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與怒”之后,聚焦全美抗議活動產生的多重影響
來源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平臺
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暴力對待后死亡的事件引起了抗議示威,繼而迅速發展成騷亂和暴動并席卷全美。
5月31日到6月1日的夜里對許多美國城市來說又是“暴亂的一夜”,作為華盛頓標志之一的白宮外部燈光熄滅,“總統教堂”圣約翰大教堂被縱火、市中心多個商店被砸被搶、方尖碑四周多處濃煙滾滾,特朗普再一次躲進了白宮地下掩體……
5.25
事件發生所在地爆發示威,不久發展成騷亂和暴力活動并向其他城市蔓延
5.29
白宮門前警察在與示威者的對峙中已經動用了催淚瓦斯,后據報特朗普還第一次被帶進白宮掩體躲避
5.31
騷亂已經波及70多個美國城市,40多個城市被迫實行宵禁,包括美國首都華盛頓
6.1
上午華盛頓市長再宣布兩夜“宵禁”;下午特朗普宣布要動用軍隊“平亂”

圖片來源:NBC News
種族痼疾:非孤立事件產生集聚效應
COVID-19疫情全美死亡已超過10萬人,最大的“抗議”不過流于媒體的口誅筆伐;而一名非裔被警察暴力對待后死亡,卻點燃了全美范圍內的街頭暴力。“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示威行動迅速暴力升級、范圍擴大,根源當然在于美國的種族主義痼疾。
種族歧視是美國的歷史傷疤,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熱潮之后,法律里、明面上的種族歧視越來越少見,甚至有“逆向歧視”“過度政治正確”等現象,但深層的、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并不鮮見。特朗普2016年“爆冷”勝選,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視為“紅脖子”“白人藍領”的勝利,而他上臺幾年來通過廢除奧巴馬醫保、“建墻”、向非法移民“開刀”和在一些種族相關事件(比如2017年8月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暴力沖突)當中的表現,又加劇了種族矛盾。
與此同時,警察與非裔美國人之間矛盾的歷史因素更不容小覷:曾經,美國南方警察的主要責任就是保證種植園黑奴“守法”,北方警察所主要對付的“危險的下層人”中間,非裔美國人也占很大比例。現在,警察——甚至包括黑人警察——更容易盤問、逮捕非裔美國人也是多個來源的數據所證明的現實。
弗洛伊德事件又遠非孤立事件。
弗洛伊德一句“我不能呼吸”(Please,I can‘t breathe),和3月13日26歲黑人女子非裔醫療技術人員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在家中被正抓捕毒販的警察誤殺、以及2月非裔美國人艾哈邁德·阿伯里(Ahmaud Arbery)在家附近慢跑時被警察懷疑正在進行非法活動殺害,形成時間上的“集聚效應”。在5月29日紐約曼哈頓市政廳前廣場的抗議人群里,還有2014年被紐約警察拘留、過度執法鎖喉而死的非裔青少年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的母親——當年加納所說的也是弗洛伊德臨死前所說的那句“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
歷史不斷密集重演,對于生活中常常能感受到種族歧視的人們來說,是傷口上撒鹽;這就是為什么幾天內抗議活動在全美幾十個城市蔓延開來。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擴散原因:經濟問題與暴力表達交織
抗議示威活動走向騷亂與暴力,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種族問題背后,經濟問題十分關鍵。COVID-19疫情下的居家隔離規定、大規模失業、經濟衰退等讓民眾情緒“一點就著”,貧富差距的擴大尤其讓底層民眾在親身體驗“經濟封鎖”的影響下,掙扎在生死邊緣,干脆要“革命”。特朗普在示威向暴力轉化初期到今天,關于“(明尼阿波利斯)市長雅各布·弗雷是‘非常軟弱的激進左派’,如果控制不了局勢他就會‘派國民警衛隊’、‘搶劫開始的時候,就是開槍的時候’、不允許出現‘無法無天的非政府主義行動和騷亂’等言論更是激發了示威者的怒火。
另外不可否認的是,抗議隊伍當中既有想表達訴求、解決問題的參加者,也有示威者本身就是暴力推崇者、想趁機“撈一把”的人甚至幫派成員。因此,示威活動中打砸搶燒盛行、多名無辜者受害,甚至相當程度上搶劫和暴力已經成了某些人的目的本身,他們的行為根本不是想為弗洛伊德和其他的種族主義受害者爭取什么,也就不足為奇了。

圖片來源:AP
影響面:疫情、經濟、大選、美國社會
厘清了這次美國街頭暴力蔓延的源頭和原因,其可能的影響也就清晰了起來。
1
“第二波疫情”可能會提早或更嚴重
發生在這個特殊的時候,已經發展成騷亂的示威行動會加劇COVID-19疫情發展。
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為例:5月29日是華盛頓結束居家令、走上“重啟經濟”第一階段的第一天,當晚白宮就爆發了嚴重的示威活動與對峙。之后的幾天,白天相對平和,晚上是“宵禁”都難以阻止的打砸搶燒——不管“示威”狀態如何,大量人群緊密聚集、根本顧不上“社交距離”是明擺著的事實。華盛頓非裔女市長穆麗爾·鮑澤(Muriel Elizabeth Bowser)5月31日就表示,過去8至10周“我們一直在避免大規模聚集”,她提醒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必須警惕疫情反彈。
從全美來看,雖然所有的州都已經走上了“重啟”之路,有的甚至已經開始了第二階段,但這并不是說明美國疫情得到良好控制——目前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180多萬例、死亡病例超過10萬例——“重啟”本身是暗淡的經濟狀況和依然嚴重的疫情之間的兩難選擇。6月1日當天全美還增加了2萬以上確診病例,已經蔓延到70多個城市、可能還會繼續擴大的示威運動顯然會進一步加劇疫情。
即使6月1日傍晚特朗普宣布要動用軍隊“治亂”之后,示威的規模和暴力行為被逐漸被控制住,這幾天的各種集會游行從疫情角度說已經埋下了不少風險的種子。當然,有些游行隊伍中的人們戴著口罩,一定程度上會遏制疫情擴散;從這個角度說,越秩序井然的和平示威,意味著主要是記得防疫的“理性示威者”在參加,加劇疫情的可能性越小;當人們開始對罵、打架,甚至有些人參加示威本身就是為了搶劫、縱火的時候,衛生專家前一段時間確定會來的“第二波疫情”可能會提早,也可能會更加嚴重。

圖片來源:the Atlantic
2
“不敢消費”對經濟復蘇產生負面影響
相應地,剛受到疫情及“居家令”重創的經濟也會雪上加霜。雖然從這幾天股市不錯的表現來看,“重啟”帶來的經濟復蘇跡象緩解了人們對疫情和示威活動的憂慮,但事情并不那么簡單。
首先“打砸搶燒”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不能低估。作為對照,1992年發生在洛杉磯,警察毆打非裔青年所引發的持續6天、蔓延20州的“20世紀美國最大種族騷亂”,經濟損失達到了10億美元。
其次,原本在疫情中已經關門兩三個月的各類實體商店、餐館,在正準備開門時又遇到了搶劫,也許這些苦苦支撐剛剛可以緩一口氣的小企業當中,會有部分“死”在黎明之前;大企業(比如大型連鎖超市Target、連鎖藥品雜貨店CVS等)也在剛剛“重開”之后又只得紛紛暫時關閉部分門店,就算一時不至于破產,恢復元氣也會更加困難。
第三,美國經濟分析局最新數據表明,4月美國個人支出大幅下降,儲蓄率創下六七十年來的新紀錄——這是在多個紓困方案“發錢”、個人收入實際有增長的情況下發生的。顯然,疫情和經濟封鎖給心理帶來的不安全感,一定程度上已經改變了民眾的消費觀念,而騷亂又會加重不安全感,“不敢消費”長期來看會對經濟復蘇和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圖片來源:journalist‘s resource
3
騷亂對特朗普選情的負面影響仍在可控范圍
發生在大選年的騷亂,對大選結果有怎樣的影響也是個引人關注的問題。有不止一家美媒分析,這場騷亂會拉低特朗普選情,對他爭取連任有負面影響——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說有可能,是因為特朗普對于這次騷亂的反應和處理,有很多不合適的地方。比如前文提到過的特朗普在騷亂爆發早期發推“搶劫開始的時候就是開槍的時候”,評論明尼阿波利斯市長“極左”“軟弱”,推特喊話白宮門前示威者將以“惡犬和兇悍的武器”對付他們;6月1日在白宮玫瑰園講話后,為了與司法部長、國防部長等高官走向頭一天被縱火的圣約翰大教堂拍一張象征性的照片,警察與國民警衛隊對示威者動用了胡椒彈、閃光彈等“清路”。雖然特朗普的這些行為,可能讓中間選民覺得“不合適”,讓他的反對者怒斥“種族主義”,但他的支持者不會覺得這些有什么問題。
直接派遣國民警衛隊“平亂”,6月1日上午與與州長電話會議時直斥“你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太軟弱”,下午又發表講話宣布動用1807年《叛亂法》,在各州各城市無法保護居民安全的情況下將直接派遣聯邦軍隊,講話中還強調捍衛《憲法》第二修正案——即保護人民擁槍自衛的權利——這些,可能大部分中間選民都不會覺得不妥當,而他的選民基本盤更會覺得這位總統有魄力、保護美國核心價值觀——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等。
這就是為什么拉低特朗普選情“可能性不大”:支持”特朗普的非裔選民本來就不多,“紅脖子”“白人藍領”等基本盤完全不必以“種族主義”解釋特朗普的說法和處理方式,他們會繼續支持特朗普(因為特朗普有過更過分的言論和行動)。政治和社會分裂大環境下,不斷減少的中間選民本來人數已經不多,而關于這次事件他們中有些人可能覺得特朗普有種族主義傾向(其實這也不算“新鮮事”),另一些人也許覺得示威發展成暴力的背后有民主黨“撐腰”,或者至少有民主黨所主張的一些政策造成了這樣的結果,一里一外,到投票時“陣營轉換”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說到底,抗議發展到今天,“打砸搶燒”實在太多,街頭暴力本身的非正義性和對普通民眾生活的破壞,讓騷亂對特朗普選情的負面影響降到了最低。當然,大選年的一切事件,一定會被選舉雙方大加利用,后面如何發展現在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不過,作為現任總統,特朗普各方面都是有優勢的。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4
種族、階層、黨派矛盾日益突出的美國社會
如果延伸到長遠來看,這場騷亂無疑會加劇美國的種族矛盾、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乃至黨派矛盾。一場從一個合理由頭開始、發展成充斥著暴力的抗議示威,雙方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這幾天的騷亂中,有些場景令人充滿希望:示威者和警察一起單膝跪下祈禱,警察表達對示威者一些訴求的同情,暴力混亂的夜間騷亂結束后有不少人主動來收拾殘局,幾名非裔男子組成人墻把落單的警察護在身后,非裔成年人激動地告訴非裔少年要通過參與有意義的事解決種族歧視的問題而不是參加街頭暴力等等。但是,被搶劫一空的商店,到處是碎玻璃的街道,濃煙和火光,和扔向示威者的胡椒彈的刺鼻氣味和閃光彈的刺目光芒,都意味著,聯邦軍隊會“平息”這次騷亂,但這絕不是最后一次騷亂。
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鎖喉而死——有官員稱弗洛伊德死于毒品引發的心臟病沒有窒息痕跡——弗洛伊德家人雇傭的獨立驗尸官稱就是窒息而死,短短一周,已經數度反轉;而矛盾在不斷升級。
共和黨與民主黨對這次事件的互相指責已經開始,從現在開始到11月投票一定會頻繁提及,未來也會不斷被拿來證明“我方才是對的”。

圖片來源:Los Angeles Times
聯邦軍隊都出馬了,“火與怒”本身也快結束了。滿目瘡痍的街道,很快也會恢復平靜。但是從多角度的意義上來說,又一個歷史的傷疤,深深地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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