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就美國經濟進行評論時被記者問到是否會放棄（drop）特朗普對中國的301關稅。

拜登表示美國政府正在討論這個問題，在研究怎么做會產生最積極的影響。

記者追問是降低關稅還是完全取消關稅，拜登則做出了模棱兩可的回應，說正在討論這個問題，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事實上，這早已不是拜登第一次就對華關稅做出評論。在2020年競選時，拜登就聲稱，他不同意特朗普對中國采取的關稅措施，如果當選將叫停現行措施。

然而，拜登政府上任以來，中美貿易的高關稅問題似乎被拋到腦后，特朗普任內加征的關稅依舊在那里。按照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分析，美國對華加征的關稅仍然覆蓋了將近三分之二的自華進口價值約3350億美元的商品。

加征301關稅時，其作用范圍是如何確定的？

取消301關稅又需要什么程序？

拜登此時表明正在討論是否取消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加征的關稅，與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達到40年來高位不無關系。

那么美國高通脹的原因何在？降通脹的關鍵又是什么？

文丨周密商務部研究院美洲與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長

編輯丨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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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是特朗普對華加征301關稅作用范圍的依據，影響著萬千企業的決策，也對中美雙邊貿易產生著不小影響。是否會被納入征稅清單，是否能夠進入例外清單，直接影響著中美兩國相關企業的貿易成本和意愿。

在美國對華加征301關稅之后的幾年里，中美貿易呈現了先抑后揚的變化態勢。圖｜人民視覺

特朗普政府認為，可以通過拉清單對華施壓，形成實質性威脅并獲得更為有利的談判地位。

萊特希澤主導的美國貿易代表（USTR）辦公室以301調查報告結果為依據先后發布了5個征稅清單，其中實際實施的4個清單分別覆蓋了加征關稅前一年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額340億美元、160億美元、2500億美元和1250億美元（注：因每年貿易波動，故清單覆蓋商品金額之和與每年實際受影響的商品金額并不一致）。

由此增加的經濟成本并不只是關稅稅率25%那么簡單。在對未來市場供需缺乏清晰信息的情況下，供應鏈出現明顯波動，使得社會各方被迫追加超額庫存。

為了減少加征關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在拉清單擴大征稅范圍之前，USTR都為美國企業等利益相關方提供了將某些商品排除在清單之外的說明機會，也因此重新調整了加征關稅的范圍。

雖然并不是所有企業都有意愿和能力去提出申訴，企業的廣泛呼聲是否存在被USTR選擇性接受缺乏透明性，加之USTR的人手是否足以全面分析、準確判斷加征關稅對美經濟有利難以令人信服，但相關決定還是做出了。除了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將一些醫療物資排除在征稅清單之外，301關稅的例外清單還覆蓋了幾百項商品。按照規定，例外清單是有時間期限的，如果不能繼續延期，清單中的商品將會被繼續加征關稅。

2021年10月，負責確定相關關稅的USTR辦公室發布聲明，啟動549項商品關稅排除程序，征詢公眾意見。2022年3月23日，USTR決定在549項商品中選出部分電子元件、汽車零部件、化學品和電機等工業部件共352項繼續豁免關稅，豁免期限為2021年10月12日到2022年12月31日。

5月3日，USTR發布公告稱，將根據美國法典第19編的2417(c)條的規定，啟動對301關稅的必要性審查。

按照該項規定，USTR有義務停止根據301審查報告做出的行政行動，除非受益于該行動的各方要求繼續。如果這些相關利益方要求繼續，USTR需要評估這一行動對實現301條款目標的有效性，以及這一行動對美國經濟（包括消費者）的影響。

具體到這次必要性審查，這一行動指的就是按照4個清單對從中國進口商品征收的301關稅。

按照流程規定，USTR先是通知因301關稅受益的美國國內產業部門的代表，告訴他們有可能繼續加征關稅。USTR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官方日報——《聯邦紀事（Federal Register）》上發布了審查通知，同時向以前在301調查時支持加征關稅的相關利益方發送郵件。這些產業部門需要在加征關稅4年期滿之前的60天內提供書面材料。

按照特朗普時期的加稅清單，清單1和清單2是301調查所建議的涉及總額約500億美元商品，但USTR把相對更晚加征的報復性關稅清單3和清單4A也與前兩個清單合并處理。

因此，支持繼續加征關稅的企業、組織或個人可以在5月7日到7月5日期間對清單1、清單3和清單4A通過網上提交意見；也可以在6月24日到8月22日期間對清單2、清單3和清單4A提交意見。USTR不會公開具體的意見，但會在其決定如何處理301關稅時對各方的意見予以歸納。

USTR強調，如果在評論窗口期結束時仍未收到支持意見，301關稅將會自動終止。

按照目前的情況，USTR很可能會收到支持的意見。這種情況下，USTR將會對301關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效果開展覆蓋面更廣的第二階段審查。

USTR會再次發布通告，要求相關利益方就該關稅對實現《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目標有效性進行評價，也就是加征關稅是否避免了中國因為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行為而給美國商業造成的負擔或障礙；是否有除了301關稅外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以及這些其他措施對美國經濟和消費者產生的影響。

不過，美國歷史上似乎還沒有出現過對301措施效果滿期后進行審查的先例。究竟該如何去審查，不僅美國企業摸不著頭腦，USTR恐怕也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例如，沒有明文確定需要有多少相關利益方支持301舉措才不會終止措施，似乎只要有一個支持的評論就能為301關稅續命。但是，與301調查的時限不同，審查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表，USTR也并非必須根據收到的意見修改關稅。可能與支持繼續實施301關稅相反，也許有不少聲音，會對停止征收301關稅更加支持。

事實上，USTR對301關稅進行審議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2022年4月1日，美國國際貿易法庭的馬克·巴內特（Mark A. Barnett）等3位法官就約3600件起訴USTR的清單3和清單4關稅措施并要求賠償的案件做出的裁定顯示，USTR需要在6月30日之前對上述兩個清單進行重新考慮或進一步解釋，這或許也是這兩個清單要和清單1和清單2共同接受公眾意見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這個時間表安排，恐怕即便到8月下旬完成第一階段301關稅必要性審查，還很可能會啟動第二階段審查。而越接近美國將在11月舉行的中期選舉，取消和降低關稅就可能面臨越大的阻力。

但是，美國經濟是不是等得起呢？

4月29日，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公布了3月份重要的通貨膨脹指數之一——個人消費支出指數（PCE）。與上年同期相比，美國3月的PCE增長了6.6個百分點。

2022年2月11日，美國華盛頓的一家商場，顧客在選購家用電器。圖｜IC photo

回顧美國歷史，上一次出現同樣的PCE值還是1978年4月，而上一次比6.6%還高則是發生在1982年1月，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所引起的國際油價飆升是當時PCE出現大幅增加的主要因素。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比上世紀石油危機時代還要高的通貨膨脹率？這么高的通貨膨脹率到底是不是這兩個月出現的呢？

BEA的數據顯示，美國的PCE在2021年8月就達到了4.2%，此后連續7個月持續加速，從4.4%、5.1%、5.6%、5.8%、6.0%、6.3%增加到今年3月的6.6%。同期的PCE商品支出更是分別達到5.5%、6.1%、7.5%、8.3%、8.8%、9.5和10.6%，超過同期PCE增速的部分從1.3個百分點逐步擴大至4個百分點。從2021年8月以來，各月能源價格均出現了同比超過25%的增長，糧食價格則出現加速，從2.8%一路上升至9.2%。

2022年3月，美國消費者的商品支出和服務支出都出現較快增加。能源價格上漲了33.9%，食品價格上漲了9.2%。扣除能源和食品的PCE比上年同期增長了5.2%。

2022年3月，美國消費者在商品消費支出方面同比增加了704億美元，服務消費支出的增加更是達到1146億美元。服務消費中，國際旅行、餐飲和住宿服務支出增長最快；商品消費中，以汽油和其他能源產品為代表的非耐用品支出增長，汽車和零部件等耐用品支出減少。

回到拜登在5月10日關于美國經濟的評論。他強調了其上任后的15個月內創造了創紀錄的830萬個工作崗位，并把失業率降至3.6%，也創造了美國總統任期開始時失業率下降最快的紀錄。

拜登沒有回避美國正面臨通貨膨脹的挑戰。不過，他認為，美國目前的通脹原因有二：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停滯和供應鏈混亂；二是俄烏沖突。但這也是全球各國都需要面對的。

拜登認為，在世界各國都看到了創紀錄的通貨膨脹，而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有能力應對通脹挑戰。雖然通脹的某些原因超出了美國的控制范圍，但美國仍在做出努力。

例如，美聯儲在對抗通脹方面發揮著主要作用，美國建立了強大的經濟和就業市場，協調各國向市場釋放2.4億桶石油儲備，推動生物燃料進入市場，通過稅收督促石油公司加快對已獲得批準的油氣資源的開采，推動各行業領域競爭，加快港口和道路運輸，并對最富有的公司擴大征稅。拜登還希望大企業和個人不要參與哄抬物價。

顯然，拜登依舊將通貨膨脹的責任推到了外部原因和前任，同時以尊重美聯儲獨立決策的態度巧妙地轉移了各方關注的焦點。言下之意似乎是，控制通脹是美聯儲需要關心的事情和承擔的責任，如果做不好你們要去找美聯儲。

但是，此次通脹主要是因為貨幣現象嗎？或者換句話說，如果美聯儲大幅加息，通脹就能夠放緩嗎？

或許，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較為順利的階段，價格信號能夠較好地發揮作用，一旦價格明顯上升，企業利潤增加，生產的積極性提高，投入更多資金、人力，擴大生產，供給缺口減少，價格因此回落。

但是，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受到了明顯挑戰，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被明顯削弱，美國對華加征的覆蓋廣泛商品的301關稅，恐怕是破壞全球化的重要行動之一。

在特朗普政府公布加稅清單之后，中美雙邊貿易出現了快速上漲，搶進口、搶出口，企業為降低經營成本大幅增加了庫存準備。然而，“過冬的存糧”很快消耗一空，高額的關稅成為企業經營中需要考慮的長期成本，營收平衡需要重新確定。

美國政府從企業經營活動中的獲利不僅侵蝕了商業利益，更導致全社會福利的下降。事實上，按照2021財年美國政府7.3萬億美元的財政收入計算，301關稅滿打滿算也只占到美國財政收入的1%左右。即便美國政府通過加征301關稅獲得了更高的收入，對企業和消費者的損害會大得多。

更何況，301關稅并沒有改變中美貿易的發展態勢，市場再一次在經貿合作選擇上展現了更強的話語權。

在美國對華加征301關稅之后的幾年里，中美貿易呈現了先抑后揚的變化態勢。一些美國企業在經歷了加稅初期的彷徨后決定繼續從中國進口商品，進而把因加稅增加的成本向其供應鏈下游進行傳遞。

2019和2020年中國從美國進口有所下降，但2021年同比又增加了24.2%；對美出口則除了2020年疫情影響外均保持較快增長，2021年同比增幅達到19%。

對于制造企業而言，選擇生產所在地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少。關稅成本固然重要，包括勞動力價格、環境成本和貿易優惠安排等因素都會影響決策，但主要的考量還是更多在于能否有完整和強韌的供應鏈網絡，能夠長期、穩定地滿足市場需求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需要承擔更高的301關稅成本，不少企業仍選擇與中國制造進行合作。

或許，按照這樣的邏輯分析，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不做也罷。

拜登政府是否可以考慮減少或取消前任對華商品的301關稅？此舉不僅能減少供應鏈成本，也向中美兩國乃至全球市場釋放穩定預期的信號，減輕通脹焦慮和全球經濟復蘇承受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