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真的贏家?
開餐館需要自己種大米么?
“開餐館需要自己種大米么?”在2020年以前隨便找到什么人這么問,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不要。但是今年不一樣,如果你問我這個問題,我會遲疑幾秒,再回答勉勉強強說個不要。
不過要是去問問各個跨國制造企業,像是大眾、寶馬、豐田,他們大概率會點頭如篩糠地回答說要。
上升到國家層面,讓美國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的答案則可能是至少我們不能再讓中國種大米給我們了。
許多國家嘴上不說,但是背后可能會這么做。
至于中國,幸運地是在開飯館的同時,自己一直也種大米,不幸的是別人對我們能種大米這事都耿耿于懷。
新冠病毒對于人類經濟生活的沖擊,才是它對宿主們最大的影響。無論是即將出現的大規模饑荒,還是已經出現的中小企業的破產,或者是大中跨國企業的被迫停產都和一件事相關,那就是全球供應鏈的斷裂。
如果從需求鏈來說,也就是制造商到顧客最終的交易網絡,本次疫情讓全球65%以上的終端需求都受到了影響,這是過去沒人預計到的。
其實全球供應鏈的系統性風險,在今年之前有先見之明的學者和企業主就已經預言到了。
2015年的時候《供應鏈管理回顧》雜志主管保羅·迪特曼就指出,總是有三方面的風險困擾著跨國公司的高管們:
1、如何處理極端環境下的設備損壞?
2、如何處理極端環境下的供應商的喪失?
3、在國際供應鏈日益復雜的情況下,如何保證供給質量過硬?
大小公司在面對這些個問題的時候,都能夠給出應對現實情境的答案,但很少有公司為后兩個問題同時做準備。雖然解決方案早就已經被列出來——增加足夠的優質庫存,但這一條很少被各個公司的高管們采納,因為這不旦會增加勞動成本,還會降低現金流,從而降低股份價值。
絕大多數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在面對供應風險,都選擇以安全為代價換取最大效益。一般來說這種抉擇是沒錯,可是“如果壞事情有可能發生,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損失。”墨菲定律再次顯示出威力,最極端的壞事會發生,人們總得想好怎么辦。
拿大眾汽車集團來說吧,二戰沒影響它誕生,冷戰沒影響到它成長,結果大眾由于疫情造成的供應鏈不穩定,今年史無前例地停止了大西洋兩岸的汽車生產。3月份的時候這家全球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以每周損失20億歐元的代價停工,直到4月才勉強開工。

5月4日,大眾表示自己在生產環節的開銷將會猛增,因為面對目前的形式他們不得已這樣選。未來他們將提高對供應鏈的投資,以保證庫存和生產連續,但也只能算是亡羊補牢。來自大眾董事會的成員斯蒂芬·索默表示,汽車制造的傳統價值鏈也可能因此發生變化,保證供應鏈的高額投資可能成為長久的選項。
人類很可能和新冠病毒一直共存下去,突發性的封鎖可能成為常態,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也可能讓供應鏈突發性受損。在這種情況下不光是車企,只要是跨國公司能選的也不過是增加庫存,建立多元化供應網,或者干脆直接自己造。
未來世界的供應鏈可能會朝逆全球化的趨勢走去,自己開飯店自己種米可能會成為常態。
中國,世界供應鏈重要一環
1817年的時候大衛·李嘉圖在他的著作《政治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簡單來說就是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差別。每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優勢,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一思想指導了眾多國家的工業選擇和跨公司的選址。
對于后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集中力量發展自己擅長的產業,是致富最簡單的方式。但是這也造成了一個問題:產生對于某一經濟領域的過分依賴。受到“資源詛咒”的石油國家是最典型的例子:由于生產原油就能夠解決國家生計,反而產生了發展惰性,放棄開展其他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結果就是一旦國際原油市場有什么風吹草動,國民經濟馬上受到影響,絲毫沒有緩沖區。
中國的工業選擇誕生于生存需要。被殖民的歷史,以及洋務運動奠定了中國對于重工業發展重要性的基本認識。長時間生產資料的匱乏以及蘇聯的解體帶來的教訓,也讓中國認識到所謂的制度優越性可能是被消費品種類和數量決定的。輕重工業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這為以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發揮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礎。
中國利用自己最初的比較優勢,也就是密集的勞動力造就了經濟奇跡,但就像剛才說的,對于生存的憂慮沒有停止過。就業搞不定怎么辦?人口紅利用完怎么辦?知識密集型競爭怎么辦?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中國做了件大事:什么都要有,什么都要占,什么都不放。
2010年的時候中國就代替了美國成為了世界的第一制造大國,2018年的時候全世界28%的出口和中國直接或者間接掛鉤。2019年的時候,中美貿易戰還不可開交,大家還愁著呢:中國制造2025在這種情況怎么辦呢?但其實去年的時候,中國已經干成了一件大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聽著是挺好聽,完成的過程確實也很壯懷激烈,但麻煩事是無論是誰家的生意,都得過中國這一關。根據美國鄧白氏發布的研究,財富前1000強的企業,163家在中國有一級供應商,也就是直接供貨的聯絡商家,另外九百多家在中國有二級供應商,它們給一級供貨商供貨。
在3月份的時候,中國中下游企業的停產已經讓許多跨國公司做了后備計劃,臨時掉鏈子可吃不消,蘋果把從中國遷出15%-30%產能的計劃提前,三星已經漸漸撤出了中國,谷歌、微軟也都瞄準了越南。哪個國家都有企業要救,保護國內企業對中國也是個大事,下一輪的智能機大比拼,不可能不對本土品牌傾斜。供應鏈不穩定加上可能的市場縮水,遷出去成為了一些品牌的選擇。

而且身處這個位置,別說掉鏈子,哪怕是讓“中國萬一掉鏈子怎么辦”這個想法占了上風,都會讓許多事復雜起來。
目前,事情已經復雜起來了。
把供應鏈帶回去
很不幸的是,21世紀的這個時候,人們仍在使用上世紀的國際關系理論去理解當代大國關系,比如“威懾理論”。原本這個理論是指以武力作為威脅,導致對方害怕無法承受的報復,從而放棄自己原本的行動的軍事思想。
人們把威懾論稱之為“藝術”,是因為它止步于事實之前,做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可自從前年開始,大國間頻繁在經濟領域使用“威懾理論”,事情的發展不再只止步于“假如”,而是直接采取報復的方法,關稅說加就加,禁令說發就發。
最大的副作用是,這種思路影響到了政治思考的方方面面,目前人們已經用這種思維思考疫情后的供應鏈問題了,尤其是那些事關生死的關鍵部門,比如醫藥部門。而這只會在短期內造成更多的仇恨和不信任。
對于藥品制造來說,供應鏈主要分兩個過程:第一過程是藥物活性成分生產過程(APIs),也是藥物生產最重要的部門,有效成分就在這個過程生產的。第二過程是配方生產過程,作為輔料的部分和主要成分按比例混合制造成藥品。
雖然世界上最大的五個藥品公司分別是美國的輝瑞、默克,瑞典的諾華、羅氏制藥,還有英國的葛蘭素史克,一個都不在中國,但中國占到全世界藥物活性成分生產的40%,中國和印度直接占到美國藥物活性成分生產的80%。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一名主管珍妮特·伍德科克在2019年對美國國會表示:在過去十多年里,美國藥物生產離岸已經成為了趨勢,中國成為了美國藥物生產的主要供貨商,這個趨勢是被各大藥物降低成本和環境要求的最終結果,但這對美國是個隱患。美國國防衛生局也多次重復這個事實在貿易戰的背景非常可怕,因為如果貿易戰繼續升級,中國可能通過對美國制藥的壟斷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哪怕不是出于政治考量,一旦藥物生產意外斷供,對于國家穩定都是一個巨大挑戰。
看看印度就知道其他國家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了。2月份的時候印度因為庫存不夠,暫停了許多重要抗生素的出口,這就讓一些立馬國家吃不消了。雖然歐洲國家沒挑明自己對于中國和印度的憂慮,但是行動已經開始了,比如法國的賽諾菲,2月份的時候提出要加速醫藥產業回歐洲。

醫藥供應鏈遷回只是其中一件事。4月6日的時候,日本投入了22億美元,支持日資企業遷出中國,不久后美國白宮經濟委員會提出意見,只要美國企業愿意回國的,報銷廠房、設備、知識產權、基建和裝修費用。
在貿易戰之前,美國的目標還只是把一些重要的制造業帶回國,以解決美國國內的就業問題,說到底是個經濟目標罷了。但是由于疫情的爆發,目前美方的想法改變了:這是保護國家安全必由之路,和國家生死存亡密切相關。現在美方還在積極尋找方法,把重要部門的供應鏈從中國帶回來。目前他們已經對企業承諾稅務減免,發放企業補貼,表示如果有需要還會采取力度更大的刺激措施。
下一步怎么走?
其實決定遷走不是件難事,怎么遷走才是真正的難題。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從1970年-2018年,全球貨物和服務出口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已經從1960年的11.8%上升到了30.1%,想要重塑占全球GDP三分之一的貨物生產和運輸,對經濟造成的影響要比疫情造成的短暫停產大得多。如果說采取極端措施,各個國家真的把供應鏈都遷入國內,那么人類將會和市場規律作對。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總量在近幾年是逐年上升的,中國的電子信息業、航空運輸業、橡塑制品業都在國際分工中占很大比重,想遷走并沒有那么容易。而且要知道,中國作為世界最牛的生產商的同時,也是廣闊的市場。
如果想把一臺手機賣到中國,最便宜的做法是把廠子建在中國,再賣到中國。如果真的像許多國家希望做的那樣,把產業鏈轉移回國內的話,那么最終產品生產出的價格可能會高得無法讓人接受。產品賣不出去,消費主義也就停擺了,說這些還有什么意義呢?
當然了,替代選擇并不是沒有,哈佛商學院發布了文章表示,印度可能成為繼中國之后,全球供應鏈的替代國家,因為印度與中國一樣有著低廉的人力成本,而且他們的人口紅利才剛剛到來。
許多企業已經開始思考在印度投資建廠的可能性。曾經中國享受到的制造業帶來的紅利,可能即將轉移到印度去。曹德旺曹老板也表示,這次疫情以后,是否遷出中國不一定,但是企業尋找更短的供應鏈將成為一個趨勢。
中國面對目前的局勢該怎么走出困境是得好好合計合計。但對于很多個人來說,這可不是個好消息,一般重要的事情提三次差不多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39次提到就業,如果下一步各個企業真的撤廠,如何穩就業可是一盤大棋。
也不是遷出去以后自己國家就會好一些,沒法幫助企業控制生產成本,那這事就行不通。遇到有最低工資標準的地區,國家其實也不能強迫企業做什么,勞動力價格太高開不了工的。好奇紙尿褲遷出澳大利亞是個例子,一個流水線工人工資每天至少200澳元,這可是紙尿片啊,讓企業怎么賺錢?最后只好遷走。現在逆市場選擇再遷回去?不太實際,國家要是補不起,企業不能賠錢做買賣。
當然最重要的是,供應鏈真都往各個國家內部走了,哈耶克就徹底輸了,人類最后還是不得不因為傳染病放棄自由主義的精神,憑借自保的意愿,小心翼翼地計劃和設計社會,只為了把自己挽回出深淵。
所以,資本主義國家最后陷入了一個悖論,他們最后不得不采取中央計劃的方式,強行修改自由市場的制度,更改市場秩序。
真的有贏家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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