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對中國芯片產業的制裁空前升級，也徹底戳破了這兩年不少人仍然還有的通過妥協換取產業發展的幻想。無論芯片產業內外還是社會各界對此次制裁都分外憂慮。芯片產業，可以說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對中國科技“卡脖子”的最后一道殺手锏，也是中國必須集中力量進行突破的關卡，而時間確實也到了非常緊迫的時候。

實際上，由于中國的超大規模社會性質和近代以來殖民秩序造成的深刻不平等，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是不斷通過集中力量來拯救自身和突破各種“卡脖子”的歷史。這也深刻的決定了中國社會的建構，運作和治理邏輯。筆者承接之前聊中國社會的系列文章，再花幾篇文章來談談國家建構、社會發展這兩者和社會治理的關系，這也和我們當下面臨的挑戰息息相關。

近代以來中國國家的形成

如果要談及今天的中國，就不能將“中國”視作一個天經地義的概念，而要切分國家建構的內涵，溯源歷史長河，追尋其歷史經緯，這就需要首先從清代的歷史地位和滿清的國家性質談起。

從文化、官制、行政系統、經濟結構和軍事力量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認為滿清已經是一個“在轉型邊緣的”前主權國家，當代歷史學術界稱為“疆域國家”，這一概念與“主權國家”相關。

清代具有這樣幾個特征，對內雖然分化滿漢，但主體官制是從明代繼承而來，漢地部分即是清國家的主體部分，但這并不是西方所謂的“本土”的概念。正相反，西藏、青海、新疆、內外蒙古、東北不是滿清的殖民地或者所征服“新土”，而是漢地主體地區的“邊疆”。邊疆地區的存在，是為了服從于保衛主體的政治和地緣邏輯。清人的這種認識在左宗棠與李鴻章就塞防和海防的歷史爭論中表露無疑，左宗棠說：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不僅陜西、甘肅、山西時虞輕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無宴眠之日。”

近年來以美國學者歐立德等所“發明”的新清史學派，以論證滿清統治集團的“內亞性”來論證滿清非中國，即滿清是內亞游牧民族，所以征服土地，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是“被征服”的土地，固非中國，實乃包藏禍心。

清代早期，對蒙古的統治是限于漠南蒙古（科爾沁蒙古），后來因為準噶爾部和西域形勢不穩，為鞏固和保衛疆域，延伸了國家的安全外圍。征討準噶爾部，無論是在傳統的史料還是在歷史上的政治文獻中，都是與征青海、平三藩、收復臺灣等行為相類同的。這就是說清朝是“疆域國家”而非什么西方人定義的內亞游牧帝國的本質原因。內亞性游牧帝國，如蒙古、突厥乃至奧斯曼，其征服新疆土的目的是增加收入，獲取收益，而清朝收復西域、統治蒙古的考慮則是“疆域安全”，這兩者的目的性有本質不同。

進一步的，在清代的國家行為的歷史文獻中，有一個關鍵性的變量，是清代的財政情況。清代的財政體制大體上繼承明代，以白銀為本位。由于古典時期沒有國債等概念，戶部必須積存儲備現金即白銀（單位：庫平兩），根據相關研究和清代文獻資料顯示，在鴉片戰爭以前清代的財政是處于一種“低水平均衡”的狀態中。

戶部每年的財政收入保持著緩慢而穩定的增長。一般情況下收入大于支出。例如，1685年收入3424萬兩支出2920萬兩， 1766年收入4254萬兩支出3451萬兩，每年均有幾百萬兩的盈余。但一旦用兵，軍費的急劇增加，會大大消耗現金儲備，導致產生赤字。

不過邊陲用兵的支出，年均數額很少超過1000萬兩，遠遠低于戶部歷年累積的現金盈余總量。1690年代到1760年代后期，戶部每年基本上能有3000至5000萬兩的盈余，而在1760年代到1790年代前期（乾隆中期），每年盈余達到6000至8000萬兩，因此，清朝對這些軍事開銷有足夠的支付能力。而鹽商的報效、公開納捐賣官等的收入，其實相對有限，遠比不上戶部賬目。

我們說，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能力的體現，也是發展國家能力的基礎。而清代規模的財政，體現的國家能力本質上還是古典國家。清代的均衡財政是一種低水平均衡，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清代清理明代財政體制中不合理的部分，官紳一體納糧，而相對健康的軍隊體系也沒有吞吃掉國家的財政，財政處于平衡狀態，但這種平衡水平較低，以赫德（即大清海關英籍總關稅司）的測算來看，清朝可征收的田賦（農業稅）上限約為4億兩白銀，而清代均衡財政時期的田賦規模往往在3000萬兩。

近代歐洲國家演變的進程，是財政-軍事國家，即出于戰爭目的不斷擴張財力以供養軍隊和軍需，發展軍事工業，而清代由于并不需要這樣以進行圖存或者爭霸，在雍正改革后清廷徹底喪失了財政擴張的欲望。直到鴉片戰爭后面對西方列強的威脅和太平天國運動，清朝才開始重新增強其國家能力，擴張其財政。面對外部威脅，洋務運動以及所謂的同光中興，用現代視角來看是推動“國家轉型”的進程，而這一進程無疑是失敗的。

這一失敗是從財政盈余積累速度下降開始，到白蓮教大起義耗光庫存現金為轉折點。當人口數量從1766年的2億增加到1812年的3.5億，在此期間，耕地總面積幾乎沒有增加，人均耕地面積降至1812年的14.94畝（不到1766年的60%）。而平定白蓮教起義耗費了清廷約1.5億兩白銀，戶部存銀從7000萬兩下降到1700萬兩，且一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時，庫存現金一直徘徊在2000萬的低位，甚至鴉片戰爭爆發時的庫存現金賬目為1000萬兩白銀（實際由于和珅以來的貪污問題，庫存存在約700-800萬兩白銀的虧空，即實際存銀低至200萬兩這一極為可怕的數字）。

這時期庫存現金無法增長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口爆炸造成了社會剩余的減少，國家無法從社會中汲取足夠的財政資源；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鴉片貿易造成每年流出約400-600萬兩白銀，導致國家通貨緊縮、銀貴錢賤。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是清朝乃至近代中國災難的開始。

為了討平太平天國（2.9億兩）、捻軍（0.3億兩）、西北回民（1.2億兩）、東南動亂（1億兩），共花費約5.4億兩，此外左宗棠用兵新疆約花費0.8億兩，中法戰爭約花費0.3億兩，北洋艦隊約花費0.3億兩，（以上數據來自周育民、相瑞花的研究）清朝在整個十九世紀后半葉的軍費支出規模如此浩大，這使得清廷不得不將權力下移，讓各個督撫自行開征厘金、稅費，開通口岸征收海關關稅，用以支付各種費用。

而督撫自行其是，在其轄區內加強國家能力、汲取財政資源的行為，是地方本位的，是一種“地方集中主義”，或者說，產生了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的社會基礎。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不是一種自然萌發，而是清末以來各個地方督撫著力建設中以省為界，最終演變的結果。而這些最終導致了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和辛丑條約為代表的的國家轉型失敗，即滿清徹底喪失合法性。

清朝國家轉型失敗的根本性原因，是人口爆炸造成了社會剩余產品的減少，古典國家無法從社會中汲取足夠的財政資源，從而根本無法有效應對危機、推動任何有效的經濟建設、技術進步、社會改革，最終導致了國家改革是各自為政。而且由于社會總體剩余產品的過少，但凡汲取資源進行投資，一定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動蕩。

最終不得以地方各自為政，各顯神通，如張之洞、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等人在直隸、湖廣、兩廣、四川、福建等地開辦近代工業、編練軍隊、興辦近代文化教育，然而地方各自為政的洋務運動卻根本無法有效應對外部危機，應對集中統一的日本。清朝在國家轉型方面所能投入的實際資源平均來看，要遠遠少于近鄰的日本。最終人心思變，辛亥革命發生。

中國革命的進程

然而滿清也留下了有益的遺產，就是集體性的對“中國”的認同。從民國建國起，國家認同、疆域認同和民族認同就不是一個需要建構的議題。無論是李鴻章還是左宗棠，在其相關著述、奏折中往往以“中國”而非“大清”為本位。雖然同盟會等反清革命時曾宣揚過“排滿”之類的民族言論，但遠非主流，南京臨時政府以五色的五族共和旗取代十八星旗便是例證。因此近代中國的革命，并不需要重新發明“中國”的國家概念。

而民國的軍閥混戰，以及孫中山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屢仆屢起，國共合作推進國民革命等，實則是集中戰勝分散的一個過程。在技術水平給定的情況下，大體上各個政權間實力是由制度水平和人口規模決定的。孫中山的護國、護法運動之所以迭遭失敗，是因為從實力上他所動員的力量遠遠小于北洋系。

而北洋系的內戰中直皖對壘也無法決出勝負，同樣是因為體量相當，且直皖兩系都是以省為界、各省分站陣營而各自為戰。最終張作霖的奉系軍閥戰勝關內的直皖，正是因為張作霖取消了“省界”，統一了東三省的行政、財政，將軍隊重新整編編練，組織程度大大提高。

而國民黨以廣東為大本營的北伐戰爭之所以勢如破竹，同樣是更高的組織程度戰勝了一盤散沙的結果。過去一些研究認為是蘇俄的援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實不然。蘇俄的援助只是幫助孫中山驅逐了陳炯明，奪取了廣東全省。在討伐陳炯明之前，廣州國民政府的實際統治范圍僅在廣州市周圍，在蘇俄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后，開設黃埔軍校、大力建設基層政權和國民黨黨組織，統一廣東之后，國民黨政權的財政收入逐年激增。

在1925年稅收超過1600萬元，是1924年水平（860萬元）的近兩倍；1926年為6900萬元，1927年達9650萬元，是1924年的十倍多，也是清末數年廣東省歲入（3740萬兩）的2.4倍（秦慶鈞1982）。

多年以來，奉系曾獨占鰲頭，1920年代中期東三省的年度財政收入超過2700萬元，使其在所有軍閥勢力中最具競爭力，在1924年打敗直系并控制北京的中央政權后在華北已無任何對手。但是國民黨勢力在廣東的崛起改變了這一局勢，而支撐國民黨勢力迅速崛起的，則是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后所推動和建立的一個高度集中且富有效率的財政機器，調動了該省的財政資源，并使其發揮到極致。

北伐戰爭的勝利當然與各種因素有關，包括國民黨軍隊高漲的士氣、嚴格的紀律、民眾的支持，以及敵人的愚蠢和馮玉祥的合作。但是國民黨軍從北伐開始時的13萬人迅速發展到1927年初的55萬人，武器和彈藥的充足供應，以及對士兵的津貼，如果沒有來自廣東省的無可匹敵的財政收入一直支撐北伐，所有這些均不可能發生。而宋子文所建立的這個財政機器，其背后又需要看到的是，以國共合作為背景下高度整合、高效運轉的基層政權。

蔣介石篡奪革命成功的基礎，是廣東涸澤而漁之下已經無法支撐占據了半個中國的國民政府，而獲取了江浙滬財閥支持的蔣介石，自然可以橫掃僅有湖北半個省的武漢國民政府、占據河南、陜西、甘肅等窮省的馮玉祥、占據廣西荒僻之地的李宗仁，壓服遠在東北的張學良。北伐戰爭以及隨后蔣介石的勝利正是集中對分散的勝利，高組織度對一盤散沙的碾壓。

而為了應對日本入侵的威脅，中國也同樣不得不加碼內部團結，1938年國民黨擁戴蔣介石為“總裁”（新設的法西斯化職務），規定每年7月7日為國民黨所有黨員宣誓效忠總裁的日子。1940年蔣介石不無得意地說：“余為黨國奮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本黨動搖已十有五年（指從孫中山逝世后），至今方得穩定。”

然而，蔣介石沒有認識到的，是他的地位是外敵侵略下形成的。抗戰勝利后，一意孤行搞內戰的蔣介石，在國民黨政權內反對聲不斷，更遑論全國范疇。直到民國滅亡，民國的組織形態實際上都是承襲自清末以來的“地方化集中主義”，即以地域為單元的整合，未能形成全面整合。

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同樣是集中戰勝了分散。從遵義會議確立了偉大領袖軍事路線，到共產國際廢黜王明、整風運動確立偉大領袖思想意識形態指導地位和毛主席領袖地位，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形態。在解放戰爭中，首先集中力量解放東北，隨后集中力量，戰勝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正是因為全面集中主義主導了解放區政權的全面整合。這使得最終在力量的對比上以壓倒性勝利的結果，消滅了國民黨。

在1949年1月，此時共產黨的力量已經超過了國民黨，但是總體對比還不是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對比約為330萬對290萬），此時的中共中央認為，在解放西安，南京，武漢等大城市之前還需要打幾場硬仗，希望能在這幾場硬仗之后解放我國華北、陜西和長江流域地區，將國民黨壓下湖廣和西南地區，1950年完成國內的解放。

但是沒有想到共產黨在和平談判破裂、渡江戰役后，便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統治秩序。在這一解放進程中一共有155個國民黨軍整編師約177萬人，發動了起義或者投降。這一勝利的根源是國民黨是分散、各懷鬼胎、各自為政的集合，而解放軍是由黨領導的高度集中統一組織。

因此，上溯1840年開始，中國的近代化進程、救亡圖存的進程、建立人民共和國的進程，就是以集中代替分散的進程，也因此，中國國家建構的基本特征，就是構建具有高度政治權威的國家政權、中央政權，以培養強大的國家能力（應對外部威脅和挑戰）。在這一進程中，財政是國家能力的表象，組織程度是財政表象的根源。

社會控制和行政發包制

解放戰爭的勝利，其社會基礎是土地改革，即以激進的土地重新分配為手段，推動解放農民階級，進而動員農民階級參與解放戰爭、從廣大解放區農村汲取財源和兵員，通過有效動員形成了對國民黨的壓倒性優勢。

而“前三十年”的基本特征則是農業集體化，農業經濟學者往往認為農業集體化是不經濟的，超出了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的有效性邊界。的確，農業集體化并不是農業運動、也不是經濟手段，根本性邏輯是社會控制。

中國的農業集體化是在新政權面臨著如何保證城市供應這一嚴重問題時發生的。在解決城市的糧食供應問題時，北京曾一度更多地依靠市場購買，而不是依靠征收糧食稅。但是，隨著需求增加造成糧食價格的上漲，就不能不尋求新的解決辦法了。我們在這里所看到的是，舊政權所面臨的收入來源問題在新政權下改頭換面地出現了。工人隊伍的迅速擴大，對國家提供糧食供給的能力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由于土改后平均分配土地和生產資料的“新中農”缺乏為從事有效生產所需的足夠的土地和生產資料，新政權將他們組織為“互助組”。當時的急迫任務是經濟恢復。雖然合作化是最終目標，但似乎是一件屬于遙遠未來的事情。然而，當農村經濟開始恢復時，一些過去便存在的政治問題引起了警覺：貧富分化重新露頭，一個“新富農”階級似乎正在從“新中農”中派生出現，并在控制中國鄉村以及剩余農產品的問題上成為國家的競爭者。這個問題，首先是在地處華北的山西省被察覺的。

1951年4月，山西省委發出警告道，由于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互助組織中發生了渙散的情形”，實際上已經受到了削弱。農民的自發力量“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方向發展”。如果聽任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其結果是隨著貧農出身的干部轉變為“富農”，互助組渙散、解體、變質，黨的掌控力量被削弱。省委建議，應當“扶植與增強互助組內‘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兩個新的因素”“引導互助組逐步走向更高一級的形式” “對于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北京的一些領導人看來，山西省委的建議是不成熟的。他們堅持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要發展生產，仍然需要依靠最有能力的那部分農民的個人積極性，因此，談論廢除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還為時過早。

1953年10月，偉大領袖就農村私有制發出警告道：“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而集體化則是“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的前提條件。兩年后，在合作化進程加快的前夕，他提出了嚴厲批判：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集體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

長期以來，革命者便是農村中介掮客的死敵。共產黨人同先前的清政府和民國時期歷屆政府一樣，也將中介掮客視為農民的壓迫者，和對于國家的威脅。只不過共產黨的斗爭力度要遠大于之前的政府。土地改革的基本組成部分，是將農村的精英勢力當作一種經濟和政治上的敵對力量予以摧毀。

作為一種政治措施，土地改革消滅了一個讓很大一部分稅賦收入到不了國家手里的“國家代理人”階級，即小地主、保甲長。共產黨人用以取代他們的那些人，是貧農出身的村干部。為了確保城市能夠得到低價糧食的供應，1953年下半年采取措施，農產品私人市場被取消了；糧食的收購和銷售都要進行“統購統銷”。

對于中介掮客們來說，這確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更重要的是，這不僅保證了國家對于農民剩余產品的占有份額，而且還更進一步，在實際上增加了這種份額。國家不僅通過指令來規定糧食價格，也通過指令來規定農民向國家出售糧食的數量。

然而，“統購”所無法做到的，是在實際上增加農業的產量。農業剩余產品的增長是緩慢的，難以滿足農民和迅速擴大的城市工人隊伍的需求增長，這必須由工業特別是育種和化學工業反哺，在此之前則是漫長的“平均主義”。

在農業集體化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代國家所最為優先考慮的問題。這是由農業收入和工業化需求之間的交叉關系所決定的。集體化為將這兩者聯系起來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對于新政權所面臨的財政收入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加以理解。第一，通過高度組織化的農村，確保對農業剩余的充分汲取，而不是讓“掮客”、包稅人在中間上下其手、形成浪費；第二，通過資本投入或者對于社會的重新改組，在實際上使得農業的產出得到增加。

在農業總體剩余有限、社會控制力度的需求很大、社會行政成本必須控制的外部約束下，行政發包制這種責任下移、職權下移、收益上移、成本壓縮的行政邏輯就自然而然地衍生了出來。而他也帶來了影響至今的基層治理慣性：全面承接、全面負責、資源有限、治理義務無限。這是給定前現代化的技術水平下，希求現代化治理結果所產生的特定時期的制度安排。

當代中國的行政發包制與中國歷史上的行政制度不同，清代及產生清制的明代，地方是沒有財政自主權的，整個國家的財政處于一種低水平均衡的狀態，這一點從明初空印案之后便是如此。

而當代中國的行政發包制則是一種寫作單一制，讀作聯邦的情況，是名義與實際之間的妥協。錢穎一等稱作財政聯邦主義（1991），鄭永年稱作行為聯邦制（2013），都是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這一情況。

這是因為新中國以來的國家建設，始終追求的是高水平均衡，認為當代社會發展是動態增長的，世界是變化的，這和明清時期古典世界觀下認為世界是永恒的靜態的天下財富均有定數，不在官中便在民間，這樣一種古典的靜態經濟社會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一定要批判一些以靜態的均衡經濟思想來認知“國進民退”的貧乏思想。

綜述自：李懷印《現代中國的形成》

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