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會搬走嗎--中國制造產業鏈外遷風險分析!
來源:寧南山
今天我們來探討下中國制造產業鏈外遷的問題,對最近常見的熱點進行整理。
我先說結論,產業鏈外遷,大的風險沒有,主要是防范中等風險和小風險。
大的風險是比較可怕的,大風險的結果,我們可以定義為產業鏈外遷規模大到可以讓中國經濟出現負增長,也就是倒退。
對中國來說,什么是大的風險呢?我們還是看下歷史上實際發生的情況,在過去的100年,是什么阻擋了中國的發展?
北洋軍閥時期我們就不看了,我們就從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開始算。
那么非常顯然,在國民政府時期,導致經濟出現倒退甚至崩潰的,就是兩起大的事件:
一個是1937年-1945年日本全面侵華,注意是1937年,實際上日本在1931年占領了東北三省之后,國民政府統治區的經濟增長仍然呈現增長的態勢。不過由于這個增長主要來自于低端的面粉,火柴,紡織等產業,盡管仍然為抗戰全面爆發積累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如公路和鐵路長度得以延長,但是由于核心的中高端產業如鋼鐵,軍工,機械等發展緩慢,最終導致國家在日本全面進攻面前不堪一擊,經濟增長被終止,國民大量被日本侵略者屠殺,僅有的工業要么被日本奪占,要么被迫炸毀或者搬遷到西部地區。
一個是1945-1949年的解放戰爭時期,從北往南大量的城市陷入了爭奪戰,去年的國慶70周年閱兵,戰旗方隊里面有“濟南第一團”和“濟南第二團”,便是解放軍1948年在濟南城市攻堅戰戰役中立功的部隊,此戰守方是國軍少數能打的將領之一的王耀武,雙方傷亡合計便接近5萬人。
在內戰情況下,自然不可能談經濟發展,下圖是美國《生活》雜志拍攝的1947年2月的上海印鈔廠,通貨膨脹下國民黨政府大量印刷鈔票,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的能力上了一個臺階,在1949-2019年的70年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下有哪些年份中國的發展陷入了低谷。
下圖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庫,我把經濟發展的谷底都用紅色標注了出來。
第一次是谷底是1961-1962年,這兩年是新中國經濟第一次出現負增長,
1961年-27.27%,1962年為-5.58%,這是大躍進之后出現的經濟下滑。
第二次是1967-1968年,分別為-5.77%和-4.1%,這是文革中全國進入全面武斗狀態的2年。
第三次是1976年,增長率為-1.57%,這一年文革結束。
以上總共有五年出現了負增長。

另外就是1989年-1990年,我國出現了兩年的斷崖式低速增長,分別為4.2%和3.9%,注意還并不是負增長。
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能夠讓中國經濟停止增長,經濟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
除了日本侵華戰爭之外,都是我們內部出了問題。
2020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總量同比下降了6.8%,我國從1992年開始才公布季度經濟增長數據,從1992年以來這是首次出現季度GDP下滑,當然原因很簡單,也是因為這個病毒發生在我們國家的內部,我們不得不采取封城和經濟停擺的極端措施。當然事實證明了,這樣取得了非常積極的效果。
也就是說,從過去的差不多100年來看,中國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無非就是三條:
1:大規模外敵入侵,注意必須是大規模的,日本侵華這個級別,
1937-1938年日本從三個方向進攻中國,
一個是陸上進攻北京和天津,
一個是淞滬會戰大批日軍從海上登陸并進攻上海,
一個是廣東方向日軍從澎湖出發,在大亞灣登陸,進攻廣州。
2:中國內部出現動蕩或者重大政策失誤(參加上面的經濟增長曲線)
3:中國內部出現重大傳染病疫情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安全威脅,
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導致Q1的經濟出現負增長。
可能我們想2003年的非典呢?由于非典的傳染性遠遠不及新冠肺炎,因此2003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2003年的經濟增長仍然高達9.1%,甚至還比2002年加快了。

除了大規模傳染病之外,其他的內部重大安全威脅還有恐怖主義等,一度讓新疆的經濟增長尤其是旅游業受到較大影響,但是在強力治理下并未影響中國核心地區。
在2020年的今天,我們面臨這三種重大風險的幾率有多高呢?
至少現在看來,幾率并不大,
第一條外部風險來看,即使是最強大的美國,大規模入侵中國的幾率也并不高。
第二條內部出現動蕩和重大政策失誤,目前看也可能性極低。
第三條對內部的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公共威脅,中國在1月份爆發,二月份就度過了高峰,三月份首次出現單日新增確診清零,在全球的表現總體是優秀的。
只要我們繼續保持,新冠肺炎卷土重來,在中國第二次的爆發的可能性不太高,這個信心還是要有。
我們要注意,新冠疫情對中國而言是重大風險,
如果出現中國長期控制不住,而國外卻風平浪靜的情況,那么必然會導致中國制造較大規模的替代,也會大大的刺激產業鏈外遷。
這并不是危言聳聽,在中國疫情高峰而國外總體風平浪靜的2月份,我們的出口金額同比下降了20.7%,而進口下降了5.2%。中國制造的出口竟然減少了20%,而在2月份國外疫情并未爆發,社會生活和工作總體平穩,并沒有出現需求暴跌。
如果我們的疫情長期控制不住,那么對我們會壓力非常大。不過事情的發展最終出乎人意料,時間到了3月份中外疫情發生了逆轉,中國疫情進入尾聲的同時歐美疫情卻進入高峰。
新冠疫情本來這是對中國經濟和中國產業鏈的重大風險事件,因為中國強有力的國家能力,本土感染逐漸停止,主要來源從內部變成了外部,最終從重大風險迅速降級成了中等風險,為什么是中等風險,我們后面再討論。
當然我們也不要掉以輕心,新冠病毒的強大,全球已經領略到了,控制不好也存在從小風險再次升級的可能。
也就是說,只要中國內部是穩定的,那么不管面臨什么樣的挑戰,不管是內部的重大安全威脅,還是外部的重大威脅,解決問題的能力總體還是很強的,對于這一點還是要有信心,
最怕的還是中國自身出了問題導致社會動蕩。
在目前看得到的未來,除非中國內部不穩定,否則在中國竭盡全力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產業鏈大規模外遷而導致中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很低。
好了,我們幾乎可以排除大的風險,接下來我們討論下中等風險的問題。
所謂的中等風險,就是導致經濟發展出現較為明顯減速的事件,那么我們把時間軸拉近到1990年-2018年,非常明顯兩次最大的中等風險是來自于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讓中國經濟出現了比較大的減速。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兩個最大的中等風險都是來自于外部,
而在1998年,2008年之后,
第三個發生的中等風險就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由于已經有了2018年和2019年的數據,我們可以探討下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已經對中國發生的影響。
請注意,貿易戰和科技戰是可以分開看的,我們先看貿易戰的影響。
我們分別看下中國和美國的數據,就看2018年和2019年的,記住是這一年的美國時間3月22日特朗普簽署備忘錄那一天,中美貿易戰開始爆發的。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6/2278978/index.html
我做了個整理,看下圖非常有趣,
2018年盡管中美貿易戰已經爆發了,但是不管是按照人民幣還是美元計算,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依然是增加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20大出口市場里面,中國出口增速前三名的國家是印尼(24.3%),墨西哥(22.6%)和越南(17.2%),其中由于出口越南的基數最大,幾乎等于出口墨西哥+印尼之和,因此實際對越南的出口增量要大于墨西哥和印尼。
2018年一定是有不少中國產品通過越南轉手賣到了美國,但是如果看2017年的數據,中國對越南出口增速為16.2%,增速變化似乎也沒有那么大,因此還需要更多維度證據。
除了以上三個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對臺灣的出口按照美元計算增長了10.6%,呈現了雙位數增長。

我們接下來看下2018年美國和其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口金額變化,
即使是按照美國的統計,2018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金額也增加了6.7%,達到5395.03億美元。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2019年的中國和美國對外貿易的情況,
先看中國的,
美國在2019年大大的加強了關稅征收力度,直接反映到中國的出口上,按照美元計算,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12.5%,
12月份對美國出口單月為345.74億美元,而2018年12月對美出口金額為402.84億美元,單月同比下降了14.2%。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出口二十大目的國,
增長最快的是越南,作為中國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增長了16.7%,無論是增速還是增加的絕對值都是最多的。
另外對臺灣出口竟然還加速了,增長了13.2%,
2019年中國大陸出口金額增加的絕對金額最多的依然是越南,然后第二是臺灣。

如果我們畫一條線,也就是2018年-2019年我國出口增幅連續超過8%的目的地:
按照兩年增速從高到低為:
越南,菲律賓,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速度一樣,新加坡。
而按照2年增加的絕對金額計算,越南第一,中國臺灣第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差不多。
那么問題來了,是不是說明有大量商品從中國大陸出口到以上四個地區,然后再轉到了美國,以避開美國對中國制造的關稅打擊呢?
為了驗證這個問題,我們再看下美國2019年的進口統計,從下圖的表格可以看出,
美國從越南和臺灣的進口增速遙遙領先其他地區,
2019年美國從越南進口增加了35.8%,達到了666.8億美元,出現了井噴的態勢,
而從中國臺灣進口增長了18.6%,竟然出現了接近20%的高速增長。
而新加坡對美國出口不多,不在美國主要貿易伙伴里面,2019年美國從馬來西亞進口增加了3.1%。
以上顯而易見,不管是產業鏈轉移也好,還是貨物轉口貿易也好,越南和中國臺灣成為了中美貿易戰的受益者。

接下來我們再看下絕對金額的比較,
中國大陸2017年對臺灣的出口美元金額為439.9億美元,2019年變成了550.8億美元,增加了110.9億美元。
美國2017年從中國臺灣進口美元金額為424.9億美元,2019年變成了542.6億美元,增加了117.7億美元。
中國大陸2017年對越南的出口美元金額為709.9億美元,2019年變成了978.7億美元。增加了268.8億美元,
美國2017年從越南進口金額為424.8億美元,2019年變成了666.8億美元,增加了242億美元。
是不是發現上面的數字有高度的吻合性?
我國對越南的出口大幅增長,主要是因為中國制造遭遇了美國關稅,因此出口零部件或者半成品到越南進行組裝,或者只是走個過場,然后對美國出口。另外一小部分是因為越南本土市場或者是對其他市場的需求增長。
而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出口增長絕對金額,和臺灣對美國的出口增長絕對金額差不多,這個也顯而易見,中國大陸出口臺灣也是同樣的原因,以臺企為主,從大陸進口零部件和半成品在臺灣本島進行制造,再對美國進行出口,以避開美國關稅。
以上的數據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并且和日常的經濟新聞高度對應,那就是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產業鏈外遷的主要壓力方向來自越南和臺灣,或者說越南和臺灣是中美貿易戰的受益者,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在上一篇文章里面,我也提到了臺灣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的數據,
2019年第四季度臺灣經濟增速飆升到3.38%,這個數字比之前樂觀估計的3.04%還要高出,其最大原因是三駕馬車中投資出現大幅增加,增長了10.72%,直接拉高了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背后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量臺企開始投資在臺灣擴充產能和建廠,用于對美國出口。
接下來是看越南了,目前來說,越南的制造業主要還是依靠外資,
根據越南計劃與投資部外國投資局報告顯示,
截至2019年12月20日,外國投資者2019年在越南新注冊資本、追加資本和合資購買股權總額達380.2億美元,同比增長7.2%,創10年來新高。FDI到位資金約達203.8億美元,增長6.7%,也創下有史以來新高。
就這個結果而言,應該說是不錯的。
那么對越南的投資來源是哪些國家呢?
韓國以協議資金達79.2億美元居首位,占協議總額的20.8%。
中國香港以協議資金達78.7億美元位居第二,
新加坡以協議資金達45億美元排名第三,占協議總額的11.8%。
而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投資資金大量流入越南,排名第四,是去年同期的1.65倍。
請注意這個數字,2019年截至到12月20日,越南吸引的外國投資大約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5億美元,而這個25億美元的增量幾乎全部來自中國的貢獻。
這個數據反應出來背后的事實是清楚的,
除了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對越南的投資在2019年并沒有大規模加速,實際上2019年1-7月越南總體吸引外資的金額還是下降13.4%
到了9月20日,累計吸引外資才變成正增長3.1%
另外一個是出口金額,
2019年前9個月越南進出口貿易總額約3827億美元,
其中出口總額約1943億美元,增長8.2%,
進口總額約1884億美元,增長8.9%。貿易順差59億美元。
出口第一大市場為美國,增長28.2%,其次是出口歐盟、中國、東盟、日本、韓國,出口金額為分別下降0.7%、下降3.8%、增長4.7%、增長10%、增長8.1%。
越南對出口目的地前四位的歐盟,中國,東盟的出口都呈現下降或者低速增長態勢。
而進口第一大市場為中國,增長17.3%,進口自韓國、東盟、日本、歐盟、美國分別增長1%、3.8%、1.8%、10.3%、12.6%。
我們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出,進口中來自中國的進口金額增長最快,而出口中到美國的出口金額增長最快,而且顯著的超過其他國家,這背后反應的其實就是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的轉單效應,不少中國公司把產品出口到越南,經過組裝或者其他處理方式,然后再對美國進行出口。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數字看出來,
2019年1-11月,越南出口總額達2414.2億美元,同比增長7.8%。
其中,越南國內企業出口金額達747.2億美元,增長18.1%;
外資企業出口額達1667億美元,同比增長3.8%。
這是非常奇怪的,越南國內企業的出口出現了比較大的增長(18.1%),
而由于除了對美國以外,對歐盟,中國,韓國,日本等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增速都幾乎在10%以下,因此18.1%的高增長只能解釋為對美國出口高增速的拉動,越南的本土企業為何對美出口突然爆發呢?
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征收是有原產地要求的,也即是說中國公司如果只是出口到越南然后再轉運到美國是不能避稅的,而是需要在越南經過組裝或者其他方法變成“越南制造”之后才能避免被征收關稅,因此我們合理估計,不少越南本土企業承擔了這一工作。
因為越南的外資企業出口僅僅增長了3.8%,因此顯然不是中國對美國轉口貿易的主力。
我們再把對美國出口增長和越南的總體出口增速對比下,
2019年1-11月,越南出口總額達2414.2億美元,同比增長7.8%
而美國繼續是越南最大進口國,其出口額達556億美元,同比增長27.9%;
我們把兩個增量一對比,就會發現,越南2019年出口增量的大約70%是來自于對美國出口的增加
通過對越南進出口和吸引外資數據的分析,實際上我們是可以看出一些問題的,
那就是越南的吸引外資環境,以及制造業的競爭力并沒有發生突變,
主要是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稅因素獲得了利益,
主要體現為2019年越南接受外資的增長基本來自中國,而越南出口的增長大部分來自美國。
當然了,數據清楚的顯示了中國的產業鏈確實發生了對越南的轉移,但是實際上這個數據是可以讓中國稍微松口氣的,如果只是中美貿易戰的關稅因素,那么就意味著,對中國產業鏈搬遷越南的影響將只是主要局限在中國對美國出口的范圍內,占中國總體出口金額的大約18%不到.
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越南的制造業競爭力是否發生了本質性的進步或者變化,因為這樣的變化對于中國制造工廠搬遷的吸引力將是全方位的,影響的就不只是對美出口了。
如何評估越南產業鏈對中國的影響
對于產業鏈外遷,必須要高度的重視,總的來說,產業鏈外遷是個緩慢的過程,也是個很難逆轉的過程。
為什么是緩慢的過程呢?決定產業鏈遷移的是長期的基礎因素,包括基礎設施,政府效率,勞動力成本,產業鏈聚集,技術能力(高端智力資源),資本,土地成本,稅收等等,而除了土地優惠,稅收等可以被政策短期內改變的因素,總體來說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突變。
類似于中美貿易戰這樣的因素,的確可以在短時間內加速和促進產業鏈從中國向越南轉移,然而綜合2019年的數據,即使在這個大背景下,2019年越南吸引外資增速為7.2%,前11個月出口增速為7.8%,并沒有達到真正的高速增長(兩位數)的水平,另外非常重要,越南核心競爭力之一的人力成本正在快速上漲。
一般我們認為越南工人工資很低,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低到很夸張的地步,而且增速非常快,
下圖是2018年12月的新聞,越南將在2019年7月上漲最低工資標準大約5.3%

然后到了2019年7月11日,越南全國工資理事會在經過第二輪談判后,決定2020年1月1日開始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在之前上漲的基礎上再上調5.5%。
據此自2020年1月1日起,
一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從418萬越盾增至442萬越盾;(1326元人民幣)
二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從371萬越盾增至392萬越盾;(1176元人民幣)
三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從325萬越盾增至343萬越盾;(1029元人民幣)
四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從292萬越盾增至307萬越盾。(927元人民幣)
按照2020年1月初的匯率,一萬越南盾等于3元人民幣。
注意以上是每個月最低工資標準,除了四類地區以外,都是在一千多元的水平,是不是發現越南并沒有想象中的只有幾百元月收入?
別的不說,一類地區(包括河內,胡志明等全國六個省市的部分地區)的最低1326元的最低工資,已經相當于深圳市2011年的最低工資標準,而深圳市已經是中國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地區之一了。
而四類地區的最低工資927元也相當于深圳2008年的水平。
實際上越南普通勞動者的收入,2019年的上半年的平均數為男性為710萬越盾(2130元)、女性為630萬越盾(1890元),數據來自中國駐越南經商參處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908/20190802889864.shtml
也即是越南人平均收入已經來到了2000元每月的水平,這已經不太低了。
這背后的原因,是按照越南政府采用的新GDP算法,其2019年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3000美元,相當于中國2008年時候的水平。
這讓越南面臨一個后發小國(相對中國)的追趕困境,如果人均GDP和中國不斷接近,那么勞動力成本優勢蕩然無存,那么除了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之外,
在涉及產業鏈基礎能力的基礎設施,產業鏈聚集,技術能力(高級智力資源),市場規模,政府效率,資本密集等方面,越南沒有任何一項在看得見的將來能夠超過中國。
我們可以拿中國追趕韓國+中國臺灣的過程作為對比,
韓國和臺灣相對于中國大陸,是先發地區,其盡管體量遠遠較小,但是在某個產業的技術能力和資本密集度上超過了中國大陸。
最為典型的就是臺灣的半導體制造產業和韓國的顯示面板產業。
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產業可謂很重視了,但是臺灣可以通過臺積電每年在半導體制造上保持著超過100億美元的資本支出,加上臺灣優于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制造技術能力和智力資源,
在大陸持續的高額資本支出的情況下,大陸半導體制造產業要超過臺灣還遙遙無期,說2030年都覺得很勉強。
中國大陸的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9月24日正式設立,總規模1387億元,到2018年5月投資完畢,四年時間200億美元多點,這些投資散布在芯片制造業,芯片設計、封裝測試、設備和材料等產業,總體資本投入密集度距離臺積電在制造領域的投入都還有差距。
韓國的顯示面板產業也是類似,這體現了后發國家追趕先發經濟體的艱難。
再以建設基礎設施為例,
中國反而是全球綜合成本最低而市場回報最大的,之所以是綜合成本,
是因為中國不僅自身掌握著基建技術,也掌握著設備技術,例如火車機車車輛,鐵路信號系統,地鐵車廂,地鐵控制系統,高鐵,盾構機,工程機械等等。
以工程機械為例,在英國KHL集團發布的2019年全球工程機械50強里面,沒有一家是越南企業,50家企業有48家來自中國+歐美日韓澳發達國家,另外還有南非和印度各有1家。
這意味著越南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得不依靠購買來自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工程機械來進行。
在基建技術+設備技術之外,中國還有人口和市場這個巨量的規模優勢,使得基礎設施建設后收回成本的時間大大縮短。
全長1318公里的京滬高鐵,其總投資達2209.4億元人民幣,
京滬高鐵在2019年實現的營業收入約329.42億元;對應實現的歸屬凈利潤約119.37億元,同比增長16.48%,運送旅客2.15億人次。
我們以越南修建高鐵為例和中國對比,越南2006年就有了將河內和南方大城市胡志明連在一起的高鐵計劃,全長1560公里,比高鐵還長。
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在2006年到訪日本后,日本政府承諾會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支援越南興建高鐵。越日政府共同簽署了一份關于越南高鐵和北南高速公路工程的諒解備忘錄。
而在四年后,越南國會在2010年6月19日否決了政府提出的高鐵計劃,
原因為主要為:
1:高鐵的建設成本預計高達560億美元,過于昂貴,請注意這個數字,中國的京滬高鐵1318公里投資為316億美元(按照1:7匯率),平均每公里0.24億美元,而越南1570公里卻要560億美元,平均每公里成本0.357億美元,比中國幾乎高出50%,其原因是越南自己并無高鐵技術能力,只能使用日本新干線等國外的技術。
2;高額投資成本會導致票價昂貴,普通越南人坐不起。
越南市場規模和人口體量均不及中國,中國京滬高鐵2019年一年2.15億人次乘坐的記錄在越南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意味著同為兩國最重要的高鐵,越南南北高鐵的收入必然遠低于中國的京滬高鐵,盡管其投資金額比中國還高。
之后越南政府一直沒有放棄高鐵夢想,
根據日經中文網報道,2019年春季越南政府正式討論350公里高鐵計劃,在2032年之前啟用大城市圈周邊線路,2050年全線開通運營。
全線開通運營時河內到胡志明之間的運行時間約為5小時30分。
進入2019年7月之后,計劃投資部公開表示反對該方案。該部門認為,如果將設計速度從時速350公里降至200公里,成本可減少一半至2.9萬億日元左右。
計劃投資部認為,總項目費高昂,可能導致今后30年其他城市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遲緩,因此提出有必要大幅削減成本。

制定原方案的交通運輸部本來計劃2019年10月在該國國會上通過原方案。但據當地媒體報道,在政府內部也出現批評高成本方案的聲音,交通運輸部被迫轉變方針,力爭2020年5月之后獲得國會通過。
即使按照計劃開通,也要到2050年,一條高鐵在越南要建幾十年,這背后就是越南作為小國和后發國家,在高鐵技術,投資高鐵的資本,和高鐵的市場規模遠遠不如中國,在可見的將來也趕不上。
當前越南因為中美貿易戰,而導致中企將對美出口產能轉移到越南的確對齊是個歷史機遇,但是在基礎能力方面,越南不可能發生說突然能夠在基礎設施,技術,資本,智力資源等方面突變而超過中國,其對中國的威脅主要還是來自于人力成本敏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個產業的轉移會對中國的就業產生沖擊。
對中國的有利因素是,越南人均GDP已經相當于中國2008年的水平,月平均工資已經達到2000元人民幣,這意味著越南最大的優勢項目—人力成本在隨著其經濟發展而不斷削弱,如果其不能在技術能力,基礎設施上持續提升,則無和中國競爭的希望。
馬來西亞就是一個例子,其基礎設施水平遠優于越南,但是由于其人均GDP和中國差不多都是一萬美元左右,沒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現在中國就很少有人擔心產業鏈遷移到馬來西亞的問題,你看過國內新聞說擔心河南富士康大規模搬到馬來西亞嗎?
中國大陸當年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時,面對的類似的先發經濟體是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韓國,這些地區是當時中國大陸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主要投資來源,
而它們都在90年代就全部邁過了人均一萬美元的關口,而那時中國大陸在90年代初的人均GDP僅為300多美元,差距有30倍,再加上中國大陸的巨大人口體量,有廣闊的空間吸納更多的投資,也有充分的時間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同時利用積累起來的資本來發展中高端技術產業。
也就是當初中國的崛起,是大經濟體對小經濟體,是人均為300美元的經濟體從人均為1萬美元的經濟體獲取產業轉移;
而今天越南崛起,如果要從中國轉移產業鏈,其是小經濟體和大經濟體,是人均為3000美元的經濟體從人均為1萬美元的經濟體獲取產業轉移,不利因素更多。
對于小國來說,還有很多其他的風險,例如高度依賴出口,這次歐美疫情大爆發,對越南的服裝鞋帽和手機等出口會造成很大困難,對越南的經濟會造成更大影響。
而中國則已經成為內需為主的國家,影響相對較小。
越南現在通過和最大的外資投資國韓國進行合作,建立起聚集的電子產業鏈,
以及趁著越南人均工資還只有2000元人民幣,低于中國的歷史機遇,建立起紡織服裝鞋帽的聚集產業鏈,并且努力向上游發展,建立起品牌,技術和產業鏈聚集。
市場規模是肯定無法和中國比了,如果越南不能抓緊時間在基礎設施,產業鏈聚集,技術能力等方面持續進步,那么隨著越南人均收入提高,相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會越來越小。
即使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轉移過來的動力也會減弱。
另外,中國對留住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例如:
1:在下游鼓勵走向品牌化
目前電子產品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商品,而三星是越南最大的外資企業,電子產品出口主要來自于韓系廠家在越南制造,越南現在三星手機在全球最大的兩個生產基地(另外一個是印度),而在2018年全年,三星越南分公司的營業收入創造了65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這一成績相當于越南全國GDP的28%。
那么非常簡單,只要中系電子品牌持續擴大份額,擠壓三星手機的全球市場,那么越南也會遭到打擊。三星手機在2013年達到巔峰后一直處于下滑的態勢,只不過三星加大了對越南的投資和產能轉移,所以越南在電子產品出口上呈現不斷增長態勢。
以2018年為例,據canalys公布的2018年歐洲智能手機市場銷量數據,
2018年華為在歐洲市場的智能手機出貨量為2620萬,同比增長41.4%,排名第三;
小米的出貨量為410萬,同比增長415.1%,排名第五。
與此同時,三星在2018年歐洲市場的出貨量達到4160萬臺,同比下滑14.6%。
我之前就計算過,由于三星在關閉中國的惠州廠和天津廠,手機制造撤出基本完成,這意味著三星對越南的產能轉移增量已經沒有了,而三星的全球銷量在華為,小米等中系公司競爭下在不斷下滑,因此越南的電子產品增速將逐漸下降,除非越南能夠吸引華為,小米,蘋果,OV的手機在越南制造。
實際上華為,OPPO, VIVO都在國內有自己的工廠用于制造高端手機,是否對外投資設廠的控制權在中國企業手里。
不過比較遺憾的是,由于華為在2019年被列入實體清單,使得三星在歐洲等市場的銷量大大增加,三星手機大大受益,減緩了國產品牌替代三星這個過程。
除了電子產品,服裝鞋帽等都可以走向品牌化,我自己也研究過中國的服裝紡織鞋帽產業向越南的轉移,發現國外品牌的代工廠最容易朝那邊跑,
典型的就是臺灣的寶成鞋業旗下的裕元集團,這是全球最大的制鞋企業之一,給耐克,阿迪等全球知名品牌做代工。根據Nikkei Asian Review報導,寶成公司的越南制造占其全球鞋類產量的比例,2013年為34%,2014年提高到39%,截至2015年9月底,已在越南制造其全球鞋類總產量42%。不管是中文互聯網,還是油管上面,寶成在東莞裕元工業園曾經的廠區空空蕩蕩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自有品牌,安踏,特步等本土運動鞋類,在越南制造的比例則低得多,而福建則是全球運動鞋生產主要地區之一。
和電子產品的聯想,華為,OPPO, VIVO都有自己的工廠一樣,安踏,特步,361等本土品牌也有自己的工廠,這樣便于控制對產能有更好的控制,以及生產自研高端產品。
2:上游原材料和生產設備國產化降低成本,提升工廠自動化水平。
典型的就是2020年的疫情涉及的口罩生產,看起來很簡單一個東西,
由于上游的熔噴布生產要求技術能力較高,
而下游的口罩生產中國大搞全自動口罩機,效率遠遠超過人工生產,
中航工業集團研制的“1出2型”高端型全自動口罩機。由793項、共2365件零件組成,中航工業從零開始研發+采購零部件+生產全自動口罩機,2個月實現了24臺投產,可以每天日產300萬只口罩,不要小看這個數字,這已經超過了全球大部分國家的產能,還記得嗎,在疫情發生前,占了全球產能一半以上的中國大陸,日產能也不過1000萬只,日產300萬已經可以排全球第二了。再加上中國會自己制造熔噴布,以及制造熔噴布的生產設備,中石化的熔噴布生產設備就基本實現國產化,來自全國85家裝備制造楪祈。
正是因為中國獨有的技術能力和完整產業鏈,因此能從短時間內兩個多月擴產100倍以上,使得中國的口罩產量遙遙超過全球其他地區,
2月1日中國口罩單日產量還不到1000萬只,到4月底中國每天實際口罩產量已經在15億只以上,而全球產量第二的中國臺灣只有不到大陸的1%。
因此,對于越南我國雖然面臨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風險,但是越南本身面臨的困難也不小,在可見的將來,我國基礎設施,技術能力,上游原材料和設備產業鏈聚集,資本總量,市場規模總體上還是會對越南占據壓倒性優勢,
而對以上優勢相對不太敏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無疑對我國是個挑戰,但是我國也有作為空間,總體風險是可控的。
除了暫時人力成本優勢以外,越南還有另外一個王牌,
就是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會導致企業從中國進行遷移到越南,實現對美國出口,根據本文前面的數據,這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另外就是美國企業出于中美脫鉤的政治因素考慮,在越南開始科技產業布局,由于美國擁有較高的技術能力,因此可以給越南帶來較大的技術提升。
比較典型的就是2019年6月,Intel發布通知,旗下的300系芯片組將從7月12日起轉向越南胡志明市的工廠生產,這是封裝工廠的產能轉移。
根據通知內容顯示,Intel這次變更300系列芯片組的封裝工廠主要涉及Q370、C246、HM370、QM370、CM246及H310這幾款。
Intel在全球各地都有工廠,其中核心的晶圓制造主要是在美國本土、愛爾蘭及以色列,
封測工廠主要在亞洲,包括中國的成都、越南胡志明及馬來西亞檳城等,另外還有中國大連的3D NAND閃存生產。
芯片封裝這部分工作的價值只占芯片價值的10%,芯片的設計和制造構其大部分價值。
英特爾并沒有說這樣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外界普遍認為中美貿易戰是重要原因。
對此我們也是有對策的,那就是加大本土的半導體制造(長江存儲,合肥長鑫,中芯國際,華虹)和封裝產業(長電科技等)的發展。
總的來說,越南的經濟總量2019年是臺灣的50%左右,10年后能夠超過臺灣就很不錯了,趕超韓國都是更遙遠的事情。
另外對于臺灣把對美出口產能從大陸轉移到臺灣島,
我們主要是在技術,資本和市場三方面是有作為空間,來對沖這個影響的。
因為臺灣沒有勞動力成本優勢,
我們需要在技術上趕超臺灣的顯示面板,機械,半導體等主要產業,
需要在資本上保持比臺灣同行業更大規模的投資,
另外在市場方面,我在之前的文章已經說過多次,臺灣2018年對大陸及香港出口額為1384億美元,相當于每個臺灣人出口了6000美元商品到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超大的市場成為了臺灣產業吸取發展力量的源泉,在臺灣已經走上臺獨之路的情況下,必須在這方面著手進行削弱。
以上是中美貿易戰對中國,越南,中國臺灣的一些影響,我們可以預計,貿易戰以后隨時可能再升級,因此還會產生博弈,總體來說,這是個中等風險。
另外一個就是中美科技戰了,這個的影響會比貿易戰更大。
因為中國同樣面臨這越南的問題,隨著中國的人力成本向發達國家不斷靠攏,同時人口紅利也沒有了,那么技術能力提升目前已經成為了中國目前發展的核心。
而在未來ICT產業就是最為賺錢的產業,而在ICT基礎設施方面,華為遭遇著美國的強力阻擊,由于美國人在2019年5月開始實體清單對華為影響總體非常有限,實際上華為在2020年已經基本完成了硬件上的去美化,不再依賴美系元器件。
因此美國加強對華為的打擊只是時間問題,禁止臺積電等企業使用美國設備為華為生產芯片,對華為進行強力打擊,這個頒布的時間預計就是在2020年5月或者6月,
當然如果美國人還要往后拖延我個人更表示歡迎,總之不會太久了,甚至有可能明天早上醒來就會發現美國頒布了新的制裁措施。
新的制裁對華為和中國來說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因為如果臺積電不能搭建一條去美的產線(這個我們也無法控制),
而中芯國際除了無法提供先進制程服務以外,其產線上也有美國的生產設備,設備也使用了美國技術,那么到時候中芯國際是否給華為生產呢?
如果繼續生產供貨,那么中芯國際也會遭受制裁。
當然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中芯國際是會繼續給華為供貨并且不斷擴大產能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可能看著華為倒下。
關于華為對中國ICT產業的意義,在之前的文章已經有了說明:
禁令十個半月后華為自主化進展以及新一輪打擊下生存概率
所以當前看的焦點,是半導體生產設備和原材料要建立起去美化的產線和生產能力。而更進一步看,全球軟件生態和工具軟件的差距也需要彌補,不管是設計芯片,還是設計機械,或者是其他工業系統的工具軟件,也需要實現不依賴美國發展。
而國內互聯網也需要盡快出海搶占全球份額,全球有70億人口,美帝即使是Facebook,其全球用戶數也才20億出頭,空間還有。
科技戰對產業鏈的影響,
迫使華為等國內大廠開始轉向本土產業鏈,這對于產業鏈留在我國是有利的,實際上臺灣媒體就不斷爆出,華為在不斷游說臺系供應商到中國大陸設廠,足見華為已經在提前布局。
另一方面,也讓部分美系廠家感受到了危機,
一邊是科技戰在迫使中國公司去美化,減少對美系元器件的采購,導致其在華的銷售收入受到影響,一邊也讓部分美國公司因為擔憂中美脫鉤而產生將工廠從中國外遷的意愿。
因此這里面我們最應該做的事情,是優先扶持華為等公司建立起本土供應鏈,完成技術升級和進步,這對產業鏈留在我國有決定性意義,
同時我國的企業要依然和美國公司合作,只要美國愿意賣,我們就應該繼續采購其有商業競爭力的產品,這對減緩美系產業鏈外遷有幫助。
由于本土企業的科技進步已經成為科技戰和留住產業鏈的核心,而在2020年的今天,不只是來自美國的技術轉移基本要停止了,來自歐洲和日本的技術轉移也在逐漸減弱,這需要我們大力加強國內的高級智力隊伍建設。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是統計了中國收購的國外技術公司的數量,發現中國在過去的幾年,收購的國外技術公司來自歐洲的最多,而美國和日本均比較抵觸。
而同時也發現,即使是對歐洲技術公司的收購,也在變得越來越困難。
英國著名的半導體設計公司Imagination,是做移動GPU的公司,該公司雖然已經在2017年被中國資本(Canyon Bridge基金)以5.5億英鎊收購了股份,該基金背后的投資方是中國國有投資基金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但是2020年4月,在遇到英國議會強烈反彈后,中國投資者被迫放棄了控制該公司的計劃。倫敦證交所的上市公司Imagination Technologies一直為蘋果手機供應芯片,2017年被有中國背景的私募基金收購。

該公司本來計劃在周一(4月6日)召開的董事會議上要決定允許中國空降4個董事進入董事會,讓中國取得對該公司的控制權。但由于英國議會議員要求政府部長干預,董事會議被取消。
其實我有點疑惑為什么新基建沒有包括對人的投資,也就是加強對高校和基礎研究和企業的應用研究的投資扶持。
我發過一條關于國內高校薪資的微博,發現回復評論中不少搞科研的粉絲在抱怨競爭激烈的問題,國內高校現在在學習美國,招聘高校青年教師搞幾年內非升即走,讓年輕人互相競爭,有的985高校搞過了頭,留下的比例只有10%,導致青椒們壓力巨大,必須要盡快出成果,否則幾年后被淘汰。
其實我在想,有競爭和動力肯定是好事,留下的肯定是高水平的,
但是其余90%的就不是高級智力資源嗎,我們的新基建都是針對物的,是否也得想辦法加強對這些高級智力“人”的投資。
鼓勵國內名校在國內落后地區,二線三線甚至四線城市開分校,為科研人才提供更多的崗位,也提供更多的就業選擇。
清華和北大為什么就一定全部都要在北京呢?
一個中科大就給合肥帶來了驚人的改變,為什么我們的頂級名校就不能在其他城市開設校區呢?現在飛機和高鐵如此方便,可以充分利用起來,進行全國資源調配,像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就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既然國外技術來源已經逐漸枯竭,那么中國本土的基礎研究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基礎研究可以看成是應用技術的土壤和基礎設施,我們知道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必須要超前的,過量的,以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而這短期內是看不到回報的。
而基于此,我們完全可以在全國各省大搞基礎科學研究建設,建設更多的名校校區和實驗室,提供資金擴大崗位數量,聘用更多的基礎研究科研人員,也緩解高校青年教師競爭壓力,充分利用本土高級智力資源,
像河南,貴州,海南等省份,頂級高校還很缺乏,都可以搞基礎科學研究這個針對人的新基建。
我們的人口比發達國家總和還要多,智力資源的開發是有極大潛力的,也會帶來高收益。
國內企業方面,搞基礎研究投入最多的是央企,華為和阿里,那么新基建可以以國家引導,以名校分校區+名企研發中心的形式,促進基礎研究和企業的合作,推動產業發展。
以上是來自中美貿易戰和中美科技戰的兩個中等風險,
另外還有個中等風險,是來自臺灣,那就是如果臺灣的臺獨勢力跟二戰時期狂熱的日本軍官們一樣,無法控制住自己走向極端,而悍然走向獨立,那么會爆發局部戰爭。
為什么說這個依然是中等風險而不是大風險,是因為歷史上我國曾經打過局部戰爭,
50年代的朝鮮戰爭離北京沒有太遠,和聯合國軍作戰,也耗費了大量的財政收入,
還有就是1979-198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
以及從1949-1979年兩岸的各種軍事沖突,海戰,空戰都有,還有著名的八二三炮戰。
在以上戰爭期間,我國經濟依然保持發展的態勢,只有部分省份的發展受到了影響。
另外對我國的軍力還是要有信心,如果臺海發生沖突,一個星期最長一個月就能結束戰斗,不會對我國經濟造成毀滅性影響,真正麻煩的還是占領后的去殖民化過程。
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美國了,如果美國敢于在臺灣和我們來一場真正的熱戰或者搞其他高強度對抗,那么就不是一個星期的事情了,對產業鏈的影響就可能從中等風險擴大為大風險。
因為那個時候,所有在華外企都面臨著站隊的問題,繼續生產和銷售,那就是增強中國的力量,而中國在和美國打仗,這是美國所不能容許的。
以上大風險,中等風險都說完了,最后說下小風險,
什么是小風險呢?最典型的就是前不久的兩個新聞,
一個是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羅4月9日說的話,他在Fox商業頻道的一檔節目中,針對觀眾提問如何減少美國對中國制造的依賴時,
回答說”If we had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we would literally pay themoving costs of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China back to the U.S”
把美國企業搬家的支出費用化,也就是相當于美國政府支付搬家費用,
但是這只不過是庫德洛在電視節目回答觀眾提問時的回答,并不是美國已經發布的政策,甚至也還沒有開始討論。
和越南一樣,企業能不能回流美國,主要還是看基礎條件有沒有改變,比如說工人招募,合格的工程師,產業鏈,工會等問題。
關于以上問題,可以看下富士康的威斯康星美國工廠建設之路,
2017年9月,該州議會通過了一項高達30億美元的補貼計劃,吸引富士康建設一座平板顯示工廠,前提是投資100億美元,并且能夠雇傭1.3萬人。

到了2018年1月16日,這個計劃變成了45億美元,下面是威斯康星州官方網站發布的對富士康官方補貼文件,詳細列明了補貼條目。
https://legis.wisconsin.gov/assembly/54/hintz/media/1294/foxconn-lfb-memo_final_11618.pdf

然而富士康在當地招人就遇到了巨大困難,不要說1.3萬人了,
到2018年底總共才雇傭了156人,
2019年3月11日,郭臺銘的特別助理胡國輝(Louis Woo)造訪威斯康辛州并面見了州長埃弗斯和其他州政府官員。
根據媒體獲悉的會議備忘錄,胡國輝證實富士康不會建造合同中約定的10.5代工廠。相反,公司計劃建造一個規模較小的6代工廠,生產用于汽車和醫療健康領域的液晶顯示屏、以及一個生產服務器主板的制造工廠等。
根據備忘錄,新的計劃規模將大幅減小,會雇傭1500名員工,所需投資金額為20億美元,請注意,雇傭人數從1.3萬人減少到了1500人,足見富士康對在美國的投資并沒有太大信心。
而到2019年底,該公司在威斯康星已經直接雇用了600多名員工,其中550名符合公司與威斯康星州簽訂的經濟發展合同的要求。
而由于富士康的項目規模大大縮小,該州新任政府現在審計調查是否還繼續給補貼,現在還在爭論之中,不過疫情帶來了機遇,4月8日,富士康宣布已與醫療保健巨頭美敦力(Medtronic)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在威斯康星州生產呼吸機,不過沒有公布生產數量。
以上只是一個例子,45億美元的補貼夠多了吧?用了兩三年的時間,也只是讓富士康在美國建了個雇傭600多人的小工廠,富士康自己也沒有估計到在當地招制造業工人會如此困難,更不要說在當地形成顯示面板產業鏈聚集了,這需要建設更多的工廠,需要招聘更多的工人。
足見如果制造業發展的基礎條件不改變,是難以形成大規模回流潮的。
更何況庫德洛只是在電視節目回答了觀眾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是中國最大的在美國投資建廠的福耀玻璃,下圖為天風證券做的中國和美國工廠的成本對比,可以看出,美國的人工成本顯著的高于中國,是中國的三倍以上,
玻璃制造需要較多的純堿,天然氣和電力,而這三點美國都更便宜。
但即使這樣綜合下來,美國工廠的成本仍然比中國高出36.1%,好在有更為關鍵的點,在美國設廠是美國汽車制造商的要求,這樣可以保證及時供貨和減少玻璃運輸損失。
福耀玻璃在國內的工廠基本都是在汽車工廠旁邊,美國公司采購玻璃的價格比較高,可以抵消美國工廠成本更高帶來的劣勢,如果不在美國設廠就拿不到訂單。

當然了,如果庫德洛的說法成為了現實,美國政府真的在給制造業回流提供補貼,
這的確會形成一個小風險,但也僅此而已,
不管是福耀玻璃還是富士康,當地政府都給了補貼,但是從實際案例看,這并不是在當地大規模設廠的決定性因素。
企業發展的補貼,我國也可以給,但是在國內搞招商引資的都知道,哪個項目是本地政府給補貼+免費土地,國內外企業就會搬過來了?那這樣我國非沿海地區的工業化就很簡單了
我始終認為,制造業去東南亞也不會回美國,特朗普就任已經三年多了,制造業回流也搞了三年多了,并沒有什么出彩的結果出現。
另外一個就是日本,
4月初美國彭博社發表文章“Japan to fund firms to shift production out of China”,指出日本經濟產業省計劃撥款22億美元,資助日本廠商生產線撤出中國。
實際上國內不少做日本新聞的公眾號都反饋,這個新聞只有彭博社在報道,日本主流媒體對此基本沒有怎么報道。
我國官方媒體《中國日報》也對日本官方發布的文檔進行了研讀,在這份文件中根本沒有提到過“中國”,報道中所說的支持日本企業把產能搬回國內,或者向東盟國家分散來使產業鏈多元化是普遍的指導性意見,并沒有具體建議日企從中國撤離。

對此我也在日本國首相官邸的官網找到了日語原文文件:
https://www5.cao.go.jp/keizai1/keizaitaisaku/2020/20200407_taisaku.pdf

在其中供應鏈改革部分,我這里借用下中國日本的翻譯,當然我自己也用谷歌和其他翻譯工具翻譯了下,意思是差不多的:
新型Coronavirus傳染病大面積傳播的影響,凸顯日本在口罩等醫用品供應鏈的脆弱。
為了支持產業鏈回歸日本國內或者實現區域多元化,日本政府將對企業供應鏈重組進行援助:
企業把對一個國家依賴度較高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產能搬回日本,政府將給予補貼。
對中小型企業的補貼是成本的2/3;
對大企業的補貼是產能回歸成本的一半;
口罩,酒精消毒液,醫用防護服,人工呼吸器,人工肺等與國民健康相關的產業回歸國內,補助金會進一步提高。
對中小企業,政府補貼成本的3/4;對大企業,政府補貼成本的2/3;
國內企業擴大產能來生產目前高度依賴進口的藥原料,政府將補助投資的1/2;為
國內生產供應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如果對一個國家依賴程度高,企業在東盟等國建立工廠實現多元化生產。政府會對進行區域多元化的中小企業補貼成本的2/3,對大企業補貼區域多元化成本的1/2.

日本供應鏈改革的目的,
一是為了讓依賴國外關鍵零部件的企業生產線正常運轉,不受疫情帶來的斷供影響而停產;
二是恢復疫情所需戰略物資的產能,以免受制于人。
日本政府為此把108萬億日圓的經濟刺激計劃中的2435億日元,也就是20億美元多點來支持上述計劃。
那么看到這里,你覺得這是個什么風險呢,當然是個小風險。別的不說,中國大陸有3.5萬家日本企業,20億美元平均每個企業能分到6萬美元搬家費,也即是一個高級工程師或者部門主管的年薪。
4月23日,工信部新聞發言人、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黃利斌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的話,
完全的表達了我國官方對于中國制造產業鏈外遷的認識:
“我國是全球產業鏈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極,“中國制造”更是擁有獨特優勢,
超大的市場規模是確保全球產業鏈留在我國的決定性因素,
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基礎設施為我國發展全球產業鏈留足了底氣。
疫情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或供應鏈朝著更多元化、更具韌性方向發展,我國將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務,更優的營商環境來留住大家。”
以上的話把中國制造留在本土的機遇和挑戰,以及我國要做的事情都說的很清楚。
最大的三個優勢:超大的市場規模,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基礎設施。
除此之外還說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務,更優的營商環境”,其實對應的就是政府的服務和效率,這些基礎能力在看得見的未來,我不認為哪個發展中國家能夠做的比中國更好,即使是發達國家,在市場規模,完整工業體系和完備的基礎設施三項也無法和我國匹敵,
例如基礎設施發達國家普遍老舊化,我國的高鐵網絡,港口吞吐量,5G通信網絡,物流網絡都已經優于絕大部分發達國家。
就在庫德羅的新聞出來后不到2個星期,4月22日總投資約100億美元的美國埃克森美孚廣東惠州乙烯項目舉行了開工儀式,這是該企業在華獨資建設的首個重大石化項目,主要建設160萬噸/年乙烯等裝置。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在創造不到1年就實現量產奇跡的基礎上,3月份又創造了單月銷量超一萬輛的新高。埃克森美孚和特斯拉這種實際的例子是最有說服力的。
好了簡單做個總結,在面對一切認為能夠促使中國產業鏈外遷,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威脅的新聞,
第一要辨別原始來源,是否符合其原意,典型的就是彭博社把日本的疫情物資供應鏈多元化修改成日本鼓勵企業從中國撤出作為新聞報道,
當然了日本這條措施影響最大的應該是中國,但是修改之后意思都不一樣了。
第二要進行評估,這是大風險,中等風險還是小風險,
我認為的大風險就是中國自己內部出了嚴重問題,或者外部有壓倒性的絕對優勢的力量入侵中國導致倒退,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中等風險就是,即使在我國積極應對的情況下,但是由于實力的客觀差距,或者是對事態并不能做到完全可控,因此會造成較大的威脅,導致經濟增速放緩,
典型的就是中美貿易戰導致的產業鏈向越南和臺灣遷移,
中美科技戰導致華為這樣的核心企業受到重創,盡管我國在積極的反制,但是仍然無可避免的受到影響,這是美國和中國的實力差距帶來的,
以及臺灣臺獨勢力悍然引發局部戰爭,這個我們就不能做到完全可控。
當然了我一直認為,我國有應對這些中等風險的能力。
還有個中等風險就是新冠疫情,由于我國的強有力控制,從大風險變成了中等風險,主要影響國外,會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新冠疫情反而是大風險,
因為歐美的經濟因為內部疫情嚴重,經濟活動停擺而大幅下滑,
而越南和中國臺灣,盡管疫情控制的不錯,但是高度依賴外貿出口,因此發達國家的需求減少會對其造成很大打擊。
而產業鏈外遷,在國外嚴重疫情下也更無需擔心,因為經濟低潮期企業都會緊縮投資,更不要說花錢搬工廠了。
小風險,就是類似于國外某個政要講了個話,或者國外又推出了某項鼓勵本國企業回流的措施,要知道國與國的競爭是常態,你可以制定政策和措施,我也可以制定政策和措施。
你可以資助20億美元供應鏈多元化,我也可以資助20億美元招商引資。
不是說一看到美國,日本,或者越南,印度出臺某項政策,我國產業鏈就要跑了。
這種想法無異于認為我國一出臺某項吸引外資政策,就認為美國日本企業要大規模搬來中國了一樣。
要明確的知道,競爭是常態,出臺政策是常態,只要大家都可以對等的做,那就是小風險。
更何況我國工業早已經過了外資為主的時代,本土工業已經占了優勢,
下圖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的營業收入,總共105.78萬億元,
其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營業收入為23.47萬億元,占比為22.2%

即使是按照進出口計算,本土企業的優勢也在越來越大。
2019年中國的出口一個特點,就是民營企業首次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國第一大外貿主體。
2019年,民營企業進出口13.48萬億元,增長11.4%,占我國外貿總值的42.7%,比2018年提升3.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8.9萬億元,增長13%;進口4.58萬億元,增長8.4%。
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2.57萬億元,占我國外貿總值的39.9%。
國有企業進出口5.32萬億元,占16.9%。
總之,當前面臨的中等風險,主要來自于美國和我國臺灣,這個是需要應對的,我國也是有能力應對的。
至于那些小風險,我們長期以來的誤區,就是不管是越南印度,還是美國日本,只要他們推出一個政策,或者國內有了一個工廠搬遷到他們那里的新聞,就覺得很擔憂。
實際上各國都是有各種政策出臺的,各國政府之間也是互相競爭的,最終決定產業鏈在哪里的,還是那些基礎要素是否有改變。
以上為對中國產業鏈外遷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想法。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