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政策爭論中的四種“鴿派”和六種“鷹派”
來源 上海美國研究
范德堡大學法學院教授甘尼許·希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近日在Lawfare網站撰文稱,圍繞美國對華政策的爭論,常常被歸結為“鷹派對鴿派”,但這種兩分法掩蓋了一個事實——無論是“鷹派”還是“鴿派”,都非鐵板一塊,各自內部都有多種派別,至少有四種“鴿派”、六種“鷹派”。

四種“鴿派”
一是“新自由鴿派”(Neoliberal doves)。這一派認為應盡快加深全球經濟相互依賴,盡可能減少限制國家間貿易的經濟措施。一些人可能仍認為中國政府將進行改革,走向更加自由的市場體系。這一派面臨的挑戰是,他們未重視地緣經濟現實:經濟實力會帶來地緣政治影響力,美國不能忽視中國的實力。
二是“影響力鴿派”(leverage doves)。這一派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可能帶來危險,但他們建議,為了保持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追求相互依賴,而不是脫鉤。他們希望,影響力可以降低沖突發生的可能性。但這一派經常忽視的一點是,中國正通過推進“本土化(indigenization)”來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所謂“本土化”是指,增加國內研究、創新和生產,尤其是在先進技術方面。隨著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減弱,美國的影響力將不可避免地下降,其結果可能是形成一種不對稱的依賴狀態,即美國依賴中國,而中國不依賴美國。
三是“跨國鴿派”(Transnational doves)。他們認為,只有與其他大國合作,才能應對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如氣候變化),而中國崛起帶來的任何危險,都遠不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滅絕級別的挑戰,強硬政策將降低合作的可能性。該派面臨的問題是:為何競爭對手不能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如果氣候應對行動不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那么中國為什么要合作;或者為什么氣候活動人士不優先考慮美國的國家產業政策,以大規模擴大國內清潔能源生產。
四是“反戰鴿派”(Anti-war doves)。這群人擔心強硬的言論和政策可能會增加戰爭的風險。與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一樣,他們也對“修昔底德陷阱”感到擔憂:中美兩國對對方的恐懼都有可能失控,進而步入雙方都不愿看到的軍事沖突。鑒于競爭主要在于各國擁有多少地緣經濟實力,特別是能否在可能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技術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尚不清楚激烈的經濟競爭是否必然會導致沖突。

六種“鷹派”
一是“自由鷹派”(Liberal hawks)。這群人主要擔心人權問題。“自由”在這里用來指代強調個人權利的現代自由主義,因為這一派試圖優先考慮和挑戰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一派能產生多大影響。
二是“民族主義鷹派”(Nationalist hawks)。他們用種族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挑戰,依靠排外言論來表達其立場。例如,特朗普總統持續提到“中國病毒”,引發了對亞裔美國人的恐懼、仇恨和暴力。在外交政策圈中,持這種觀點的人相對較少,但這些人在特朗普政府中有較大發言權。
三是“傳統鷹派”(Traditional hawks)。他們擔心的是傳統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很少關注(或根本不關心)經濟實力。他們認為新威權主義國家的崛起是當前美國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但他們往往將經濟問題推到一邊。然而問題在于,經濟實力不可能被拋到一邊,否則無法評估大國競爭。
四是“影響力鷹派”(Leverage hawks)。與“影響力鴿派”一樣,這一派認為,美國的目標是擁有足夠大的影響力,讓中國改變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盜竊等做法。但與“鴿派”不同的是,他們的核心戰略強調的不是中美相互依賴,相反,他們強調與盟友合作,建立能夠對中國施加更大壓力、迫使其改變做法的聯盟,譬如實施集體制裁措施、建議世界貿易組織實施改革。這一派面臨的挑戰是,或許不可能讓中國改變,不僅因為中國的政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也因為中國正在積極努力,通過本土化來降低自身的脆弱性。
五是“社團主義鷹派”(Corporatist hawks)。該派重視中國日益崛起的經濟實力,并將地緣經濟競爭視為未來的核心領域之一。他們認為,在美中圍繞人工智能、機器人和量子計算領域的技術創新展開較量時,最好的出路是保護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和其他美國公司。但這種保護“國家冠軍企業”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邏輯和政治問題:這些公司中有許多不是“與中國競爭”,而是在中國經營;不受監管的壟斷者不一定會像競爭市場那樣創新,因此,保護“國家冠軍企業”的策略可能失敗;經濟實力總是會轉化為政治權力,所以“國家冠軍企業”本身就是對美國代議制民主的威脅。
六是“彈性鷹派”(Resilience hawks)。這一派也擔心中國崛起的經濟力量及其帶來的危險,但他們同樣擔心美國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他們認為,美國需要與中國脫鉤,深化與盟友的接觸,以建立與中國抗衡的力量,同時追求國內經濟發展。但他們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而是提高美國的彈性,以捍衛美國和志同道合國家的民主制度。他們不依賴“國家冠軍企業”,而是專注于研發、基礎設施、競爭政策、反壟斷和監管方面的公共投資以及旨在實現廣泛增長的產業政策。但這一派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確保民主體制、社會基礎設施和經濟具有彈性所需的許多政策,不符合美國政治中擁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包括兩黨人士)的利益和政治偏好,因此很難實施。

文章稱,以上分類有助于闡明當前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爭論中的一些觀點。
一方面,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存在分歧。第一,一些人認為中國可能會改變做法、加入自由經濟秩序,而另一些人則持相反觀點;第二,“影響力鴿派”“新自由鴿派”“跨國鴿派”和“自由鷹派”“影響力鷹派”認為聯盟的價值是促使中國采取行動(盡管他們希望看到的行動并不相同),而其他“鷹派”將結盟視為發展抗衡力量的一種方式。第三,“影響力鷹派”“社團主義鷹派”和“彈性鷹派”重視地緣經濟實力和經濟糾葛的風險,其他類型的“鷹派”則不關注。
另一方面,各派別也存在共同點和潛在的合作點。“自由鷹派”“傳統鷹派”和“彈性鷹派”可能會在限制數字威權主義發展方面找到共識,盡管對“自由鷹派”而言,理由是保護人權,對于“傳統鷹派”和“彈性鷹派”而言,理由是保護美國的技術和安全;“影響力鷹派”和“跨國鴿派”可能會聯合起來辯稱,強大的聯盟體系有助于形成影響力,推動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合作;“傳統鷹派”以及其他關注經濟的“鷹派”可能會宣稱,在氣候或流行病等問題上開展合作,與在其他領域展開激烈競爭并不矛盾。
文章指出,未來圍繞中國的爭論將愈演愈烈,外國政策制定者在評估美國對華政策時,應該超越“鷹派”和“鴿派”這種簡單的劃分。兩派都存在不同的陣營,其立場有時沖突,有時重疊。一個更細致入微的框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未來幾年做出關鍵決定。
本文編譯自Lawfare網站文章Mapping the China Debate,作者為范德堡大學法學院教授Ganesh Sitaraman。譯者:沈凱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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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本公眾號立場無關。
責任編輯:張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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