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喜:“一帯一路”倡議促使安倍改變對華政策
作者 :張可喜 2019-07-04 15:46:16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從對著干到“友好合作”
2012年年底,第二次上臺的安倍立即在海外用英文發表文章,聳人聽聞地說南海要變成“北京湖”“中國的內海”,“東海和南海仍在持續的爭端意味著,日本外交政策的當務之急是必須擴大本國的戰略范圍”,為此提出所謂的“亞洲安全菱形”戰略:“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組成一個菱形,以保衛從印度洋地區到西太平洋地區的公海。我們已經準備好向這個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貢獻日本的力量”。安倍以明白無誤的語言告訴世界,他要建立對華戰略包圍圈。一直到2016年8月,他還在“非洲開發會議”上,把這一“菱形”戰略改頭換面為“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作為他的“新外交戰略”。
在國際經濟領域,2013年6月安倍政府制定了《日本再興戰略》,把基礎設施出口從2010年的10萬億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30萬億日元作為這一戰略的支柱,并每年制定“出口戰略”。這些“出口戰略”無一不強調“競爭意識”和“官民一體”,如“國際競爭極其熾烈”,“現狀是在嚴峻的國家間競爭中,(日本)遠遠落后于歐美和中國及韓國”,“日本如果不采取官民一體加以推進的措施,就無法在國際競爭中獲勝”等。這個基調一直到2016年都沒有發生變化。
在軍事方面,安倍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動作增大:2013年,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頒布《特定秘密保護法》,制定為期10年的外交安保戰略指針、第一個《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決意實行“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定”的“積極和平主義”。關于中國,“戰略”如是說:“中國的急劇崛起和積極進入各個領域——在缺乏充分透明性的情況下廣泛且急劇地強化軍事力量;在東海、南海等海空領域,表明了據認為是基于與現有國際秩序不相容的獨自主張試圖依靠實力改變現狀的做法(如侵入尖閣諸島附近領海、侵犯領空、設定獨自的防空識別區等)”,把“中國軍事力量的急劇現代化和圍繞海洋問題采取擴張主義等影響力的增強”作為“日本所直面的國家安全保障課題之一”。
對于“一帶一路”倡議,安倍當初與美國一道采取拒絕態度。
到2017年,安倍政府開始調整對華政策。
5月,安倍派遣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與心腹秘書今井尚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向習主席遞交親筆信,轉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
6月,在名為《亞洲未來》的國際交流會議上,安倍在講演中高度評價“一帶一路”構想是“有潛力的構想”,第一次公開有條件地表示對“一帶一路”合作姿態。
7月,安倍在德國與習近平主席進行會談,正式轉達要對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合作的立場。
11月,在越南參加APEC首腦會議期間,安倍與習近平主席舉行會談,說“也想在第三國與中國合作開展商務活動。這不僅對日、中兩國,而且對當地國家也有意義”,并就以下問題達成共識:經濟關系是兩國關系最重要的基礎之一,應該推進廣泛合作及支持兩國經濟界的交流;為構筑基于規則的自由開放的雙贏關系而進行合作是重要的;促進民間企業之間的商業活動,開展在第三國的日中商業活動不僅對兩國而且對對象國也是有益的;共同探討包括“一帶一路”構想在內日、中兩國如何為地區和世界的穩定與繁榮作貢獻。
12月,第三屆《日中CEO峰會》在東京舉行,日本和中國的主要企業領袖匯聚一堂。安倍在會上說,“日中就亞洲旺盛的基礎設施需求進行合作不僅對兩國的經濟發展,而且會對亞洲人的繁榮做出貢獻”,“日中互惠的經濟關系不限在兩國間貿易,而且充滿了更大的可能性”,“我確信,在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之下,我國也能夠與提出‘一帶一路’構想的中國進行大力合作”,“在各個層次上擴大日、中兩國國民的交流與合作是開拓下一代日中關系的原動力”。
12月,共同社報道說: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基本決定,將其本人提出的對外政策“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聯系起來并加以推進。他欲改變該戰略牽制中國的目的,而使其變為中日兩國新的合作基石。多名政府相關人士表示,安倍認為,從長遠視野考慮日本的安全保障和經濟利益,與繼續走大國道路的中國改善關系是當務之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希望加強在經濟、文化、旅游等所有領域的合作,包括高層往來等深化交流,把中日關系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12月,日本政府的內閣官房、外務省、財務省、經產省和國交省共同就“一帶一路”構想舉行說明會,表示要推進“在第三國的日中民間經濟合作”。
2018 年1月,日本政府決定了對參與“一帯一路”構想項目的日本企業,將通過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BIC)和日本貿易保險公司(NEXI)提供資金支持的方針。
安倍甚至提出了日中關系新“三原則”——“從競爭走向協調”“不構成威脅而成為合作伙伴”“推進自由公平的貿易”,并將其作為“今后日中關系的路標”。
至此,安倍對華政策的調整基本上告一段落。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政府所推進的“一帶一路”方面的中日合作是有條件和有限度的:“如果滿足四個條件就進行合作,不是完全贊成”(所謂的“四個條件”就是“對象國財政的健全性和工程項目的開放性、透明性、經濟性);至今還決定“不參加亞投行”;而且要對支援對象進行甄別,對項目逐一進行判斷;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在北京舉辦“‘一帯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安倍都沒有與會。
在中日經濟合作方面,日方更多地提“在第三國市場的合作”,表明了欲把“一帶一路”納入其“出口戰略”中去的意圖。
經濟界功不可沒
迫使安倍改變對華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民黨內以干事長二階俊博為代表的對華友好勢力對安倍的牽制與誘導;與中國對著干的“價值觀外交”屢遭失敗;內政頻曝丑聞,為謀求提高內閣支持率和長期執政,而打中國牌;美國特朗普政府在經濟上的敲打,令安倍對美國產生不信任感等。
不過,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一帶一路”倡議所產生的利益驅動。
“一帶一路”倡議的無與倫比的規模、共同繁榮的宗旨和包容開放的性質及其問世以來的初見成效等,都對日本經濟界產生了不可抗拒的誘惑力。
面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巨大需求,中、日兩國企業合作則雙贏,競爭不外是有你無我或有我無你,結果都是“零和”。如果開展競爭,中方的價格優勢有可能占據上風;而在合作之中,日方所擁有的優勢——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產品優良、管理等軟件技術高等有機會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這是一種巨大的利益驅動,成為日本經濟界促使安倍政府改善對華關系,對“一帶一路”倡議采取合作態度的最主要原因。其中,日中經濟協會和經團聯是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兩大團體。
財團法人日中經濟協會是日中經濟關系方面的專業團體,成立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1972年年底,一直得到日本政府及以經團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為代表的經濟界的大力支持。
經團聯在日本被稱作經濟界的“總部”,有大約1650家大企業和經濟團體加盟,是經濟界影響力最大團體,其會長俗稱“財界總理”,代表著經濟界的意見,對國家政治擁有絕大的影響力,
這兩個團體都是從2016年開始提倡“中日第三國合作”的。
日中經濟協會設有“21世紀日中關系展望委員會”,2016年的第13次建議——《不斷改革與全球合作的新展開——以加深與擴大日中關系為目標》說:“對于中國‘一帶一路’構想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期待與各國、各地區的計劃相吻合,以資國際物流網絡的建設”。關于“在第三國市場的合作”,這項政策建議提出,“在許多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區的新興第三國市場項目中,期待日、中兩國企業可以優勢互補構建雙贏的項目合作關系。另外,我們積極地期待著兩國企業通過共同挖掘與第三國市場需求及購買力相適應的新產品、新服務,從而對在其他地區提供類似的潛存商品與服務起到促進作用、形成反向創新,以有益于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
2016年11月,經團聯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CIEE)在北京舉行第2屆日中企業家及前政府高官對話。日本方面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征率領30名企業家與會。雙方一致同意,在包括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及構筑“一帯一路”等重要工程項目在內,進一步推進在第三國市場的合作,進而,共同認識到加強中日韓FTA及RCEP、FTAAP等區域經濟合作對于中、日兩國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時兩國經濟界一致同意為促進盡早和在更高層次上進行這些談判而向兩國政府做工作。
2017年11月,由日中經濟協會、經團聯和日本商工會議所三個團體組成的聯合訪華中團成員多達250人,成為43次訪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訪問團。據時事社報道,日本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征強調,“包括‘一帯一路’在內,
進行全球性經濟合作將導致日中兩國建立雙贏關系”。
在此前后,日中經濟協會會長室岡正二還向安倍首相遞交了建議,其內容是,為了建立在“一帯一路”構想方面日中進行合作的基礎,應該構筑關于基礎設施建設等的聯合研究機制、設置兩國企業能夠進行合作的工程項目的信息窗口等。
對于日本經濟界的這種積極姿態,資深媒體人士岡田充(共同社客座評論委員)的分析是:“日本經濟界的意圖的關鍵詞之一就是‘一帯一路’”,“在顯著成長的亞洲,美、中兩國的力量轉移(大國的重心轉移)在加速。如果惟有日中關系繼續惡化,那么被淘汰出局的就是日本。于是,把它作為回避孤立,設法擴大市場,改善關系的‘最后一張牌’——這是計算了政經兩方面的正面效果的方針轉變”。
中、日兩國企業在“第三國合作”方面取得多項進展可以說是日本經濟界對“一帯一路”倡議采取合作對策的依據。
日本經濟界最早參與“一帯一路”倡議的是著名大企業伊藤忠商事公司。
2015年1月,伊藤忠商事公司與泰國的大財團CP對半對中國中信公司(CITIC)投資各6000億日元,用于開拓中國及第三國市場。同年4月,該公司與CITIC集團聯合向波司登集團出資,實行資本和業務合作。
2015年3月,三井物產公司與沙特阿拉伯電力企業ACWA公司等接受阿曼薩拉拉火第二力發電項目的訂單,選擇山東電力建設第三工程公司作為EPC(工程總承包)對象。
2015年5月,丸紅公司把中國的光伏制造商晶科能源控股公司作為合作伙伴,接受阿聯酋Sweihan的太陽光發電項目的訂單,雙方各出資20%。
日立公司也有與中國企業在第三國進行合作實現“雙贏”的實績——中國企業在海外接受訂單的高速鐵道車輛,根據訂貨方的要求使用了日立公司的基本零部件;日立公司在利比亞接受訂單的發電設備為減輕成本而同中國企業進行合作。
此外,中、日兩國企業還在越南聯合接受火力發電項目訂單。
值得重視的問題
經濟評論家関志雄(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在一篇文章里指出:
“一帯一路”構想還存在許多必須解決的課題。
首先是金融支持機制,以AIIB和NDB為主的金融支持能否取得可期待的效果還存有疑問。關于AIIB,中國擁有壓倒性實力,令人擔心的是中國會否利用這種立場,一味追求本國的利益。關于NDB,政治和經濟狀況各不相同的BRICS五國實現合作也決不是容易的事情。
其次,要得到區域內外大國的支持有困難。可以預料,圍繞著“一帯一路”中的資源,中國與美國、歐盟還有日本之間會發生利益沖突。而且,俄羅斯和印度都警惕著中國對中亞和南亞的擴張。還有,“一帯一路”對象國在發展階段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大不相同,它們在經濟聯合方面的向心力是微弱的。
各國實施的高關稅也成為跨越國界貿易的障礙。并且部分對象國還與中國之間存在著領土和領海問題,特別是在南海和中印邊界地區,還持續著緊張狀態。
最后是伴隨著投資而來的風險。包括部分存在糾紛的地區,許多對象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存在不穩定狀態,并且不僅在道路和港灣等硬件方面,而且在法律和稅制等軟件方面,基礎設施尚未建設完備,有待改善。解決這些問題是實現與對象國之間雙贏關系的關鍵。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研究所的調查報告《“一帯一路”構想的展開與日本》(2017年11月)關于“一帯一路”構想提起的課題有:
第一,中國與相關國家的意圖是不相同的。從雙邊的
角度看“構想”,通常是中國出資等,相關國家處于接受這些資金等的立場上。“構想”與外交政策的關聯性很強,因此,兩者的意圖發生分歧往往是難以避免的。
第二,存在著同現存的多邊框架調整關系的問題。例如在中亞,就存在著俄羅斯構建起來的經濟和安全保障上的多邊機制。前者的代表是EAEU,后者的代表是CSTO。中國一直重視的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上合組織(SCO),而“一帯一路”構想卻大大超出它的范圍,并且包含著密切經濟關系的內容。需要調整同各個機構的加盟國,特別是俄羅斯之間的關系。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與第二相關聯,建設超越國界(雙邊的和多邊)的工程項目情況下的調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雖然中國已經意識到這些課題的存在,并已開始做外交努力。但是,要實現合作仍然需要數年時間。這對中國外交是再一次的考驗。
該研究所的另一項研究報告《中國的對外政策與“一帯一路”構想》說,“中國援建的工程幾乎全部是有附加條件的項目,其實施主體也幾乎都指定為中國企業,建設勞動者也多由中國派遣過去等,因此對象國所獲經濟恩惠不多。這是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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