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鄧公的外交方針會碰得頭破血流-請借鄧公的智慧化解當下的外交危局！
我們要冷靜100年！
鄧小平是中國發展與改革的設計師，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創造精神的戰略家和思想家。在新的歷史時期，他提出了一系列指導對外關系的方針原則，對于我們當下處理復雜多變的國際關系，處理疫情之下的外交危局，仍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1沒有和平，搞什么建設!
謀求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鄧小平外交戰略思想的出發點，所以我們不要輕言戰爭！
鄧小平反復強調指出，要搞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沒有和平，搞什么建設!”
我們現在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最需要和平，最不希望戰爭；而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和平是建設的前提，沒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就不可能安心地進行現代化建設。要實現中華民族求富求強的雄心壯志，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艱巨過程，需要長時間的和平環境。“一打仗，這個計劃就吹了，只好拖延”。“我們提出維護世界和平不是在講空話，是基于我們自己的需要，當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國的對外戰略也只能是服從和服務于這個需要。
這一思想是和鄧公的戰爭與和平的新判斷聯系在一起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就明確提出爭取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鄧小平1984年11月1日在軍委座淡會上說：“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么能夠安心地搞建設?”后來，他進一步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科學論斷。指出，這是“兩個最根本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
我很同意王利芬（前中央電視臺主持）說的一段話：
如果40年前中國說不怕戰爭，那是一種底氣，因為我們窮，光腳的不怕穿腳的；但，如果你現在還說“不怕戰爭”，那是一種虛張聲勢。因為你已經“相當”富裕，你的北上廣深大城市已經與世界上任何大城市可以媲美；“羅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毀掉羅馬城瞬間就可以實現”。美國人是世界上最怕戰爭的，因為他有最繁華的城市群，所以美國要發展世上最強大的軍隊，目的就是要“拒戰爭與里之外”，絕不讓戰爭在本土發生。中國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中國若與強大的敵人戰爭，必然是本土戰爭，我們壯大軍隊不是渴望戰爭，而是要防止把戰爭引入家門。（見《中國必須面對的十大殘酷現實》，簡稱“現實”）
2中美關系決不能像玩牌那樣換來換去
自1972 年尼克松訪華開啟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以來，中美關系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也是中國優先考慮的外交關系。鄧小平多次強調，對待中美關系決不能像玩牌那樣換來換去，而要從戰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
鄧公認為，中美兩國關系友好，是兩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將對世界和平發展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響。1975 年8 月6 日，他在會見美國議員訪華團時指出：“毛主席在1949年就談到中美兩國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23年的隔絕中，我們也沒有改變這個觀點：兩國人民總是希望友好的。”
1976年 1月 2日在會見美國國會女議員訪華團時指出：“不管中美兩國政治觀點如何，我們總希望兩國人民長期友好下去。……發展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使這種友好關系世世代代地保持下去。”
1977年 9月 27日他在會見喬治·布什時指出：“美國政府、國會和政治家要從長遠的角度、政治觀點來看中美關系，不要搞外交手法。……中美關系正常化，如果從長遠觀點、從政治角度、戰略角度看問題就容易下決心。”
1979年 1月 28日，鄧小平應邀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年譜》詳細記錄了鄧小平在訪美期間的主要行程和活動，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到，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友誼”“友好合作”是他頻繁使用的詞匯，2月5日他為紐約出版的《美洲華僑日報》題詞：“愿你們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更大的努力。”表達了他對發展中美兩國人民友好關系的愿望。
1980年他在會見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時指出：“中國方面，從毛主席、周總理在世的時候就下決心同美國改善關系，這不是從策略上考慮的，而是從戰略上考慮的。現在，我們總的對外政策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生前制定的。”
中美關系是所有國際關系中的關鍵和核心，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證明搞好中美關系的重要性。直至今日，這一點也不能動搖。
3美國可以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現代化、富起來
鄧公一直致力于推動中美合作雙贏。這是基于中國發展現狀的清醒認識：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實現現代化，這是必由之路。
鄧公深知美國作為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學技術等眾多領域中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經濟管理和教育事業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指出：“中美關系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點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利的。”
1979年訪問美國期間，通過切身的觀察體驗使鄧小平更加堅信：“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在各個領域——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合作有廣闊發展前途。”“中美貿易不是幾百萬美元，而是幾十億美元，甚至是幾百億美元的事。”（現在已經發展到幾千億美元）
陪同出訪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在飛機上問鄧小平：“我們為什么要這么重視同美國的關系？”鄧小平回答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言外之意，中國也得這么干。這次訪美確實也開啟了中國富起來的大門。
訪美期間，他在接受坦普爾大學授予的名譽法律博士學位致辭、在接受美國廣播電視界評論員的采訪、在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總經理愛德華·卡爾森和波音飛機公司董事長桑頓·威爾遜談話、在參觀亞特蘭大地區、在訪問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的講話，都在強調“向美國人民學習“、了解美國“建設的經驗”、“向創造先進的工業文明的美國人民請教”……
1979年 4月會見美國眾議院議員團時所指出的：“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原則是自力更生。任何國家的建設總應該以自己為主，同時也接受外國的先進技術，包括接受它們提供的資金。美國在這方面可以做許多事情，各個領域都可以，我們愿意得到你們的幫助。”鄧小平認為，中美兩國在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里存在著廣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
當然，我們也要牢記：美國及西方那些發達國家是不會一直帶我們玩的，“在西方人眼里，永遠都存在“東西方差異”；千萬不要認為可以融入西方世界，天真地認為可以與西方平起平坐，中國與歐美僅僅是生意關系，是做不了真朋友的。”（《現實》）當中國崛起超出它們的可以接受的限度，矛盾和沖突就會爆發，合作有可能戛然而止。這也是殘酷的現實！
4 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
為了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不放松、不回頭，不受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特別是長期以來的“左”的意識形態影響，鄧公主張在國內不爭論“姓社”與“姓資”問題。這不是要放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要集中力量奠定其物質基礎。
而在國家關系上，鄧公堅持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而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同世界各國改善和發展了友好合作關系。他反復強調，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他們從容地發展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
正是這一外交方針，和得人心，獲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歡迎，從而打開了很多外交僵局，包括中美關系、當時的中蘇關系、與日韓關系、與東盟關系；蘇東解體后，同俄羅斯建立了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系；同印度恢復了高級互訪和邊界談判；同所有阿拉伯國家包括沙特在內建了交，同時也和以色列建了交。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當前國際社會的殘酷現實是，中國和美歐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存在著制度、價值觀念或者意識形態的分歧、甚至對立。我們是求同存異，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發展同一切國家的友好關系；還是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選擇性地發展一些特定國家的友好關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
此外，美歐等西方國家身上有強烈的“優越感”和濃厚“政治正確”的價值觀，在他們眼里，永遠都存在“東西方差異”。他們要跟我們講民主、人權。所以，我們也難以融入西方世界，很難讓他們接受我們的“平起平坐”。所以，一方面，要認清中國與歐美僅僅是生意關系，做不了真朋友；另一方面又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不能主動惹事-雖然我們不怕事，把關系搞僵，致使合作破局。
這考驗著我們的開放胸懷、政治智慧和外交水平！
5不稱霸、不當頭、不結盟
這是中國一貫的外交方針，其核心是永遠不充當國際社會的“領袖”。
反對霸權主義并且永不稱霸，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對外政策的綱領。
無論是以前人們稱之為“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時期，還是現在世界政治多極化發展時期，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既不能把自己與霸權主義綁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權主義。鄧公指出：“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政策，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也是歷史的倒退。”
鄧小平由此指導中國改變了以往的外交戰略，代之以更為實際、更為靈活的戰略方針，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針。他反復向世界表明，中國堅決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一邊，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不稱霸，不當頭，不結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國家建立、發展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關系，其中包括同美國和蘇聯的關系。鄧小平認為，這個政策很重要，是一個維護和平的最好的政策。
“決不出頭”是鄧公的一項外交方針，一個根本國策，而不僅僅是一個策略。他在《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中寫道，“現在國際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復雜得多，亂得多。怎樣收拾，誰也沒有個好主張。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么？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
“不當頭”還意味著不要允當世界領袖，不要主動去向世界承諾什么，更不要用錢去買地位。有人這么說：領袖不好當，吃力不討好。如果你成了世界領袖，那么必須要放棄許多，全世界都要跟你玩“貿易順著”，你卻又不敢有脾氣。
鄧公也反對與任何“大國結盟”，在外交工作中要堅決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方針，而不能把自己綁在別人的車子上去。
中國改革開放40年采取的“三不”對外政策得人心。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朋友圈在第三世界，但外交的重心依然在大國關系上。
6 不搞集團政治、勢力范圍等冷戰方式
不搞大家庭、集團政治、勢力范圍，這是跟上面第“5”項原則緊密關聯的。
鄧小平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所謂“大家庭”方式，就是冷戰時期的蘇東模式。大家庭內實行家長制，家庭成員吃大鍋飯。所謂“集團政治”方式，就是類似華沙、北約那種軍事政治聯盟，為的是抗衡對方。所謂“勢力范圍”，是從近代列強那里傳承下來的東西，是列寧所指的引發戰爭的根源之一。
這些東西說到底就是搞小圈子，拉幫結派，為的是維護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所以，中國不搞這些東西，不走老路，不跟任何國家、政治集團和組織結盟。
以上4、5、6相，歸根結底就是“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不搞“政治正確“那一套，擺脫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傳統。
鄧公指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行不通了，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
鄧公的指導思想很明確，應當把發展問題提高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這樣便會明白，發展問題既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責任，也是發達國家的責任。
7冷靜、冷靜、再冷靜，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面對東歐劇變、柏林墻倒塌、以及國內的政治風波，鄧公1989年9月4日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提出：“對于國際形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
在堅持以上方針的基礎上，我們要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鄧公指出，綜觀全局，不管怎么變化，我們要扎扎實實地抓好建設工作，這是我們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
中國要富強起來，唯有一條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不動搖，不受干擾！這就要有“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巍然不動”的堅定意志和英雄氣概。
鄧公1986年 9月在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電視采訪時，在回答中國的現行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問題時，再次明確表示：“確定現行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的主要依據是，現行政策對不對，對國家來說對不對，對人民來說對不對，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過一些。……如果人民認為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誰要改變現行政策，誰就要被打倒。”
同年9月16日，他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說：“別國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中國的事情我們就得管。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一項鐵律！按照鄧公的說法，就是要真正扎扎實實地抓好經濟建設，不要耽擱。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是無足輕重，是能夠并且應該有所作為。
8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基于蘇東解體導致的兩極政治格局消失，世界進入了一個大動蕩、大轉折時期，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中國能否抓住和利用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良好機遇，能否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堅定地搞下去，是世界普遍關注的大問題。
在這關鍵性的時刻，鄧公堅定而有力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對的，要堅定不移地干下去。1989年和1990年間，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幾次談話中，反復闡述了看待國際形勢、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其中的關鍵是“韜光養晦”。鄧公指出，這是新形勢下我們必須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鄧小平指出，現在我們在國際上采取的方針，就是穩住陣腳，把中國自己發展起來，不要張揚，韜光養晦，少說多干。發達國家對我們始終是有戒心的，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國際上有人會對我有敵視和恐懼心理，我們的態度是，朋友還要交，但心中要有數。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動中，要趨利避害，不為自己樹立對立面。要埋頭實干，發展自己，而且越發展越要謙虛。
韜光養晦并非軟弱的表現，而是智慧和力量的體現。忍字頭上一把刀，“忍得主”是一種大格局的戰略定力，是臥薪嘗膽的力量蓄積，是忍辱負重背后的發憤圖強，是堅強意志的持續展現，為的是養成兵精糧足、轉弱為強。這正是：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百二秦關終屬楚；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現在的殘酷現實是，我們的力量不夠！即使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們有了一定實力，但是跟美歐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顯。我們的GDP只有美國的2/3，人均GDP就更低了；而且在科技、教育、金融和軍事方面，遠遠落后于美國。現在不是逞能“掰手腕”的時候，我們沒有這個力量和資本，即沒有成本優勢與美國對抗。
王利芬分析的對：
“不是說中國怕美國，而是不值得玩對抗；在對待美國霸權問題上，中國必須要運用智慧。你可以討厭美國、不喜歡美國、恨美國，但不要影響去重視美國；不是覺得美國好才與他搞好關系，僅僅是因為美國是“老大”，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是中國最大的消費市場，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和事實，你不服不行。
“現在的中國可以影響世界，但不能左右世界;目前能夠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國，這個現實我們必須要接受。“所以不要有優越感。優越感會造成盲目自信，自信過頭就是自負，自負過頭就會自命不凡，最后只能是自作多情和自認倒霉了。”
當然，這并不影響我們“有所作為”。鄧公指出，世界政治格局在變化之中，不管怎么變，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自己貶低自己，怎么樣也算一極。中國會在今后的國際事務中起更大的作用。他強調，中國要在國際事務中有所作為，怎么樣作為，提出些什么問題，應該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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