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人對政府的恐懼到中國特色防疫的常態化!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中國經濟全面開工,筆者這幾周也特別繁忙,上周首次離開北京到多個城市出差,看到了常態化防疫下復工復產的中國,多有感觸。這段時間差旅和應酬較多,沒有頻繁更新。
抽空寫一些散記,主要是列一些感想。
一、中國的常態化防疫及復工
1、COVID-19疫情:——“這么近,那么遠”
防疫現在已經常態化,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人人佩戴口罩出行,到處都是體溫檢測和健康碼,防疫基礎設施和機制到處存在,但COVID-19疫情威脅實際上已經遠離中國本土。在信息時代的今天,時間似乎過得更快,1月20日疫情異地擴散及22日武漢封城時的恐慌、春節期間隔離在家每日觀看疫情數字時對未來的擔憂,2月上旬李文亮去世時負能量的集中爆發,都已經是好多個月之前的事情了。人們雖然仍然在按照防疫時的標準和習慣生活,但認為疫情威脅實際上已經距離自己很遠。所以,COVID-19是“這么近那么遠”,既熟悉又陌生了。
2、中國:高度同質化的國家 vs 美國 極端多元化的國家
筆者離開北京,造訪了數個城市,感覺是走到哪里都非常接近。走訪的各地雖然都不是疫區,但都普遍采取嚴格的防疫措施。居民都佩戴口罩,到處都在檢測體溫,重要場所需要出示健康碼,有各種社會隔離政策存在。所能看見的居民都在積極配合措施,盡管疫情的實際威脅已經距離人們更遠,但大家并沒有放松警戒,都在為個人、家庭和社會履行職責,也沒有太多怨言。筆者感嘆:從眾志成城抗疫的角度來講,這個國家的國民太強大了。
中國給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高度同質化。相比之下,美國的社會和族裔構成就太復雜了,從福音派/原教旨基督教、到龐大的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人群、正統猶太人、安格魯撒克遜都市精英、勤奮守規則的東亞裔,高中以下文憑住在郊區的廣大白人藍領……從左到右,從最極端的白人至上者、愛國主義“小粉紅”到主流白左到無政府主義者。美國的社會之人口及價值觀多元化遠遠超出一般中國人的想象。美國復雜的歷史移民構成、族群關系、選舉制度、思想的自由市場競爭機制及個人主義等,在21世紀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幫助下,都使得本來已經高度異質化的社會在加速分裂。
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場近期爭論的方方問題,恰恰說明的是中國的同質化。就一個非常具體的政治立場和取態的分歧可以很認真的爭論半天。在美國,針對任何的議題,全國的一半的人恐怕完全無法和另一半人對話,如果不是你死我活、至少也是平行世界。不同人生活在不同的泡泡里,人們避免對話,根本不存在尋找共識的欲望。如果說還能有什么東西相對一致,那就是最近Pew的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訪美國人對中國沒有好感。
中國防疫得力,也在于我們國民的同質化,盡管有地域差別、代際差別,城鄉差別,但大部分人的核心價值觀、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特別在看待個人與家庭/社會/政府關系等問題上是非常相似的。這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東亞集體主義/家長主義社會。在國家社會總體防疫要求下,大多數人口能夠守則行事。
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都比今日中國復雜(大比例的少數族群、分化的政治取態)。不同群體的看法觀念完全不同,有很極大的分歧,很難作為一個整體去管理和約束。社會是離心的,而不是向心的。人們關注的是自己,而把約束自己的政府和社會看作對立面。
如果說有什么國家地區和中國大陸更相似,那就是日本、韓國、臺灣等東亞社會。出于這個原因,他們的防疫也一定優于西方社會。
3、常態化防疫能夠幫助中國比較好的預防第二波疫情
鐘南山日前接受CNN訪談,提出中國現在不能自滿,要提防第二波。第二波疫情來臨風險威脅也很大。中國并不比其他國家更強。
筆者以為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說,我們自己不要掉以輕心,不要過于驕傲,隨時警醒自己不要放松是正確的。但如果和其他國家橫向比較,就有些低估中國防疫體系之完善了——中國有極為完整的制度基礎設施及全民上下眾志成城的防疫意識。鐘南山在訪談中也提到了對歐美防疫工作之差感到吃驚。他顯然是高估了歐美,低估了中國。另外筆者認為各種政治制度文化價值因素超出傳染病學者的理解,他們不了解在防疫問題上,政治體制和社會價值的因素比醫學技術本身更大,因為防疫是公共衛生,不是個人醫療。
中國目前常態化的高強度防疫(本文后半段會述及)將保證中國最好的防范反應對第二波疫情。如果中國也面臨第二波風險的話,那其他國家的風險只會更大,而不是更小。
4、中國人懼怕的是病毒。美國人則生活在對政府和病毒的雙重恐懼之中。
雖然已經沒有本地疫情,但全民仍然佩戴口罩,遵守各種防疫措施。這個背后不僅僅是家長主義社會下的服從意識,而是——人們還是很害怕COVID-19病毒的。在5月份的今天,這種害怕早就不是無理性的恐慌,而是一種無時不在的警覺和謹慎。人們認為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其他,就是來自病毒SARS-COV-2。
人們認為各種社會隔離政策,各種基于新科技手段的監控工具(例如健康碼)是對自己和社會起到保護作用的,都是對抗病毒的積極舉措,能夠帶來安全感,而不是提供另一種威脅。
這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社會認為,所有政府以抗疫為名限制人身自由的舉措,包括社會隔離政策,攝像頭等監控手段,都是對個人隱私的侵蝕,會帶來更多的威脅。基于高科技手段的實名綁定、跟蹤城市旅行記錄、健康碼之類的手段,則會被認為是國家對個人隱私安全剝奪甚至對人權的巨大威脅。在美國疫情泛濫,得不到控制,政府在還沒有采取什么有效監控管理手段時,媒體和評論家已經憂心忡忡,擔心公民的隱私要再一次被剝奪(上一次是911之后以反恐和國家安全為名)了。
很有意思的是,美國完全是一個選舉政府:各級政府行政及立法核心崗位都是選舉而成,且選舉經常進行,民眾對政府官員已經有了最大的影響力。但盡管如此,民眾卻無時不刻不懷疑政府,擔心政府傷害自己。選舉看來并不能帶給民眾真正的安全感。
即便在COVID-19疫情的嚴重威脅下,今日全美確診150萬人,死亡9萬人,很多美國人對政府的恐懼似乎仍然超過對病毒的恐懼。在他們看來,政府才是最大的病毒。這種恐懼無論進行多少選舉都無法消解。即便是他們自己選舉的政客要推出這樣的政策,他們也會拒絕。對他們來說,公權力勢必與社會對立,是社會的威脅。
這讓筆者想到,美國的體制完完全全是建筑在對政府和公權力的恐懼之上的。COVID-19疫情讓他們被迫在SARS-COV-2病毒和政府兩個“惡魔”之間“取其輕者”——這時,他們寧愿選擇CO,因為對于他們來說,選擇病毒就是選擇自己,免于來自政府的恐懼。
這才是生活在深層次恐懼之中的國民。沒有對公權力如此恐懼和抵觸的國民,也不會有這樣的有限政府/小政府社會。
這都限定了美國各級政府在防疫抗疫上的選擇和能力。美國的這種思想特征和大多數歐洲國家不同,也使得美國的防疫抗疫能力勢必劣于歐洲。
筆者認為美國的這種政治邏輯是中國大部分“公知”和“自由左派”不了解且不能理解的。后者基本上是一群“既要又要”的東亞家長主義體制下長大的巨嬰,不知道什么是拓荒掘金的戰斗民族。
5、“去全球化”
在各地跑了一圈,能看到外國人很少,仿佛回到某種過去,去全球化的中國。相信在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筆者較早時期寫過文章,預測“中國以外全部疫區”及全球化下的疫情; “國門戴口罩、國民摘口罩”,都已成為現實。
二、中國在“飛機安全”模式下找到了常態化防疫的平衡點:
筆者在疫情比較初期的時候就寫過一篇文章,2020年大抗疫——從“航空安全”、風險認知及管理到社會的長期理性比較“飛機安全”和“一般交通安全”,航空安全的發生概率非常低,但一旦發生,致死率就非常高,所有的人類社會對航空安全都會采用最高標準、零風險容忍度的方式應對,這是人們的風險偏好。采用航空安全應對的傳染病是SARS(病死率10%);一般交通安全(例如高速公路上機動車的安全)特征是雖然常見,但發生時的致死率也很低。這時人們會采用較低標準、較高風險容忍度的方式常態化應對。采用一般交通安全應對的典型傳染病是流感(病死率0.2%)。雖然飛機安全事故每年致死人數遠遠低于陸地交通事故,但對飛機安全采取更高更嚴的標準應對,絕不容許有疏忽。這是人類的社會選擇。
考慮到十七年前SARS的經驗,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采用最高標準即飛機安全的方式應對COVID-19。考慮到SARS-COV-2與SARS同源,在對其傳染病學特征尚不完全清楚的情況下就以封城的方式重手干預,并在后續推出一整套社會隔離體系進行防疫戰役。
2020年全球所有應對COVID-19的國家都在不知不覺跟隨這個模式(“抄作業”),即復制中國的飛機安全模式。有部分國家公開挑戰這個模式(包括新加坡、英國、美國等),希望把COVID-19“流感化”,采取常態化方式應對。
后來我們看到,各國平均下來的COVID-19確診病例的死亡率大概在5%左右,正處在SARS和流感中間。這個死亡率顯然不能像流感一樣對待。所以西方國家也只能追隨中國“飛機安全”的做法,按最高標準去防疫控疫。這種做法不僅僅會付出社會經濟代價,同時要限制個人人身自由。
但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很快發現,政治制度、社會構成、文化與價值觀與中國完全不同,中國的這種高強度防疫模式是無法效仿的,即便效仿,也無法堅持。
所以,他們在疫情稍微穩定后,就謀求盡快復工復產恢復生活。
在個人主義最極端,政治分散度最高的美國,在COVID-19疫情根本就沒有得到控制時,社會就開始轉向放棄嚴格防疫的模式——實際上,他們還是希望恢復到熟悉的“流感化”處理——用應對一般交通安全的方法去應對COVID-19。這個選擇當然要付出代價,就是疫情再次爆發、大量感染和死亡,醫療體系還要冒著被崩潰的危險。但對這個野蠻生存的社會來說,活下來的人更重要。
但這就是西方社會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因為他們的社會的制度和文化不允許他們像中國一樣防疫。這個過程中間,西方社會也可能會出現反復,即防疫放開,疫情爆發,防疫再收緊,防疫再放開,中間要付出好多的人命代價。但如果不付出更大人命代價的話,比如說總人口死數個百分點甚至更多,則西方社會應對方式不會改變。
中國模式:“SARS化”/“飛機安全”且還能常態化運作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模式實際上是這樣的——“SARS化”、采用“飛機安全”模式進行最高標準、最高強度、最嚴苛的舉國體制的抗疫戰役,在4~6周之內解決戰斗,然后復工復產,恢復經濟與社會常態。如果中國不處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沒有境外輸入一說的話,那么COVID-19之戰早已結束。歐美和其他國家的大規模爆發并帶來反向輸入的威脅肯定是超出中國政府預想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國民能夠相對步調一致地配合政府,口罩佩戴、出入健康碼、適當的社會隔離限制等防疫機制照舊。盡管我們仍然按照非常高的標準進行抗疫,但社會仍能夠正常運轉,復工復產有序進行,國民和社會基本上能夠適應。
所以,中國不但能夠采用,還能夠長期適應高強度防疫措施,把高強度防疫措施常態化的優勢在于,一方面能夠最大程度防疫,保障全民人口健康,另一方面還能復工復產,社會最大程度恢復運轉。
西方模式:無法跟隨中國的SARS化、飛機安全模式,恢復成流感化模式
西方模式(其中,美國是最為“極端”的西方模式)是這樣的,一開始也參考了中國模式,但很快發現此模式在西方完全水土不服,首先西方的復制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只能復制一小部分。比如說封城和強制隔絕這種措施在美國根本不可想象。中國的嚴苛政策措施超出了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的容忍。而中國防疫政策如果只是復制20~50%的話那等于沒用,疫情無法得到控制。這就使得西方社會在松散的隔離狀態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控制住疫情,尤其是美國,用了兩個月時間都不見效果。這時,西方社會既不能享有快速解決戰斗的好處,又在付出社會經濟代價,還遭到崇尚自由的個體公民的強烈反對,面臨重大政治挑戰,因此只好“半途而廢”,不得不放棄更強有力的防疫方式。
歐洲大陸大多數國家的集權和社會性比美國更強,所以比美國情況還好。美國是西方社會中的一個極端。中國模式在美國是真正水土不服的,完全和美國的基本價值觀相悖。
“流感化”處理,“群體免疫”,其實就是西方制度、文化和國家能力防疫控疫的唯一現實可行的選擇。這個結果是西方不得不為疫情付出巨大的人命健康代價。另外,我們cynical的說,西方社會可以通過這樣的防疫去消滅自己的老人(解決老齡化問題)和弱勢群體(解決階級問題)。
每個人類社會其實都和生命體一樣。各個社會都有自己應對疫病的方法。有的社會不防不控,或者無力防控,死掉很多人,最后活下來的人最大限度的群體免疫,這是一種“應對”;有的社會嚴防嚴控,最后死掉的人很少,但活下來的人也沒有免疫,如果出現第二波疫情還會受到傷害,只能長期防疫,并等待疫苗。在人類歷史長河里,因為醫學知識、技術、衛生基礎設施、國家能力的限制,大多數社會是沒有選擇的,只能眼巴巴的經歷人口死亡,通過殘忍的肉體淘汰熬過疫情。
筆者一貫觀點,認為2020年只有中國的防疫才算達到高維度的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定義;所有個人層級的治療手段都只能停留在臨床醫學(clinical health / medicine)的維度。
中國的作業是抄不了的,在防疫這個問題上,西方的體系看來是不如中國的。這個原因是制度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深刻而系統。我們不是說中國的制度在方方面面都比西方“優越”,而是說,在應對COVID-19疫情這個具體的問題上,中國具有比較明顯的體制優勢。疫情是危也是機。而對于中國來說,在國際環境下,相比一般國家,它呈現的更多是“機”。2020年疫情之后,中國在全球舞臺上很可能變得更為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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