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上篇引用了“外部性”的概念來描述COVID-19（Omicron）病毒的特征：個人面對的健康風險與整體的公共衛生風險之間是存在著極大不對等的，低風險人群的行為有巨大的“負面外部性”，會對他人健康及整體公共衛生安全產生負面影響。《撕裂人類的魔幻病毒（一）》

有人問，如果說一個人打針對某種病毒的疫苗會有利于社會整體免疫能力的提升，屬于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的話，那低風險人群感染COVID-19，無論打疫苗也好，自然感染也好，不都會有利于社會整體免疫么，是不是也會帶來正面外部性？

必須要指出，狹義的“群體免疫”這個概念對COVID-19恐怕是不適用的，狹義的群體免疫指的是防止感染，而COVID-19（特別是變種）非常強大，可以不斷“破防”，使得一個人即便打過疫苗、得過病，仍可以重復感染，并進一步傳染給他人。

我的總結：在低傳播率（即低r0）、低破防率時，個人打疫苗或自然感染都會增加“群體免疫”，個人行為有正面外部性；但是在高傳播率（高r0），高破防率時則相反：打疫苗或自然感染的人還會一再感染并到處傳播，個人行為會導致負面外部性。此處，也是COVID-19的可怕之處。

這里，可以再引入第二個人們熟知的社科概念：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道德風險”指的是，當一個主體不需要為其行為所制造的風險擔負責任并承擔代價的時候，那么，為了某些便利和好處，他可能更加愿意增加自己的風險敞口。

最常見的是保險業。一個人買了保險，知道往后保險公司會幫助擔負大部分的費用（例如財產損失、醫療費用，等等），那他只要稍微道德“不自律”一點，改變自己的行為，讓自己更加大膽，出了問題，造成的是保險公司的損失。

另外一種典型的情況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or too important to fail），一個公司如果自己已經大到一定的程度，自認為足可劫持政府、行業、公眾/納稅人，出了問題政府和納稅人會來買單，那企業高管的行為會更加激進，更愿意通過提升風險偏好（risk appetite）或風險容忍度來獲得收益。這也是典型的道德風險。

回到COVID-19（Omicron）。那些自我評估在病毒面前面臨較低個人健康風險的個人或群體（“得了也沒什么事情”，“大概率是輕癥”，“最多在家自愈就可以了”），有可能為了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便利及需要而提升風險敞口——例如出行、聚會、不戴口罩等。而其所創造的風險（“負面外部性”）的成本代價，是由其他人群——特別是弱勢群體——承擔的。

——高收入/富裕階層的人認為自己得病了可以挺過去，而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年輕人認為自己得病了也可以挺過去，而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可遠程辦公的白領/腦力工作者認為即便發生疫情，自己的工作也可以維系，同時因為居家，不需要再承受更多的感染風險，而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打過疫苗的人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保護，雖然還會被傳染，但不會發展到重癥或病死，所以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居住在超一線城市/高能級城市的人認為自己城市的醫療條件及基礎設施足夠好，即便疫情爆發，也不致發生大規模的重癥或病死，而且醫療資源能夠一定程度上應對擠兌，因此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低風險人群有動力更加“放縱”自己，選擇“躺平”、“共存”的態度，并能夠獲得直接的便利及好處。但他們會因此提升整個社會的公共衛生風險，并且這些風險會不成比例地轉移到高風險人群，由高風險人群承擔。低風險人群的這種行為，就是典型的“道德風險”。

但如果COVID-19疫情在一個社會里發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在高風險人群（老弱病及未打疫苗群體）里集中爆發后，最終會擠兌醫療資源——尤其在那些擁有免費公立醫療的社會里）。這時，低風險人群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直接或間接地承擔公共衛生代價。

這里，可引入第三個社科概念：搭便車問題（the free-rider problem）。

“搭便車”的基本含義就是自己不付出成本，但準備好坐享他人之利。這個問題經常會發生公共產品上。

舉個與公共衛生相關的典型例子：疫苗接種。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接種疫苗的，能等則等，能不打則不打。他們往往還藏著一個私心，即如果有了足夠多的人打了疫苗（例如85%的人口），那社會就能夠實現群體免疫了，病毒很難再傳播。那這時自己打不打也就無所謂了，別人都打了，公共防疫體系建立好了（而且每個人都可以自動享有這個成果），自己卻沒打疫苗，“坐享其成”，那就是“搭了個便車”。

顯而易見，如果每個人都抱有這種態度，都不去打疫苗，都希望“搭便車”，那一個社會就永遠無法實現疫苗接種的目標。

對COVID-19，人們的心態是類似的——請注意，這一條和“清零”或“共存”無關。無論在哪一個社會，無論采取了什么模式，大多人都不會希望社會有大的疫情，都不希望看到許多得重癥和病死，都不希望看到醫療資源被擠兌，也都不希望影響到自己，這一條想法，應該是全人類社會共享的。

但COVID-19的特性就是低風險人群與高風險的健康安全極不對稱，個人健康安全與公共衛生健康也極不對等，這就使得人們可能希望“搭便車”。“搭便車”具體指的是，個人享有全社會執行的COVID-19防疫體系帶來的諸多好處（這里，既可以適用于“清零”，也可以適用于“共存”模式），但同時自己卻沒有或不愿意按照防疫體系的指導或要求，付出相應的代價或努力——例如嚴格遵守社交隔離規則、個人衛生習慣、防疫指導及政策等等。

“搭便車”的畫面是這樣的：

——“我肯定希望大多數人都能遵守防疫的規定，減少社交距離，減少聚會、減少出行。只要大多數人都遵守規定，疫情是不會擴散的。今天這次小型聚會活動違反了政府的社交隔離規定，但它是私下舉行的，活動對我來說也很重要，我還是參加吧。”

——“我希望大多數人都遵循政府的指導，在室內佩戴口罩。但今天出門我忘了戴口罩了，懶得回家拿了。就這么著吧。大多人戴了就好了。也不一定有人管。我估計我也應該沒事。反正只要大部分人遵守規則，我們的社會應該不會被我今天這個特殊情況所影響。我明天再戴就好了。”

——“陽性要去方艙醫院去隔離？我支持這個政策，要應收盡收，這樣才能把社會面的疫情控制住。絕大多數人都應該去隔離。上周我鄰居陽了，他們去方艙隔離了，我就支持。但今天我陽了，我的情況比較特殊，我就一個年輕人，我一點癥狀沒有。我覺得我這種情況能不能特殊處理，居家隔離啊。我肯定自愈！”

對公共期待一套標準，對自己另一套標準，自己的標準一般要更低，給自己特殊處理。這，就構成了搭便車。也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COVID-19低風險人群自認為先天保護強，相比高風險人群而言，更有可能希望搭便車。

顯而易見，如果每個人都是個人主義，都自私行事，都抱有“搭便車”的幻想，那一個社會很難建立公共衛生秩序。在這個問題上，社區感、集體主義、傳統主義、家長主義傳統比較重的社會的表現一定會比自由散漫、個人理性主義驅動的社會（例如英美國家）要好。

本篇里，我們引用社科概念，發現了COVID-19會帶來許多的經典問題。從負面外部性、道德風險到搭便車。這些問題都會導致所謂的“市場失靈”，公共問題無法解決。

因為大多數的人類個體都是短視的、小我/利己的、現時的。他們考慮的是自己眼前的、看得到的、可預測的收益與成本。他們的行為也被稱為是合乎“理性”的（rational）。

許多人也會考慮道德/倫理因素，但問題是，每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水平都是不同的，與家庭/社區/社會的關系也不同的，要讓所有人都對自己的行為嚴加約束，要讓所有人都時刻充分考慮公共利益，都成為利他主義的“圣人”，是脫離現實的。在世俗且信息繁雜、觀念多元的現代社會里，人們很難形成整齊劃一的道德判斷。退一萬步，即便大家的觀點相同，也未必就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真的有“道德自律”，按照道德行事。

所謂“道德風險”、“搭便車”等概念，來源就是個體的利己及短視。

此外，還要看到，每個人所能掌握的信息與知識都是有限的，人們只能根據有限的信息，結合切身的需要行事。他們往往沒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全局的判斷。

也因為如此，使得人類的“理性”“有局限性”（bounded rationality）。最終，每個人都出于利己、短視的考慮，再把個人的決定加總起來，還是短視的決定。這就會導致所謂的“市場失靈”，使得公共問題無法獲得解決。

COVID-19對人類社會是“分而治之”，把大部分的人群（都是低風險人群）變成了自己的傳播工具。這時，老弱病等高風險人群變成了保護低風險人群自由所帶來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COVID-19的進化邏輯是通過不斷的自我調整，無限“靠近”人類：極大增加傳播能力，使得人類防不勝防；盡量弱化對低風險人群的傷害，使得大部分人對病毒的態度開始趨向中性或無感。只不過，現階段Omicron對老弱病的危害依然很大，并有可能因此使得一些社會的醫療資源被擠兌。所以，人類還在努力對抗COVID-19——尤其是那些社會集體價值觀念很強、對長者非常尊重的社會。但無論如何，COVID-19的進化結果，確實進一步加大了人類個人健康風險與公共衛生風險不對等的問題，也使得病毒從內部撕裂人類社會的能力更強了。

從生物學的角度講，主張“人不可能勝天”、接受“躺平”或“共存”的人，實際上其實已經成為COVID-19病毒在人類社會里的“代理人”（agents）：他們在代表COVID-19“發聲”，呼吁人類社會接納COVID-19。而人類社會接納COVID-19的結果，自然是大規模的傳染，以及以老弱病的重癥與死亡為附帶代價。

從這個角度來講，一方面是COVID-19在適應人類；一方面，也是COVID-19病毒在“馴化”（domesticate）人類。這和人類從狼群后代里培養出狗是一樣的：把最兇猛、難以馴服的消滅，把溫順的留下來。一代一代的，改變他們的基因。最后，“狼”（狗）就與人共存了。這就是COVID-19在做的事情。

2020年以來，在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COVID-19都實現了這個“目標”，只除了一個“孤島”——中國大陸。

我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寫到過如果人類社會只有一個政治體——中國大陸，那COVID-19在2020年就被“消滅”了。

這里，我們再探討一下這種重大公共問題里的“市場失靈”問題。

我們發現，但凡存在巨大負面外部性、道德風險、搭便車的公共問題，往往都會出現所謂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問題，即人們各自為政，無法聯合起來，而僅憑借“看不見的手”，通過市場自身力量去應對，最終無法解決問題。破局就是引入強有力的公共力量，自上而下進行強有力的管理。

相比氣候變化而言，COVID-19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了。COVID-19確實會導致數百萬人的死亡，但氣候變化會是危及人類存在的“滅絕性問題”。氣候變化一樣會造成人類社會的撕裂，但它比病毒還危險，因為病毒有很強的即期效果，人們能夠看見社會成員的重癥和死亡，能夠感受到醫療資源擠兌帶來的問題，而氣候變化似乎是一個距離我們很遙遠的“灰犀牛”，以“溫水煮青蛙”的效應發生作用。

但無論COVID-19與氣候變化表面上存在什么差異，要克服理性個人決策所帶來的“局限”，就需要自上而下的、一體化的、有權威的力量的介入，幫助參與制定規則、設定邊界、進行倫理與輿論引導，同時還要讓違反規則的人付出代價（包括承擔經濟代價，或接受行政處罰，可根據問題性質和嚴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下一篇，會討論政治制度差異的影響及政治的外部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