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中的城市與基層!
作者:劉夢龍
最近,一道解禁令讓擺攤突然火了一把。對全面放開擺攤這種做法,贊成者視為有煙火氣,嘲諷者視為何不食肉糜。今天我們來聊一聊。
放開擺攤,刺激受疫情影響而有些蕭條的市面,并試圖給失業人群一條新的出路,從長遠上更方便群眾生活,其初衷甚好,但全面放開擺攤,目前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
就業問題
擺攤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屬于勤行,勤行的特點又是什么,看上去低門檻,走進去發現到處是門道。在擺攤這個行當上,低門檻是以技術,經驗,體力三者的高要求來彌補的。對擺攤長期的禁而不絕本身就使得這個行當遠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寬松,擺攤其實早就是一個半飽和的行業而不絕什么新處女地。

至于低門檻本身,更意味著這個行當的高競爭。要說一個門外漢,真的能通過擺攤走上發家致富,那概率確實不大,更適合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賦閑人員或想賺外塊的人。想通過擺攤試圖去維持生活,做這么累的營生,首先要有早起貪黑風吹日曬賺辛苦錢的覺悟。
實際上,隨著網絡購物的興起,人們對便宜商品的需求被網絡解決之后,最常見管理上也最繁重的攤販往往是和飲食有關的營生,尤其是小吃餐飲。網絡上很多擺攤致富的神話都產生于早點攤小吃攤,小餐飲做的好確實可以解決生計問題,但這行的辛苦投入遠非外人所能想象,稱之為透支生命換取財富也不為過。其風光的背后,是一種幸存者效應,餐飲業的特點就是高人員更新率,失敗者才是主力,而成功者實際上寥寥無幾。
也許,這個政策的出臺更像是一種鼓勵生產自救的臨時措施,可能存在這樣一種考慮,擺攤作為一種短期職業,用來容納一部分失業人口,目的在于暫時消解社會的壓力,用來爭取時間。而擺攤有一個相對優勢,它的成本投入小,絕大數人就算失敗也不會造成太過巨大的壓力。當事人一旦把失敗的原因歸結于自身,也就消解了一部分疫情造成的怨氣,或者通過擺攤的艱辛對就業的期望值明顯降低,說不定對其他行當還起到某種促就業的目的。

二次疫情隱憂
今年經濟形勢不好,解決就業問題確實是當務之急。不過很無奈的是,從時機上說,現在恐怕不是放開擺攤的好時機。一直嚴防死守的北京最近被病毒以一種普通人事前沒想過的方式侵入,全球疫情增長數量在昨天又創下單日新高,現階段二次疫情的發生是很大概率的事件。當前,各地區都在不影響正常生活秩序的情況盡量壓低社會的流動性,一但有一些苗頭,各地重新收緊政策,限制攤販和人流聚集不可避免。即使地方管理上有所松動,攤販也要對二次疫情造成的人流減少和人們有意識地減少接觸做好心理準備。當然,與時俱進,新時代的攤販,以直播線上銷售為主順便搞情景劇,倒是不失為一個新方向。
城市管理難題
雖然最近因為國家層面的聲音讓地攤經濟話題十分火爆,不過單純的一個命令就能在短時間內讓行政體系如臂使指這是做不到的,尤其是涉及擺攤這種經過長期博弈后,在基層已經事實存在穩定態的問題。可以斷言,這條解禁令除了創造幾個熱點和社會新聞里的幾條非現實創富神話,在短期內很難落到實處。要使一道政令落實很困難,而不落實是很容易的。除了像首都這樣直接表示自己是例外的情況,大部分地區也自有辦法架空消解。最簡單的辦法不外乎就是拖字訣,這種增加實際工作量,打破長期平衡又不產生明顯收益的命令,很難讓基層自發去落實配套措施,而只要具體的措施不出臺,那么一線單位就完全可以以尚無具體措施來維持原有的管理模式,直接使解禁令落空。
目前放開擺攤的尚方寶劍是在文明城市中不再考核這一項,從而給基層實現某種松綁。這其實很有點掩耳盜鈴的味道。文明城市確實是很多地方禁絕攤販的大殺器和直接動機,但即使不再在文明城市考核里涉及擺攤影響市容的部分,擺攤實際上還是會影響市容的。攤販又不是蝸牛,不可能帶走一切,擺攤就一定會帶來垃圾,會帶來占道對交通的妨礙和人流的短時集中,尤其是在一些熱門地段,這都給城市管理造成了直接影響。這就不可能使基層真的去放任擺攤這種行為,其成本和收益是不成正比的。
當然,對擺攤一禁了之肯定是不合理的,實際上以前在基層對攤販一般是剿撫并重。顯然,固定攤點和流動攤點在管理上的難度是不同的。除了搞階段性的集中打擊,這幾年各地對攤販的處理一般是致力于引導他們集中和固定化管理起來。

即使是這樣,流動擺攤這種情形在大部分地區其實還是存在的,它是一個長期博弈的后果。這種博弈本身就是基層有限的管理能力和攤販長期斗爭的平衡。對基層來說限制允不允許自由擺攤的瓶頸在自身有限的管理能力上,而不在政策上,不解決這個問題,那么就很難讓擺攤真的放開。
基層現實
當然,對放開擺攤的擔憂,從更深層次來說是基層現實管理水平,管理能力的無奈。就像之前說的,矯枉過正和一刀切,本質上是一種節約精力的做法。如果一定要形容目前在第一線城市管理執法的狀況,恐怕很有點像據點里的鬼子。真正的有效管理就在上班的幾個小時,而且也只能集中在有效的幾個重點街區。
過去包括城管在內,在網絡上的名譽是不太好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城市第一線的管理者面對的最復雜的環境,使得很多時候不能不強硬起來。當然,野蠻執法是不對的,現在執法隊伍肯定是更文明了,但并不代表執法手段更有效。目前人少事多,辦公室人員多,一線人員少,正式工少,臨時工多的情況依然是實際存在的。


現階段一線執法的困難,除了人力的不足還有條文的缺失。隊伍配置很難滿足執法的最低需要,就不得不采取集中式的整頓,這又難免一陣風式運動的弊端。而在長期執法中,一線單位對自由裁量權的掌握,管理者的業務水平也很難達到實際要求,你指望擔當主力的大量編外人員有什么實際業務水平?更重要的還有輿情的敏感,實際上在輿論上,大多數基層部門都處于一種弱勢狀態,無能也無力去應對輿情。這都使很多城市管理部門始終傾向于一刀切的做法,至少能說長痛不如短痛,快刀斬亂麻不失為一種最低成本管理。
其實攤販本身也是一處江湖,它也難免帶有一種基層的隱憂。那就是黑與惡是非常容易在這種群體里滋生的,一方面獨立的小商販天然是弱勢的軟柿子,一方面積少成多其中總體的收益又是一塊肥肉。更不用說攤販之間其中存在的位置,客源,貨源的彼此爭奪,使其自身就能產生某種灰色的需求。這些都給基層治理增加了困難。
我們恐怕要不得不承認這點,即使經過掃黑除惡運動的打擊,在基層很多地區,通過村,社區,宗族等組織,以能人,鄉賢等形式,基層依然存在著明顯的權力替代構成。而這些群體不可避免的要在基層滋生,對他們的持續壓制是一項長期的整頓工作,而在大部分地區是做不到根除,最終只是形成一種相對的平衡關系。
總的看,現階段放開擺攤,對基層來說確實是個難題,難免要一拖了之。但放開擺攤本身所反應的也不過是基層收縮后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的一個表現。我們很難指望這些問題能獲得全面的解決,但在看不到的陰影里,如何使城市正常維持下去,使平衡的長期走向趨向于有利于基層管理的增強,這恐怕就有待于技術的進步和城鎮化帶來的基層結構離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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