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終于有信心,有意愿,有能力去思考征服世界,而不是御敵于國門之外!
來源:姚堯(ID:yaoyaostrategy)
今天跟大家聊聊歷史,我們知道公元755年被認為是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爆發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不但被認為是大唐王朝的轉折點,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轉折點。可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有叛亂,安史之亂的持續時間并非最長,最終也被平定了,唐朝在此之后又延續了150年。那么,為什么安史之亂的危害性如此嚴重呢?其中的關鍵,就在于一個“信”字。一句話,修復戰爭的創傷易,重建信心的創傷難。
安史之亂為何爆發,今天我們就不講了,我們只講安史之亂爆發之后的歷程。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借口在范陽起兵,隨即控制了整個河北,兵鋒直指東都洛陽。可是,當淪陷區將安祿山造反的消息奏報到長安時,唐玄宗竟然認為那是討厭安祿山的人編造的假話,堅決不相信安祿山會造反。
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終于接受安祿山確實造反的事實,召來宰相楊國忠商議應變之策。唐玄宗任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陽、平盧節度使,防守洛陽,接著任命他的第六子榮王李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副元帥東征。由于唐朝的精銳此時都在邊關,高仙芝、封常清在長安、洛陽臨時招募到的士兵缺乏訓練,基本不具備戰斗能力。于是,洛陽很快失守,封常清、高仙芝退守潼關。
潼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封常清、高仙芝在此堅守不出,等待各地唐軍前來增援以對安祿山形成圍攻之勢,這樣平叛原本是大有希望的。可是,唐玄宗在錯信安祿山之后,開始變得不敢相信武將,遂聽信宦官邊令誠的讒言,陣前冤殺了封常清、高仙芝,極大的打擊了唐軍守關將士的士氣,做到了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所幸的是,接替高仙芝的哥舒翰也是位名將,他依然延續高仙芝堅守潼關的戰略,抵擋住了安祿山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以致安祿山在長達半年的時間內毫無尺寸之功。與此同時,李光弼和郭子儀又接連大敗史思明,切斷叛軍前線與范陽老巢的交通線,使叛軍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為此,安祿山幾度打算放棄洛陽,回歸范陽老巢固守。可就在這個局勢一片大好的時候,唐玄宗聽信楊國忠的讒言,逼迫哥舒翰主動出擊。哥舒翰再三向唐玄宗諫言不可,得到的卻只有唐玄宗更加嚴厲的斥責。由于有高仙芝的榜樣在前,哥舒翰無奈之下只得放聲大哭,含淚出擊,結果中了安祿山的埋伏,唐軍大敗,通關失守,哥舒翰被俘。
潼關失守后,長安門戶洞開。唐玄宗放出話來要御駕親征,結果卻在禁軍的保護下瞞著大臣逃往蜀地。在逃至馬嵬坡時,禁軍首領陳玄禮認為安史之亂的根源就是楊國忠,率眾人殺死了楊國忠。由于擔心楊貴妃將來報復,又逼唐玄宗殺死了楊貴妃。此后,唐玄宗南下入蜀,太子李亨卻逃離部隊,北上靈武,在靈武自行即位,是為唐肅宗,遙遵唐玄宗為太上皇。
我們看到,安史之亂爆發初期,問題并非不可收拾。只是由于一連串的不信任,才使得事情越來越糟。首先,由于錯信了武將安祿山,導致唐玄宗不敢再信任同為武將的封常清、高仙芝和哥舒翰。此外,由于安祿山是外族,導致唐玄宗對于同為外族的高仙芝和哥舒翰也不敢再信任,而民族交流正是大唐王朝得以走向輝煌的重要原因。
潼關失守后,唐玄宗先是失信于長安臣民而逃亡,接著是禁軍不信任唐玄宗而殺死楊國忠和楊貴妃,再接著是太子李亨不信任父皇而分道揚鑣。到這一刻,大唐的山河破碎、生靈涂炭固然是人間悲劇,而比這更悲哀的,是沒有誰敢相信誰!
李亨在靈武稱帝后,重用郭子儀、李光弼討伐叛軍,軍事行動進展非常順利。安祿山連敗之下情緒暴躁,對左右非打即罵,稍有過失,便行殺戮。此外,安祿山寵幸段氏,及其所生的兒子安慶恩,常想用安慶恩來取代安慶緒。于是,安慶緒勾結安祿山的左右,殺死安祿山后自立為帝。不久以后,安慶緒兵敗北撤,退守鄴城。
唐軍連戰連捷,叛軍兵敗混亂,這本是重整山河的絕佳良機。可是,肅宗并沒有趁勝追擊,而是將精力轉移至鞏固內部權力。與父親唐玄宗一樣,唐肅宗同樣不再信任武將,這就給了安慶緒以喘息之機,得以在鄴城重整旗鼓。后來眼見安慶緒再度坐大,唐肅宗才不得不集結九個節度使、共二十萬大軍圍攻鄴城。可是出于對武將的忌憚,唐肅宗此役沒有設立統一指揮的元帥,只是派宦官魚朝恩作為監軍。由于缺乏統一指揮,各路人馬難以協同配合,在對鄴城久攻不下之后,被史思明截斷糧道,唐軍再次大敗。唐軍敗退后,史思明趁勢再度占領洛陽,而魚朝恩卻將戰敗的責任推給郭子儀,致使其被解除兵權。
鄴城之戰后,安慶緒實力銳減,史思明得以做大,遂殺死安慶緒自立為帝。不久之后,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義所殺。與此同時,肅宗因平叛和權力斗爭導致積勞成疾,很快就病逝了,其子李豫繼位,是為唐代宗。唐代宗命仆固懷恩統兵,擊敗并逼死史朝義,結束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結束后,各地節度使的勢力日益增大。中央無力削弱節度使的勢力,卻使得為對抗武將而重用的宦官的勢力也日益增大,進而發展到能夠廢立、殺死皇帝的程度。就這樣,外有武將擅權,內有宦官亂政,再加上民生凋敝導致的農民起義,大唐王朝就這樣在風雨飄搖中茍延殘喘了一百多年后轟然倒塌后。
唐朝滅亡后是五代十國,之后統一于宋。可是,這個新建立的統一王朝再也沒有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不斷開疆拓土的勇氣。自宋太祖趙匡胤以降,歷代皇帝想方設法要削弱武將的權力,結果導致宋朝是歷代統一王朝里最孱弱的一個。宋朝的皇帝只想著提防臥榻之側的猛虎,卻放任千里之外的猛虎做大。究其原因,還是自安史之亂以來的武將擅權,給他們留下的心里陰影太大了,更何況他們自己也是通過武將擅權而篡位的。北宋被滅后,南宋又守著江南半壁,茍延殘喘了一百多年,終被蒙元所滅。嚴格來說,蒙元更像是一次異族入侵,而不像是個在文化上真心認同的中原王朝。蒙元之后的明朝,皇帝同樣是不信任武將,同樣是不能開疆拓土。即便是有了天下無敵的海軍,也只是出去炫耀一番后就解散了。明朝之后的滿清,由于是少數民族統治,所以不但提防武將,還得提防漢人,直到太平天國爆發,滿清軍隊不堪一擊,才不得不逐漸放手讓漢人統兵。
滿清末年,我們以為輸給洋人是輸在船堅炮利上,于是有了洋務運動。甲午戰敗后,我們以為是輸在政治制度上,于是有了戊戌變法。再后來,我們以為是輸在文化上,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些要改革文化的人,甚至認為漢字是阻礙中國走向富強的最大障礙,主張廢除漢字而采用拼音。日俄戰爭,在中國的東北打。抗日戰爭,在北京的盧溝橋打。所以,我們的國歌里唱的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是怎么搞到這一步的?不是地大物博嗎?不是人口眾多嗎?不是文化悠久嗎?可為什么會被打得一退再退?
事實上,一個組織是否強大,從來就不是看他有多少錢,有多少人,有多少槍,而是看這個組織是否能有信。自安史之亂以后,歷朝歷代的共同特點就是不信任武將。武將得不到信任,就不敢冒風險,就不敢建功立業,就不敢開疆拓土,就只能嘗試著做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如果一個組織里的成員,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就無法形成團結的戰斗力,就無法抵御外敵的入侵,就會被人一遍又一遍的欺侮。
往事越千年,自唐玄宗時期的怛羅斯之戰后,中華民族已經被關在門里關了整整一千兩百年。這一千兩百年來,我們基本上都是被各種外敵入侵。國運昌盛時,尚能擊退來敵;國運衰退時,就是山河破碎。這樣的民族,即便經濟如何發達,藝術如何絢麗,要說自信,其實也是空的。直到1950年,我們才在千年之后首次大規模出境作戰,而且是以疲弱之軀迎戰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當我們軍事上打出了氣勢,政治上就有了資本,經濟上才有保障,文化上才立得起來。到這個時候,人民才會有真正的自信。
因此,決定一個民族是否有出息的,是看他是否有那種開疆拓土、勇于挑戰的氣質。遇到危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種氣質不能丟。只要這種精神氣質還在,那么即便曾經跌倒過,也終究能再站起來。即便曾經走彎路,也終究能再追上。我之所以如此頑固地看好中國的國運,是因為我覺得那種失落千年的氣質,又被我們的開國領袖重新灌輸進來了。反觀我們的競爭對手,正在變得越來越保守,越來越計較,越來越不敢應戰。按照歷史規律,這樣的國家會變得越來越不自信,也越來越不敢相信別人。渡過經濟危機容易,渡過信心危機難,而經濟危機會將信心危機成倍放大。我之所以一直稱它為分眾國,就因為當它無力開疆拓土時,內部必定會分裂。
我真的相信,我們不僅是在見證歷史,而且是在參與歷史,創造歷史。有個成語叫作“千載難逢”,以此來形容機會難得。不過,這通常就是說說而已,沒有幾次可以當真。通常十年一遇的,我們就可以用“千載難逢”這個詞了。不過,這一次,我覺得我們真的可以用“千載難逢”這個詞,而且已經超過了一千年。自唐玄宗以后,中國人終于有信心,有意愿,有能力去思考征服世界的問題,而不再是只想著怎樣御敵于國門之外了。
不過,在征服世界之前,還需要世界的配合。譬如世界的舊霸主,需要把這個位置空出來,而要使他們讓出霸主之位,光靠一次經濟危機是不夠的,還得要靠信心危機。左派不信任右派,窮人不信任富人,內斗頻繁上演,盟國紛紛叛離,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劇本。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依然堅信,金融危機還只是剛剛開始,只是對前期十年牛市的小幅修正。世人密切關注的,還只是新冠疫情的數據。可在我們看來,新冠疫情只是導火索,疫情的危機解除后,還會有經濟危機,還會有金融危機,還會有政治危機,而最難處理的,是分眾國的信心危機。天降大任,特朗普同志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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