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申鵬
來源公眾號：平原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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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來，文化圈一直有這么一種論斷，他們說：“五四運動，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民族危機的爆發，打斷了中國啟蒙的過程”。

以至于前年，還有媒體人大言不慚地說：“30年啟蒙失敗了”。

中國某一類知識分子，念念不忘的就是“啟蒙”，在他們心目中，似乎把自己當作了救世主，當作了人民的“爹”，不由他來啟蒙啟蒙，似乎我們大家就是愚昧的，野蠻的，不開化的......我看，最需要啟蒙的不是中國人民，而是頭腦僵化、不學無術還高高在上的他們。

那么，我們就來好好回顧一下五四吧。

五四之前，是陳獨秀先生領導的新文化運動，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都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得力干將，他們反對舊文化、舊道德，推廣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大旗，是“民主”和“科學”，也就是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陳獨秀先生提倡“文學革命”，魯迅先生寫新小說，胡適推廣白話文，劉半農寫白話詩，李大釗先生傳播馬克思主義，錢玄同比較偏激，直接說要“廢除漢字，使用字母文字”.....這場運動，基本上還是在北大這個高等學府中進行的，影響的人群基本上還是高校師生，雖然報紙上轟轟烈烈打筆仗，但并沒有真正影響到舉國大多數文盲的四萬萬民眾。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先生有一句臺詞，他說：“我要的是全國的生機盎然，不是北大的生機盎然”。

這反應了那一代覺醒者真正的心境，說真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在推廣白話文傳播新思想方面居功至偉，但它影響的只是北大一隅，只是知識分子階層。你要非說啟蒙，實際上啟蒙的只是上層階級自己，當時還沒有人能夠深入到勞苦大眾中，去掃盲，搞教育，去把絕大多數人組織起來。

如果啟蒙只是精英知識分子之間的智商游戲，那么中國和印度也沒有什么分別。

《覺醒年代》電視劇中，陳獨秀和李大釗曾經在天津海河邊遇到了一個放河燈的義和團老戰士，這位老人正獨自在河邊祭奠亡魂。陳、李二人來到老人身旁，奇怪地問他為何會祭奠這么多親人？老人說，這些亡魂是當年死去的義和團兄弟們，二十年了，誰還記得他們？李大釗安慰道：他們為了國家而死，是值得的！老人竟激憤地反駁：為了這樣的國家，值得個屁！

這位義和團的老人，也是近代中國斗爭的一個縮影，當國家危亡了，當帝國主義欺凌到頭上的時候，奮起反抗的就是這樣的普通人，他們或許沒有知識，沒有見識，不知道未來的方向是什么，他們甚至迷信，他們只懂得本能地反抗，但是反抗有錯嗎？

如果非要講啟蒙的話，那么四萬萬勞苦大眾，算不算人？

而且，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對中國、西方、世界的認識都是片面的、主觀的。那時候的中國人，對于西方“文明世界”還普遍抱有幻想，對西方宣傳中的“民主”、“自由”、“契約精神”深信不疑——而對中華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又有點過火。

那時候中國知識分子看西方世界，就像《三體》中葉文潔看三體外星人，他們普遍認為，西方之所以技術先進、國力強盛，就是因為西方人道德水平高......

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而在此之前，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是充滿自信的，因為他們自以為中國是“協約國”的盟友，是一戰的“戰勝國”，站在英、法、美一邊，那就是站在“正義”和“公理”的一邊，市民們甚至還興高采烈舉行游行，甚至還豎起了“公理戰勝”紀念碑，覺得中華民族的曙光來了，那些先進、文明的西方國家，特別是代表著民主自由的美國一定會幫我們。

因為在1919年間，美國在中國加大了宣傳力度，1919年6月，中美新聞通訊社在中國的各通訊社中居于首位，其每天向六十多家中國報刊提供五千字的新聞報道。這些美國政府的重大新聞，通過美國海軍無線電傳到上海。當無線電接收不穩定時，則摘自鮑威爾的《密勒氏評論報》和其他當地美國報紙——中國知識分子每天閱讀的都是各種美國新聞，以至于大多數人都對美國有非常大的好感。

美國對華宣傳的重點，就是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和“國際新秩序”，他們“將威爾遜的準則總結為美國理想主義、自我犧牲、公正無私的體現，是對一個新的、更加公平的、更加民主的世界秩序的需要，是通過美國在戰爭中輝煌的勝利，以及因此在國際事務中增長的權力和威望”。以至于在當時的中國，美國的形象就是正義、進步、文明的。

大家都對提出“十四點原則”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寄予厚望，把他當成了中國人民的朋友、救世主，胡適到處鼓吹美國會幫我們，就連陳獨秀先生都曾熱情洋溢地夸過“威爾遜是個大好人”......只是這些美好愿望破滅得太快了。

但是，巴黎和會的結果給民眾的愛國熱情潑了涼水，更是打了很多親西方知識分子的臉，英、法、美出賣了中國，把中國青島的主權從德國手上轉給了日本......沒有人主持公道，沒有什么正義和公理，中國作為“三流國家”，甚至都不配參與《巴黎和會》的談判，就被列強決定了命運。

自此，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中很多愛國者開始和自己的朋友、師長、同學決裂，他們認清了帝國主義和西方“文明世界”的虛偽和無恥，他們不再幼稚，不再自欺欺人。

歷史開始走入分岔路口，五四運動中的年輕人，打出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反帝反封建開始擺到了明面上，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的同事和戰友們，也開始分道揚鑣，各自追尋自己的道路。

這就是當代公知們所說的“救亡壓倒啟蒙”。

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標志著中國人民開始徹底地反帝反封建。從這個時候開始，最先進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絕對不是好東西，他們不會給中國帶來進步和文明，他們甚至不會支持中國人民的反封建斗爭，因為他們和中國的封建勢力是一丘之貉，他們甚至會扶持軍閥買辦更加兇殘地壓迫人民。

很多知識分子都曾一廂情愿地愛過西方列強，但列強卻從未選擇過中國人民。

帝國主義列強，是中國一切反動勢力地總后臺。

反封建，就必須反帝；除軍閥，就必須打倒列強。

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段祺瑞、張作霖、蔣介石背后，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就是美帝國主義，中國一切的禍亂之源，都和西方列強脫不了關系。不反帝，什么進步、什么啟蒙，都是緣木求魚。

在五四中，和五四之后，中國青年清醒地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一定要滅亡中國的，封建軍閥、官僚資本、買辦階層是一定要賣國的，亡國滅種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了——中國最迫切的，是救亡圖存，是活下去，是反帝反封建。

后面的歷史就清晰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大革命、土地革命、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中國最優秀的一群青年，從書齋走入了廣大農村，真正喚醒了這個國家的大多數，點燃了星星之火，歷經艱難困苦，付出了無數頭顱和鮮血，換來了新中國。

什么“救亡壓倒啟蒙”？

實際上，精英知識分子的“西方化”，精英知識分子寫幾句新詩，就能代表中國的啟蒙嗎？當時的中國有四萬萬人，區區幾個文化名流，就能代表中國嗎？救亡和啟蒙難道是對立的嗎？救亡圖存和民眾覺醒，原本就是相輔相成的事情，讓更多人讀書識字，讓大多數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活，為什么而戰，難道不是“啟蒙”嗎？

很多年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一個湖南青年，穿著破舊的衣衫，留著長發，拄著木杖，帶領著千千萬萬衣衫襤褸、受苦受難的人們往前走，他們穿過奔騰的江水，翻過高聳入云的雪山，趟過鳥獸絕跡的水草地，那些工人、農民、學徒、手工業者、童養媳、那些被壓迫奴役了數千年的生靈們活了下來，并且爆發出了勃勃的生機。

庶民的力量，讓群山開路，讓大河斷流，讓冷酷殘暴的殺戮機器，也顫抖著呻吟著，發出無奈的嘆息。他在群山深處，開創了一個新世界。

從這里開始，歷史開始改寫，那些驚天地泣鬼神的史家文字，都變得蒼白無力，他指引的道路，讓敵我雙方都嘆為觀止，讓最兇悍殘暴的敵人，都想要從他的只言片語中獲得魔法般的力量。他和他人民，開始戰無不勝。

其實并沒有魔法，并沒有神跡，他不是一個人，而是千千萬萬追求自強、平等的人民的化身。當敵人準備攻擊他的時候，會發現他的軍隊消失在千千萬萬的民眾當中，當敵人茫然無措的時候，卻又有百萬雄兵從人民中間殺出來，那些滿臉溝壑、手掌粗糙、眼含淚水的農民，那些裹著小腳、包著頭巾的婦女，那些手拿紅纓槍的小孩子，無數人推著小推車出現在戰場上，一聲怒吼“從前是牛馬，今天要做人！”

你給我翻譯翻譯，什么才是真正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