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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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978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著20多位主管經濟的高干，前往西歐五國學習。

20多人里頭，只有水利部長錢正英和一名工作人員出過國，他們沒有見過落地玻璃，也沒有吃過冰激凌，工作人員千萬提醒，還是有人在玻璃前碰碎了眼鏡。

參察隊伍共走了法國、瑞士、西德、丹麥、比利時共20多座城市，在西德，他們見到了年產5000萬噸的露天煤礦，只需要2000名工人，而我們完成同等產量，當時需要16萬名工人；在法國，他們見到了年產350萬噸的鋼鐵廠，只需要7000名工人，而同時期的武漢鋼鐵，年產230萬噸，需要6.7萬人；在瑞士，他們見到了裝機容量為2.5萬千瓦的發電站，職工只有12人，而我國2.6萬千瓦的江西江口水電站，職工有298人。

在萊茵河邊見到西德謝爾總統時，謝爾介紹西德繁忙的萊茵河，說他們的萊茵河很勤奮，谷牧說我們的長江比萊茵河長，但運量小，不是長江不勤奮，是我們工作沒做好。

谷牧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這五國都是電力先行，首先利用本國的水力和煤炭保證能源供應，使這些國家根本不存在缺電現象，我們要電力先行，以果斷措施加快開發水電，還要重視發揮長江及主要內河的作用，重視港口、鐵路、公路建設，改變交通落后的狀況。

代表團6月30日歸來，在大會堂做匯報，從下午三點半講到晚上十一點十五分，聽者無不動容。

匯報當中對水電、長江等建議，深深影響到了后面中國的發展戰略。

7月，國務院又開了20多天的加速四化建設務虛會，谷牧在會上說，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過技術引進、外貿出口的政策，國際形勢提供了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科技成果來發展我們自己的機會，一定要抓住它。（來源：《谷牧回憶錄》）

谷牧的出訪讓國人深深感受到了與世界的差距，當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重要決定。

貳

谷牧所說的“國際形勢提供了機會”，指的是美國主動向中國示好。

1973年第四次中東危機爆發后，美國幫以色列痛揍阿拉伯聯軍，阿拉伯人戰場上打不過，但想起家里頭還有油田這個法寶，一怒之下聯合起來減產石油，并主導油價暴漲，站在一旁吃瓜的蘇聯，意外靠著石油出口獲得巨額財政，手里頭有了余錢，心里頭便癢得慌，在世界輸出革命，要跟美國斗到底。

1970年代是蘇聯的鼎盛時期，主要是財政爽翻，想怎么作就怎么作，而財政爽的主因，又是石油漲價。

美國當時看到蘇聯咄咄逼人，油價高漲又逼得美歐吃緊，因此美國當時第一打算改善跟蘇聯的關系，變仇家為親家，第二打算聯華制蘇，畢竟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第二把交椅，中蘇關系又僵了好多年，把中國拉過來就可以在周邊扼制住蘇聯。

1972年尼克松訪華，先拉近跟中國的關系，改善敵對狀況，但并沒有給中國實質利益，只保留了溝通渠道以及允許中國引進一部分項目（后面會談），主要還是把心思放在第一方案上，中國只是他們心中的備胎，沒想到1977年3月，美國務卿萬斯訪蘇，重點談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提出削減洲際彈道導彈方案，但勃列日涅夫冷臉拒絕，也不愿跟美國總統卡特互訪，萬斯受了委屈，回國訴苦，說蘇聯鐵定打算要搞死我們，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重獻“聯華制蘇”的計謀，卡特便派萬斯于8月抵達北京。

但這次訪華卡在臺灣問題，萬斯要求中國不得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美方還要繼續向臺灣賣武器，小平明確表示美方只有“斷交、撤軍、廢約”才可以，這次沒談成。

到11月時，蘇聯這邊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六十周年，浩浩蕩蕩的游行人群中，第一次出現了和列寧像制式相同的勃列日涅夫雕像，蘇聯士氣高漲，蘇勛宗氣勢大盛，眼看有蘇攻美守之勢，美方試圖再派萬斯來華談判，但布熱津斯基認為萬斯不靠譜，他主動找到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說自己想訪華，我方同意后，黃鎮在一次午餐宴上正式提出邀請布熱津斯基訪華，老布馬上同意，這樣才把萬斯給擠掉。

1978年5月，也正是谷牧帶隊出訪西歐的同時，布熱津斯基到達北京，與小平進行會談，老布態度十分誠懇，同意建交三原則，美國將斷絕與臺灣方面的外交關系，從臺灣撤走所有軍事力量，廢除美臺《共同防御條約》，中美之間建交的最大阻礙終于得以突破。

中間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建交談判，談到12月初，終于把各種細節敲定，雙方約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同時發表公報和聲明。

中美細節談完的準確時間，是1978年12月4日，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間，是1978年12月18至22日。

我們正式宣布改革開放的時間，離美國與我們正式建交，時間線上只差了9天。

叁

改革開放的本意，是指打開國門，接收西方陣營的技術和資金。

但這并不是西方對我們單方面的施舍，這是我們用龐大的市場換來的。

谷牧回國匯報時說，“西歐這些國家，大都對華友好，由于資金過剩，技術要找市場，商品要找銷路，因此都非常重視與中國發展經濟貿易交往，只要我們做好工作，許多似乎難辦的事情，都可以辦成。”

打個比方，2021年小米手機一共賣了1.9億部，總銷售3283億元，為了生產銷售這1.9億部手機，小米總部共有3萬人，代工工廠的工人數以十萬計，公司股東希望股票一年比一年升，公司財報希望銷售數據一年比一年好，公司員工希望工資一年比一年高。

但是產品是有使用周期的，幾年時間，中國已經人手一部手機，很快市場就飽和了，那就得賣到印度和東南亞去，我們就不能跟印度和東南亞把關系搞僵，希望他們能打開市場。

工業化不是建一座工廠就叫工業化，而是需要人口、技術、資金、市場、能源五大要素，五個缺一不可。

我們饞西方的技術和資金，西方饞我們的人口和市場。

改革開放，是一種相互需要，不是別人對我們的施舍。

歷史的脈絡，其實是一件連著一件。

在宣布改革開放38天后，在中美正式建交28天后，1979年1月28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啟程來到華盛頓，開啟對美國的正式訪問。

那天是農歷大年初一，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雨雪夾雜，寒風刺骨。

按照美國的外交規格，一般是一名高級官員前來迎接外國元首就可，國務卿要在華盛頓市中心迎接。

但那天蒙代爾副總統夫婦、國務卿萬斯夫婦，及大量美國政要都到現場迎接小平同志的到來。

當車隊路過賓夕法尼亞大街時，街頭巷尾的房屋上都插滿了五星紅旗。

白宮精心準備了一場晚宴歡迎小平，在肯尼迪中心舉辦的文藝晚會上，還特意安排一百名不同膚色的孩子合唱了《我愛北京天安門》。

次日白宮記者招待會上，當記者問起越南的事情時，小平說：

小朋友不聽話，該打打屁股了。

2月5日，小平訪美歸來，僅12天后，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

這場戰爭狹義上只打了一個月，我們達到戰略目的便迅速回撤，順帶拿回來當初放在北越距中國邊境50公里的物資------當年越戰時，美國擔心中國參戰，空軍不敢轟炸北越與中國的邊境，北越便將重要的工礦企業和大量中國援助越南的物資放在這里，拿回物資也是我們的目標之一。

之后便是長達十年的兩山輪戰。

兩山輪戰的主要目的，是拖垮蘇聯。

為了對抗中國，越南被迫保持百萬大軍，但越南全國人口才5000多萬，才剛剛經歷戰亂，根本無力養活這么大規模的軍隊，全靠蘇聯大力支援，每年提供大量食品、石油，以及米格戰機、護衛艦等各種軍事裝備。

從1979-1984年，越南90%以上的石油、鋼鐵、化肥，95%的棉花，77%的糧食，都是蘇聯援助的。

蘇聯后來自己都玩崩潰了，1988年不再管越南，1986年黎筍死后，越南換上新的話事人阮文靈，此時越南已內外交困，通貨膨脹達到1000%，阮文靈托老撾領導傳話給中國，請求和解，1990年9月阮文靈到達成都會談，雙方和解。

對越戰爭，是我們對美表達誠意的一種特殊方式，也是拖垮蘇聯的重要原因之一，蘇聯的財政，是石油價格被操縱下跌、美元故意貶值、阿富汗戰爭和中國兩山輪戰一起耗干的。

肆

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每當講起改革開放時，總要加一句“中國從此打開了國門”。

仿佛在這之前，中國一直是主動向世界關閉國門似的。

其實，新中國從未主動關閉過國門，最嚴重時期是1960-1978這18年，是被動關閉了國門。

1960年7月，蘇聯撤回了1390名在華專家，終止派遣900多名專家，撕毀343個專家合同，廢除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這標志著我們從此失去了工業上的老師，也標志著和蘇聯走向了絕裂。

一直到1979年改革開放前，我們有18年的時間，是沒有老師的，而且幾乎與美蘇同時為敵，為了保衛我們好不容易獲得的一點工業火種，“做好超級大國使用原子彈或轟炸機把我們的沿海地區打爛的準備”，我們不能將工業全部集中在東北和東部沿海，被迫在1965年啟動了三線建設，將能源、航空、兵器等工業遷到了西南、西北、華中地區，并在全國挖了大量的防空洞儲存物資。

三線建設的成本極高，15年時間前前后后耗費了約2000億人民幣，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

財政透支會引發社會矛盾，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最動蕩的階段，集中在1960-1978這18年。

被動關閉國門的階段，就是國家財政最困難的階段，也是無法接收技術和資金、人民生活最困苦的階段。

中國從來沒有主動關閉過國門，我們一直是謙虛好學的學生，只是別人教了我們東西，卻也想要我們的主權時，我們堅定地選擇了主權。

二戰結束后，全世界分裂成冷戰陣營，每一個新生的國家，都要被迫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做選擇，要么以蘇聯為師，要么以美國為師，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你不做選擇，就會被兩派孤立，得不到工業資源，無法從農業國升級成工業國。

建國初我們選擇了蘇聯，師承蘇聯的工業體系，工廠大多都是蘇聯1947年的工業水準，通過抗美援朝，獲得了蘇聯的盟友信任，拿到了156個工業項目，在這之前，中國是一個幾千年的傳統農業國，從洋務運動到民國，工業化都寸步難移，絕大部分城市都是農業城市，不可能制造現代意義上的特種鋼鐵、發電站、汽車、飛機等，有了蘇聯手把手的教，我們才真正有了工業的底子。

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

在跟蘇聯合作了幾年后，蘇聯換上了新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對方覺得給得太多了，要求中國共建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

長波電臺是向海軍部隊的水下潛艇發出指令的裝置，中國當時沒有先進的遠洋潛艇部隊，那建立電臺，就是服務蘇聯的海軍，蘇聯會派兵來中國駐守，中國的土地上，就會出現他國的軍隊。

聯合艦隊也是一個意思，當年我們海軍極弱，這個艦隊其實就是蘇聯的艦隊，建立后蘇聯海軍將分布在我國海域內，東部沿海都將被蘇聯實際控制。

蘇聯的意思是，如果還想繼續從我們這拿資源，就得交出主權來。

我們堅定地拒絕了。

中國一代代革命的最終目的，就是建立獨立自主的富強國家，當一時的利益和國家的主權需要做選擇時，我們絕不讓渡主權。

這個決定讓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于前期承接的全是蘇聯重工和軍工，沒有可以對外賺錢的項目，與蘇聯絕裂后，我們與美國也處于敵對狀態，東西方兩條財路同時斷源，三線建設又使我國財政支出艱難，人民的生活質量因此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生活水平略有提升，還是因為第四次中東危機油價暴漲，我們也趁機賣了一波石油換外匯，以43億（實際上不止）美元從歐美日各國引進26個大型工業項目，主要跟化肥與化纖有關，這才使糧食產量有所增產，也在平民階層推廣了“的確良”，這個方案也因此稱為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是1973年開始執行，而尼克松是1972年訪華，如果沒有美方點頭，就算有錢，歐美日各國也是不可能賣設備給中國的，這也說明中國在美蘇之間做選擇的重要性，同兩位世界老大必須有一方保持和睦，才能保證人民生活質量的持續提升。

伍

簡單的親蘇仇蘇，親美仇美，看問題都會顯得不全面。

簡單地否定前三十年為了保主權而產生的苦難，或者簡單地否定后四十年因為改開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都是片面地看問題。

再優秀的人也有缺點，凡事都有一體兩面，要綜合的、全面性地看問題。

中國原本是一個農業國，需要找一位工業老師吸收營養，但兩位老師在向我們傳遞知識時，也都意圖掌控我們的主權。

蘇聯需要我們，并向我們轉移工業，是需要一個強大的盟友對抗美國；美國需要我們，則是因為1970年代扛不住巔峰期蘇聯的進攻，需要我們幫助瓦解蘇聯。

我們和美蘇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關系，并不是誰施舍誰，誰同情誰的關系。

在給了我們一定資源后，蘇聯是直接想要我們的國土，而美國則是想要控制我們的精神。

一個是物理攻擊，一個是魔法攻擊。

我們向蘇聯接收了156個項目，也同時接收了官僚主義和僵化的體制弊病，因為學習蘇聯，是軟硬件一起學，他們的管理方式也得學；我們向歐美接收了輕工業，也同時接收了大量向歐美臣服的文藝分子，因為學習歐美，也是軟硬件一起學，跟歐美人做生意，就得以他們的法律和審美為準。

在東北，我依然能看到僵化的官僚思想久久不散，那是蘇聯留下的痕跡；在文藝圈，各種律師、作家、畫家、導演依然對美國的價值觀頂禮膜拜，誰敢質疑美國價值觀誰就是人類公敵，這種思潮到現在洗都洗不掉，各種妖蛾子不斷，這是美國留下的痕跡。

是藥三分毒，只要能讓中國進步，有一點副作用是可以接受的，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好事，這些也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事情。

我們與蘇聯的關系，從1960年破裂，1982年勃列日涅夫發表“塔什干講話”略有緩和，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才和解，但是1991年蘇聯就掛了，這個老師教了我們10年，與我們敵對了29年。

我們與美國的關系，從1949年對抗，到1972年略緩和，1979年正式建交，中間敵對了23年，但從2019年后，又開始走向了半對抗模式，中間緩和了40年。

1960年到1979年我們沒有老師，我們過得很苦，是新中國最苦的階段，產生了大量尖銳的社會問題，19年的苦難，換來了今天中國完整的主權，換來了之后中國軍事與經濟的雙翼齊飛。

陸

1978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著20多位主管經濟的高干，前往西歐五國學習。

那一年，中國從蘇聯引進1947年的工業技術，已經十分落伍，和世界各國產生了代差，在我們打開國門后，我們引進了國外的技術和資金，也被急需市場的國外產品打得頭破血流，十年后，大量工廠沒有了銷路，開始走向倒閉，導致了1980年代的嚴打，和1990年代的下崗潮。

我們用市場換技術，在長三角和珠三角重新開辟了兩處工業要地，重新出發，適應了新一代的工業環境，茁壯成長為當今第一工業大國。

痛苦就像一層蛻掉的皮，那是歷史的痕跡，那是民族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