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中印第16輪軍長級會談結果如何，目前還沒有來自雙方的官宣。

不過，從會談當天多家印媒以及分析人士的反應來看，雙方圍繞進一步脫離接觸的問題找到都能接受的方案“還需一段時間”，但會場內外的總體氣氛“是積極向好的”。

尤其是如果算上10天以后“計劃中”的會晤，中印兩國外長半年以來會晤次數就達3次，而且雙方都認可兩國在“有效管控分歧”方面的做法。正是在這種氛圍中，今年內的第三輪軍長級會談被認為保持住了雙方談判“已經獲得的勢頭”。

盡管如此，印度相關部門對在印中企的新一輪“突襲”加“逃稅”指控，再次引發它們與中印邊境爭端是否關聯的猜想。

有印度軍方高官甚至公開將此稱為“向中國發出的強烈信號”。

?17日上午9點30分，第16輪軍長級會談開始在莫爾多—楚舒勒會晤點印方一側舉行。整場會談持續長達12個多小時，雙方就中印邊界西段實控線地區有關問題，尋求一個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在實控線沿線摩擦點進一步脫離接觸的問題。

這實際也是今年之前兩輪軍長級會談的重點。1月12日和3月11日的第14輪和第15輪，也都重點討論了從印度所謂“拉達克”東部的戈格拉高地、班公湖地區和德普桑平原三個摩擦點撤離的事宜。

有報道稱，中國軍隊已經將部隊從加勒萬河谷、15巡邏點和班公湖后撤2.5公里。印度陸軍也從這些地區撤出部分部隊和車輛。

但對“進一步脫離接觸”，雙方還未達成一致。

盡管有分析說雙方找到都能接受的方案“還需一段時間”，但包括印媒在內的輿論普遍認為，第16輪軍長級會談舉行之際，中印兩國間的總體氛圍也是積極向好的。

不少媒體提到這輪軍長級會談的時間點：正好處在中印外長兩次會談之間。

10天之前，7月7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印度外長蘇杰生，剛剛在印尼巴厘島G20外長會期間舉行會談。

王毅表示，今年3月以來，中印雙方保持溝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雙邊關系總體呈現恢復勢頭。蘇杰生說，兩國外長3月會晤以來，雙方在維護邊境穩定、推動務實合作和便利人員往來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

有報道說，雙方當時討論了邊界為題，同意盡快舉行第16輪軍長級會談。

而在10天之后，7月27日至28日，王毅和蘇杰生可能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上合組織外長會期間再次會面，兩軍在邊界實控線附近脫離接觸的進程，預計也在議題之列。

加上3月25日王毅訪印時同蘇杰生的會談，兩國高層今年以來的多次接觸和溝通，也讓不少印媒覺得，雖然兩軍脫離接觸進程仍待推進，但雙方談判“已經獲得勢頭”。

總體氛圍向好，但17日軍長級會談舉行當天，印度軍方和媒體大量對外放風甚至示強。看得出來，它們想在談判場外給印方代表抬高一下聲量，提供一些“支持”。

一些印媒在報道中介紹印方代表團由陸軍第14軍軍長森古普塔中將率領，還直接挑明印方代表的訴求：“強烈要求”盡早讓軍隊撤離所謂拉達克地區所有剩余摩擦點。

同時，印度空軍參謀長喬杜里、退役少將阿斯塔納甚至“一位資深軍方人士”“國防部消息人士”，接連在印度媒體上發聲，一邊指責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在實控線摩擦地區進行部署和升級基礎設施”，或是中國空軍戰機在相關區域“挑釁”，一邊強調印度軍方做了充分應對準備，包括部署雷達陣列，很好的監視和防控系統等。

最后還不忘甩出一句：“印度給中國的信息是強有力的”。

在印度空軍參謀長喬杜里的嘴里，印度有關部門最近對在印中企的行動，“也向中國發出了強烈信號”。

就在上周三，印度方面指控，中國手機制造商OPPO逃稅5.51億美元。

理由說得倒是像那么回事：據稱找到OPPO“蓄意謊報”用于制造手機的進口工具與零組件的證據，并且指控OPPO在計算進口商品價值時沒有將支付給海外公司的特許權費用計算在內。

如果聯系之前受到類似打壓的在印中企小米和VIVO來看，印方這類舉動似乎另有玄機。

7月5日，印度執法局以涉嫌違反《防止洗錢法案》有關規定，搜查了VIVO印度公司和23個相關公司的48處地點。

對VIVO的指控和對OPPO的差不多，都是“逃稅”。

只不過印度執法局在公告中宣稱，VIVO印度公司的“逃稅”手法是使用了偽造的身份證明文件與錯誤地址，將 6247.6 億盧比匯往中國等地，金額相當于該公司一半左右的營收規模。

“逃稅”的旗號蠻好用的，反正印方就是以此為名，凍結了VIVO印度公司相關的119個銀行賬戶，總金額達46.5億盧比（約合3.86億元人民幣）。

“非法向海外匯款”這個舉動，也曾出現在今年初印度有關執法部門對小米的指控中。

而小米、VIVO和OPPO加起來，占據著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約63%的份額。

一份2021年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達1.69億部。位列前五的廠商中，來自中國的企業占據其中四席：小米、VIVO、realme、OPPO的市場占有率分別為24%、15%、14%和10%。只有第二名是三星，市場份額為18%。

印度對在印中企的打壓，早已不是新鮮事。自加勒萬河谷沖突以來，時不時就會爆出針對中國企業的“獵巫”行為。

打擊的時機，與中印雙邊關系的起伏似乎有著某種相關性。

去年3月，中印雙邊關系有一定程度緩和時，印方說可以“有選擇地考慮中國的投資”；而當中印邊境談判陷入僵局時，印方便通過所謂“稅務突襲”等行動發出“中國企業偷稅漏稅”“中國企業詐騙”“中國企業偷竊利潤”等信息。

目前，印度對中企的打壓還在進一步擴散。

彭博社5月底透露，印度企業事務部已著手審查500多家在印中企的賬目，除小米、OPPO、和VIVO外，華為、阿里巴巴等在印設有運營單位的企業都在受審查之列。

這，或將是在印中企面臨的一場最大規模的危機。

當然了，印度方面一直強調，針對中國企業的舉動不是出于政治動機。不管在哪個國家，檢查“偷稅漏稅”都是一個“合法合規”的理由。

然而，就連印度自己的學者都直言不諱：“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企業將成為目標，這在意料之中”“邊境對峙持續的時間越長，中國企業面臨的風險就越大”“印中之間的不信任程度如此之高，這些企業不可能不受到密切關注”……

可以說，莫迪政府似乎一直在用邊界問題綁架中印關系，并不斷打著“愛國”“安全”等旗號，推動與中國企業的“切割”。

其次，也有扶持發展本國相應產業的需要。

比如，新德里曾在2020年封禁200多款中國手機APP；今年2月，又以“國家安全”為由對54款App下達禁令，其中多為中國企業產品。于是，這個領域，印度的國產化率有了明顯提高。一批原先被TikTok、WeChat海外版社交應用軟件所碾壓的印度本土社交軟件應用迎來了春天。

只是，這并不能改變印度對中國產業依賴愈發增加的事實。

今年上半年，印度從中國進口達到創紀錄的575.1億美元。而去年一年，印度從中國進口是975億美元。

好吧，雖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印度無法實現與中國的“脫鉤”，但它迄今依然矢志不渝在發展“印度制造”，實現“對華替代”的路上狂奔。

這次，在中印第16輪軍長級會談之前，又再次爆出在印中企所謂“逃稅”指控，很難說是巧合。

只是，如果新德里想憑借營造這類施壓迫使中方在談判中做出更大讓步的話，只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