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要說董振堂，必須先說趙博生。

早年間，趙博生在保定軍校讀書，1917年畢業。那時候的北洋政府是皖系掌權，趙博生這批優秀畢業生，便被分配到皖系軍隊做基層軍官。

在舊軍隊做事，趙博生還是有遠大志向的，他在日記里寫道：

“抱救國之志，負救國之責，不得不努力求學。人若無高尚知識，雖欲救國，則心有余而力不足。欲達此目的，非努力求學，不能成功。”

趙博生想救國，但現實不給他機會。

就在他畢業進入軍隊以后，中國接連發生了張勛復辟、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等一系列混戰，趙博生做為基層軍官，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便跟隨軍隊輾轉于各路軍閥，在皖系、直系、奉系都混過。

面對這樣的遭遇，趙博生心灰意冷：“中國的政治這樣腐敗，社會這樣黑暗，我真不想在這里做事了，我想下海拉洋車。”

中國軍人對現實不滿想去拉洋車，蘇聯克格勃的普京失業了想去開出租，這份職業就這么有吸引力么？？？

不過普京沒去開出租，趙博生也沒去拉洋車。

1926年，已經投入西北軍的趙博生，見識到人生中的第一縷陽光。因為經李大釗先生牽線搭橋，蘇聯和馮玉祥打通關系，向馮玉祥軍中派出軍事顧問，我黨也派出大量黨員到馮玉祥軍中工作。

于是呢，趙博生認識了共產黨員劉伯堅，讀了大量的革命理論，年近30歲的趙博生，也知道了中國該向何處去。

雖然在馮玉祥軍中，他還沒有走上革命道路的機會，但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的政治工作，在趙博生的心里埋下一顆種子，只要時機一到，這顆種子就有發芽的可能。

時間進入1930年，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爆發中原大戰，馮玉祥戰敗，主力部隊被蔣介石收編，余部歸宋哲元。

趙博生沒有參加中原大戰，而是以14軍參謀長兼特種兵旅旅長的身份，在西安駐防。

大戰結束以后，楊虎城率部直逼西安，要求趙博生投降。但趙博生不愿意投降楊虎城，帶著一些人跑出來，投奔了河南的吉鴻昌。

他的叔叔趙以元是吉鴻昌的結拜兄弟，在部隊有些權力，便勸趙博生在吉鴻昌的指揮部住下，以后在這里謀個差事。

趙博生說：“我考慮考慮吧。”

也就在他考慮是否留在吉鴻昌部的時候，剛接受改編的馮玉祥親信將領孫連仲來信：“西北軍被改編成26路軍，老兄弟們都在，你以前就是軍參謀長，不如來26路軍做參謀長吧。”

趙博生想，吉鴻昌不可能給他參謀長的職務，那就去26路軍做參謀長吧。

于是趙博生告別吉鴻昌和叔叔，收拾行李，來到山東任職。

參軍14年，趙博生一直在換工作單位，他以為這是最后一次了，不會再變動了。

趙博生沒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后，他又更換了工作單位，這一次才是真正的最后一次，而且因為這次工作變化，他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中國的青史里。

在26路軍中，趙博生和董振堂熟悉起來。

董振堂沒有趙博生的履歷豐富，1922年從保定軍校炮科畢業，他聽說馮玉祥的軍隊紀律嚴明，便主動申請到馮玉祥的軍隊任職，同行的還有何基灃等13名同學。

在馮玉祥的軍隊里，董振堂的表現很好。

軍官發不出軍餉，他就和士兵們一起吃大灶，要參加演習，他也和士兵們一起挖壕溝，深得軍心。

馮玉祥看在眼里，想把董振堂調離排長的崗位，到司令部做上尉參謀。馮玉祥覺得給董振堂升官，董振堂肯定會感激涕零吧。結果董振堂說，我不愿意做參謀，只想在基層帶兵。

馮玉祥大怒，好你個董振堂，竟然不識抬舉，敢駁老子的面子。

眼看就要治董振堂的罪，還是參謀長劉驥勸他：“人才難得，尊重董振堂的個人意愿吧”，這才留下一條命。

這條命留的很值。

1926年，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隨后便出兵南下攻取陜西和河南。

已經升為旅長的董振堂，在河南鄧縣親自帶領大刀隊正面出擊，派主力部隊從兩面夾擊，殲滅于學忠部數千人，保護總指揮孫連仲安全撤退。

隨后又指揮部隊奔襲兩天一夜，直撲襄樊的吳佩孚司令部，俘虜吳佩孚的參謀長、逼降于學忠的16個師，吳佩孚則帶著小老婆偷渡漢江逃命，狼狽之像，和抱著木頭渡黃河的王保保如出一轍。

真是猛將啊。

而且這么一個猛將，竟然不愛錢。

在河南打勝仗之后，董振堂繳獲了吳佩孚的黃金馬鞍，聽說同學何基灃受傷且沒有繳獲，就把黃金馬鞍和20支盒子槍送給何基灃。何基灃覺得受之有愧，便和董振堂商量，把這些東西上交領導。

留在河北的父親知道董振堂做官了，花錢蓋了磚瓦房，但董振堂回去住了一天就和父親說：

“以后不要再蓋新房子了，將來國家富強了，人人都有房子住。”

妻子賈明玉做為高官太太，出席重要場合也是穿粗布棉衣，每次都被那些穿綾羅綢緞的官太太們笑話。

賈明玉是否委屈，董振堂根本不在乎，他只是和妻子說：“我這一輩子，你甭惦記我吸煙，甭惦記我喝酒，更甭惦記我逛窯子。我闊起來，也不會尋小老婆。”

跟著這么一個男人，生活雖然差點，但起碼踏實安心，也行吧。

如此一來，董振堂便顯得特立獨行，有人說他是不愛錢將軍，有人說他是傻司令，總之和別人不一樣。

1930年中原大戰之后，戰敗的馮玉祥部被改編成26路軍，下轄25師和27師，董振堂的部隊被改編成25師73旅，降為旅長駐防山東。

可以說，趙博生和董振堂身在國府，但思想上早已入黨了，給一年后的“寧都起義”埋下伏筆。

02

1931年2月，蔣介石準備發動第二次“圍剿”紅軍的戰爭，便調26路軍到江西，一來增加兵力，二來可以讓雜牌軍和紅軍拼個兩敗俱傷。

蔣介石借刀殺人，算盤打的很精明。

但26路軍的官兵都是華北人，不愿意到潮濕的江西作戰，于是董振堂麾下的一個團主動破壞鐵路，準備以交通不便為借口，留在山東。

這點心思根本瞞不過蔣介石，他派西北軍舊將劉郁芬到山東宣布命令，如果不去江西的話，就停發26路軍的軍餉。

沒有軍餉就不能養家糊口，那么留在山東也沒有意義，左右都是死，還是去江西吧，說不定還有撫恤金呢。

所以26路軍基本沒有和紅軍作戰的意愿，這種心理狀態，在和紅軍作戰不利情況下，就可能演變成“謀生路”的動機。

事實也正是如此。

5月的時候，26路軍和紅軍初次作戰，便損失27師的師部和一個旅。26路軍總共有2個師、6個旅，第一次作戰就損失這么大，以后繼續作戰，豈不是要把整個軍隊都拼光了？

于是26路軍開始流傳：“紅軍的戰斗力太強了，我們打不過，可父母妻兒還在北方等著我們呢，怎么辦？”

那就不打了，想辦法謀生路吧。

趙博生是參謀長，不直接帶兵，話語權稍微有些弱。董振堂是旅長，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一方面制造假情報，對蔣介石的“進剿”命令極力推諉，另一方面派人去聯系馮玉祥，希望馮長官能帶他們跳出火坑。

董振堂制造假情報的事，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指望馮玉祥“謀生路”，確實是董振堂失算了。

中原大戰后，馮玉祥沒了地盤，已經成了國府的吉祥物，怎么有能力對抗蔣介石呢。

到了9月份，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基本結束，贛南和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于是駐扎寧都的26路軍被紅軍三面包圍。

而且26路軍的官兵因為水土不服，很多人感染上惡行瘧疾，短時間內就有數千人死亡。如果僅僅是病死也就算了，有些軍官為了吃空餉，在士兵沒有確定死亡的時候，就用破席子卷起來扔到城外，導致寧都城外一片呻吟慘叫聲。

求生不能求死不愿，26路軍的官兵特別迷茫。

蔣介石也不愿意管，調他們來江西，原本就是用來消耗異己的，現在他們困守寧都，最好都死了拉倒。

26路軍當然想過自救，他們拔營北上，想離開戰場回到故鄉，但剛走了60多里就遇到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阻攔，不允許他們繼續北上，必須回到寧都“剿匪”作戰。

面對這種局面，總指揮孫連仲借口去上海治牙病，丟下部隊跑路，日常軍務便由參謀長趙博生負責。

而在趙博生看來，紅軍打不過，國軍不關照，那26路軍只有倒戈一條路了。

想倒戈，但他不知道如何接頭。

總指揮部的譯電主任羅亞平是湖北人，趙博生和羅亞平套話：“羅主任，湖北是出共產黨的地方，你見過沒有？他們的嘴巴是不是血盆那么大？”

說來也巧，趙博生算是問對人了。

國共北伐時期，西北軍中就有大量共產黨員在做政治工作，培養了一大批地下黨員，這次26路軍進入江西，上海的中央不確定，這支部隊還有沒有地下黨員，于是派出王超、袁血卒、李肅打入26路軍，看看能不能聯系到。

他們進入26路軍，經過小心查訪，很快就和劉振亞建立聯系。

劉振亞是董振堂的上尉參謀，又是唯一和黨組織接過頭的地下黨員，于是“26路軍特別支部委員會”成立起來，短時間內便發展了20多名黨員，其中就有羅亞平。

聽到趙博生的問題，羅亞平表面上打哈哈糊弄過去，但是出門就和特支委員會匯報，說趙博生的思想動向有問題，可以接觸一下。

特支委員會研究一番決定，寫一封內容比較敏感的信，由羅亞平送到趙博生的桌子上。如果趙博生能接受信中的建議，那么就直接表明態度，如果趙博生不接受，羅亞平準備犧牲。

這次試探非常順利。

趙博生看到信，馬上找到羅亞平：

“這封信和你有關系吧？見解非常獨到。亞平，你是了解我的，我有志革命已久，苦于無人領導，曾經到上海找劉部長，但沒有找到。今天請你來，就是請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相信，這是趙博生的真心話，以前在北方是沒有機會，現在面臨生死抉擇，現實的困境把他的理想給勾出來了。

1931年10月，中央批準趙博生入黨。

既然已經入黨并決定倒戈，趙博生和特支成員便要團結高級軍官，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董振堂。

趙博生偽造了一封孫連仲的命令，寫著“暫免董振堂旅長職務”，然后去看望董振堂。董振堂看到命令大怒，這是特么的徹底不給人活路了，于是趙博生趁機勸他：“有什么事，我們團結在一起，才能不被人吃掉。”

至于什么是“有什么事”，趙博生直接說的話，不太好，通過引導讓董振堂自己說才是最佳選擇。

11月，趙博生、董振堂、劉振亞等人開會，討論26軍的前途問題。

趙博生：“我們繼續和紅軍打，必將全軍覆沒。”

董振堂聽完特別有感覺：“現在一無兵員、二無彈藥，再加上生活不習慣，再也不能和紅軍打下去了。”

劉振亞故意說：“趙參謀長，紅軍到底怎么樣啊，你在上面肯定比我們更清楚。”

趙博生：“有說好的，也有說壞的，聽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樣。都說紅軍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看到的卻不是那么回事。紅軍連抓去的俘虜都放回來了。”

聽趙博生說完，大家開始討論紅軍，其實就是給董振堂介紹紅軍。

最后趙博生開始點題：“咱們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南方沒有地盤，北方的地盤又都丟了，弄不好會死無葬身之地。”

董振堂原本就是模范軍人，又讀過社會主義的書，現在也下定決心：“現在只有一條路，就是拉著部隊去投紅軍。”

趙博生問他有沒有決心，董振堂說只有一條路，干。

03

雖然在寧都起義是謀生路，但也有失敗的可能，對于這一點，趙博生和董振堂都做好了心理準備。

趙博生在日記里寫道：“妻丑無子，而不再納娶，了無牽掛。”

董振堂則給河北親屬寫了一封信：“要萬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災大難，如遇災難，就去駐防山西的董升堂處躲避。”

他們都做好戰死的準備，也準備迎接新的生活。

起義的決心已經定了，至于怎么起義，他們還想再詳細謀劃，但蔣介石沒有給他們詳細謀劃的時間。

1931年11月底，王超奉命調回上海工作，經過南昌的時候不幸被捕，隨身攜帶的26路軍黨員名單、政治決議案、組織決議案都被搜查出來。

這時蔣介石知道26路軍有共產黨組織，但不知道起義計劃，于是命令26路軍抓捕劉振亞、袁血卒等共產黨員，星夜送到南昌行營。

這份命令是羅亞平收譯的，然后送給趙博生。

他們和特支的同志商量認為，蔣介石知道26路軍有共產黨員，這次是抓人，說不定以后還有什么招數呢，那就趁機起義吧，一了百了。

于是趙博生又偽造了一道南昌行營的命令，最后一次試探董振堂，那道命令寫著：“安內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導，望火速進剿，莫失良機。”

董振堂看到這道命令，立刻上頭了，大罵蔣介石：“都這個時候了，還要拿26路軍當耗材，老子不伺候了。”

看到董振堂的反應，趙博生確信，董振堂是靠得住的，他是真心起義的。

但趙博生沒有直屬部隊，起義只有董振堂支持的話，那就只有73旅加入紅軍，不夠大。要想拯救整個26路軍，就必須說服74旅的旅長季振同。

74旅是26路軍戰斗力最強的部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最重要的是駐扎在寧都城內，如果季振同愿意參加起義，那就能和董振堂里應外合，把整個26路軍拉到蘇區。

趙博生和董振堂找到季振同，拿出偽造的命令給他看，季振同和董振堂的反應一樣，大罵蔣介石無恥，并且立即下定決心：

“干脆和紅軍聯合起來，回北方，打日本。”

三人就此達成一致，把起義擺在臺面上說，并且派袁血卒潛入蘇區匯報。

朱德聽說26路軍要起義，非常高興，馬上召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討論，最終做出七條指示：

用最大努力爭取全部起義。

如不能全部起義，則以73旅為主局部起義。

如是局部起義，暴露的同志到蘇區，沒暴露的繼續潛伏。

派紅四軍到會同地區監視國軍，策應起義。

派王稼祥、劉伯堅和左權，帶電臺到澎湃縣聯絡指揮。

起義后部隊改稱紅16軍，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領導人。

有可能的話，逮捕寧都的兩個反動武裝頭目。

遇到什么情況用什么對策，朱德和同志們都考慮到了，然后葉劍英畫了一幅標明進入蘇區路線和駐地的地圖，連同七條指示一起交給袁血卒，讓他帶回寧都。

指示里說互推領導人，因為74旅的戰斗力較強，又是起義的關鍵因素，于是他們就推季振同做起義后的軍長。

但季振同嫌部隊的編制太小，軍長的職位太小，有些不愿意干了。為了穩住季振同，中革軍委又做出新指示：

“起義后部隊編為紅五軍團，季振同出任軍團總指揮，錢餉由季振同統一支配。”

季振同這才滿意，踏踏實實的參加起義。

12月14日夜，趙博生以參謀長的身份，請26路軍的團以上軍官吃飯，說是有南京運來的白蘭地、炮臺煙、美國水果，飯后還準備了麻將，大家不要錯過。

在寧都困了一年的各級軍官，哪能經得起誘惑，都來了。然而就在吃飯的時候，趙博生站起來宣布：“26路軍起義了。”

那些軍官面面相覷，但是沒辦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只能宣布參加起義。

到了凌晨兩點，除師長李松昆帶走一個團以外，駐扎寧都的1.7萬名26路軍官兵，都參加了起義。

天亮以后，紅五軍團啟程進入蘇區。

16日早晨，朱德和偉大領袖簽署命令，任命季振同為紅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趙博生為參謀長兼14軍軍長，黃中岳為15軍軍長。

這支完全是華北人的部隊，就此成為中央蘇區的主力之一，他們給紅軍帶去2萬多件武器，8部電臺，極大補充了紅軍的力量。

04

紅五軍團是國軍改編成紅軍的，保留著很多國軍的壞毛病，必須經過改造，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軍部隊。

一方面是拆分部隊，把紅14軍劃歸紅三軍團，紅15軍劃歸紅一軍團。

另一方面是派蕭勁光做紅五軍團的政委、劉伯堅做政治部主任、何長工做13軍政委、黃火青做14軍政委、左權做15軍政委，通過宣傳教育，對紅五軍團進行改造。

當然了，宣傳教育是改造軍隊的一種方式，政工干部的另一個目的其實是接管兵權，讓寧都起義部隊變成黨領導的部隊，這也是改造。

對于這些工作，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很不習慣。

他參加“寧都起義”，原本就有投機的心理，例如保軍隊、嫌官小，依然是國民黨新舊軍閥的那一套。

現在兩個軍被劃分出去，政工干部又進入紅五軍團，要和軍事主官同掌兵權，季振同自然覺得，兵權被剝奪，可能有危險。

于是季振同到蘇區以后，經常郁郁寡歡，和別人說自己是空頭司令。

再加上季振同不習慣紅軍的艱苦生活，便在1932年4月，和軍團政委蕭勁光說：“我不太適應紅軍的工作，想離開軍隊到蘇聯學習軍事。”

紅軍是自愿參加革命的軍隊，從不勉強。蕭勁光匯報之后，中央就同意他出國學習的要求。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或者季振同走得快，其實也沒什么事。但各種陰差陽錯的事，把季振同給害了。

在紅五軍團進入蘇區以后，危急時刻靠不住的馮玉祥出現了，他派參謀長劉驥聯系季振同，讓他帶部隊離開蘇區。

馮玉祥的想法也可以理解。

這支部隊是他的老底子，當初駐扎在寧都不一定全軍覆沒，為他們說話還可能得罪蔣介石，劃不來。而這支部隊成了紅軍，馮玉祥的老底子就徹底沒了，必須拉回來，他才有可能東山再起。

季振同接到馮玉祥的消息，馬上報告蕭勁光，并且把策反信件交給蕭勁光，表示自己絕無二心。

隨后在5月份，蕭勁光給季振同開了歡送會，派人把他送到瑞金，除了一個警衛員，季振同連一把槍都沒有帶走。

可能是為了自保，也可能是心灰意冷，反正季振同就這么走了。

而15軍的軍長黃中岳，也和季振同一樣不習慣紅軍，打福建前說，我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動就算了。

意思是要拖槍離開蘇區。

黃中岳的言論被人告發，經李克農報周恩來批準，黃中岳等6人被捕。這件事發生以后，馮玉祥策反季振同的事，也顯得有很大嫌疑，于是剛到瑞金的季振同也被捕。

何叔衡、劉伯承等五人組成的最高法院宣判，季振同和黃中岳等人執行槍決，沒收全部財產。

判決上報以后，偉大領袖和項英認為，他們都是寧都起義的功臣，不論如何都對革命有大功勞，不能槍斃。

他們兩人共同簽署命令，把季振同和黃中岳改為監禁十年，其他人監禁八年。

在那種環境下，這道命令已經很人性了，不能再強求太多了。不過監禁到長征前夕，為了輕裝上陣，季振同和黃中岳還是被槍斃了。

當初季振同被推為軍團總指揮，根本原因是麾下部隊戰斗力強，現在季振同出事，那么寧都起義部隊中，能出面主持大局的只有原73旅旅長、現紅13軍軍長董振堂。

雖然趙博生是起義的策劃人，但他沒有基礎部隊，做不了寧都起義的代表。

于是董振堂便接替季振同，以寧都起義代表的資格，做了紅五軍團的總指揮，麾下主力還是自己的老部隊，直到5年后犧牲在甘肅。

當然了，不論人品還是能力，董振堂都是非常優秀的。

他做軍官多年，攢下三千大洋的財產，在蘇區入黨以后和何長工說：“政委，共產黨員不能有私產，我把這些錢都交黨費吧。”

何長工勸他，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輩子，還是留下一些，給家里老人養老吧。

經過一番爭論，董振堂同意留下三百大洋，其他的都交黨費。就這些錢他都沒有給自己花，而是用來補貼傷病員，直到長征路上才花完。

還有一次，董振堂休息的時候擦槍走火，找到何長工，要求按照規定關禁閉。

何長工又勸他，你是軍長，就算了吧。

董振堂不接受，自己背著鋪蓋關了三天禁閉，給全軍做表率。

董振堂是新黨員，但這種人品，思想上沒有十年黨齡是磨練不出來的。

以上是剛進入蘇區的事。

而在能力方面，只說一點。

西北軍出來的部隊善用大刀，每到白刃戰的時候，董振堂就親自帶領數千名戰士，揮舞大刀近身劈砍，往往能留下同等數量的敵軍尸首，獲得大勝。

以至于紅軍官兵的夸贊，“一軍團的沖鋒、三軍團的包抄”，很快加上了“五軍團的大刀。”

長征的時候，董振堂指揮紅五軍團在湘江殿后，部隊從一萬多人減員到五千人，數月后又在石板河殿后，堅守九天九夜，以五千人硬剛一萬敵軍，保證中央和兄弟部隊能渡過金沙江。

因功勞大、傷亡重，中央說紅五軍團是鐵流后衛。

如果沒有董振堂，那么季振同和黃中岳被捕、趙博生犧牲之后，紅軍將少一支戰斗力極強的主力部隊。而參加了紅軍的董振堂，以自己的人品和能力，在紅軍中贏得名聲，也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寧都起義和紅軍的紐帶，其實就是董振堂，算是互相成就吧。

05

1935年8月，為了方便指揮和團結，會師兩月的紅一四方面軍，部隊進行了混編。

董振堂和紅五軍團被編入左路軍，改稱紅五軍，歸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司令朱德領導。此后一年時間，董振堂就跟著張國燾瞎轉悠，又走了兩遍草地、翻了兩次雪山。

辛苦也就罷了，要命的是，張國燾任命了一批四方面軍的黨政干部，到紅五軍擔任要職，并且把紅33軍和紅五軍合并。

紅軍中任命干部和調動部隊，是很正常的，但發生在張國燾和中央爭權的時候，就顯得很不正常。

也就是說，紅五軍被張國燾改造了，董振堂被架空了。

而這些不正常的調動，直接導致董振堂的犧牲。

1936年11月，紅30軍、紅9軍、紅5軍組成西路軍，準備打通河西走廊，迎接蘇聯的援助。

兩個月后，董振堂指揮紅5軍攻占臨澤縣城，稍微休息幾個小時，他便帶三千多人繼續出擊，占領高臺縣城。軍政委黃超帶一千多人留守臨澤，還扣下全軍唯一的電臺。

這就導致董振堂想和中央聯系，只能通過黃超，至于給不給他用電臺，要看情況來定。

黃超是張國燾的親信，這么做，其實是用電臺控制紅五軍和董振堂。

軍政干部相疑到如此程度，怎么可能打好仗呢？

就在董振堂攻克高臺幾天后，馬家軍便派出兩萬部隊包圍高臺，切斷臨澤和高臺的聯系。

這個時候，控制電臺的黃超沒有和董振堂聯系，也沒有向中央匯報情況，一直按兵不動。等紅五軍和馬家軍激戰幾天，感覺實在打不過準備突圍的時候，黃超派人送來一封信：

“董軍長，高臺是打通國際線的重要據點，總部命令一定堅守，如高臺有失，就要你董軍長的頭。”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到底是執行命令，還是借刀殺人？

董振堂沒有辦法，隨時可以突圍保存實力的紅五軍，被迫死守高臺縣城，最終全軍覆沒。

而命令董振堂堅守的黃超，自己則一刻都沒有堅守，穿過河西走廊一路跑到新疆迪化，一年后被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處決。

殺人者人恒殺之，因果循環報應不爽。

1931年12月的寧都起義，趙博生和董振堂等1.7萬名官兵是謀生路的，到1937年1月全軍覆沒于高臺，不過短短五年時間。

他們沒有給自己謀到生路，卻犧牲在給中國人民謀生路的路上，在歷史長河上來看，他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但這最后的絕唱，太讓人傷感，也太不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