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倍受關注的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基本確定，共和黨并為如之前眾所預料的實現大勝，贏下了眾議院但輸掉參議院，共和黨建制派們將此歸罪于特朗普提名的選舉人充滿劣跡偏離主流，轉而力捧“明日之星”德桑蒂斯。而事實上依托右翼民粹潮起家，遠離建制的特朗普確實也很難拿出像樣的班底。不過，特朗普本人仍然有極高的人氣，這兩天馬斯克宣布將特朗普賬號解封，其關注量迅速恢復至超過8700萬。11月15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參加2024年大選。

不管是特朗普，還是德桑蒂斯的出現，都已說明共和黨選民中的右翼民粹化趨勢已不可遏制，相對的，民主黨選民中的左翼民粹趨勢也已形成大勢。本次中期選舉中，以 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為代表的“天啟四騎士”全部勝選，以兩黨建制派政治人物們普遍老化和頹勢情況看，未來兩黨競爭大概率會朝著左翼民粹對右翼民粹的趨勢演化。

如果一個民主黨版的特朗普出現將會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什么？左翼民粹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對美國的影響區別在哪？美國意識形態危機將如何演變為系統性社會危機？

一場名為“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政治危機

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以極具戲劇性的方式黯然離開白宮，拜登宣誓就職。一時間，全世界的精英都在一起歡呼，美國憲政、民主和法治似乎發揮了應有的糾錯機制，重新讓美國政治運行回歸到正軌。那場名為特朗普帶來的政治危機，似乎終于過去了。

知識精英們在感恩拜登這個救世主終于出現的同時，也開始將討論的焦點集中于阻止下一個特朗普的出現上，這顯然是顛倒了因果關系。我國鍵政網友大都明白，特朗普顯然是美國社會危機的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

少數美國學者意識到了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危機，才剛剛開始。福山在2021年1月18日《外交事務》雜志的網站上，發表了題為《美國政治已經腐敗透頂了嗎？》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沒人知道這個國家在拜登就職后會走向何方，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共和黨內部將會發生什么。”他接著指出，這種“最大的不確定性”的本質在于，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在政壇上的成功，形成了廣泛的個人崇拜， “對特朗普的個人崇拜已在黨內占據了主導地位，其程度之深已到了即使出現這樣的暴力行為也有可能不使他們反感。”

也就是說，對特朗普的個人崇拜，在共和黨的傳統優勢選區，擁有的廣泛的群眾基礎，在未來的各級選舉中，任何不追隨他的共和黨選舉人都難以成功當選。在福山看來，特朗普實際上沖擊了整個美國的現行政治體制，用民粹主義污染了共和黨的基本盤。

西方的政黨，是以競選為核心的政黨，成功的競選是西方政黨一切工作的核心。現代社會是一個巨型的陌生人社會，原子一般的個人被媒介和政黨動員起來參與政治行動，若想讓大眾投票給你，就必須通過黨派做各種競選工作，通過媒體進行競選信息傳播。圍繞著競選，知識界、媒體和法律界形成了一個社會政治精英群體，左右著社會社會意識形態。

知識界從意識形態出發生產知識，構造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傳媒負責傳播這些裹藏著意識形態的信息，從而動員大眾；法律界負責用暴力手段維護意識形態。

這個群體忠實執行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在客觀上防止了民粹主義的產生。事實上，在特朗普當選之前，競選必須通過黨派，脫離了成熟的黨派，就無法進行有效的競選動員。美國歷史上，不乏富豪以獨立候選人或第三黨的身份競選，但是這些連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也上不了。各個利益集團也必須通過支持某黨派，才能進而控制國家機器。這樣，政黨就成為了利益集團占據和控制國家機器的工具。

特朗普的成功，意味著共和黨作為一個競選型政黨某種意義上的失敗，甚至可以說，特朗普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某種意義上沖擊了共和黨存在的合理性。他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繞開了傳統媒體，對大眾直接進行信息傳播和互動，通過民粹主義的競選綱領，最大范圍煽動選民為自己投票，而無需知識界和法律界對他的觀點進行解讀和分析。在這種情況下，共和黨，甚至整個美國的政治精英和媒體人，在選舉中似乎都成為多余的了。特朗普已經撕裂了共和黨建制派和選民之間的聯系。

特朗普的成功，也埋下了他此次競選失敗的種子，他的路線越是成功，反對他的傳統政治精英就越多。特朗普實際上造成了大眾與精英根本對立的局面。事實上，在第二次競選中，各方精英放棄自身的政治偏見，形成了一個反特朗普聯盟。

當然，特朗普的失敗，并不意味著民主黨的成功，原來的民主黨已經在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死去，被自己的選民拋棄了。如今的民主黨，是一個金融，科技和信息傳媒巨頭媾和的產物。

民粹主義、媒體發展與代議制民主政治

不是只有共和黨面臨著基本盤民粹化危機，民主黨同樣如此。如果把特朗普的基本盤定義為右翼民粹主義，那民主黨以桑德斯，AOC等為代表的支持者和各種聚集在移民，少數族裔，多元政治下正確大旗下的選民可以定義為左翼民粹主義（此為西方政治語境中的左/右翼劃分，實際上按第三世界人民的視角來看，它們都在右邊，后面論述）

想搞清美國政黨體制到底面臨什么樣的根本性危機，我們先要理清兩個概念，民粹主義和代議制民主。

一般而言，民粹主義被定義為萌芽于19世紀40—50年代的俄國的一種社會思潮，其主要觀點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改革，并把普通群眾當作政治改革的決定性力量；對平民大眾從整體上實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縱。富有道德良知的俄國知識分子一方面看到沙皇俄國封建制度的腐朽破敗，另一方面看到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血腥殘忍，將判斷道德和政治實踐的一切標準，都以大眾的喜好為標準。

簡單的說，民粹主義就是以大眾的喜好為標準。但問題在于是在一般的社會環境中，大眾的喜好是多元的，無標準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民粹主義者政治實踐往往是非科學的，無視客觀規律，往往打著大眾的旗號，去討好社會中的一部分人，放大他們的觀點，讓這個群體更加極端化，最終撕裂整個社會。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最大的不同是，馬克思主義強調一切政治實踐的第一前提是社會的客觀規律，目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民粹主義只是強調人民的利益，而蔑視客觀規律。

在西方以精英為核心的各種形式的代議制民主建立的過程中，各種政治學和哲學學說將其學術包裝成是為了反對所謂“多數人的暴政”而建立，即反對民粹主義。然而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來看，西式代議制本質并非如此。

今天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對民主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的研究是極其有限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冷戰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獲得勝利，從而將民主的大旗奪過來與自己原本自由的大旗相結合，將對民主的探討上升到了意識形態斗爭的層次上，對民主制度任何批判和深入的討論都是一個理論禁區。批判民主，似乎就是反民主，就會造成一個學者社會性死亡。所以，在大眾的眼中，當代資本主義這種一人一票的普選代議制民主是民主的唯一形式。但事實上，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始終是在不斷的發展當中的。

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生產力進步和經濟基礎發展而不斷改變的。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直接關系著選舉人和被選舉人之間的信息傳播，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了西方社會政治的具體形態。信息技術的進步，改變了社會大眾接受信息的方式，同時也在一定從程度上改變了社會政治的組織方式。

印刷媒體與早期代議制民主

代議制民主產生于信息交流極其不發的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絕大多數的信息傳播主要是利用書籍和報紙、雜志等紙媒體。紙媒體的信息傳播的特點，某種意義上影響和形塑了代議制民主。紙媒體的閱讀需要有著較高的文化水平，發行量少，需要購買，傳播速度較慢。

較低的技術水平阻礙了下層無產階級，了解社會，參與政治。從而讓代議制民主，必須局限于各國首都一個小的政治精英圈子當中。資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化水平和思想傾向性更加明顯。甚至很多資本家，由于缺乏專業知識，也必須收買職業律師才能參與政治。

某種意義上，代議制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為了實現其統治，在有限技術條件下的無奈之舉。代議制民主就是在這種生產力水平下，資產階級行使其意志，以控制國家機器的工具。所以，英國自光榮革命后，選民資格始終遭受多方面條件的限制，尤其是財產、性別、宗教因素。而英國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的階級斗爭，將公民身份向社會中下層延伸，將越來越多的英國人納入代議制政府所代表的范圍。經歷了1832年、1867年、1918年等多次改革，民眾的投票權逐步擴展開來。

紙媒體的特點也形塑了資產階級的敵人——社會主義運動。紙媒體的信息傳播需要復雜的思考，只要不站立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且有良心，那么就很容易看穿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政治背后的虛偽和殘忍，自然而然的走向資產階級的對立面。所以，與資本主義伴隨而是的就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烏托邦文學。正是，在空想社會主義的滋養下，在理性和科學的培育下，才有了科學社會主義。

大眾傳媒與代議制民主的成熟

電影、廣播和電視等大眾傳媒（mass media）的出現，尤其是電視直播的普及，文化工業的正式建立，才真正的賦予了代議制民主合法性——一人一票，塑造了競選型政黨和新聞媒體的合謀，也塑造了當代意識形態和文化工業的統一，這一切都標志著代議制民主的成熟。一個由政客-政黨-媒體組成的精英利益集團，統治了社會大眾，統治整個資產階級社會。

對于大眾而言，大眾傳媒的信息，傳播速度快，不需要購買，發行量大，最為關鍵的是，不需要較高的文化水平，就能夠聽懂政客的觀點，從而具有了參與政治的動力。對于信息的傳播者而言，大眾傳媒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工業，需要大規模的前期投入，所以大眾傳媒從其誕生之初，就被資本家所控制。

大眾傳媒由于其信息生產的專業性和知識性，雇傭了大量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其所用。這些知識分子也扮演著“語言轉譯”的角色，將資本家的目的和政黨政客的觀點，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呈現了出來，這些人實際上通過擁有知識和壟斷媒體，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權利，生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形成了一個精英集團。

在這個集團中，一部分負責競選和當政，這些人組成了競選型政黨；而另一部分人負責在新聞媒體上解說造勢，這些人組成了新聞媒體。但他們本質上是附庸于資產階級，附庸于資產階級上層建筑的。所以，在面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挑戰，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很快從部分人的選舉，轉變為了普選。

因為大眾傳媒購買相關設備和組建專業團隊的前期投入巨大，所以大眾傳媒天生就與大資本相關，具有一定的右翼傾向。大眾傳媒與大資本相結合，傳播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信息，煽動在經濟危機中利益受損的小資產階級，讓他們和無產階級政黨相對立，以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最早使用廣播進行整治動員的就是墨索里尼。

而在這一時期，從希特勒的廣播演講，到里芬斯塔爾充滿納粹美學色彩的電影，大資本、小資產階級精英和大眾傳媒主動向法西斯靠攏、最后聯合，從而極大的動員了整個社會。這種動員力是以往紙媒體時代不可想象的，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結合轉化為法西斯主義，這也成為了歐洲反動勢力坐大的一大歷史動因。

羅斯福的爐邊談話，則成為了政府主動通過大眾傳媒建構自身傳播觀點的典范。最后到肯尼迪和尼克松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才完成了我們今天所見的代議制民主的成熟。這都是大眾傳媒介入資產階級上層建筑的主要現象，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二戰前，由于希特勒的排猶政策，導致大量的德語區猶太知識分子涌入美國。美國作為歐洲猶太人戰勝納粹最后的希望，猶太知識分子和美國上層建筑進行了深度融合。

猶太人在西方各國媒體、法律、知識和金融等領域長期耕耘，德語區是當時人類文化教育水平的高地，德語猶太知識分子涌入美國，很快就占據了這些領域，甚至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這些領域。猶太知識分子的介入，讓美國從哲學和意識形態洼地，變得逐漸的成熟和完善起來。猶太知識分子在哲學、政治、法律和精神分析學等領域介入到美國的文化工業當中，形塑了當代美國的社會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滲透在美式的文化工業和大眾傳媒的每一個角落，最終幫助美國贏得了冷戰的斗爭。

社交媒體帶來的轉變

社交媒體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傳統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讓政客和大眾直接建立起聯系，甚至讓大眾可以直接自我組織起來。形成了當下互聯網上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傳播的沃土。

那么，原來在大眾傳媒時代，行之有效完善的社會政治層級關系就收到了嚴重的挑戰。大眾不再需要通過知識分子生產的信息來認識世界，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下，互聯網社交媒體能夠提供更為吸引人，也更為碎片化、情緒化的信息。（大家可以想想抖音的信息和傳統新聞之間的差別）這也客觀上迎合了民粹主義者信息傳播的需求。

大眾對老牌的精英政客的需要迅速降低，而是需要一個言語簡單而極具煽動色彩的政客，特朗普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大眾傳媒時代形成的政治精英群體，就變得多余了，代議制民主抑制民粹主義的機制開始失控。

今天美國的政治危機，實際上是美國現實社會存在自我運動的結果。社會技術進步，讓大眾可以圍繞著社交媒體，自我團結、自我發動起來。但是這種大眾的團結不是圍繞著對社會理性客觀的分析建立起來的，而是圍繞著大眾的不滿情緒不斷膨脹的。在民粹主義的挑唆下，代議制民主和政治精英就變得多余了，這場危機的本質是大眾和精英，平民民主和精英代議之間的矛盾。

民主黨與左翼民粹主義

當下民主黨的勝選，并不意味著民主黨的勝利，而是整個政治精英集團以特朗普為共同敵人而形成的聯盟的勝利。這個聯盟隨著特朗普淡出政治視野，很快就會自行解散，自我攻擊。對于當政的民主黨來說，存在著和共和黨同樣的危機。憤怒的美國中產階級期待著改變社會分配，形成了社會變革的土壤。特朗普的道路是可以復制的，只要民主黨版的特朗普一出現，民主黨立刻就會陷入今天共和黨所面臨的窘境，甚至更加悲慘。

實際上，民主黨的危機已經在08年金融危機，及其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時已經爆發，但是民主黨卻一心服務于自己的華爾街金主，對大眾的呼聲充耳不聞。次貸危機的爆發，讓城市中產階級深受其害，而這些人正是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從而動搖了民主黨的執政基礎。

2011年的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破產的城市中產們高喊著“我們都是百分之九十九”，僅僅是要求降低學費和各種債務負擔等卑微的訴求，卻被民主黨政府和各大媒體無聲息的壓制下去了。與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樣，面對美國社會經濟環境，美國城市中產這，民主黨的主要支持群體，同樣也存在著巨大的債務負擔和經濟壓力，不滿情緒同樣在逐漸堆積。在競選過程中，這種民意和呼聲更加明顯。

在民主黨初選中，真正在選民中贏得人望的自稱“社會民主黨人”桑德斯，他的主要的政見，完全是一種左翼的民粹主義。桑德斯的政策雖然不過是全民醫保和減免學費等，但其悖謬指出在于，所有的政策都完全著眼于利益分配，而不考慮利益從哪里來，如果實行必然引起經濟動蕩。同是這些政治主張，導致了南美諸多資源豐富的國家長期經濟不振。

同時，歐美政壇這些所謂的左翼，實際在探討問題時仍然是從本國利益框架出發，從不考慮發達國家的優渥背后是第三世界的何種災難，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僅僅投注以精英式的“人道主義”目光。所以這種左翼民粹主義并不是共產主義話語體系中的左。

從2015年宣布參選起，桑德斯就拒絕企業或個人的大筆捐贈，靠人均27美元的小額捐贈將預選進行到最后時刻，約800萬人掏錢助選，約1300萬人為他投票；全美50個州，他贏下23州。如果不是民主黨意識形態屬性更強，其初選制度糾錯能力更大，希拉里是絕不會勝選的。如今，以AOC為代表的民主黨小將們，未來都有可能繼續桑德斯未達到的目標。以今年的中期選舉情況來看，民主黨內部的年輕激進派們的搶班奪權趨勢已經開始。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雖然制造仇恨，撕裂美國社會，制造美國憲政的合法化危機，但是這種基于政治層面的危機是很難上升到尖銳的階級斗爭層面的。更何況，特朗普的政策，譬如減稅、貿易戰和產業回流等，更多是著眼于美國本土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分配。而民主黨左翼民粹主義制造的政治危機，才會真正將合法化危機，上升為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最終造成美國國內政治的劇烈動蕩。

一旦，持有類似桑德斯政見的人通過特朗普的路徑上位，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鼓吹左翼民粹主義理論發動群眾，加大社會財富分配。這樣的政策就直接撕裂了民主黨背后的華爾街金主和選民之間的同盟關系，從而徹底斷絕了民主黨的運行的經濟來源。這對于民主黨的精英而言，自然是滅頂之災，甚至會威脅到整個黨派的存在。

從整個社會角度而言，持有類似桑德斯政見的民主黨人一旦上臺，執行有利于大眾的再分配政策，那么以當下美國的經濟狀況，必然進一步加快推高美國國債，造成金融動蕩。美國資產階級勢必聯合起來，絞殺這個政治群體。最終造成人民和資產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讓合法性危機上升為系統性階級對抗，導致社會劇烈動蕩。

扼殺“特朗普”還能實現嗎？

在去年美國大選結束之后我們說到，無論是出于競選，還是政治穩定的需求，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當下一大要務，應當是通過制度設計，防止第二個特朗普的出現，防止各種民粹主義勢力上臺。

然而，如何防止下一個特朗普式的人物上臺？正確的辦法就是立刻馬上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抑制經濟金融化，讓制造業回流，讓經濟的發展為絕大多數人服務，從而徹底消滅民粹主義存在的土壤。

但是對于美國現在的統治集團而言，改革是不可能改革的。任何改革的嘗試，哪怕是來自于奧巴馬的醫改，各個利益集團都可以通過美國復雜的政治程序，讓它消失于無形。拜登上臺之后如免除大學生貸款方案，也面臨著重重困阻。

當時可以預測的選擇，就是利用民主黨和大型網絡公司的聯盟，通過法律和制度設計，進一步控制互聯網社交媒體。嘗試通過立法和制度設計，要求各個社交媒體企業，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全新的技術，控制社交媒體。

民主黨和硅谷科技新貴擁有著長久而穩定的政治聯盟，硅谷科技新貴也一直是民主黨競選的主要贊助者。在希拉里成為國務卿之時，民主黨就積極的推進和谷歌、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在社會治理領域深度合作，利用美國的技術優勢，實現對內外的控制。對內，通過大數據等技術方式實現深度社會治理，美國可以讓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比如“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媒體上消失的無影無蹤。

對外，美國可以肆意的監聽盟友，從而達到左右盟國政客的目的，或者在他國利用互聯網媒體發動顏色革命。在2016年希拉里競選失敗之后，支持民主黨的知識界對特朗普上臺背后的信息傳播和社會動員現象，進行了大規模深入的討論和反思，對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治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將“回音壁效應”和“信息繭房”等概念推上了前臺，對社交媒體治理提出了一系列觀點。

在現實傳播中，民主黨在特朗普當政的最后兩年，開始不斷傳播“反對仇恨”的政治正確理念，以抑制特朗普發動的民粹主義言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特朗普下臺的最后幾天，各個社交媒體更是統一對特朗普總統進行斷網，成功的阻斷了特朗普和民眾之間的聯系，最大程度上發動了反對特朗普的社會力量，幫助民主黨順利完成權利交接。

在這兩年里，民主黨確實仍牢牢控制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機器。不過當下情況出現了一些變數。隨著馬斯克收購推特成功，在硅谷掀起裁員浪潮，并解封特朗譜推特賬號，民主黨對右翼民粹的信息傳播壓制將出現巨大的松動。（關于馬斯克收購推特后的一系列情況，沉思錄將在后面寫文聊聊）

硅谷之前從互聯網企業頂層精英到普通員工之所以大部分都是民主黨支持者，是因為他們是民主黨主導的全球化和軟實力政策的重要受益者，硅谷整體享有驚人的超額利潤，這種”全球化視角“和豐厚的物質回報讓硅谷互聯網人們普遍產生一種超然于各國眾生之上的”世界公民“道德優越感，所以使硅谷整體的政治理念與民主黨很契合。

然而目前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互聯網產業的超額利潤得益于全球時代進程，但在時代整體轉入動蕩之后就不再是一種必然。隨著疫情對美國勞動力和社會經濟的深層破壞，通脹居高不下，美國正在通過各種手段想辦法讓制造業重回美國。之后的兩黨，也會把競選的重頭轉向讓制造業重回美國上。

而硅谷巨頭們這幾年的主攻方向，人工智能，虛擬貨幣，元宇宙等這幾年既沒有實際突破，對當年日益動蕩的世界也沒多少益處，反而嚴重拖累了各大公司的財報。所以在風潮退去，銀根緊縮后，超額利潤開始消失，裁員浪潮是必然反應。

民主黨和硅谷華爾街的聯盟是建立在瓜分全球化紅利的利益聯盟的基礎之上的。當全球化萎縮，利潤縮減，利益聯盟的鏈條開始銹蝕。其內部的失敗者的政治態度的變化也會變得更加難以預測，極端化和暴力化的可能性劇增。

在這種情況下，階層跌落的硅谷基層中堅們會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在立場觀點上趨向極化。那么，即使民主黨還能通過和硅谷的聯盟關系在言論上壓制住特朗普這些右翼民粹，自身的左翼民粹趨勢可能也很難再依靠開始趨向極化的硅谷基層員工們去撲滅。

世界等待下一個特朗普

如果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美國的今天有點類似于蘇共二十大之前后，原有的意識形態大旗悄然落地，整個體系殘破不堪。在意識形態大旗高揚的時代，人心齊，做任何事情，都有國內外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在大旗落地的時代，思想是矛盾的，人心散亂了，各種虛無主義論調占據了社會輿論場，統治集團任何改革努力都會被各方抵制。

在去年大選剛結束之后我們說過，美國遭遇的只是一場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合法性危機，如果不疊加經濟危機和其他形式的災難的話，以美國雄厚的家底和優越的戰略條件，美國恐怕不會走向蘇聯的結局。不過兩年過去后，目前隨著越來越多的預測和跡象表明，人類社會已經又一次站在了大蕭條的懸崖邊緣。

如果說，美國未來真有可能走向蘇聯結局的話，那么作為一個缺乏主體民族認同，缺乏歷史積淀，缺乏哲學思考的國家，這場災難恐怕將是無比深重的。當然，這對反對霸權，建立一個平等的國際社會的歷史進程來說，不是壞事。

世界等待下一個特朗普，一個民主黨版的特朗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