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風
來源：北風雪林（ID：beifengxuelin）

前一段時間，武漢在全國所有一二線城市里，首創“任何市民無48小時核酸，健康碼變灰碼”的防疫新舉措。

這一模式，用現在全國上海，北京，杭州等多個城市采用的官方命名，就是“全員常態化核酸”。

因為我生活在湖北，因為擔心給全國網友造成“宣傳地方政績”的感覺，因此這種模式剛誕生時，我并沒有像其他大號一樣宣傳。

從今年今年一月，奧密克戎首先突襲天津以來，奧密克戎已經肆虐了全國絕大多數的一二線城市。

奧密克戎最難防的地方，就在于“前期感染無癥狀”以及超快速的傳播速度。

一個一線城市，只要在發現第一病例時，奧密克戎提前“社區傳播超過一周”，傳播鏈超過三代，往往一個城市就要拿出一個月的時間，甚至拿“全員靜止”這樣極端破壞經濟的方式來阻礙病毒傳播。

經過幾個月與奧密克戎作戰，我認為“科學防疫”，“最低成本達到動態清零效果”，最重要的就是“盡早發現奧密克戎的初期傳播”。

要將“奧密克戎發現在城市傳播鏈初期”，“對經濟常態化損傷最小”，整體成本最低的就是“全員常態化核酸”。

近期，網絡突然出現一些“算經濟賬”的高人，甚至將“動態清零”說成是“核酸檢測”公司擴大業績，多賺利潤整出來的。

一些“算經濟賬”的，算出一二線城市，全員核酸一年的花費是1.5萬億。

他們給全民的結論是：國家花這1.5萬億，可以省掉其他抗疫經費，是經濟成本最低的防疫模式。

1.5萬億，是我國去年經濟的1.5%，這么高的成本，還僅僅是“常態化核酸”這一項，這一防疫措施重要，但是并不是“包治百病”，能夠替代取消其他防疫模式，這是對比以往防疫措施的“增項”。

雖然這類“經濟賬文章”的結論都是支持“常態化核酸”，但是每年1.5萬億的“低成本增項”，怎么看都有些“陰陽怪氣”。

壹，常態化核酸的“便民性”

最近許多一線城市的“全員核酸”，因為人口過于密集，時間又過于緊迫，很多社區很多小區無法執行好“每一樓層輪流下樓”的精準模式。

大排長龍，還有部分人解下口罩抽煙打電話的情況，每人間距1.5米更是形同虛設。

這種集體核酸，很多人排隊超過一小時，并且大排長龍帶來一個病例，導致一群“密接”的風險。

許多人將這種“場景”對標到“常態化核酸”之中。

這樣一個小時，巨大傳染風險的行為，還要每兩天，或者每三天來一次？

你是不上班，所以不知道打工人辛苦的傻缺么？

實際上，在深圳，武漢等城市的前期操作中，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只要事先根據人口密度，設置得當，在一個城市不是“疫情爆發狀態下”，在小區周邊的“便民核酸點”做核酸，從掃碼登記到做核酸不到10秒，排隊做核酸的總時長不到十分鐘，即便排隊時間極端一些，也不到半小時。

我認為，一旦“常態化核酸”成為國策，協調每一個企業給員工每周一個“半小時的核算假”，或者允許任意一天“以核算理由遲到不納入考核”，這樣的經濟成本，相比較城市進入“全員靜態管理”，所有企業還是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擔的。

貳，經濟賬的“兩大誤區”很有欺騙性

在許多算“全員常態化核酸”經濟賬的文章里，都是將全員常態核酸的成本，和“全員封城”的經濟損失，進行對比。

我見到一個算法，還是“部分靠譜”的。

就拿上海市一年的GDP4.2萬億來算，每個月的GDP就是3600億。我們假設每個月“不同的城市因為疫情爆發”要進行2周的“全域靜止封城”。

每個月不同城市滾動封城，根據前四個月的經驗推算，每個月被封控的規模，幾乎等同于上海的GDP規模。

而每個城市受到兩周的全員靜止，對經濟的整體損失在20%~40%之間，因此我國“封城導致的經濟損失”粗略算法，是3600億的40%，接近1500億。

折算一年的“封城經濟損失”，大約是1.8萬億，接近全年經濟規模的2%。

不要小看2%的經濟規模，這相當于把我們5.5%的經濟增長，給干到了3.5%，連帶導致的失業潮，倒閉潮，政府稅源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要“實現經濟最小代價的動態清零”，這個1.8萬億的封城經濟損失一定要“努力減小到最少”。

常態化核酸的一個經濟賬“誤區”是將全員常態化核酸和全員封城進行“完全替代”。

我們在強調推行“全員常態化核酸”有必要的時候，需要強調常態化核酸最快發現隱秘傳播，只要后續跟進科學溯源和快速防疫，能夠盡量避免“全員封城”的結果。

可是“簡單粗暴”的替換概念為“做了全員常態核酸就一定能夠避免封城措施”，這是一種“捧殺”，一種過高預期。

一旦個別城市初期動過常態核酸發現了“奧密克戎隱秘傳播”，但是奧密克戎多點突入，又隱秘傳播了一段時間，最終導致這個城市還是只能選擇“局部封城”來實現動態清零時，到時候大家就會覺得“常態化核酸”最后還是躲不過封城。

給人的感覺就是“常態化核酸”成為最終封城前夕，徒勞的“智商稅”，這個成本白白增加。

我們必須強調，全員常態化核酸，是能夠將后期“封城幾率”降到最低的最佳方式，但是并不是完全取代。

經濟賬的第二個誤區，就是將常態化核酸的成本，算高了！一些研究機構，參照的全員常態化核酸的成本，是目前上海北京，以及前期吉林長春的一個月循環十幾次的“常態核酸”成本，再乘以全國所有一二線人口，得出“全員核酸”的成本。

我看到一個“較為權威”的算法，根據一二線城市總人口5.05億的規模，平均每人一個月的“常態化核酸”，參照北京上海吉林長春，得出每人240塊，最終結論一二線城市全員常態化核酸的每月成本是1250億左右。

按照全年十二個月累加計算，一二線城市5億人口的全員常態化核酸，成本為1.5萬億元。

最后研究機構的結論是：全員常態化核酸的每年成本是多花1.5萬億，比封城損失的1.8萬億經濟成本更低，是劃得來的。

由此得出結論：我們要鼓勵推動全員常態化核酸。

真不知道這樣的算法，這樣的“低成本劃得來”，是動態清零的低級紅，還是高級黑。

叁，常態化核酸的正確方式和正確成本

我們要“接受全民常態化核酸”，第一個是前文說到的，每周耽誤不到十分鐘。

第二個是“公共場所的便利性升級”，對于沒有疫情擴散的城市，公共場所掃碼要做到和支付一樣簡單，并且正常情況下，“七天無核酸才顯示灰碼”。

當城市出現病例，出現中高風險區，根據劃分的不同等級地區，分別要求“三天無核酸變灰碼”和“兩天無核酸變灰碼”。

每一個城市網格，常規配套“全員七天一核酸”的便民采集點，平時就備好“疫情發生后新增核酸采集點”的位置。

等到城市在“常規核酸篩查”中發現隱秘傳播，根據疫情緊迫程度，對各網格的“核酸采集點”進行增派人手，將“全員七天一核酸”的采集能力，提升到三天一輪或者兩天一輪。

全員常態化核酸，在“無疫情一二線城市”，對普通居民的要求應該是七天一輪或者十五天一輪。

對于重點人群：包括老年機構服務人員，醫院工作人員，機場，高鐵站，公交，公安交警等社會公共安全服務力量的執勤人員，以及商超工作人員，快遞員，餐飲業從業人員，可以升級到3天一核酸。

這樣平均算下來，一二線城市5億人口，一個月人均常態核酸是4次，也就是一共20億次常態化核酸。

在沒有疫情的城市，常態化核酸當然沒必要“一人一檢”，根據人口密度，采取二十人一混，甚至五十人一混都是可以的。

現在在北京和上海，大范圍混檢的人均每次核酸價格已經降到3元。

就算一二線城市常態化核酸增加了人力成本，我將3元的混檢價格升到4元，考慮到核酸異常后，精確檢驗要求一人一管，并且頻次快速增加，我將人均成本提升到5元一人。

最終，一二線城市在無疫情狀況下，人均四次“大比例混檢”的常態核酸成本，也就100億人民幣。

乘以十二個月，常態化核酸這個“科學防疫前期最重要增項”額年度成本應該在1200億左右。

這個1200億的成本，對比封城接近2萬億的成本，哪怕是把封城幾率降低十分之一，這個成本也是劃得來的。

同時與一些人幻想的“躺平后”的經濟成本來對比，躺平后疫情不會消失，制造業不會滿員，你上班時，辦公室的工位永遠有請假同事。

家中老人會在一輪輪疫情下不斷減少，你和年輕的家人則是一輪輪的感染，逐步培養變異的蠱王。

全員常態核酸的1200億成本，和這樣的“后果”進行對比，也是劃得來的。

當然，許多人指出全員常態化核酸，一線社區人員和一線采集醫護人員的“人力成本”和付出也是很大的成本。

我最近在武漢周邊的三四線城市調研，在和一個局級領導座談的時候，他剛剛在市里開了一個會議。

他給我講解一個“財力不足的三四線城市”如何增加付出“本不寬裕”的防疫成本。

他提到，一個三四線城市，無法像一二線城市那樣，用“落戶積分”或者購房補貼來獎勵一線抗疫人員。

兩年前，曾經有人提出“一線抗疫人員子女高考加分”的提案，可是隨著全國疫情擴散，許多城市一線醫護和社區公安等一線人員的投入常態化，這個高考加分也很難執行。

三四線城市能夠做的，就是將“城市僅有的原本一些公務員隱藏福利”向一線抗疫人員傾斜。

比如一個三四線城市，最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居住環境最好，原本用來“招商引資，人才引進”的人才公寓，可以優先安排給一線抗疫單身人員居住。

對于結婚的“一線抗疫人員”，過去，三四線城市的公立幼兒園，公立實驗小學，實驗中學，政府和各市直單位公務員家庭本來是孩子“默認入學”的。

今年，這些“隱形福利名額”全部讓出來，一線抗疫人員的子女，可以優先入讀公立最好的幼兒園，中小學，不受“學區限制”。

每個城市拿出比封城少得多的“經濟成本”，給全民公共活動和消費創造更多“便利福利”，然后將一些“公職人員默認隱藏福利向一線抗疫人員轉移”，這才是全員常態化核酸能夠長期執行的三大保障！

讓所有人認識到全員常態核酸“成本真的很低”，對于發現初期隱匿傳播真的很有用，對于大家增加的“不方便”真的很少，這一“動態清零”最重要的科學防疫政策，才能得到全民擁護！

販賣的焦慮應該少一點，讓大家認清正確防疫舉措的科普應該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