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透明外交(5)——美國第二劍
作者 :孫錫良 2021-02-12 21:24:31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中美之爭不同于美蘇之爭,中國比蘇聯更有韌性和戰斗力,一有賴于中國更深厚的文化支撐和更強烈的民族情感,再得益于中共領導力遠遠超過蘇共領導力。中國精英階層的美國化傾向又暫時緩沖了中美沖突的尖銳性,中美經濟的階段性共生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對抗裂度,為一些幻想者設計“中美共榮”提供了臨時性土壤。但是,不管有多少變化和煙幕,美國第二劍必須見血的結果是不容懷疑的,外交努力只能降低災難的破壞力,不能避免災難的發生。
★▉★八千字電報
1946年,杜魯門政府對蘇聯雖抱有一定成見,但整體上仍然視蘇聯為朋友,畢竟二戰成果需要雙方共同維護。在外交活動中,美國在蘇聯的外交活動多數表現為程序性,外交官們輕松自如,非軍事性政策甚至只流于形式。
不過,名不見經卷的喬治·凱南改變了這一走向,他從莫斯科向美國發回了超越常規的八千字電報,令白宮為之震驚。這一電報試圖從戰略上改變美國人對蘇聯的看法,它的理論定位是反共產主義,它的政策基礎是防止蘇聯模式在歐洲擴張,它的戰略目標是遏制和顛覆蘇聯。
如果說杜魯門曾經只是有過“冷戰”的些許靈感,那么,喬治·凱南就是他堅定冷戰戰略的第一推手,美國對蘇聯戰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八千字電報的基本假設,“馬歇爾計劃”能堅定執行,亦是基于八千字電報對歐洲的判斷。無論蘇聯發生何種變化,無論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何種變化,無論世界發生何種變化,美國對蘇聯的戰略決心從來都未改變過,即使戈爾巴喬夫頻送秋波,也未能讓美國放下屠龍劍。
蘇聯的崩潰,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可以認為是美國揮向戰略對手的第一劍,它的成功,不只是硬實力的表現,更是軟實力的彰顯,這把劍仍然高懸在今天的俄羅斯頭上,“讓俄羅斯再次巨變”仍然是它的未來任務。
★▉★結構性矛盾
我在前期的文章中專門討論過國家間關系的分類,其中就提到到過結構性矛盾,并且把這一矛盾再細分為長期結構性矛盾和中短期結構性矛盾。中美關系錯綜復雜,但總體格局是結構性矛盾為主,尤其是長期結構性矛盾表現最為突出。
海洋方向的結構性矛盾:中國是主權需要,美國是霸權需要。主權是歷史賦予的,霸權是力量衍生的。要解決這對矛盾無非兩種辦法:一是中國放棄合法主權;二是美國放棄霸權。用現實和長遠眼光看,這兩個辦法都行不通,中國若放棄主權,政府必然失去人民支持,美國若放棄霸權,也必然在美國掀起波瀾,“霸權”二字在美國民眾中已經有“天賦”的合理性。
臺灣問題的結構性矛盾:中國要求必須實現統一,美國希望永遠擁有不沉航母。過去,我們總是說依靠臺灣人民實現統一,總是說可以和平統一。現在看來,這兩個理想恐怕在多數人心中都失去了可信基礎。美國那邊,看似不愿意為臺灣付出重大犧牲,但誰也不能否認美國維護霸權的瘋狂決心。要解決這一對矛盾,關鍵在中國,它不同于海洋方向的主權爭議,決心和意志是解決矛盾的鑰匙。
經濟與金融:GDP第一的爭奪,貨幣主導權的爭奪。總量意義不同于均量意義,中國人口多,總量大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優于美國,但“總量第一”會成為心理關口,會給長期占據霸首的美國造成不可承受的心理壓力,圍繞著“經濟老大”的斗爭不可避免地會延伸到中美關系的各個領域。關于貨幣,考慮到歐元、英鎊、日元、澳元和加元的關系緊密性,人民幣顯然無法與美元抗衡,除非有“國際元”出現,在可見的二十年內甚至更長時間,人民幣完全無力撼動美元地位。不過,貨幣永遠是制造大國威脅論的基礎性借口,即使人民幣永遠都處于邊緣貨幣地位,也無法讓美國放松打壓,因為經濟與金融若雙向失守,就意味著美國霸權到頭。
★▉★目標與戰略
“八千字電報”可以認為是美國顛覆蘇聯的外交起點,它的最終目標是推翻蘇聯共產黨領導和肢解蘇聯,為實現目標而選擇的長期戰略是“和平演變”。中美關系早期類似于蘇美關系,但隨著冷戰格局的結束及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轉變,美國選擇了不同的路徑。1979年,美中建交,既是和平演變起點,也是反顏革斗爭起點。
美國目標:推翻執政黨和分步肢解中國。
鑒于中國的特殊性和強大戰斗力,美國為實現這兩大目標的戰略戰術有了新變化,特朗普是調整戰略的始作俑者,他把美國顛覆中國戰略由單一的“和平演變”更改為“和平演變與戰爭演變相結合”,美國對華外交關系從此走上不可逆的對抗道路。
從具體層面分析,美國執行了以下戰略:
宗教戰略。當今世界,已經不是政教合一的世界,在不少中國人心中,宗教甚至已經出現了邊緣化傾向。然而,實際并非如此,宗教仍然在人類世界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主導角色,奧巴上任初期,正值美國金融危機開始,他不是急于召集商界領袖集會,而是召集宗教領袖座談,他希望“一手拿著教義,一手舉著棍棒”的領袖們能夠承擔起領導世界的任務。
大家可以認真地觀察中國近十多年的宗教變化現實,一要看各類宗教信仰者量的變化,二要看西方國家利用宗教問題遏制中國的種種惡行。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的極限點時,質變就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宗教推動各類法案的形成,從長期來看,將讓中國在價值認同上陷入孤立。
撕裂戰略。具體講,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歷史撕裂,一種是文化撕裂。大家可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精英近幾十年來導演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軌跡:中國歷史否定的反面材料都被逐一樹為正面,歷史上被樹為正面的宣傳都被一一質疑。幾千年的歷史,無論是被質疑還是被否定,其引起的爭論毫無疑問也是顛覆性的。也正是在這種顛覆中,中國內部孕育著“國家倫理和政權合法性”的顛覆意識。制造歷史混亂和撕裂,從來都不是無緣無故,它的目標是“改變”。
我曾經講過一種觀點:中國即使有五千年文化,如果頂不住顛覆的力量,它必將以一日千年的速度被西方文化吞食。這決不是危言聳聽,大家不妨回看一下近四十年的中國文化演變,有兩類文化最被西方認同:一是丑化中國人的作品最易獲獎;二是丑化中國形象的人最易被西方擁抱。“丑化自己”成為文化引領者的美德,“丑化自己”被畸形地等同于文化反省和文化創新,“讓美的丑化,讓丑的美化”構成了中國文化藝術界的最亮麗風景線,由這個圈子搭建的所謂文化自信,其本質是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虐,最終讓中國出現文化自殘的局面。公眾說淺淺的詩很丑陋,但文化圈子里的精英認定了它代表美,誰也不可能撼動筆桿子們。
模糊戰略。冷戰時期,是制度清晰的斗爭期,資就是資,社就是社。冷戰結束以后,整個世界開始走向模糊期,或者說走向融入西方的漸變期。我跟某校馬哲院的老師討論初心問題時,她告訴我:社姓初心就是讓人民群眾過上越來越好的生活。然后,我就反問她:有哪種初心是讓人民群眾過上越來越差的生活嗎?接著,她又對我講:有些國家,人民群眾的生活就不如意,甚至還出現倒退。我又回她:進步快慢,是能力問題,不是初心問題,不能混淆。馬哲老師為何也出現這樣的模糊思維?當然是國際思潮和國內思潮的合力引導結果,為了適應社會,絕大多數人必然走向制度模糊,制度模糊久了,便是政黨模糊,政黨模糊久了,便是變色成功。
對抗戰略。一提到對抗,大家很自然地會想到中美對抗或者其它的國家間對抗。但在中美熱戰過程中,制造國內對抗也是斗爭焦點。左右對抗是否能代表中國國內對抗的全部?不能。當資本成為決定性力量之后,對抗已經呈現多元化傾向,左右對抗是意識形態的對抗,嚴重的兩極分化制造了無數成對矛盾間的對抗,這些“對抗”現在正被精英們解讀為“改革動力”,其內在動機是制造更大的兩極分化和更深的矛盾裂痕,一旦機會成熟,便會在較小的作用力下出現脆性崩裂。
★▉★兩條道之爭
2009年,中國給中美關系的定位是“坐同一條船”,在制定政策時,必須保證與美國共克時艱。2011年,美國漸趨復收,奧巴馬把美國金融危機的責任推向中國,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這給了我們一個什么樣的答案?中美正走在兩條道,不在一條道。特朗普的上臺,更加清晰地確認了路徑,讓兩道完全合歸的夢想破滅。
然而,在國內精英階層,兩條道走向歸一仍然是最有前途的夢想,“佐立克模式”和“淡馬錫模式”都是改造中國經濟結構的理想模式,混改也好,供給側改革也好,兩個循環也好,都是奔著東西方融合這么一個設想前進的政策組合。中國教育和人才培養模式的美國化,既為中國跟上時代進步提供了資源,又為中國不可逆地航向奠定了基礎,精英圈的美國化決定了金字塔各層的色調。
既然精英決定方向,為何還有兩條路徑的分歧爭論?這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金字塔底端人群的龐大數字,這部分人雖然沒有主導權,但他們能決定金字塔的穩定性;二是法理上的正義性,只要不從法律上摳掉原來的表述,原來的路還是可成為理想主義者的堅持之路。
結果是最好的教育材料,中美之爭,須一步步的結果驗證,每出一個新結果,就能驗證出一個新結論,當越來越多的新結果出現時,兩條道上的兩國人便能看得更清楚。回首近四十多年的中國,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清晰的結果:八十年代的無限自由化,新的洋貨運動開啟,時代末的一聲驚雷刺醒了各個階層,大爭論從此不斷;九十年代的蘇聯斷裂給了中國一個思考的契機,但并沒有改變洋貨運動的節奏,經濟上靠攏的目標越來越接近;接著的二十年,迎來了“經濟上試圖同床,理想上必然異夢”的破裂期。
結構性矛盾決定了中美之間的不可調和,即使中國全盤照搬美式制度也無濟于事。
★▉★熱戰必然性
美蘇冷戰,決定了蘇聯崩潰的結果,為什么中美之間的對抗一定會走向熱戰?要回答后面的問題,必須重新判斷美蘇對抗,應該講,讓蘇聯崩潰僅僅只是美國成功的第一步,美國對俄國的劍并沒有收回,美俄之間仍將會爆發熱戰,目標不僅是制度解體,而是俄國進一步裂解。
中美之間的熱戰到底包含哪些方面?是不是只有炮火戰爭?
顯然不是,熱戰,并不是炮火戰爭的代名詞,炮火戰爭是終點戰,中間過程則是一切領域戰爭的組合體。對中美熱戰進行細分,大概可包括以下內容:一是“美+歐盟+日韓澳印加英”對中國經濟的圍攻;二是海上圍剿與戰爭;以周邊國家為陣地的陸路圍剿與戰爭。
支持熱戰理論的歷史支撐是:自古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強大帝國是和平裂解的。
支持熱戰理論的科學規律是:自古至今,沒有一樣先進武器不是通過戰爭來實現更替和跨越的。
支持熱戰理論的哲學原理是:人類社會矛盾量變與質變原理中的“質變點”必然包含戰爭這個選項。
拜登說:“中美之間可能存在激烈競爭,而不是對抗。”
比起特朗普時代,這并不是更輕松的表述,“激烈競爭”是什么意思?坦白點講,不就是對抗嗎?美國禁華為,西方全部跟隨禁華為,這不是戰爭是什么?拜登時代,進一步強調了對抗中國科技企業的延續性和必要性,戰爭都將持續。
★▉★成敗誰定?
有戰爭,就有勝負,而勝負的決定性因素既有物的因素,又有人的因素,歸根結底又都是人的因素。推測中美幾十甚至上百年的長期熱戰勝負規律,必須深刻認識和分析雙方的底盤。
中國的競爭紅利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人口紅利,這是中國前幾十年積累的紅利,也是中國未來的長期紅利,包含總量紅利、教育素質紅利、科研人才紅利和國際交流紅利;二是國防紅利,中國目前能夠給美方以適度或相當威懾力的軍事依賴沒有一項不是起源于新中國初始幾十年,它避免了一般工業受制于人的可怕后果。
美國的競爭紅利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教育與科研紅利,它的影響具有全球性,也是“美國中心論”的有力支撐;二是國防紅利,一方面,它可以維護美國霸權的自信,另一方面,它還可以成為部分國家依賴它主持公道的依靠;三是盟友紅利,美國的霸權清晰而又明確,但沒有因此成為失道寡助者,它的盟友仍然相當廣泛,這不是正義主導世界的證明,恰恰相反,它表明人類仍然處于弱肉強食的時代,強權即公理,而非正義即公理。
中國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兩條道上精英與平民的爭論可能演變成兩個方向的內部沖突;以援助為單向追求的亞非拉盟友關系正逐步走向為非敵非友的普通關系,沒有盟友的大混戰很難勝利;和平努力可能就是戰爭導火索,宋亡、明亡和清亡,都是極端追求和平的結果。
美國面臨的問題主要有:美國沒有能力再來一次“馬歇爾計劃”,美歐經濟同質性強,因而存在同盟內部的斗爭性;美國主持所謂國際正義的實力已經大不如前,甚至可能有力不從心的無奈感;美國國內的矛盾激化速度也在加快,革它國命與革自己命的力量都在集聚過程中。
削弱對方紅利,強化對方問題,即是決定雙方勝負的關鍵所在。
在中國這邊,最危險的思想是“經濟決定論”,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只要經濟上升到第一位,其它所有問題都盡在掌握中,經濟可以統治世界,經濟可以拉上朋友。
不妨跟大家講點歷史,甲午戰爭前,單廣州海關一年的關稅就可以建一支北洋海軍,只是滿清政府糜費太多。而日本全國關稅總和還不及廣州海關關稅,日本發動戰爭的所有費用全靠發行國債籌集,越打越困難,最后出現過日軍只剩三天口糧的局面,靠在遼東半島搶掠維持,但日本仍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1895年,在簽訂《馬關條約》之后,日本國會和內閣對這場戰爭做了一個簡單總結:我國與中國之戰爭,雖國力不足、軍備未全,竟能奏凱旋之功,并獲得世界強國之名,為復興帝國之榮光,仍必須迅速擴張軍備,刷新外政。日本不是贏在經濟,也不是贏在什么明治維新,是贏在堅強的意志和必勝的決心。中國賠償給日本的二億兩白銀相當于日本前二十年的軍費開支,戰爭巨額利潤為日本開創軍國主義新時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人對中美熱戰的勝負關系只有非常簡單的判斷:誰能堅定自己的戰略誰勝,誰要模糊自己的戰略誰敗;正義可能最終會戰勝邪惡,等待正義出現的過程會讓等待者付出慘重代價;并不是越富有國家的人民越怕死,而是越懦弱國家的人越怕死;美國第二劍一定會出結果,對手之劍是開刃的時候了。
寫于2021年2月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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