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秩序下,發展中國家真的在劫難逃么?
作者:劉夢龍
發展是二十世紀末的主題,特別對中國人來說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史詩。然而,當我們站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不妨環顧四周,就會發現,世界遠非如此美好。北非,中東,南美,大量的后發國家曾經高歌猛進,然而如今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未能實現他們的發展意圖。
一個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是什么樣的,只要去一趟東南亞就會發現,即使在越南這樣被認為發展勢頭良好的國家里,普遍性的腐敗從夾在入境護照上的小費開始。北非過去曾經有過繁榮的紡織業,如今只剩下至今未能平息的阿拉伯之春的動蕩。類似的例子還有孟加拉,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服裝出口國,而墨西哥制造業依靠美國曾經有過一段好日子,但只要看看每年大洪水造成的驚人傷亡和漫長的毒販戰爭,顯然不會有人認為孟加拉或者墨西哥是一個足夠成功的國家。

混亂的街頭戰爭、更迭如旋轉木馬、不定時破產的政府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常態,通過出賣國民血汗與寶貴資源得來的巨大利益,誰也說不清到底花在了哪里。即使那些發展最好的南美國家,也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廣泛的腐敗與道德下滑,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富分化和社會分裂,就像滴滴作響的定時炸彈,在嚴重威脅著這些國家的穩定。
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是從封閉走向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秩序,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過程。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汰舊換新的過程,當舊的基礎被削弱,新的力量尚弱小的時候,危險就將出現。而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就像是從原來封閉的港灣,航向大海,也更容易受到世界經濟動蕩的影響,成為掠食者的目標。
事實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就像一臺一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一邊更換零件的老爺車,就這么在高速發展中四分五裂了。
農業路徑
我們不妨農業開始談起。農業和農村構成了大部分后發國家的主體,而無論走人力密集型還是資源出口型的發展道路,農業也是發展過程中首當其中的一部分。
首先是農業和農村的解體。傳統農業和畜牧業所生產的農產品是無力承受工業化與城鎮化帶來的糧食消費增長的,而把大量的人口從農業與農村解放出來,同樣是發展的第一步。實際上,對大部分國家來說,與其占用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不如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廉價的糧食來的劃算。
除非進行國內糧食補貼或者嚴格的產業壁壘,比如中國的糧食收購價有時超過進口糧價一倍,或者像日韓一樣銷售高價國產農產品,大多數國家的農牧業生產必然要在廉價外國農產品的沖擊下垮臺。
而即使農業稟賦好的國家,也不可避免的要面臨著集約化農業取代傳統農業的局面。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和隨之而來的糧價下跌,導致農民破產,一部分淪為佃農,大部分流向城市。通過金融手段和貿易壟斷,真正的底層農民實際上無法從農業升級中獲利。即使是美國,日韓這樣的國家,中小農場主被大公司和銀行壓榨,疲于奔命也是一種常態。
而在那些欠發達國家,分散的農民作為最弱勢的群體,在發展過程中的境遇,比起過去的生活水平,往往是倒退的。無論是本國權貴,還是外來的農業資本,羊會吃人,田地也會吃人。正常情況下,這些農村人口會流入城鎮,進入第二,第三產業,從而促進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
但實際的情況并沒有那么美好。對大部分國家來說,農業解體導致的人口流出,其速度是超過工業增長所能提供崗位的。新生的,脆弱的,依靠初級出口的工業,顯然不像傳統的農業那樣能吸附足夠的人口。這一點我們很容易就能在發展中國家,比如墨西哥,巴西或者菲律賓,印度的巨大城市貧民窟里看到。大量的青壯年人口擁擠到城市,城市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崗位,他們又不能回到農村,由此成為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其實,對大部分中小國家來說,本國農業的垮臺或者國際化,都意味著把他們的糧食安全交給國際市場的過程。大部分時候,國家糧食是足額且廉價的,但國際糧食貿易是高度壟斷的。全世界每年生產近27億噸糧食,其中近一半是中美兩國生產的(12億左右),包括俄,印,加拿大,巴西等幾個主要產糧國生產了全球八成以上的糧食。這使得西方的大糧商可以輕易操縱國家糧食貿易,從而實現對中小國家的掌控。
只有那些最發達的國家才能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訂單農業并有能力確保這些糧食能運回國內。實際上,我們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大部分親美國家很快都會在糧食領域變得依賴美國。那些擁有相當農業產能的國家,在經歷了農業產權的巨大變革后,并不能保障田地里的莊稼屬于自己。一邊是國際大糧商運走豐收的糧食,一邊是本國國民處于饑荒的邊緣,這種荒謬的景象實際上在很多訂單農業的出口國并不罕見。

資源路徑
后發國家追趕的道路不外乎兩條,資源出口型或者人力密集型。我們先來談談資源出口型國家的問題。實際上我們很少看到資源型出口國家有成功轉型的例子,倒是反例比比皆是。
后發國家往往不具備開發自己資源的能力,所以和外國進行合作是必然的。但后發國家長期處于產業鏈的下游,其結果往往是被動的。通過出賣資源獲得的利益被有背景的與本國權貴勾結的外國投資商賺走了,而污染卻留給了國內。類似的情形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在我們的鄰居外蒙古或非洲的那些資源型國家看到。

而處于產業鏈的下游,更重要的是不掌握技術和定價權。實際上很多資源出口國往往面臨著低價出口資源,在發達國家進行精加工后,再高價進口的問題。這一點,中國人在稀土進出口上曾經就有過切膚之痛。
那么,資源出口國能不能臥薪嘗膽,解決處于產業鏈下游,仰人鼻息的問題呢?答案是很難。產業升級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甚至大部分資源出口型國家都沒有辦法靠本國來維持本國的資源生產。
比如中東,大部分中東石油國家都依賴外國技術人員來維護本國的石油工業,更不用說技術升級和核心技術維護了。一方面國際貿易掌握在發達國家的大企業手里,大部分后發國家沒辦法掌握定價權,一方面在發展的過程中,發達國家本身就容易在資源型國家中形成國中之國的局面。
實際上,當代的大部分資源出口型國家,都受制于有大國背景的國際貿易巨頭。這些國家既不掌握技術,也不能掌握本國資源的出口,根本談不上資源的主人,而只是單純的提供了場地而已。
還有一些國家的問題,比如委內瑞拉則根本無力開發本國的資源,委內瑞拉的原油主要是重油,世界上除了中美俄幾乎都沒有能力進行煉化,本國也不具備攻堅的能力,一旦和美國交惡,自然容易被產業封鎖。
加工業路徑
目前為止,少數實現后發國家追趕的成功例子都發生在加工業領域。通過初級加工業起家,最終實現產業升級。比如韓國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而墨西哥也常被認為是一個有希望的例子。不過,我們在這里不妨先看一些失敗的例子,比如北非。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索是北非曾經發達的紡織業全軍覆沒。當然,這是中國這只工業巨獸不經意間碾壓帶來的,但并不能把一切都歸罪于此中國。

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的早期工業來自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代工。利用廉價的人力成本,特殊的區位優勢,發展出比較優勢產業,是二戰后很多國家選擇的道路。但大多數國家始終無法實現產業升級,一旦遭遇市場變動和外來競爭,就一死一大片,迅速面臨淘汰。
工業的發展不是一個和社會隔絕的過程,不是一個可以單一門類獨立發展的事情。就像北非,傳統的墨西哥制造業,它們有能力承接歐洲和北美的初級制造業,但他們缺少產業升級的能力。許多資源出口導向的國家長期就停滯在資源的初加工上,遲遲不能獲得深加工的能力。一整套完整的化工體系,大多數國家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足夠的人員來運轉,即使花巨資建立的現代化企業也往往要依靠外國人來維護和管理。
相比之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的制造業為什么是壓路機的一樣的巨獸,不是因為勞動力廉價,是因為中國能提供從原材料開發,加工到生產設備制造,升級的全套產業鏈,并能源源不絕培訓充足的研發和技術人員。這其實很好解釋了一個問題,伴隨中國崛起,還有傳統工業中心的去工業化,加工業表現出向東亞集中的趨勢。比如韓國,韓國幾乎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當代最成功的后發國家,但它的工業也嚴重依靠中國進口零部件來維持。

和農業一樣,對后發國家來說,工業的發展也是一個投名狀的過程。比如墨西哥雖然在傳統制造業上受到巨大沖擊,但近些年來承接了美國不少高科技技術轉移。但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墨西哥制造業的主要收益都被美國人拿走了,而美國對改變墨西哥社會的其他部分并不感興趣。
相應的,這些國家的內部市場遠沒有發育到可以支撐自身工業發展的程度。它們的產業結構高度依賴外部,主要利潤也不停留在國內,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脆弱工業更經不起國際市場的動蕩,必然要周期性的隨發達國家經濟危機而發生社會動蕩。
而要命的是,發達國家有能力撐過或者轉嫁經濟危機,而后發國家一旦發生社會動蕩,辛苦發展起來的工業就毀于一旦了。這種周期性的毀滅使得極少有國家能支撐過工業的生長階段。
發展的危險性
所以,無論通過哪種路徑,實際上后發國家在現有國際秩序下都很難真正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尤其是后發國家往往在國家金融安全上是弱不禁風,往往依附于外國。東南亞金融危機就顯示了發展中國家在面對國際資本掠奪時的軟弱無力。這就難免使他們淪為替人打工的糧倉,礦場和取款機。而于此同時,在發展過程中,政治上的危險和代價卻是不可避免。

毫無疑問,傳統的,依附于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不可避免的要帶來主權的損害,民族自信心的打擊,和政府權威、這就像駕馭船只行駛在布滿礁石的激流險灘上,沒有了不起的舵手是做不到的。大多數國家,在發展順利時,為了壓抑社會矛盾,選擇了收買式的政策。分贓式的統治往往是那些后發國家常見的,這必然引發大規模腐敗。只有最明智的統治集團,才能把有限的積累都投入到合理的發展建設中去。這也是為什么,那些發展比較好的國家,比如越南,韓國,都有一個目光長遠的集權式中央政權。
當然,僅此是不夠的,發展是危險的,這種危險來自地方發展的速度超過中央,來自長期積累的歷史矛盾在發展的失衡中爆發,來自由于外國干涉與利誘,中央政府不但不敢對各種潛在的分裂進行鎮壓,反而統治集團往往會內部分裂。
資源型國家是最容易分裂的,形成國中之國的。一方面是資源型國家本來就容易出現有資源的地區不滿于供養沒有資源的地區,挾洋自重的情況。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也喜歡扶持小地區分裂,減少了不必要的額外投資,也使當地只能更加的依靠他們。這種情形廣泛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通過扶植不同代理人相互競爭,大規模的滲透教育界,宣傳界,從而掌握一國的輿論話語權,是很多發達控制發展中國家的一貫伎倆,這能有效的降低他們管理的成本。

當然,動蕩和分裂不能都歸咎于發達國家的陰謀,我們應該承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本身在發展過程中有各種各樣的地方矛盾,越是落后的地區越是如此。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東和非洲,那些由西方人通過畫地圖來建立的國家。而這些都很容易隨著發展導致的地域失衡,族群矛盾先后爆發出來,而大部分國家的管理能力并不足以駕馭這種矛盾。
于此同時,我們恐怕也要承認這一點,大多數后發國家沒有足夠的能力應付發展過程中陡然加劇的社會管理難度。
幾乎所有人都會注意到,發展過程中,社會道德呈現了一種U型線的狀態,在一代人的時間里,道德水平快速下降,各種貪污腐化,地域歧視高發,而要到國家發展逐步進入正軌,這種情形才會慢慢消除。
這種情形很容易理解,在發展初期,只有那些最有背景,或者最大膽,最不守規矩的人,才能抓住機遇,這導致了權力的腐化和社會上的弱肉強食。尤其是很容易看到和國外生活的巨大差距的情況下,不能不讓人們想盡一切辦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打破道德也在所不惜。
無論是大規模貧民窟的存在,還是城鄉的分裂,這些都促使了后發國家治安的下降和社會道德的下滑。一旦城鎮化的發展超出了政府的管理能力,經濟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發國家的失控。使得后發國家要么長期陷入街頭戰爭,或者在政客的扯皮中,集中的權力粉碎成幾百塊,落到崛起的新貴手上,從而通過鄉賢來維持間接統治。

這樣的一個社會階段,中國人應該是不陌生的,但大部分后發國家都沒有能力挺過這樣的一個野蠻生長的階段,只能長期在其中輪回掙扎。國際經濟好轉時,發達國家留給他們的殘渣更多些,就更有秩序些,發達國家一旦出現經濟問題,那么他們就首當其沖,陷入崩潰的境地。
中等收入陷阱
同樣,困擾大多數后發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質是什么?本質是在西方國家的秩序里,他們沒有生態位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大部分國家之內長期保持依附的地方,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出賣了相當一部分國家主權。這樣,他們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為西方主要國家管理好資產的角色,而這種先天性的政治缺陷使得他們在內政合法性并不高。
同樣,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既沒有辦法實現產業升級,也沒辦法平衡地區利益,更沒有辦法處理好隨發展到來的意識形態解體。
無疑,如果不能擺脫西方制定的游戲規則,打破當代這種有限的幾個列強吸食全世界資源的畸形國際秩序,那么后發國家是難以實現發展的。中國的崛起,對打破這種長久以來的不公,顯然是提供了一條的全新的道路。

雖然,我們可以肯定中國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因為中國龐大的體量級和完整的工業化體系是必然要突破生態位限制的。但回過頭來,我們不妨看到,我們是不是完全避開了后發國家遭遇的發展陷阱呢?未必是這樣。我們固然贏得了破局的勝利,但我們也一樣付出了代價。
固然,中國擁有舉世無雙的行政管理能力,龐大的保障就業能力和穩定的國內消費市場,使我們不用擔心治安的混亂,沒有大規模貧民窟的存在,但也面臨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還有廣泛的道德與意識形態分裂。
更嚴重的是,在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建設者,為發展做出了貢獻的人民,卻沒有辦法很好的分享發展的果實。過去為了發展所作的妥協退讓,不免成為日后發展的障礙。從996到離職時倒欠公司,當代的勞動者面對勞動權益的被侵犯,卻不知道該由誰維護。收入分配和社會資源的不公平,使辛苦的建設者得不到應有的社會尊重,勞動得不到合理的報償,使年輕人對奮斗的價值,未來的前途感到躊躇不安。
我們剛剛實現了全面脫貧的偉大事業,但我們距離實現平衡發展,共同富裕,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還有很大的距離。從這個角度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探索也才邁出了萬里長征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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