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爭做轉移支付?
原創: 顧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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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蘇聯解體,加盟共和國散伙,各過各的日子。
彼時,部分與中國交惡的美國專家,看著中國東西部的差距也不斷擴大,紛紛預測中國也將隨著蘇聯解體,富庶的東南沿海地區甚至可能成立聯邦。
可是他們并沒有注意到,在新中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一位黑框眼鏡的老者講話指出,“更要強調適當集中,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財力,就不可能保證重點建設。”
講話結束后不久,他的老同事也被調進京,肩負起了財稅體制改革的重任。1993年8月12日,在秦皇島的專項會議結束后,一支六十余人的隊伍組建了起來,他們前赴廣東,與東部省份黨政負責人展開艱苦談判,推動分稅制改革以及向落后地區的轉移支付。
后面的故事,我們就都知道了,中國不僅沒有如西方專家所愿步蘇聯后塵而解體,還趟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東部有生產,中西部有市場,中央通過轉移支付,讓中西部能夠不斷向東部提供能源和消費產品,推動各地區之間互補不斷加深,開啟了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
與此同時,稅收匯聚于中央,也為我們締造出一支冠絕亞洲的軍事武裝。
歷史不會簡單的重復,但總壓著相同的韻腳前行。
8月16日,國務院在深圳,召開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
會議指出,6個經濟大省(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四川、河南)經濟總量占全國的45%,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頂梁柱”,經濟大省要勇挑大梁,發揮穩經濟關鍵支撐作用。
6省里4個沿海省(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在地方對中央財政凈上繳中貢獻超過6成,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在我看來,此次單點了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并非沒有原因。
2021年,全國共有8個省級單位對中央財政為凈貢獻,分別是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北京、山東、天津、福建。

而值得關注的是,上個月國務院也在福建召開了東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負責人會議,也重點提到了財政凈上繳和保障國家財力有關內容,國務院連續兩次召開同樣議題的會議,再加上本次的時間點,說明任務稅收上繳和轉移支付的壓力非常艱巨。
不過上次說的是,東南沿海5省市(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經濟體量占全國1/3以上,財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對中央財政凈上繳中貢獻近8成。
同樣是跟地方談稅的會議,不再邀請福建與上海參會,我猜測,很可能是福建與上海的主要領導“北京話講得好”,已經保障了超額向中央提供財政凈上繳。
這個買賣真不虧,畢竟,今年為對抗疫情,中央的財政基本都用來保汽車與新能源產業鏈,收益最大的,就是擁有上汽和特斯拉的上海以及擁有寧德時代的福建。
此外,第一次會議沒有邀請,但是第二次會議邀請的山東,大概率是本輪主動請纓,咬著牙也要把今年的凈上繳任務達成,值得贊許,以后好處多多。
至于兩次會議都沒有邀請的天津,大概是因為疫情重創之下,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降29.3%,幾乎鐵定無法完成年初制定的上繳任務。
而兩次會議都邀請的廣東、江蘇、浙江,應該是本次會議的“主客”,這三個外向型省份,大概率是肩負著最大凈上繳的重任,尤其是本次東道主的廣東,作為潛力最大的省份,很可能需要真的挑起大梁。
畢竟,今年受新冠疫情沖擊,以及巨大的維穩壓力,又遭遇了全國土地收入銳減,中西部對東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需求激增,幾個東部省份很可能會被要求在去年上繳的基礎上,再有一定的增長。
至于此次被邀請的四川與河南兩省,既是中國人口“憑億近人”的大省,也同樣是中央轉移支付接受的雙雄,去年兩省都從中央拿到了五千億的轉移支付。
本次,國務院把最能掙錢和最能花錢的湊到一起開電視電話會議,就是希望推動發達地區從財政上多出力幫助欠發達地區,保住欠發達地區的主體市場和購買力,能夠在全球即將蕭條的大背景之下,保持對東部發達地區的購買力。
最后,再根據這些會議的細節做一些未來的推演。
三十多年前的那場轉移支付,不僅為打通了中國國內經濟循環的任督二脈,也把上海話帶入了北京,三十多年后的這場轉移支付,不僅將啟動中國的經濟內循環,也會把福建話和山東話帶入北京,對于兩省有著不小的利好。
三十多年前,廣東錯過了機會,三十多年后,希望廣東、江蘇和浙江,三個外向型的經濟大省不要重蹈覆轍,拿出點魄力來。三十年前的歷史證明了,對中西部的轉移支付,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