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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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慶幸，在2020年的今天，曾一度攻占了中國民間輿論高地的公知們，曾屢試不爽的“三板斧”，已經越來越不中用了。

1

慘遭打臉的“日吹”

話說9月7日時，某微博大V石川港不知道從哪里扒出了一段有關地鐵乘坐秩序井然，乘客禮讓的4秒視頻，然后就開始了例行的夸（gui）贊（舔）：

新宿站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車站，每天客流量達363萬人次，秩序井然，互不指責，先下后上是必須的...

言辭懇切之中，石川港就差指著一眾中國粉絲的頭顱，然后掩面揮淚，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當然，似乎是腦袋還沒徹底秀逗。

憑借其尚且未全部失活的腦神經，大約感受到了當前中國民智已開、風氣已轉的石川港，為了可持續的“恰爛錢”，并沒有進一步的采用過去公知們慣用的踩一個、貶一個。

深諳“意猶未盡”之妙的石川港，在放出了“四秒視頻”，并將之定義為了日本場景之后，便擺出了一副垂釣姿態，沉默以對...

然后，出乎石川港預料的是，原計劃的鯰魚，拉上來的竟成了塘鲺。

9月8日一大早，另一大V“且生君”，也跟風發布了同樣的視頻。

不過，與此前那位“釣魚”的石川港相比，且生君的段位顯然就要稚嫩許多

——在視頻上方的配文中，跟風者“且生君”直白刊文稱：

日本沒有文明碼，可它的文明卻是世界一流的。

我們會反省與反思嗎？

誰該去反思與反省？

且生君用了“我們”。

可是我又想，你那個“我們”指的又是誰？

我尋思著，我個人向來是不屑且恥于與某些腿腳桿站不直的生物為伍的，我想，咱們大多數的中國人，向來也是不屑且恥于與某些腿腳桿站不直的生物為伍的。

換一句話說：且生君筆下的我們，指的顯然不是我們日常理解中的“我們”。再直白一點的話，請參考我獨家再加工表情包：

不過，文中的“我們”終究得落到一些人的頭上。

即使那個“我們”，并不認同且生君口中的“我們”。

誰是“我們”？

大V且生君口中的文明碼，是個突破點。

——據江蘇蘇州公安官方微信，從9月3日起，“蘇城碼”App上線“蘇城文明碼”功能。

據悉，該“文明碼”APP，將在文明積分信息識別體系的構建下，為每位市民的文明程度構造出一副“個性畫像”。文明積分等級高的市民將會享受工作、生活、就業、學習、娛樂的優先和便利。

茅塞頓開有沒有？

蘇州人是中國人，中國人是我們，我們要反思與反省，自然就是中國人要反思與反省！

正可謂是，人在家中坐，反省天上來！

不過，對于且生君與石川港的諄諄教導，咱們北京的朋友似乎并不愿意“反省”，并且有話要講

——在該微博的下方，當即便有北京的朋友直面指出，這則4秒視頻中的地點，不在日本新宿站，而是在北京西二旗!

當然，為了更加真實的佐證自己指正的可靠性，北京的朋友們甚至還翻出了原視頻的出處——網友@執筆畫卿顏 于7月15日時曾分享過的一則短視頻。

打臉如此迅速，事實如此殘酷。

這個時候，相較于這個地鐵站究竟是新宿還是西二旗的爭論，更多的網友已經將目光，轉移到了這兩位日吹大V，將如何回應這個“打臉事實”的有趣事件上來了....

不得不說，“日吹”也是有段位的。

9月7日首發“日吹”的石川港，由于其高超的釣魚技法，充分的為自己保留了轉圜的余地。

在打臉敗露后，其只是捂著老臉，如孔乙己般喏喏言道，“不嚴謹”、“不嚴謹”，便厚著臉的刪了微博視頻...

當然，這樣的無恥舉動自然遭到了眾多網友的質疑。

不過，面對網友質疑，從頭至尾都巧妙地運用了“暗示”手法，而從未直言貶低的石川港，只是不咸不淡的表示，自己所要夸贊的只是“秩序”本身這件事，并表示雖然視頻用錯了，但是換成新宿的視頻也完全成立！

甚至，為了表示自己的“客觀”與日吹無關，石川港不僅表示，以后有了日本的爛事也盡管發給他，自己也會轉發。

甚至，為了撇開之前曾被很多網友曝光的有關日吹群體受某組織資助、有狗糧工資等諸多事件之間的關系，石川港還此地無銀的表示，自己分享的只是一些道聽途說不費腦子的碎片信息，如果要費腦子，那一定就是個特別掙錢的事兒！

這是什么意思？我造謠，我有理！

當然，與高段位的石川港有所不同的是，在“善后”處理上，9月8日跟風造謠的那位低段位日吹且生君，在公關善后上就顯得狼狽了許多。

首先，面對鐵證如山，這位低段位日吹，非但沒有如高段位大V石川港一般大義滅親，在其所謂的道歉博文中，且生君甚至還挑釁宣稱：

你們勝利了，可以回到你們組織（群）中領賞了！

此外，似乎是為了繼續堅守自己心中對日本的信念，似乎是為了自己不會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般，因為信念崩塌而“活也不能，死也不敢”。

在接下來的博文中，這位低段位跟風者且生君，一方面認為“現在對錯都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卻又在在證據確鑿下繼續宣稱，自己的粉絲給自己私信了，視頻中的那個地鐵站，只是看起來像北京的西二旗而已，但是他確實就是日本山手線的地鐵站（西セカンドバナー駅”）。

不得不說，在扯出了一堆看不懂的日語后，這種洋溢著自信的辯解，確實能夠短暫的唬住相當的一部分人。

不過，在2020年的今天，這種妄圖借助知識信息差而無理變有理，且希望掰回一局的做法，可謂是要多蠢有多蠢。

日語我們很多中國人倒是看不懂，可是我們有翻譯軟件啊。

當然，似乎是為了能夠更好的配合不認識日語的大V“且生君”更好的贊美日本，一些懂日語的中國網友，更是貼心的為其準備了全套日吹素材：

2

媚日是種病，得治！

我相信，看到這里時，一定又會有很多讀者責怪我，干嘛要把寶貴的時間和文章篇幅，留在那些整日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精日、媚日敗類的身上。

確實，精日、媚日群體是中國人中的敗類不假，但是在我看來，對于此類敗類的聲討與揭露，我們從來都應該年年講、月月講！

無他，在我看來，作為一個人，倘若突然一天莫名的對自己祖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產生出了一種盲目無條件的歸屬情感，甚至進而對自己的祖國和周遭生活大加批駁和嫌棄的話，那么這個人，一定是患病了。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曾存在于日本人身上的一些怪病。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憑借美國扶持而走上了經濟快車道的日本人，一如今日的中國人一般，遍跡世界。

然而，腰纏萬貫，在世界范圍內開啟了掃貨狂潮的日本人，卻并不希望被看做是“暴發戶”

——亞非太落后、美國實力強大卻文化底蘊淺薄、作為西方文明發源地的歐洲，成為了當年日本社會中“某些人”用以彰顯自己品味的最好道具。

這其中，經由無數寫手和名家爭相描繪夸贊的法國巴黎，成為“朝圣”的首選。

受此影響，當年無數心懷“巴黎夢”的日本人，總能相當熟稔的講出一段關于巴黎的典故，即使這些日本人，根本不會法語，甚至從未到過巴黎....

不過這又有什么關系呢？

巴黎是天堂與圣地，是全日本都應該去學習和向往的楷模，就對了。

然而時間進入八十年代，隨著越來越多聽著“巴黎故事”長大的日本人滿懷激動的踏入自己所崇尚的“圣殿”時，問題出現了。

曾在日本故事會中被夸贊的“香水之城”，更多的卻是陳舊小巷中的尿騷，在無數名著中被反復提及，甚至被冠以了“世界最美街道”的香榭麗舍大街，除了梧桐、翠柏以外，還有的是擁擠的車輛、快餐店油膩的包裝紙，以及露天的小便池...

很多第一次到巴黎的日本人無法接受這殘酷的現實。他們出現了眩暈、冒汗、心悸、精神崩潰乃至被迫害妄想。

1986年，日本心理學家大田弘崎，將這種日本人集中在法國巴黎出現發作的心理性疾病，統稱為“巴黎綜合癥”。

究其病因，大田弘崎認為，“巴黎綜合癥”的主要發病原因，還是因為法國巴黎的現實與日本游客的想象之間落差過大，或者說，日本人心目中的那個“巴黎”，從來都不過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更深層次解釋的話。

對于向往巴黎的日本人而言，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崇尚巴黎、塑造巴黎、從來都只是一種現實社交的需要。

甚至更進一步的說，對于彼時的日本人而言，真實的巴黎究竟是怎樣已經無足輕重，在日本的社會中，巴黎不過是不同日本人用以達成不同目地的一件工具....

不得不說，這一點像極了日吹博主“且生君”在吹捧翻車之后的那副嘴臉：

對錯都不那么重要....只是“想激發我們同胞的愛國心”和“善于向發達國家和民族學習他們的優點和長處，不斷提高我們中華民族的素質。”

聽聽，這話說的是多么的“偉光正”。

合著你捏造一個虛假消息出來，然后字里行間辱我、罵我，到了最后還是為了我好？

對此，我只能說：

抱歉，我們中華民族雖然有著海納百川，博采眾長的傳統，但是我們學習的“眾長”里面，并不包含捏造出來的虛幻！

特別是這些虛幻，還是建立在貶低自卑我們民族，無恥對外獻媚的險惡用心之上。

真實的日本是個什么樣子？

說“地鐵禮儀”，以上兩名大V翻車的4秒打臉短視頻充分的展現了當代中國年輕一代的高素質我暫且不談，我就問問，那些無腦吹捧日本的人，可知道日本的地鐵，為何會獨獨存在“女性車廂”？

我想，所謂“電車癡漢”，無論如何也無法用禮儀來進行解釋！

至于曾被無數公知大贊的日本人“愛干凈”。

毫不諱言，曾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日本是個“愛干凈”的民族，可謂刻入了中國人的潛意識里，諸如侵華日軍進村掃蕩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大水缸泡澡、日本的馬桶水可以喝的此類地攤文學，那是忽悠了一代人！

然而，隨著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真實的走進日本之后，我們卻又驚異的發現，曾經那個在無數地攤文學極度“愛干凈”的民族，其實也不過如此。

我在此曬兩張網友曝出的日本萬圣節后的澀谷街頭照吧

實在很難想象，以上的照片能夠和“干凈”、“衛生”掛上什么邊。

當然，對于與中國并沒有多大差異，甚至很多時候還不如中國的此類現狀，很多“日吹”卻并不認可。

他們將這些確鑿的證據，歸咎于是“外國游客”，特別是中國游客的責任。

總之一句話：

日本人愛干凈，如果你看到日本哪里亂糟糟或者不干凈的話，那么一定是外國游客，特別是作為主力的中國游客的責任....

當然，這種來自中國的“迷之熱情”，似乎也感染了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日本人，于是不知道從多久開始，一切不和諧的事情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轉嫁給“觀光客”，成為了整個日本社會的共識！

按理說，這種一個主動販劍、一個不敢擔當的“聯合謊言”，在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內都不可能獲得國際輿論話語權的現實情況下，至少還要持續很長時間。

然而，年初開始突入其來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卻狠狠的打了劍人和懦夫一記響亮的耳光

——受新冠疫情爆發影響，中日之間的民間旅行幾乎斷絕，曾遍布日本各大景點的中國游客，完全消失。

按理說，此時只有日本人的日本街頭，應該是相當干凈的。

然而有趣的是，在8月9日的《京都新聞》讀者投稿欄里，卻出現了這樣一條有趣的內容：

雖然觀光客從街上消失了，但是附近亂丟的垃圾卻沒有消失。

當然，同樣有類似聲音發出的，還有中國游客常去的“秋葉原”

——秋葉原也是，當我發現以中國人為首的外國觀光客從街道上完全消失了，但是中央通兩側的樹叢等地方亂丟的垃圾是完全沒有減少。

所以，那些曾被劍人和懦夫栽贓在中國游客頭頂上的垃圾，究竟是誰扔的？

大概是中國前段時間爆發的洪災，給沖過去的吧！

除此以外，“日吹”掛在嘴邊最多的還有諸如日本人講秩序、日本人嚴謹、負責、工匠精神....

老實講，對于此類的日本神話，多年以來，我在各類有關日本社會真實的辟謠文章中，已經講得太多太多。

這么說吧，相較于大多數國家的國民，日本人誠然會在一些公共場合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克制”和“文明”，但是如果有人據此就大吹特吹日本人自身素質有多高、有多厲害的話，那么在真正了解日本社會及日本民族性的人眼中，一定會淪為“笑柄”！

高橋敷著《丑陋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素質高嗎？

說到日本人講秩序，“日吹”口中最常列舉的莫過于日本人的“排隊”習慣，但是那些大贊特贊日本排隊是因為自身高素質的人可曾知道，《日本國輕犯罪法》規定：

排隊“加塞”根據情節輕重，將被處以100 萬日元（約合6.5萬人民幣）以下罰款或者拘留24小時。

至于日本人被“日吹”們廣為贊頌吹捧的“垃圾分類”，同樣可以在《日本國廢棄物處理法》中找到相關處罰條款：

非法投放垃圾者，根據情節嚴重與否，處以5年以下監禁外加 1000 萬日元（約合65萬人民幣）罰款

當然，面對阻礙你插隊、勸導你垃圾分類抑或是其他不文明行為的人，日本人也可以置之不理，乃至大打出手。

但是，依據《日本公共安全法》規定：

無論因為什么原因，通過暴力手段進行個人對決的行為違反了“決斗罪”，將被判處6個月以上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事實如此，所謂“日本素質”，我們與其說他是我們理解中的“個人自覺”，還不如說他是一種嚴刑峻法下的被動服從！

當然，我相信看到這里時，一定有人又會說，遵紀守法還不好嗎？嚴刑峻法固然是日本人“高素質習慣”養成的主要原因，但是遵紀守法也是素質的體現啊。

很可惜，這里牽涉到的又是日本的又一項“國民缺陷”——責任逃避

在此，我先給大家講個疫情期間發生的小故事。

2020年4月24日，日本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在記者會上宣布全道1600多所中小學校因疫情將全部停課的消息，震驚了全日本。

日本輿論震驚的原因很簡單：鈴木直道宣布停課的決定，比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全科停課令”，早了整整一天，這在日本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或許在中國人看來，這種“震驚”是無法讓人理解的。

——疫情危害已經確鑿無疑、人傳人威脅已經無可辯駁，在此之下疫情嚴重的地方率先停課，難道不是很正常的？

這就好比年初疫情之下的中國武漢，在隔離封城的時候，難道還要考慮全國其他地方是否同步？

然而，日本人就是不這樣認為。

在他們的傳統中，與其他人“不一樣”，就意味著特殊，特殊就意味著會產生額外的麻煩，額外的麻煩就意味著“責任承擔”。

當然，鈴木直道在宣布全道停課的時候，也提到了這一點：

這種前所未有的決定，或許會被批評反應過度，所有責任，都將由知事（鈴木直道）承擔。

然后，第一個站出來勇于“承擔”責任的鈴木直道，受到了全日本社會的好評，在此之后，此前曾一度陷入僵局的有關“是否停課”的問題，在整個日本社會飛速的達成了共識！

鈴木直道的故事結束了，但是“集體主義下的無限責任體系”，深嵌日本民族性的劣根，卻并未結束。

那么，何為“無限責任體系”？

對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認為，所謂的日本“集體主義下的無限責任體系”，就是說日本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對社會集體承擔屬于自己的那一份責任。

而這份責任，又可以被大致分為“份內責任”和“份外責任”。

份內責任很好理解，每一個人所從事的規定工作內容、法律規定的國民行為準則，都是日本人所習慣遵從的“份內責任”。

因此，在與日本人接觸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對于明確的份內事情，日本人大都會爆發出超一般的關注態度，甚至很多時候，其對于“負責”的詮釋，可以到一種苛刻的態度。

然而，就是這樣“負責”的日本人，一旦遇到并未得到明確界定的“份外責任”時，卻又通常表現出一種超乎常人的模糊與曖昧。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此前日本東京奧運會以及國內疫情防控政策的懸而未決

——對于全體日本人而言，新冠疫情這一突發性公共事件，超越了原本所有日本社會參與個體的“份內責任”，與此前的停課問題一樣，在無數次的大會磋商，小會討論中，所有的日本人，都在等下一個“鈴木直道”，所有的日本人，都在等一個愿意站出來承擔責任，并在事態惡化之際，可以為之“無限謝罪”的人。

如此社會環境下的日本人，所作出的一切看似“文明”的行為，是因為素質高嗎？

與其說是“素質”，我更愿意相信那不過是島國壓抑下的畏懼承擔與求生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