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貓哥哥:一個機構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思考 |2020-7-8
首先,多國學者的研究已證明病毒來自自然,并非來自實驗室。
另外,從去年12 月8日武漢出現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開始,中國一直盡力以最快速度查明原因。
2019年12月26日至202年1月5日,武漢患者的病毒樣本被送至廣州、北京、上海多家基因測序機構進行檢測,結果指向一種與SARS極為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新型病毒,這些機構以專業(yè)人員身份與國際同行進行了信息分享。
當時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與華南海鮮市場的聯(lián)系上,后來證明并不正確,因為許多病例并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
可以說,最初的情況充滿未知和不確定性。
從1月3日起,中國正式向世衛(wèi)組織 WHO 和國際社會通報疫情信息 。
1 月7日,中國疾控中心分離出首株新冠病毒毒株。
1月12日,國家衛(wèi)健委與世衛(wèi)組織分享了病毒基因組序列。
現在來看,中國在疫情爆發(fā)初期對國內民眾的通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新冠肺炎是人類至今沒有完全認知的疾病,早期防控措施上的一些缺失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完善過程,況且中國是在毫無防備之下第一個遭遇新冠病毒侵襲的國家。
封城面臨來自醫(yī)療、物流、治安和人心的多方面挑戰(zhàn),這個決心是很難下的。
國家很快動員了全國4.2 萬名醫(yī)務工作者馳援湖北,與當地醫(yī)務人員一起投入高強度的抗疫工作。這種狀態(tài)持續(xù)了76 天,直至4 月8 日零時武漢解封。
我在想,即使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做這么大規(guī)模的動員和組織都是十分困難的。
比如,建方艙醫(yī)院。試想如果沒有方艙醫(yī)院,輕癥患者留在家中會感染家人和社區(qū)。
同時,中國啟用了全國性密切接觸者追蹤系統(tǒng),相關應用程序的使用超過數十億人次。
研究表明,在多種防控策略中,追蹤密切接觸者的成本效益最高。單純靠禁止餐廳營業(yè)、禁止旅行這些手段阻斷傳播,其成本非常高昂,而追蹤密切接觸者最有效,成本也最低。
另外,中國65萬個城鄉(xiāng)社區(qū)有400多萬名社區(qū)工作者,每天為進出社區(qū)的居民測量體溫,協(xié)助疑似患者就醫(yī),幫助長者買菜、買藥。
總體而言,此次抗疫就動員能力、組織能力、管理能力而言堪稱完美。
我曾在軍隊服過役,這種水平堪比軍隊組織,令我十分感慨。
刊登于《科學(Science)》雜志的一篇研究報告稱,這些措施使中國減少了至少70萬感染者(i)。
其實,不僅中國大陸,包括港澳臺地區(qū),還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及東南亞國家,都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
我想這一方面是有SARS 的前車之鑒,大家從一開始就比較警惕,同時也有政府動員能力較強,以及民眾配合度高等因素。
當然,抗疫之路上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接下來將會是對各國決心、毅力和應變能力的持續(xù)考驗。
應該說這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不設具體增長目標的情況自改革開放以來歷史上曾有過三次,分別是2000?年、2001 年和2002 年。
當時國際國內也都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
不過,2001 年雖然沒有提出經濟增長的具體目標,但由于是“十五”規(guī)劃的開局之年,因此在“十五”規(guī)劃《綱要》里面提出,“十五”期間(2001-2005)“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為年均7%左右”。
而后來證明,“十五”期間實際經濟增速遠超預期目標,達到了年均9.5%。
我的一個美國朋友,他對中國很有信心,我問他為什么?
他說,“第一,你們很穩(wěn)定。過去、現在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穩(wěn)定。第二,有持續(xù)增長。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速仍將在G7 國家平均增速的兩倍以上。”
我當然同意他的觀點。
當他問我對今年經濟增長的看法時,我試圖把它變成一個數字。我說答案很有可能是接近3%,但如果看未來三年的平均增速,我認為依然會在6%的水平。
兩會明確了今年財政赤字率擬按3.6%以上安排,赤字規(guī)模比去年增加1萬億元,同時發(fā)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
貨幣政策方面,引導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guī)模增速明顯高于去年。今年以來,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下行了30?個基點。
過去數月,西方國家相繼祭出一系列超大劑量、非常規(guī)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因而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政策偏溫和。
最新公布的5月財新中國服務業(yè)和制造業(yè)PMI 雙雙升至50?榮枯線以上,分別達55 和50.7。
5月消費和投資數據均保持復蘇向上態(tài)勢,房地產市場亦出現回暖,銷售金額同比增長14%,房地產投資增長8.1%。
預期最為悲觀的出口部門,5月數據亦顯示了較強韌性,出口同比增長1.4%,遠高于市場預期的-10%至-3%。即便剔除增速較高的防疫物資,其余出口的同比增速(-7%)依然顯著好于韓國(-24%)、越南(-14%)等可比國家。
3 月以來中國經濟的V 型反轉已經證明了強刺激的必要性非常低。
比如,在常規(guī)失業(yè)補助基礎上,美國CARES 法案每週再額外補助600美元,很是“慷慨”。
統(tǒng)計顯示,美國68%的失業(yè)人口得到的失業(yè)補助高于失業(yè)前收入。特別是此前收入最低的那20%失業(yè)人口,他們所得到的失業(yè)補助是失業(yè)前工資的兩倍有余。
這實際上增加了企業(yè)復工成本。
近期美國私人部門的儲蓄率也出現躍升,有資料表明很多家庭甚至把錢用作金融投機。
比如,大量發(fā)放消費券。疫情發(fā)生以來,中國已有28個省份、170?多個地市統(tǒng)籌地方政府和社會資金,累計發(fā)放了300多億元消費券。
當然,這一數字是動態(tài)的,還在不斷增加。北京地區(qū)的使用數據顯示,消費券以近10?倍杠桿撬動了實際消費。
相比直接發(fā)放現金,消費券有使用期限,更能在短期內刺激需求。
再比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針對外貿企業(yè)的出口轉內銷政策,利用龐大的國內市場消化部分因海外疫情導致的出口訂單損失。
2019 年,中國消費市場規(guī)模已達5.97 萬億美元,與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美國相差約2,700?億美元,這一差距正逐年縮小。
又比如,今年政府不再追求表面的城市文明,多地允許夜市、地攤重現街頭。以成都為例,“地攤經濟”幫助10?萬人一夜之間實現就業(yè)。
除了年初推出的3000?億元抗疫專項再貸款及陸續(xù)發(fā)放的1.5 萬億元普惠性再貸款再貼現額度,中國人民銀行近日又創(chuàng)設了兩個特殊時期專門扶持中小企業(yè)的貨幣政策工具:
普惠小微企業(yè)貸款延期支持工具(鼓勵銀行對小微企業(yè)貸款給予延期還本付息的安排)和普惠小微企業(yè)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央行將用4,000億元再貸款專用額度直接購買地方銀行部分普惠小微信用貸款)。
今年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6,000?億元;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75 萬億元(比去年增加1.6 萬億元)。
從3 月開始,公共投資就轉為正增長,4月開始增速有所上升。5G、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yè)互聯(lián)網等 “新基建”成為投資重點領域。
此外,政府將針對目前較為薄弱的縣城一級基礎設施,以及醫(y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 “短板”開展投資,已公布了120?個試點縣及縣級市名單,這將惠及2.7 億人口。
我們注意到,自從2012年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以來,農村、農業(yè)和農民問題始終被擺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并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
目前,中國建立了包括農村在內的全民社保體系和全民醫(yī)療保障體系(盡管標準還不高)。
另外,從中央到地方,每一條街道、每一個村子都有社會組織提供基層保障和救助,不會出現大規(guī)模缺吃少穿、露宿街頭的現象。
我每年都要去幾個鄉(xiāng)村看看,厚樸也開展了若干農村教育和產業(yè)扶貧公益項目。現在中國農村、農業(yè)和農民的狀況是幾千年來最好的。
中國仍有大約6億人的平均月收入僅1,000元左右。改善這部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將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這將是一次長征,但必須要做。這是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
我對這種“符合西方式民主就具有合法性”的觀點持保留意見。
一國政治制度與歷史、文化相連,如果政府執(zhí)政的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這就是其合法性來源。
海南自貿港不僅將實行貨物貿易零關稅、更加便利的免簽入境政策,放寬離島免稅購物額度至每年每人10萬元,還將企業(yè)所得稅稅率從25%降至15%,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至15%,成為境內極具吸引力的“稅收洼地”。
在金融方面,據人民銀行潘功勝副行長介紹,將在海南自貿港設立QDLP(合格的境內有限合伙人)和QFLP(合格的境外有限合伙人)試點,并探索擴大海南居民的個人用匯自主權。
引用《方案》中的提法,海南自貿港將成為“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明旗幟和重要開放門戶”。
有人說,“海南將是今年最有增量的一個地方。”
目前,中國股市中的外資占比僅2.7%,債市外資參與度僅2.3%,在華外資銀行資產占比一直在2%上下徘徊,保險業(yè)外資保費市場份額不到6%。
未來當這一數字變成10-15%的時候,請不要驚訝。
考慮到中國市場規(guī)模之巨,百分比上的任何一點變動,都將帶來絕對值上的驚人變化。相信沒有人愿意錯過這一輪金融開放所蘊藏的機會
在全球物流巨頭普洛斯(GLP)首席執(zhí)行官梅志明先生看來,一家企業(yè)“不深入參與中國市場,是談不上擁有全球競爭力的。”
普洛斯在中國的市場份額長年穩(wěn)居第一。2014 年,厚樸牽頭財團入股普洛斯,積極助力其在中國市場的發(fā)展,并于2018年完成私有化,成為亞洲歷史上最大私募股權并購。
過去10年,普洛斯每年在中國的投資金額占到所有外資在中國投資的1%以上,未來計劃繼續(xù)深耕中國市場。
又如,埃克森美孚在廣東惠州100億美元的獨資石化項目投資已經開工。
不僅如此,外資石油公司還在加油站終端市場獲得了更寬松的準入。這正是他們許多年來夢寐以求的。
今年3月,殼牌Shell在中國成立全資子公司殼牌資本有限公司,加強對中國市場的投資布局,其目標是五年內增加在華加油站至3,500?家,將近目前加油站總數的3倍。
還有更多的外資公司會加入這個行列。巴斯夫集團(BASF)也啟動了投資額達100億美元的在華精細化工一體化基地建設項目。
如果你知道中國每年大約進口兩、三千億美元的化工產品(芯片進口額約3,000億美元,原油進口額約2,500億美元),你就明白這件事的意義,以及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變化了。
此次增資控股是繼華晨寶馬、北京奔馳之后,國內汽車合資股比開放政策發(fā)布后的又一案例。
可以告訴各位,對汽車管制最嚴的北京市,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正在優(yōu)化汽車牌照發(fā)放政策,今后無車家庭獲得牌照的機率會大大增加,中國市場被抑制的購車需求會逐步釋放。
近期,汽車銷量增速已由負轉正,5月全國汽車銷量同比增長14.5%,其中乘用車銷量同比增長7.0%?。
三星Samsung 正準備在中國西安工廠增設第二條生產線,計劃在明年上半年投產。
臺積電、格羅方德GlobalFoundries 等也均已在中國大陸建廠。
盡管中國芯片產業(yè)還很年輕,但假以時日,5-10年后,境況也許會截然不同。
波士頓諮詢(BCG)2020年3月9日發(fā)布的關于芯片行業(yè)的報告(ii),做了最準確的分析:73%的中國芯片需求可以被美國以外的供應商替代。
如果芯片領域有一個國王的話,不是特朗普,是市場。
這些企業(yè)貢獻了中國 GDP的1/3 ,基本上國有企業(yè)、民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三分天下。
而且,這部分資金還帶來了新的生產力,經濟效益遠高于普通貨幣。
中國在過去 20年每年都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為經濟注入富有活力的動能 。
中國和美國每年進出口貿易額都在5萬億美元上下,但中國的進口額比美國少5,000?億美元左右。
五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進口大國才是真正的強國,中國應當做到進出口平衡,甚至一段時間出現貿易逆差都沒有問題,因為資本市場逐步開放和直接投資的持續(xù)流入可以保證外匯充足。
未來 3-5 年,中國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最大進口國。
2003 年 中國進口占全球進口 僅 5% ;2019 年,這一份額已經翻番,達到了10%?。
澳大利亞、巴西、日本、韓國對中國的出口已占其各自出口總額的25-40%。
這對全球產業(yè)鏈和貿易規(guī)則都有深刻影響。
中國對外開放的舉措會得到世界各國的熱烈反應,而國際上的積極反饋也會反過來鼓勵中國政府堅持這一政策,形成良性循環(huán) 。
包括現任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內的當時的政策制定者開始有計劃地擴大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這背后是 4 億中產階層的崛起。中國人均GDP 去年首度超過 10,000?美元,2030?年預計將達到18,000?美元。“世界工廠”正逐步蛻變?yōu)椤笆澜缡袌觥薄?span style="display:none">93f豪仕閱讀網https://www.Haoz.net
這個變化很有意思,一方面說明特朗普先生的貿易戰(zhàn)有效果,另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回旋余地也很大。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 2010年就已啟動。中日韓FTA談判正在推進。去年我隨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率領的金融代表團訪日時,周先生明確提出愿與日方討論 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
有人說今年11月以后會好一點,也有人說 如果 民主黨上臺會更差。
我不知道他們怎么理解“差”。最差的時候應該是上世紀 50年代的韓戰(zhàn)和60年代的越戰(zhàn)。沒有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不理解什么叫 “差”。
當時是中國最弱的時候,即便在那種情況下,美國都沒占上風。以今天中國的情況,還會比那時候更兇險嗎?
我想清醒的政治家是不會做出極端選擇的。中國有句俗話:“一個巴掌拍不響。”中美要全面交惡,只能是雙方共同作用,而自中美貿易談判以來,中國總體是本著克制、合作的態(tài)度。
細心的人可以觀察到, 這兩年中國做了一些調整,基本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事,不說過頭話,對外尋求合作,真心誠意解決貿易失衡問題。
中國五千年來就沒有稱霸的傳統(tǒng),而且,中國國內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改善6億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就是一個足夠傷腦筋的問題。
所以,如果中國采取“以和為貴”的態(tài)度,美國還想要什么呢?
假設在友好合作的前提下雙方達成協(xié)議,那可能會有一個新失衡,即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速,超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速;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增速超過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增速(這在過去幾年發(fā)生過,但非常態(tài))。
如果美國當局真為美國民眾著想,這種新的失衡不是更好嗎?
因此,我的結論是,中美不會大規(guī)模地系統(tǒng)性脫鉤,但有可能在產業(yè)鏈格局上圍繞兩國市場形成兩個供應鏈體系。
造成香港社會不公平的根源是住房問題,而住房問題的根源是土地供應嚴重不足。
香港人均住房僅16平方米,遠低于廣州人均34平方米和全國人均39平方米的水平。而香港2002-2010年年均出讓住宅用地僅5公頃,香港是沒有土地可供嗎?
事實上,香港已開發(fā)的土地只占不到25%,其中住宅用地僅占7%,另有41%的土地是郊野公園。只要拿出郊野公園的2%,其余39%保持原樣,就能新增約10%的住宅用地。
從董建華第一任特首就提出了“八萬五”建屋計劃,歷經四任特首都做不到,只因缺乏行政能力。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管治時期以港督為最高權力的行政主導。
香港這座有著“東方之珠”美譽的國際都會,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高度自由,香港大多數市民的銀行帳戶上都有多幣種存款,這是其他地方罕有的;另一面則是英國人管治下港督高度集權的行政主導。
這套英國人設計的管治架構,從來不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而是徹頭徹尾“Of the UK,By the UK, For the UK”。
而這次全國人大通過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qū)國安法(早該如此),是事出無奈,不得不做。
港區(qū)國安法針對觸碰國家安全底線的問題,對香港社會公民權力和經濟自由沒有影響。
國安立法對世界上任何政府而言都合乎情理。香港在 經歷過去一年持續(xù)的“亂”之后,確實應該走向 “治”了。
回歸以后,除了省下駐港英軍費用這筆不菲開支(曾按港府年財政收入 17.5%征收),更重要的是,港人港企在香港享受著世界最低稅率,同時獲得了在內地更大的發(fā)展空間。
今天,許多互聯(lián)互通政策已經在“粵港澳大灣區(qū)”推行。香港本地700萬人的市場,且不說放眼整個內地,僅大灣區(qū)就意味著乘以10倍的業(yè)務發(fā)展空間。
至于有人說,“香港穩(wěn)定的基石是金融,金融穩(wěn)定的基石是聯(lián)系匯率制度”,而 “聯(lián)系匯率需要得到美國批準”。
其依據是 1992 年《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 Hong Kong Policy Act)中有“美國應繼續(xù)準許美元與港幣自由兌換”的提法。
然而,我詢問了眾多金融和法律專家得到的結論是,聯(lián)系匯率系香港的單方面安排,于1983年已在港實施,時間上較美國的《香港政策法》早得多,不存在需要美國批準的問題。
縱觀世界各地不同貨幣體制,是否及如何與國際貨幣掛鉤,皆由當地政府自行決定。
倘若美國真要打限制貨幣自由兌換的牌,首先應該瞄準人民幣,而不是港幣。但這種極端手段美國只對敘利亞采取過。
我想聰明的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 可能早已想好了和歐元掛鉤的對策。
當然,美國也可能會禁止中資和港資金融機構接入SWIFT系統(tǒng)。
如果美國強行這樣做,后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他國家地區(qū)就只好繞過SWIFT系統(tǒng)與中國香港構建新渠道。
亦有人擔心香港被限制使用美元自動交換結算系統(tǒng)。不過,我相信,任何人使用這種核武器級別的制裁措施前定會三思其風險。
這一舉動定會給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極大震蕩,甚至削弱國際市場對使用美元及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怎么想都是極不著數的“下下策”。
但有一問題值得關注。香港股市總市值和本地GDP在規(guī)模上差距太大,股市市值是GDP的13倍,而發(fā)達市場兩者之比通常在 1:1 左右。
解決辦法是打通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通過發(fā)行存托憑證(DR),實現兩地股票互通(fungible)。
內地企業(yè)可十分方便地在上海、深圳上市(全面注冊制是未來一段時間可以做到的),同時以HDR的形式在香港第二上市;而在香港上市的企業(yè),也可以CDR的形式在內地第二上市。
這是兩地資本市場發(fā)展的應有之義,也體現兩地監(jiān)管當局的胸懷和前瞻。
同時,雙方都要做一些讓步,比如內地接受國際通行資本市場規(guī)則,香港也要能適應參與建設、經營、管理一個市值13萬億美元的世界級資本市場。
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宏觀環(huán)境下,中國是少有的能為大規(guī)模資金提供可觀收益的 “良港”。
值得一提的是,農歷春節(jié)之后,中國金融市場一天沒有休市股票市場、銀行間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均于2月3日正常開市(iii),劉鶴副總理的這一決策有遠見、有決心、有肩膀,增強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前一段時間,我見到了前香港證監(jiān)會主席沈聯(lián)濤,他對人民幣今年的國際使用形勢非常看好,進口、 出口,乃至投資都會更積極地用到人民幣。
西水東流,乃大勢所趨。
過去 10?年間,機構資金以年均9%的增速從傳統(tǒng)公開市場向另類投資這片收益“高地”轉移。
由于異質性強,且與經濟週期及公開市場的相關系數低,在市場發(fā)生極端波動時表現出較好的抗壓性。
而另一邊廂是與宏觀經濟高度相關的公開市場,今年以來大起大落的“過山車”行情不斷,“波動性”成為主題詞。
需指出的是,平日看似流動性充裕的公開市場 ,因同質性強易發(fā)生方向一致的“踩踏交易”,流動性瞬間蒸發(fā)。
而且,對大型投資機構而言,公開市場的流動性遠沒有中小投資者的充裕,因而不宜過分迷信(iv)。
比如,基金管理人可根據投資者的偏好設計能提供長期穩(wěn)定現金流的產品 。這類基金的特點是存續(xù)期較長,其間會有穩(wěn)定的收益分配,標的資產通常涵蓋高分紅的未上市公司股權、基礎設施、夾層投資等能夠帶來持續(xù)現金回報的資產類別,能夠兼顧投資回報和流動性需要。
另外,有的投資者將私募基金組合打包成金融產品出售。譬如,淡馬錫通過旗下Azalea平臺推出面向個人投資者的Astrea 債券產品。
以2019年6月推出的最新一期Astrea V債券為例,其基礎資產是38個私募基金。
可以說,提升中國各方面的要素生產力是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深意。我想引用國家外匯管理局陸磊副局長的一段論述(v):
過去,我們往往把要素作為既定的東西,即比較優(yōu)勢 ;但是,要素稟賦是可以變化的,要素的變化必然導致產出結構變化,這就推動我們從供給側結構性層面上思考經濟問題。”
目前國有企業(yè)資產總額超過210萬億元,2019年總收入62萬億元,而利潤總額不到4萬億元。
國有企業(yè)的凈資產收益率(ROE)大部分時期比民營企業(yè)低約4個百分點。
未來,國有企業(yè)ROE 每提高1個百分點,年利潤總額可以增加約6,000億元。
據GIH預測,從現在到2040年,全球有94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其中中國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達28萬億美元,占全球需求的30%(vii)。
而中國城市群的崛起是未來1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我們預計到203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超過70%,屆時將有2億新增城市人口,形成10億城市總人口。
投資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智慧城市管理相關配套等基礎設施,是參與這一宏大經濟成長主題的極佳途徑。
今年5月,中國證監(jiān)會和發(fā)改委共同發(fā)文,正式推出基礎設施REITs,不僅豐富了儲蓄轉化為穩(wěn)定權益類投資的方式,也開辟了基礎設施項目退出的新途徑。
譬如,城市化進程中有人口凈流入的區(qū)域;消費升級背景下的中高端商業(yè)地產;城市群和都市圈發(fā)展模式帶動的以機場和高鐵站為核心的交通樞紐綜合體;人口老齡化趨勢下的養(yǎng)老地產;數字經濟時代現代物流倉儲、數據中心等新型地產板塊的投資機會。
厚樸在上述細分領域均有所布局。
多年來,我們與普洛斯、萬科等行業(yè)龍頭都有著持續(xù)而深入的合作。
就在6月12日,我們聯(lián)手新加坡房地產公司鵬瑞利置地Perennial Real Estate 的現有大股東豐益國際(Wilmar)創(chuàng)辦人郭孔豐先生和公司CEO潘錫源先生對鵬瑞利提出私有化要約。
鵬瑞利在中國成功開發(fā)運營了多個高鐵交通樞紐(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項目包括成都東站、西安北站、天津南站、昆明南站的高鐵上蓋綜合項目。
我們十分看重其突出的開發(fā)運營能力及所持優(yōu)質資產帶來的長期穩(wěn)定現金回報。
科技行業(yè)在中國產出中所占份額2017年時已與德國相當。
中國全社會研發(fā)支出在過去10年裡增加了三倍多, 2019年達2.17萬億元(約合 3,144 億美元)。
特別是在應用領域,中國的快速發(fā)展,很像20世紀90年代蒸蒸日上的美國互聯(lián)網行業(yè)。
如今,全球市值最大的30家互聯(lián)網企業(yè)中有7家在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數字經濟發(fā)展最快的經濟體。
隨著2019年中國5G商用元年的到來,數字經濟的發(fā)展空間進一步拓展,從面向消費者(需求端)向生產者(供應端)延伸。
高端制造、機器人生產、智慧駕駛等 2B 業(yè)務將迎來空前發(fā)展機遇;遠程醫(yī)療、數字貨幣等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高效的2C業(yè)務也會快速發(fā)展。
我們預計,中國經濟在今年觸底后,明年大概率會錄得9%以上強勁反彈,后年增速將回歸正常軌道。
中國通常以五年為期作經濟規(guī)劃。不過,在我印象里,曾有兩次經濟遭遇頓挫(20世紀60?年代初期、 90年代初期),用“三年小目標”的方式做恢復性安排。
這是當時陳云、姚依林等領導人很有智慧的戰(zhàn)略設計。考慮到今年經濟受疫情重創(chuàng),我們在投資決策中亦借鑒了上述思路,即將今年往后三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三年為期,不僅經濟生活元氣再振,疫情防控亦將得以穩(wěn)固。
如前文所言,我們預計中國2020?年至2022年GDP平均增速依然會在6%的水平。而經濟回暖之路不論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預測的“ V 型”,還是匯豐(HSBC)認為的“Nike swoosh(耐克勾)型”,當下都是布局這一反彈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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