答案是：嚴格遵從統一測量學的測量數據，才能被稱為科學的事實。但是，過去在測量問題上，并沒有一個全部科學領域統一的測量學科，因此各個學科都是自己在“以事實為依據”這樣的哲學觀念指引下，各自為戰地建設起來的。它們的學術名稱不統一，方法不統一。這帶來的問題是什么？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來說明：

計算機也是各個學科領域共同應用到的工具，但計算機本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行業，有通用的CPU、內存、顯示屏、硬盤、鍵盤鼠標等等技術和產品。每個應用領域只要開發自己的數學建模、應用軟件就可以了。但如果每個領域都各自獨立地建設自己的一套計算機產業技術生態，將會是什么結果？

醫學領域的人會開發醫學CPU、醫學內存、醫學硬盤、醫學鍵盤鼠標、醫學閃存、醫學計算機.....

化學領域的人又會開發化學CPU、化學內存、化學硬盤、化學鍵盤鼠標、化學閃存甚至化學芯片制造產業、化學半導體芯片光刻機、化學計算機....

......

如果是以上狀態會是什么結果？也不能說各個專業的特制計算機就不是計算機，但會存在如下問題：

太多浪費了。學者們可以寫的論文倒是能多出來很多，可絕大多數是沒有必要的工作。

互相不理解。很多相同的測量學問題，在不同學科里采用不同的名稱，這就導致相互間不理解。

只能屬于低水平重復。這些低水平重復用查重軟件還是查不出來的，因為他們使用的是不同的名稱。2019年全球SCI科技論文數量達230萬篇，中國有49.6萬篇。中國國內所有科技論文都算上有144.8萬篇。因為沒有統一測量學，導致的重復占據極大比例。重復還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水平必然極低。

以醫學為例，科赫法則，隨機雙盲實驗，循證醫學等，被醫學界奉為圭臬。當然不能說它們不對，但是，以這些為基礎建立的都是水平很低的測量學體系。科赫法則是以穆勒的經典歸納法為基礎的。隨機雙盲實驗只是穆勒歸納法更精致的形式。所謂循證醫學一定程度上是實驗哲學的醫學領域呈現方式。在以統一測量學為基礎的醫學測量學面前，這些都是小兒科的、水平很低的、很不完備的，它們只是統一測量學很小的一個子集。很多人喜歡爭論中西醫的科學性問題。最準確的答案是：他們都有不同的科學基礎，但最嚴格地說都不夠科學。所以別爭了，需要考慮的唯一有價值問題是如何以統一測量學為基礎建立統一的醫學測量學，從而使它們都變得真正科學起來。一說某個學科“不夠科學”，這個學科的學者們可能會有壓力。希望大家明白，大可不必有任何壓力，因為從統一測量學的角度看，現在的所有學科都存在類似問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使被認為最科學的物理學也是有問題的。所以，醫學、中醫、生理學、分子生物學等存在問題就沒必要有任何壓力了，只要把問題搞清楚就可以了。

有了統一測量學會有什么好處呢？

完備性和最高水準。統一測量學是在全人類所有科學領域得到驗證，而不只是在醫學、生理學和分子生物學領域得到驗證。同時，它又吸收了醫學、生理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全部測量學成就。所以，統一測量學的方法體系相比任何一個學科領域的測量體系，顯然都更加地完備、精確、系統。它的可靠性、科學性當然比一切領域現有的實驗和測量體系都更高。這就可以保證，在統一測量學基礎上建立的任何學科的測量學體系，是可以達到當前人類整個科學技術最高水準的。

經濟性。任何一個學科，包括醫學在內，不需要自己從頭開始建立自己獨立的測量學體系，而是直接調用人類最成熟完備的測量學體系就可以了。這就可以節省巨大的研究資源，用于真正有意義的事情，而不需要去進行重復的工作。

簡單性。采用統一測量學，也可以為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帶來巨大的方便和簡化，極大地提升科學的效率。如果單純地只在一個學科體系內的概念（可叫“方言”）理解其知識，有些可能會非常難。但如果通過統一測量學（普通話）在其他相對簡單的領域找到對應的同類技術，理解起來可能會簡單很多。我們下面將通過一些案例，來說明采用統一測量學的方法體系，將使很多防疫領域的知識理解起來變得多么容易。

由于人體和其他動物生理結構以及分子層面的機理是極為復雜的，因此直接理解起來會非常困難。例如，由于過去專業間的鴻溝，基因科學領域的學術名稱大多很令人遺憾。因為基因科學的名稱有很多借鑒信息領域的學術名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最初起名字的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學者們對信息科學都是處于半懂不懂的狀態，導致起的方言學術名稱非常糟糕，這使其理解起來很困難。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尊重專業領域里原有的專業術語，采用它們來介紹，但用統一測量學的普通話術語來更簡單、準確地解讀。

病毒檢測的特異性指標相比靈敏度的重要性更低，但我們先從這個不那么重要的指標談可能更輕松一些。特異性低可能會帶來假陽性。但對病毒檢測來說，寧可搞錯十個、不可錯過一個。在免疫學領域，有“非特異性免疫”（也叫先天性免疫），“特異性免疫”等方言術語。剛開始接觸的人可能會感覺云里霧里。但如果在統一測量學中，以“選擇性”這種普通話術語來理解，可能會更清晰和簡單。

下面是一個人體內體液免疫的原理框圖。人體內有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兩類，如果不是專業人員，可以不用太區別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它們的原理差別并不太大，都分為感應階段、反應階段和效應階段三個階段。感應階段的免疫是一種“非特異性免疫”。經過反應階段到效應階段，被稱為特異性免疫，也叫二次免疫。

差別是什么呢？在非特異性免疫階段，巨噬細胞并不區分是什么病原體（抗原），它是采用“只要發現不是正常細胞就格殺無論”的策略。其吞噬病原體之后，會識別出病原體的特征，通過T細胞、B細胞、效應B細胞產生與相應的抗原有特異性的抗體。之所以稱特異性，就是這種抗體只對相應的抗原起作用，不再是格殺無論了。

這里面就有兩個問題：首先是巨噬細胞在感應階段，怎么能夠識別出體內正常的細胞和入侵的病原體細胞呢？如果不能準確識別的話，它不是把正常細胞也都給吞噬了？在器官移植過程中，排異反應就是人體免疫系統把移植的器官當成外來入侵的異物進行攻擊產生的。有的文獻介紹說免疫系統能識別出“自己”和“非己”。這個說法嚴格來講不是完全嚴格的。因為巨噬細胞不僅僅是會清理吞噬入侵的外來病原體，而且還會吞噬清理人體內死亡或不正常的細胞。后者就不太好說是自己還是非己。因此，準確地說是“體內正常物質”與“非正常物質”。人體免疫系統在人發育過程中會記下自己體內正常細胞等物質。只要免疫系統發現與這些體內正常物質不一樣的東西，它就會進行吞噬。無論是外來入侵的，還是體內死亡或有病變的不正常細胞，都會被它吞噬。因此，即使是在非特異性階段，也是有一定選擇性的，只是其選擇范圍比較寬。而在特異性免疫階段，只是其選擇性比較強，選擇攻擊的范圍比較窄。如何來理解這些差別呢？

任何測量或識別都存在不同的選擇性。要進行選擇，需要依靠選擇的特征。在電子測量系統中，一般是采用“濾波”來獲得選擇性。濾波的類型是有很多種的，有寬帶濾波和窄帶濾波，有高通（高頻通過，低頻被衰減）、低通（低頻通過、高頻被衰減）、帶通（某一個頻段通過，高低兩側被衰減）。搞電子專業的人理解這些比較容易。但如果讀者對這些理解起來還是有些困難，那就用最簡單的農民收糧食后進行的篩選來理解吧。它們是用網眼大小不同的篩子來選擇出糧食、秸稈和小石子，這些都是選擇。選擇是根據特征上的差別進行的。因此，特征越明顯、越多，選擇性就越強。但任何選擇又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會有不希望被選擇的對象混進來。例如，通過篩子分選糧食并不一定絕對保證能把所有石子都挑選出去。

通過以上對選擇性的介紹，我們就可以比較準地理解“非特異性免疫”，“特異性免疫”和“基因的特異性”之間的差別是什么了。所謂非特異性并不是說任何選擇性都沒有，而是說其選擇性比較寬，它以是不是體內正常物質來進行比較寬泛的選擇。

特異性免疫是根據病原體外表特征（醫學術語叫“表達”）來進行選擇的。所以，如果出現外表特征太接近，尤其抗體要識別的表達太接近的不同細胞，就可能出現不能區分的情況。這就是以免疫方法進行檢測的技術會出現假陽性的原因。事實上，用任何技術檢測都可能出現假陽性，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你可以理解為糧食分選機的篩子，沒能分清楚糧食和與特征很接近的石子。

顯然，特征越豐富，選擇性就越強，識別率就越高。例如，不僅是通過篩子網眼的大小進行選擇，而且還通過重量、顏色等更多特征來進行多重的選擇，就可以更為可靠地將石子從糧食中剔除出去。進行選擇的特征越多，顯然選擇得就越精確和徹底。所以，過去的糧食往往還需要進行淘洗，把很少的石子人工剔除出去。但現在生產的糧食已經極少有石子了，甚至可以免洗直接做飯吃。

免疫系統是以細胞、病毒或細菌的外表特征進行選擇的，而核酸檢測是以病毒的基因進行選擇的。以基因匹配為特征的選擇性，顯然比病毒外表特征的選擇性強得多。這就是核酸檢測的假陽性率遠遠低于抗原檢測的原因。核酸檢測并不是對病毒的全基因組進行匹配選擇，而只是其特征性的基因片段。目前對新冠病毒的核酸檢測主要采用兩個特征性的基因片段，分別稱為ORF 1ab基因（開放讀碼框1ab，open reading frame 1ab，簡稱ORF1ab）和N基因（核殼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簡稱N基因）。這個是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南》中建議的。針對這些靶標基因設計的引物和熒光探針長度也就20到30個堿基。這些特征就決定了核酸檢測方法選擇性的大小。雖然新冠病毒變異非常快，但這兩個特征性的基因都沒發生變化，因此一直可以作為有效檢測的工具。同時也說明以這個引物設計進行的檢測并不能區分不同的新冠病毒。

理解了選擇性，可以觸類旁通地理解一大群不同科學技術中的知識。如分子篩、半透膜、濾紙、離心機、層析、色譜法……

同時，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疫苗有可能會被變異后的病毒逃逸。疫苗產生的抗體是認病毒外貌，而不是直接認它的基因。爺爺生出爸爸、爸爸生出自己、自己生出兒子、兒子生出孫子……雖然都是親生的，在樣貌上有相似性，但變異多了就認不出來了。RNA病毒是具有高度變異性的，能認出爺爺的疫苗抗體，有可能部分能認出爸爸，……到孫子就可能完全認不出來了。

在很多學科里，常常把統計學等同于測量學。在醫學領域，統計學方法的使用也是很普遍的。測量學的確使用到了很多統計學的知識，但它們之間是有根本區別的。我們先舉一個相對簡單的例子。

假設一個工廠要生產一個產品，為簡單分析起見，再假設其技術指標就是10cm的長度，并且允許生產出來的產品誤差范圍是±0.1cm。當生產出100件產品后，經過測量，它們的誤差都在允許的范圍內，都是合格產品。我們要問這個工廠生產過程的產品合格率是多少？如果用統計學方法，很簡單啊！總樣本量是100，合格產品數量是100，合格率就是100/100=100%。這個不能絕對地說錯，但是，任何企業生產過程不可能是絕對完美的，一定會有生產出不合格的產品機率存在。但用這個統計學方法卻無法精細地算出來。如果用測量學的方法，應當是這樣：

首先算出100件產品的實測長度與標準的10cm長度的偏差值，然后計算其均方差。假設計算出的均方差為0.033cm，也就是允許偏差的1/3，或者說允許的偏差限度是均方差的3倍。那么，這個生產過程的合格率就是99.7%（不合格率為0.3%）。如果計算出的均方法為0.0167cm，也就是允許偏差限度的1/6，不合格率就是百萬分之3.4。為什么是這些數值不去深入討論，它們是測量學的基礎知識。這個與用簡單統計學方法算出的100%合格率當然很接近，但它們是有本質區別的。很顯然，統計學的方法只利用到了測量結果最簡單粗略的信息：合格，不合格。而測量學方法將所有測量獲得的信息都充分利用到了：每個產品與標準的偏差值大小，當然會更加精確。

在醫學的測量中，經常給出的結果同樣是最粗略的信息：陰性與陽性。但如果我們要獲得更多精確的信息，從而做出更多精確的判斷，就不能僅限于這種最粗略的信息。在有些時候，統計學方法帶來的可能不止是“不精確”，而且可能產生實質性的錯誤。

上篇文章“隱形戰爭——科學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誰手里？(上)”我們曾說到，現在抗原檢測產品的兩個評價技術指標：特異性和敏感性都是用簡單統計學方法來確定的。

先說特異性。我們前面說過，特性性是一個方言術語，用統一測量學的專業術語應當叫選擇性。我們先看看其他領域的選擇性是如何表達的。在濾波器設計中，選擇性是靠其濾波器的技術特性決定的。其中主要的是信號可以通過到被阻止邊界點——“截止頻率”確定的。選擇性不能簡單地說大小，而是要靠其選擇能力的技術特性來確定。濾波器的高通、低通、帶通、帶阻、全通等不同特性，是靠不同截止頻率的組合來實現的，甚至可能會形成如梳狀濾波器（可看作是多個帶通的組合）等很復雜的類型。采用百分比的表達，不僅是一種過于粗略的統計學方法表達。而且本質上說這種指標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它不僅取決于選擇器本身的技術性能，而且高度地取決于外界干擾信號是什么類型。

我們假設，有某種感冒病毒與新冠病毒非常類似，抗原檢測的選擇性無法區分。如果同時存在這么一個感冒的流行，那么被檢測的人群只要被感染了這種感冒，就會在抗原檢測時出現假陽性。但是，如果抗原檢測的特異性免疫識別不能區分的病毒流行率特別低，那么假陽性率就會非常低，甚至于也可以沒有任何假陽性。例如，在實驗室進行測試，被檢樣品中只存在新冠的假病毒，沒有其他任何可以被抗原檢測識別到的物質，那么進行大量的測試結果，理論上假陽性率應當為零。

所以，以假陽性率表達的特異性，是檢測產品的選擇性技術性能，與社會人群的特定病毒統計特性組合起來的一種結果表達，它只是在假設社會人群中特定的樣品統計特性時才會存在。如果社會人群中不同病毒的分布情況分散性很大，那么，相同抗原產品的假陽性率就會千差萬別。一個選擇性就算很差的篩子，如果輸入的糧食本身就很干凈，很單純，最后出來的糧食也會很干凈。但在輸入糧食本身混入的雜質很多時，就區別不出來了。

這就是為什么，最初人們根據特異性與流行率對假陽性進行計算所作的預測，與最后實際結果完全對不上號的原因所在。這也意味著，以百分率表達的特異性技術指標，事實上幾乎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只要是采用免疫技術，其選擇性就差不多。最終假陽性率是多少，幾乎與廠家的產品性能沒多大關系，而主要取決于社會人群中不同病毒的分布特性。

在流行病學中，R0(基本傳染數)是一個經常采用的指標。它的定義是什么呢？它是指：在沒有外力介入，同時所有人都沒有免疫力的情況下，一個感染到某種傳染病的人，會把疾病傳染給其他多少個人的平均數。這是一個典型的純粹統計學定義。但是，如果從測量學角度，就會知道這種定義是存在太多漏洞的，很難用來準確表達不同傳染病的傳播能力。

很顯然，一個感染了某種傳染病的人要將它傳播給其他人，前提條件是必須得有接觸。“沒有外力介入”看起來是提供一個客觀的統計條件。但事實上，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人們相互之間接觸的機會是差異巨大的。古代社會或多年之前的社會，今天的社會差異也非常大。即使在今天，城市與農村、不同國家之間差異也非常巨大。那么，即使相同的一個病毒，在完全不同的人群接觸機會下，其傳播率是顯然不一樣的。也就是說，一方面R0數值是多少，不僅取決于病毒本身，而且高度地取決于社會人群相互接觸的頻率。所以，相同的病毒在不同社會狀態下，其傳播率是肯定不一樣的。在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不一樣，不同國家間不一樣，城市與農村不一樣。尤其是封城與沒有封城完全不一樣。無論傳播性多么強的病毒，如果在嚴格封城狀態下，其R0就會肯定小于1。當然，人們會說這已經不是“沒有外力介入”的狀態。但在很多農村地區，與封城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在這些地區，表面看似醫療條件落后，但R0的數值卻會非常小。城市人口越是密集，任何病毒的R0都可能很高。

一個高度取決于外部測量條件的指標，怎么能夠用來精確表達病毒本身的傳播力呢？

因此，流行病學界不應再簡單地陷于這種最原始的統計學概念框架來研究。這里面的大多數概念，都是因為早期測量手段不足而不得已采用的。在今天的測量技術已經充分發達的時代，如果人們還是陷于原始的統計學研究框架，就無法使流行病學獲得真正的進步。

數字PCR技術已經可以精確地數出樣本中有多少粒病毒。

采用免疫磁珠的樣本富集技術，以及大樣本量的核酸提取，已經可以使核酸檢測的靈敏度提升到每毫升個位數的病毒都可以被檢測出來。

在這種技術條件下，如果在思想上沒有樹立起真正科學的觀念，就會長期停滯在最原始的學術狀態。

但凡還是在用最簡單的統計學指標寫論文的，水平都不可能高到哪里去。即使發到最頂級刊物上（如《CELL》《Nature》《Science》等）也是如此。不要去迷信這些刊物。在沒有于統一測量學基礎上建立起醫學測量學、分子生物測量學之前，它們學術水平都必然遠遠低于現代科學技術可以支撐的高度。醫學科技學術水平的發展限制，無疑會限制防疫實踐的水平。

2022年3月15日，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這一版方案被一些鼓吹共享論的專家稱為是“最科學”的，并且媒體認為這并不是放松疫情的防控，這就不免讓人非常憂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標題是“核酸檢測標準調整”。仔細看這個診療方案，以及它與第八版的變化，是在第十三條里與出院標準相關的核酸檢測標準上的變化。原來的核酸檢測標準并不是在診療方案里規定，而是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南》里規定的。之前的標準為：

“2.結果判斷。

陰性: 無Ct值或Ct為40。

陽性：Ct值<37，可報告為陽性。

灰區：Ct值在37-40之間，建議重復實驗，若重做結果Ct

值<40，擴增曲線有明顯起峰，該樣本判斷為陽性,否則為陰性。”

無論是判斷是否受感染，還是出院都是按這個標準。而診療方案第九版里，只是規定了出院的判斷標準如下：

在檢查是否受感染的標準上，依然是采納原來的標準。這個在第九版診療方案中并沒有直接顯式地提出來，因為它是在“檢測技術指南”里規定的。但是，在很多媒體宣傳以及自媒體宣傳中，卻把這個兩個檢測完全混淆起來。國外在判斷是否受感染的檢測上甚至采用更低的標準，例如德國按30，美國等國采用的是35。甚至于，很多人反映上海在檢查是否受感染（陽性還是陰性）的核酸檢測標準上，就是比其他地區標準更低。類似國外的更低判斷感染的標準，在上海檢測是陰性的，到其他地區成陽性了（這個并不最后確認）。如果這樣，當然就難以控制住疫情的傳播。

為什么出院標準可以放寬一些，而在檢測是否受感染上卻絕對不能放松？

如果人體內沒有任何免疫能力，入侵的病毒會按照指數的速度增長。如下圖：

但是，人是有免疫能力的。前面說過，人的免疫系統有兩個過程，前面一個“非特異性免疫”（先天性免疫，初次免疫），它是無差別地對非正常的物質都進行吞噬等免疫反應。

然后等體內產生抗體，就進入“特異性免疫”（再次免疫等）。人體內實際發生的過程是以上兩個作用的疊加。它可能會有如下不同的結果：

既不傳染也不生病。如果入侵的病毒量極小，人的非特異性免疫就可能把入侵的病毒全消滅了。所以，受感染的人不僅不會有任何癥狀，也因為病毒量極少，不會有傳染性。

不生病但可能傳染。當病毒入侵量進一步增大，受到非特異性免疫的壓制，人不會生病，一直是無癥狀感染者。但因為體內的病毒會有一定增長，隨著呼吸道的氣溶膠或體液傳播出去，從而有一定的傳染性。

既傳染又生病。如果病毒入侵量進一步增長，超過非特異性免疫所能抵抗的水平，病毒就無法控制住。尤其在兩個免疫期的中間，可以見到兩種免疫的能力都處于很低水平，非特異性免疫能力基本消耗光了，而特異性免疫還沒成長起來。這個時候就是最危險的時候，病毒就可能很少受控制地指數增長，導致發病。而隨著體內特性性免疫能力的持續增強，抗體大量增加，病毒就受到控制。大量的抗體會與抗原結合，結合后的病毒就會失去活性，并且進一步發生凝集、沉淀、溶解等反應，或被巨噬細胞吞噬掉。

由此分析可見，受感染后究竟會如何發展，并不完全取決于病毒本身，而且高度地受入侵量的影響。這就是為什么在受感染數量極低時，傳播性并不是太嚴重。但如果一個群體受感染者數量增多，就會極大地提升傳播性。因為多個受感染者外溢的病毒數量及感染的外部媒介不斷增加，就會極大地提升傳播機率以及病毒入侵的數量。如果病毒入侵的數量很高，轉向危重的概率就會增大。這也是為什么不同人群受感染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轉向危重的機率更高，但年輕人中也會有轉向危重者。尤其在受感染的基數大到一定程度，危重和死亡率也會隨之增加。這是為什么在不同地區相同病毒的死亡率會有很大差異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不要去說某種病毒死亡率一定是多少。它是受很多不同因素影響的，尤其受到感染者基數、感染環境的病毒入侵量等因素的影響很大。

與抗原結合后的病毒不再有入侵人體正常細胞進行繁殖的能力，但它們在核酸檢測中依然會被檢測出來。因此，當可以明顯看到病情減退，尤其是可以在血液中充分檢測到較高水平的抗體時，就說明進入到了特性性免疫階段，體內的病毒快速地減少。最后剩下很低水平的、被中和后的核酸時，一般情況下既不會有傳染性，也不會生病。這是為什么將出院標準放寬到Ct值為35有其合理性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進行最初期的感染檢查時，人體內病毒很可能處于持續上升階段。當然，也有可能因其入侵量極少而永遠處于“既不傳染也不生病”的狀態。但是，這種險是不能冒的。目前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初期受感染檢查時，Ct值在35-40區間就一定沒有傳染性。在這個階段，是應當持“寧可錯封十人，不可放過一個”的原則。放過一個，就可能使傳染源無法封控住。

更重要的一點，別說是普通老百姓，即使是專業人員可能也很少理解實際防疫實踐中Ct值的準確含義是什么。Ct值只是一個測量結果，它必須要還原到最初人體呼吸道的病毒濃度水平才有實際意義。

核酸檢測要經歷這樣幾個過程：

采樣，這個大家都親身體驗過了，就是用拭子頭在鼻腔或咽喉采集樣本。如果采樣方法不同，人的呼吸道里相同濃度的病毒被拭子頭采集到的數量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保存、運輸。就是將放進采樣管的拭子頭浸泡在采樣管溶液里，運送到檢測點。在這個過程中，病毒可能會有衰減。不同廠家的產品質量控制不同，這個衰減率是不一樣的。另外，采樣管受到污染的程度不同，也會影響后續檢測過程。更重要的一點，那么一個小小的拭子頭里獲得的人呼吸道的體液，要被采樣管里3ml的溶液大大地稀釋。后續的核酸提取環節一般只采用200微升的溶液樣品。這個檢測方法本身理論上就必然會使病毒數量至少衰減十五倍以上。混檢的方案衰減得更多。

核酸提取。目前單采的一般從采樣管中提取200微升樣本，利用磁珠法最后提取濃縮到約100微升的濃縮液。

PCR環節。最后從100微升濃縮液中，只抽取5微升進行PCR擴增和熒光定量測量。

如果從最后PCR測量結果往前反推，即使在PCR中只要有一個病毒核酸就可以被發現，最初采樣的樣本中也至少要有300個病毒才能確保這一點。但實際上，根據我們對市場上各個不同廠家的產品實際測試結果，幾乎前面的每個環節都可能存在大量問題。實際核酸檢測中可能要在采樣的拭子頭上獲得成千上萬的病毒才有可能被檢測出來。因為核酸檢測的價格越來越低，各個環節的產品價格也越來越走低。降低核酸檢測的價格當然非常有利于降低成本。但這種簡單的絕對價格戰條件下，如果沒有配合嚴格的品質控制，各個環節的產品質量一定是會不斷向底線走，以至最后不斷突破底線。很多環節的品質失去控制，如果沒有很專業的檢測也是難以發現的。

采樣環節。采樣管如果消毒不嚴格，會受到污染。現在采樣管的生產環節一般采用醫用的環氧乙烷進行消毒。但只有采用伽馬射線消毒才能真正滿足要求，它會帶來采樣管材料價格的上升。這個會影響到核酸提取環節的效率。后面會談到為什么。

采樣管的核酸保存液質量控制不好的話，病毒核酸在傳遞過程中就會有更多衰減。

因為核酸提取試劑的價格越壓越低，采用質量比較低的磁珠，從而在樣本中低載量的情況下提取效率會大大下降。嚴重的會下降到相差3個Ct值甚至6個Ct值以上。在核酸提取環節，并沒有特異性地只針對新冠病毒核酸，而是其中的硅羥基磁珠與各種核酸都會結合，它也是一個“寬帶的濾波器”，被剔除的是非核酸的各種細胞等雜質。因此，如果受到污染，其他核酸雜質比較多，它們就會消耗掉磁珠，使提取新冠的磁珠數量減少，從而降低對新冠核酸的提取效率。

PCR環節。僅僅簡單地根據Ct值并不能直接確定初始病毒的數量是多少。目前業界認為采用外標準曲線的定量相對較為準確，而采用內標法的定量并不太可靠。當然，即使是采用外標準曲線的定量，也有一定的估算性質。采用最新的數字PCR所進行的定量檢測可靠性就最高。因為它就是能把病毒分隔在大量微米尺寸的液滴里，使每個液滴只包含一個病毒。相當于有大量的微型PCR儀，每一個PCR儀只測一個病毒。最后是把病毒直接地一個一個數出來的。因此其準確性當然最高。

因為在前面環節技術指標控制嚴格程度受限，因此，在最后一個環節Ct值為35，并不能嚴格地推導出樣本中的病毒含量到底是多少。

從上面分析可見，誤導，甚至于直接地就是在普檢環節采用更小的Ct值判斷標準，不斷壓低各個環節的質量標準，事實上就是為病毒傳播的盡量留出更充分的口子。如此暗藏的玄機，普通老百姓和一般政府官員如何能明白？

從上面分析也可明白，因為在特異性免疫階段，抗體的濃度不會一直保持高位，因為人體的免疫系統不是只為一種病毒而存在，它正常情況下是要去對抗各種潛在的病原體以及人體內的病變。因此，只針對新冠的抗體無論是因為真的受新冠感染，還是受疫苗刺激而產生，都必然會在一定時期后不斷地下降到正常水平。所以，靠疫苗能去成功地對抗某種疾病是一種特例，而不是普遍的情況。

雖然現在出現了一批能起一定作用的疫苗，但要想長期地對付新冠，想靠疫苗完全成功已經被證明是一種幻想。同時，也別太指望所謂的“特藥效”。中藥能夠起作用，是通過增強人自身免疫能力實現的。有人不太理解中醫不知道病原體是什么，為什么能夠治病。只要了解一下非特異性免疫就知道了。在這個階段免疫系統也不知道病原體具體是什么啊！但它用只要不認識就格殺勿論的方式，也可以把從來沒見過的病毒給干掉了。而增強非特異性免疫的方法，也是不需要知道新病原體具體是什么樣的。

在特異性免疫階段，非特異性免疫還存在嗎？這些問題才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最有價值的課題。這種非特異性免疫，難道不就是一種最為有效的純天然的廣譜抗病毒藥物嗎？

今天以簡單統計學為基礎的大量所謂西醫概念體系，與最傳統中醫的陰陽五行概念相比，只能說稍微更接近科學而已，但與統一測量學框架下的醫學測量學相比，它們并不是最嚴格的科學。有一句笑話，世界上有三種東西是不能信的：迷信、謊言、統計學。這個說法雖然夸張了一點，但我們的確需要深思。如果說中醫有什么不科學之處，那么西醫的不科學性最重要的體現，就在于說不清中醫的不科學之處在哪里？僅僅說一個知識體系不科學是遠遠不夠的，你必須能夠給出如何讓它變科學的具體方法。

網上看到金銀潭醫院出發去上海支援醫護人員的視頻，她們說只是要去報恩的，因為兩年前武漢疫情時上海醫護人員最早趕到金銀潭醫院。此情此景讓人瞬間淚目，也讓人心里五味雜陳。毫無疑問，上海的這次防疫是存在嚴重問題的。但希望人們不要簡單地看待上海，更不要落井下石，一發現錯就全是簡單粗暴的、全面的否定。無論上海想做實驗的想法對還是不對。事實是：實際情況已經發生了，它就是一次實驗。既然付出了代價，那我們就要從中獲得盡可能多的科學實驗的數據。客觀地說，原來他采取“精準防御”的策略，的確是躲過了之前所有的疫情。只是這一次，對奧米克戎沒有躲過去。那就說明存在一個具體的閾值，當超過這個閾值的時候，原來的精準防御就會失效。那么，如果能夠精確地發現并可操作這個閾值，就可以使得未來在新的疫情情況下，精準防御還可以繼續有效。原來的精準防御只是一個哲學理念，并不是真正的科學。當受到別的理念干擾下，就會失效。真正的精準防疫，是需要全面系統的，精準的科學數據和依據支持的。沒有精準的科學數據、理論、技術支持，何來精準的防疫？

從最根本的途徑來說，必須堅定最終將這個病毒完全剿滅的信心。事實已經證明：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但是，國外疫情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而且可能有大量人為不愿清零的勢力存在。在這種國際背景下，有可能最終在全球將這個病毒剿滅嗎？是否有技術、經濟、國際政治上都能可行的辦法？有的。請看下集“對付隱形戰爭的戰略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