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革命”、制度陷阱與中國要汲取的教訓！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今天傅高義教授一個和《環球時報》的訪談刷了屏90歲高齡的傅高義：很不幸，中美有發生軍事沖突的可能。
老教授畢生研究中國與東亞，致力于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看到這兩年Trump治下兩國關系急轉直下，心急如焚，實在忍不住出來說話了。
這篇訪談來得及時，大家也都看了，我只是摘取其中的一條點評。這與前兩天我想再展開寫一寫的內容正好呼應。
“傅高義：詹姆斯·法洛斯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給出了最全面的解釋。很顯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特朗普政府。
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前，前幾屆美國政府已經有比較完備的應對流行病計劃，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總體計劃。但特朗普沒有實施這些計劃，他甚至在一開始聽說新冠病毒時表現得這好像不是一件大事，導致很多反應滯后。特朗普政府顯然必須承擔最大責任。”
截至目前，美國確診人數380萬，病死破14萬，單日增加6.4萬。而這就是美國專家學者知識分子對美國問題的診斷：一切都歸于特朗普政府。
首先說明，美國所謂“比較完備”的應對流行病計劃完全是針對流感（flu）這種級別傳染性/危害性/致死性的傳染病的。美國有許多關于pandemic的紀錄片、專題片，每年各地都有很多演習，都是針對流感的。COVID-19超出了美國流行病應對計劃，實際上也超出了各國對呼吸道傳染病的傳統應對計劃。COVID-19是一個傳染性極強、病死率非常高的超強病毒。美國現有的流行病應對計劃完全不足以應對COVID-19。這個主題Anthony Fauci在過去幾個月曾多次提及，特別在疫情早期：美國的制度設計是不足以或無法應對COVID-19。Fauci只是在公共衛生和醫療體系角度來說的，沒有進行更廣泛的分析。
我一直關注美國左右新聞和媒體和評論。批評疫情應對的一般都是民主黨/Trump的反對派/自由派知識分子。幾個月下來，我沒有看到太多真正結合美國體制、社會、政治、文化及經濟對美國的COVID-19應對困境進行深度分析的文章或討論。
基本全部分析都將問題歸結于“政治領導力”（political leadership）——通常就是指總統、白宮和州長。然后大部分的分析又歸結到Trump一個人身上。
翻譯一下就是，美國的抗疫不力就是因為Trump。換一個人，美國就可以打敗COVID-19了。
我從最一開始就是從社會學角度開始分析的：美國如何用流感概念先入為主地理解COVID-19，并基于此影響了后續的應對行為。我后續寫了多篇文章，例如4月1日寫的《美國能像中國一樣封城和全面貫徹社交隔離么？美國例外論》
我認為依據美國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全面的強制的社交隔離，包括采用封城這樣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的。
未來幾個月，我不斷將這些分析再進一步拓展，引申到政治層面，前不久，集中寫了一篇《美國對抗COVID-19無力的13個原因及疫病的“社會建構”》
我總結了美國抗疫不力的十三個原因。
1、政治制度——聯邦/州/地方政府的分權體制
2、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分離的體制
3、巨大的種族和階層差異問題
4、美國將個人主義置于最高地位，甚至將其與社會/集體對立起來
5、美國對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的片面強調
6、“槍”的文化——拓荒精神、“堅忍不拔的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戰斗的民族”
7、“圣經”文化和反智主義
8、缺乏共識的多元化社會
9、美國政治和媒體在加強而非彌合社會的分裂
10、缺乏尊老的價值觀，不利對老人特殊保護
11、美國的家庭組織方式不利于COVID-19防疫
12、美國中低層“走鋼絲”的經濟存在
13、其他文化因素——對口罩的抵觸
實際上的原因肯定遠遠超出這十三個。但我要表達的意思是，美國抗疫不力是政治法律制度、社會、文化、經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白宮作為美國廣泛公權力擁有者中之一個（聯邦政府里的行政部門），只擁有非常有限的權力。
一個強制隔離、大規模封城、跨州人口限制都做不到，一個根據其個人隱私保護哲學，連健康碼都不可能推出的地方，一個為個人主義和反智主義所主導的龐雜社會，談何抗疫？這些因素不是更換一個總統就能解決得了的。我認為如果是奧巴馬、希拉里、拜登當總統，效果可能會好一些，譬如總統會帶頭出來宣傳口罩的重要性，但不能從根本上扭轉疫情。因為防疫抗疫靠的不是總統的游說或身體力行，而是靠全國自上而下統一步調協調運作的公共衛生防御體系。公權力要能夠全面、有效、一貫地推行政策（而不會出現各地方政府各自為政），也不能出現各級司法干預各級行政的問題。公民/社會則必須做好準備為了集體讓渡部分權利。所謂的“政治和公民權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肯定需要有所讓位。
美國的整套政治法律機制設計，就是為了阻止這些因素的。分權制衡是美國政治的核心。政治和公民權利是美國政治價值的基石。否定這些就等于否定美國的根本存在。
所以，把美國疫情的應對不力歸于“政治領導力”或Trump一個人，不是膚淺，就是避重就輕，看不到實質了。
我跟蹤了幾個月美國左右政治評論，確實看不到有深度的分析。壓倒性絕大多數的分析是非常具體、具象，指向個人的，鮮有人能夠跳出美國的政治體制，從第三只眼的角度進行分析。
Why? 我總結兩個原因：
一、美國人當局者迷，自認為美國體制天下第一。這是一種由衷的、堅定的信仰，是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們在認知上就不可能質疑、反對美國體制。既然美國體制是完美的，然后防疫抗疫又出了問題，那“排除法”告訴美國人，問題只能出在選舉政治家。然后再挑里面能量最大的，那就是Trump。然后還有佛羅里達州州長DeSantis。這就是美國絕大多數人反省的最深深度。
二、批評美國體制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是禁忌，因為它是反美的，“不愛國的”、“不美國的”（un-American），是在質疑美國根本的政治存在。所以美國體制存在的問題是“房間里的大象”，大家能看得見，但不敢說。我認為，大部分人看不到這個房間里的大象，因為已經徹底被美國體制完美所洗腦。只有少部分人能看到。這樣的人很可能是民主黨/自由派知識分子。這能覺察到真相的少部分人即便看到了也不能指出，因為指出也改變不了現狀，還會受到批評。不如就把彈藥都集中到Trump身上了事。
綜上，我們比較中美，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中國人的批判，習慣把問題歸結到體制上。“體制問題”。“唯體制論”。即便有人的問題，人的問題也始終來自于體制。“因為體制所以產生了這樣的人”，“因為體制不能約束和制衡專業的人”。反正歸根結底就是體制問題。
美國人的批判：是把問題歸結到具體政客身上。而不是體制，因為既然體制是完美或近乎完美的，那只可能是政客出了問題，具體政客這個人不好，能力不行。諸如此類。然后如果一個無能的政客不斷當選/連任——譬如Trump連任了——那就是選民問題。但此時，分析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在美國的政治價值觀里，每個人的政治價值平等，你不能去貶低選民，2016年希拉里在大選時貶損了Trump的支持者，就遭遇了極大的負面反彈，使得她付出了很大代價（甚至可能因此落敗）。再就只能批評媒體、競選資金和利益團體對政治的影響。但也就止于此，在限定的范圍內討論，不難再去深入分析——譬如說美國的選舉體制是否存在問題？——如果再去深入分析，涉及到美國民主與選舉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就進入雷區，成為政治不正確了。
由于存在選舉，就使得各方終有可能把自己的候選人推上政治舞臺，只要自己的人一上臺，就能在未來的數年內盡可能推動己方的政治議程，保護己方選民的利益。在這樣的環境下，美國人當然會避重就輕，不去探討體制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選舉上。
因此，美國政治完全是由短期驅動的，把長期問題看作確然，回避，只著力解決短期問題。即便有學者知識分子能夠提出大歷史大社會的長期分析，這種分析也只能局限在書齋和象牙塔里，一定遠離政治實務。
美國的”革命“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后的一周，民主黨初選候選人Bernie Sanders出版了自己的著作《Our Revolution（我們的革命）》。眾所眾知，2016年是Trump和希拉里的大戰。而Bernie Sanders作為民主黨內更激進、更左（被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候選人，在初選即被更主流的希拉里淘汰。但他在美國的民主黨“進步派”（包括許多年輕人）有很多的粉絲。在這本書里，他介紹了他的選舉理念和對各種議題的闡述和分析，包括貧富差距問題，種族關系問題，環境問題，醫療問題，媒體與利益集團綁架政治問題，性別收入差的問題、華爾街和大企業的問題。Sanders對美國問題的診斷和Trump是有交集的，只不過Sanders的關注人群更廣（例如少數族裔、弱勢群體、女性），而Trump更加狹隘。在類似的問題上，Trump對有限的選民提出了右翼解決方案，而Sanders對更廣泛的選民提出了左翼解決方案——因此也被“抹黑”為“社會主義者”。當然，整個Sanders選舉中，還有一個不可言說的疑問，就是一個紐約布魯克林出生的大都會猶太人精英究竟能否當選為美國總統？同樣的問題適用于Michael Bloomberg。對這個問題的答復目前看來是否定的。
但我想說的不是Sanders的議題或族裔，而是他的口號：
“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
“我們的革命”已經成為2016年Bernie Sanders競選發展出來的一個美國的左翼行動組織，還繼續在民主黨內及更廣泛地社會組織運動。
“我們的革命”的三個關鍵行動：
“Win on our issues”——在我們的議題上取得成功；
“Transform the Democratic Party”——改變民主黨；
“Elect progressives up and down the ballot”——“在各個層級的選舉中推選我們的進步分子。
我希望提示中國讀者的是，這就是美國目前最主流政治家提出的“革命”的概念——就是把自己的理念和議題進行廣泛宣傳，然后推舉自己的人進入美國政治，獲得選舉成功。
對中國政治話語比較熟悉的人應該知道“革命”和“改良”的區別。
革命就是推倒重來。推翻舊體制與舊秩序，建立新體制。革命往往是暴力的，強力的，強制的，不遵循現有體制的。對于馬克思來說，是階級斗爭，激烈的工運。對于列寧來說，是暴力的運動。對于毛澤東來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在中文乃至大部分文化社會的語境里，“革命”是更激烈的行為，革命是要求推翻現有體制的。遵循現有體制，在體制內、秩序內運作的，只能是改良（reform）。
但在美國不一樣。在美國，挑戰和推翻體制是禁忌，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體制是神圣、完美的，只有特定的人物有問題，只有特定的議題處理得不好，體制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一切的行動只能在體制允許的范疇內進行，路徑就是選舉——把成功的選舉，作為推動社會改變的起始點和基礎。
因此，在Bernie Sanders的政治口號和話語里，我們看到的不是激進革命和改造，而是對美國制度的完全順從。由于美國人如此全方位360度認可體制、順從體制，使得他們完全不可能去對體制提出實質性的批判和質疑，更無法采取行動。美國體制完全限定了他們運作的空間，激進者也只能高舉美國體制大旗，在劃定的范圍內作業，影響社會，推舉自己的選舉人。
過去幾周，因為George Floyd被警察虐殺事件導致無數美國不斷上街抗議。
但我們看到有任何抗議者對美國政治制度、體制、政府提出抗議么？會有人出來焚燒憲法么？焚燒美國國旗？會有人提出任何更具體具象的顛覆性舉措么？
沒有的。他們只能抗議一些“狀況”。所有的解決方案只能是選舉。
美國利用分權機制，可以把大多數社會矛盾分解到各個地方的政客身上，再通過選舉的可能性，把矛盾化解，人們抱怨的是具體的人，而非體制。人們總認為自己掌握權力，可以通過選票影響政治，并在這種冀望下生活。
最厲害的政治，就是讓你始終感覺擁有權力，始終對未來抱有希望，同時不改變任何現狀。
過去幾周，美國各地發生暴亂，國務卿Pompeo還可以出來傲嬌地說（并貶低中國）：我們的人有集會、表達、抗議的自由。
美國的體制似乎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即只要給予人們表達和抗議的自由，就可以自認為道德優越，然后為所欲為了。
“人們如果認為自己之前做過一些好事，那么就有可能容忍（甚至放縱）自己未來做一些不那么好（即不符合自己及公眾道德標準）的事。”
美國的制度情境是這樣的：只要允許人們表達，隨意的罵政府，就是給予人們“政治和公民權利了”。這個允許本身就是美國的制度優越，是目的而非手段。之后，政府啥也不用做：“虛心聽取，堅決不改”。幾十年來這么多種族沖突與暴亂的背后是——這種公民表達無法帶來實質的政治轉變。美國社會并沒有發生變化。忍無可忍的市民不得不在每每積累若干年后走上街頭。
美國的選舉制度帶來的是一種制度性的、國家性的“道德許可”：
——首先是賦予人們選舉權，給予人們一些名義上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讓人們感到自己擁有形式上的自由獲得道德上的自滿；
——然后政客和精英就可以訴說自己制度的偉大光榮正確和正當性。“我們允許黑人走上街頭呀，所以我們的制度先進”。“我們都讓奧巴馬當總統了，怎么可能歧視黑人呢？”
美國政治的第一階段，是把“表達問題的權利”直接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讓你表達了就可以了。
美國政治的第二階段，是把“表達問題的權利”作為“縱容惡”的合法性依據。我都讓你表達了，甚至我都讓黑人當總統了，你還叨叨什么啊？
可以看見，美國的分權和選舉體制已經構建了一個完美的“認知陷阱”——人們認為這個體制能夠無限對個體賦能，提供無限的潛力和可能性，可以改變一切。這個體制就好像一個黑洞一樣，把所有的能量全部吸收和消解——哪怕對現實不發生任何作用和改變。
我認為，美國體制是不會內爆的——不存在來自美國社會內部推翻和改變美國體制的力量。美國體制足夠強大，已經可以做到改變文字語義，把“革命”行動化解為在選舉體制內有限的改良。這個體制非常強大。
只有極巨大的外部壓力才可能改變美國社會。
中國正在給予美國這樣的壓力。一開始只是隱約地，看不清楚，現在伴隨中國崛起，就越來越明顯。
為什么美國不能批判自己的體制？
除了選舉政治能夠給個體“賦能”，讓個體獲得一些掌握和影響現實政治的虛幻感覺之外，也與體制對美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性相關。
如我前兩天撰寫文章《美國為什么讀不懂中國——從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到歐洲文明，到美國政治》所提到的，美國是一個超民族國家，融合不同種族、民族、文化、社會的人。把這些人維系在一起依靠的不是血緣、種族和文化，而是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對美國憲法的認可，對美國基本政治價值觀的認可。
政治價值和美國的體制，就是美國的“民族身份認同”（national identity）.
否定美國的體制，就等于否定美國的民族身份，就必然是反美的。
不同文明都有構建自己民族認同的基礎。
歐洲國家的民族認同基于種族（race）、血緣（blood）、土地（land），然后才是語言和文化對于歐洲民族來說，否定自己的種族、血緣、土地和語言，就是反對自己的民族性，是很難接受的。
中國具有超民族性，民族認同更多地基于文化、語言，只要能夠融入中華文明，就可以被接納。土地是其次，同時種族和血緣也都是因素。但總體來說，中國人的包容性很強，種族和血緣等因素相對更弱。對于中國人來說，否定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對中國疆界的認知，就是否定或不忠于中國。
對于美國來說，種族、血緣、土地、語言、文化、歷史都不是關鍵因素，只有政治體制才是。否定美國的體制，就等于否定美國“民族”，
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對自己的否定都是難以接受的，無論是歐洲、中國，還是美國。區別于歐洲和中國的只是，美國的民族性是構建在政治制度與價值的基礎上的。
什么情況下，一個社會/民族會對自己的民族性進行否定？
我以為，只有在跨民族、跨國的國際交流里遇到了重大挫折，才會產生這種自我否定。
只有遭遇了非常巨大的失敗，才可能有自我否定，甚至產生“自我仇恨”。
中國的民族性是構建在文化、文明基礎上的。過去一兩百年間，中國受到外族侵略和欺凌，全面落后挨打，遂對自己的制度、文化產生了質疑。這種自我懷疑和否定持續到今天。中國人傾向于在傳統文化上尋找自己的“劣根性”。
當中國經濟崛起，社會地位提高，人們又會變得更加自信，能夠更多的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及現代社會實踐中的優點。
美國也是一樣的。美國的民族性就是自己的體制和政治價值觀。除非美國體制遭遇重大挫折，被中國全面趕上、趕超，甚至在某次競爭或沖突中落敗，才會使美國人有醒悟的可能性。美國“四個自信”的基礎是美國在過去近一個世紀里的絕對主導地位。美國的強大使人們認為美國體制必然優越，基于此認定美國的國民性和民族性必然優越。美國防范和打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躍升為可以挑戰美國國力的強國，其實也是捍衛美國的國民優越性和民族性。
中國如果有一天崛起，把美國競爭下去，碾壓美國的制度，那就一定會使得美國的國民自信心受到打擊。
也只有那個時候，美國人才有可能對自己的制度模式進行更深刻的自省，才有可能摸索和實施一定的改良。
我認為美國政治/社會有極強的制度惰性，在短時間內主動進行自我調整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外力。
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會給美國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到一定時點，美國一定會被迫反思自己的體制，尋求更多的轉變及改良。這正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國面對日本崛起時工商業界所考慮的問題。所以，美國更加關注中國將只是時間問題。
伴隨中國的崛起強大，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就會越大。同時，美國也會經歷相對衰落，對全球的軟力量及政治影響力也會相對衰落。未來中國一定能夠提出一個挑戰、制衡、補充（用語并不重要）美國的模式，走出一條與西方不同的道路。
這條道路也將影響人類未來發展的進程，并可能為我們有生之年所看到。
最后，如果說美國有什么中國需要汲取的原則性的制度教訓，就是我們要時刻保持謙卑，千萬不能自滿和麻痹，要時刻看到自己的不足，尋求改良、改進，不斷升級和升維。“四個自信”固然非常重要，同時我們也需要中國式的低調、務實、謹慎、謙虛、中庸，萬萬不要美國盲目、自大、缺乏自省及有些粗俗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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