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界:“棉花事件”過后,中美博弈迎來質變?
作者 :一界 2021-04-08 16:38:24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楊潔篪
“頂住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戰爭威脅,證明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
——江澤民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毛澤東
新疆的棉花又一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以人權為借口,擅自干預他國主權,是西方的管用伎倆。我們不能被“一葉障目”,而應該透過現象看清事物的本質。
中國此次抵制外國時尚產品的浪潮實際上是對在美國占據統治地位的金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抗議——其控制的跨國公司像貪婪的螞蝗一樣吸干了世界人民的鮮血。棉花的背后,是中美兩國的生死對抗。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科爾圖諾夫指出,不同于冷戰是兩個集團的相互對抗,中美對抗是中國與美國兩個國家的直接對抗,所以雙方在博弈中會比冷戰更果決。
在過去,中國的綜合國力較之美國差距較大,所以盡管2018年中國與美國開始全方位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雙方的沖突始終是在單元互動層面的,難以產生結構性影響。莫斯科大學政治系主任尼科諾夫認為,疫情時代后國際格局“東升西降”,中美綜合國力差距已經拉近。中國國力仍處劣勢,但是美國國力漸衰已是不爭的事實。
實際上,大國博弈比的并不是誰能打敗誰,而比的是誰先內部崩潰。武林高手過招只在一剎那,決戰前往往是長期殺氣騰騰的對峙,誰先露出破綻,誰就會被見血封喉。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借科林斯城邦外交官之口指出,雅典與斯巴達兩大強國誰能笑到最后,取決于誰能妥善處理城邦內和本聯盟內的矛盾。肯尼思·華爾茲于上世紀70年代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預言,美蘇爭霸必將由于一國內部率先崩潰而結束,美國前總統里根也持同樣看法。
新冠疫情后,世界進入大動蕩、大變革、大發展的新時期。要明白這一定義并具體地對三個“新”進行解釋,需要用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和毛澤東的認識論與矛盾論。總而言之,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已經不是那個美國一家獨大的世界了。
01
大動蕩
“大動蕩”的“新”指的是國際社會在結構層面產生了新的矛盾,矛盾的交織、變化、運動扭曲了國際社會原有的形態,使其的基本狀態和發展趨勢被改變。
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事物內因的矛盾比外因的更重要。上層建筑由經濟基礎所決定,而國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故此,當今世界最根本的矛盾應當是經濟層面的,這要求我們進行2020年后世界范圍內的階級分析。
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根本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此處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定義已經發生了劇變,與數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簡單來說,這里的無產階級指制造業(實體經濟),資產階級指金融業(虛擬經濟)。無產階級不再指工人,而是指一個擴大了的統一戰線,包含了一切被壓迫的“饑寒交迫”的人民。從產業鏈下游的工人和自耕農到上游的制造業企業主,都是這一統一戰線的成員。隨著新經濟形態的發展,從事智力導向的、在第三產業(服務業)和第四產業(體驗型經濟)從業的城市中產階級成為了這一戰線的主力。
資產階級指以美國為首的金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對帝國主義下了定義,指工業和銀行業的壟斷聯合體。列寧認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后技術創新對金融資本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大金融企業與大工業企業組建了聯合體,實現對市場的壟斷。
之所以將2020年后的帝國主義定義為金融帝國主義,是為了強調“金融”二字在當前國際社會權力結構中的重要地位。當前,相較于傳統制造業,金融業更大程度上主導著世界經濟秩序,對國際政治格局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國以美元為工具實現全球的霸權支配,以金融資本扼住國際經濟秩序的咽喉。
經濟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消亡論”的錯誤觀點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煙消云散。我們在討論階級矛盾時,一定要站在民族國家的敘事角度,否則就會重蹈新托洛茨基派的錯誤。美國是獨霸資本優勢地位的金融帝國主義的利益代言人,中國則是長期以來居于資本鏈條下游的“無產階級者”的集合。兩國的矛盾實際上是兩大對立階級的矛盾。
美國利用強大的武裝力量捍衛著自己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憑借美元在國際結算中不可撼動的地位建立了基于貨幣的全球金融霸權,以量化寬松的方式轉嫁經濟矛盾。中國是“世界工廠”,有著大量的制造業從業者,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國際政治經濟話語權的缺失,我們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間里,被迫接受不平等的游戲規則。
吉馬良斯在《巨人時代的巴西挑戰》一書中寫道,在外圍現實主義的指導下,面臨美國的金融霸權,小國只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是甘心主動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按照要素稟賦論的指導出口自己的比較優勢產品,這些產品往往是沒有什么經濟附加值的低級原料型產品,選擇這條道路的國家的經濟能夠勉強維持。第二條是秉持發展主義,通過發展教育和科技進行工業化,培育自己在產業鏈中上游的比較優勢,但是一定要服務于西方主導的全球分工,不能挑戰西方霸權。
本錢少的小國會選第一條路,底子較厚的小國會選第二條路。那有沒有辦法,能站著把錢賺了呢?
1988年,鄧小平明確提出建立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其內涵是結束霸權主義,實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如今,這一倡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更加凸顯其前瞻性與正確性。
新冠肺炎進一步撕裂了世界,加速了貧富分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景象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在同樣的病毒面前,人的生命卻難以做到同樣的平等。隨著“黑命貴”等一系列人權運動的開展,就連美國內部的被統治階級也開始了覺醒——當然,西方被統治階級的福利來源其實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新冠肺炎使現階段的根本矛盾直接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帝國主義謀取利益的工具。且不說跨國公司的內部轉移支付會逃掉多少關稅,通過金融滲透,世界頂級財團控制了全球產業鏈。
2018年夏季的中美金融戰中,以高盛、景順等為首的美國投行妄圖以國際游資做空港股以打擊人民幣,其屬下的小嘍啰如日本野村財團等也迅速跟進,中國為了保衛香港股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民幣匯率一度破7,這就是跨國公司的惡行之一。
02
大變革
“大變革”指的是國際社會的發展已即將到達由量變引發質變的臨界點,與此同時,新的量變也逐漸出現。我們剛剛提到,在階級分析法的視角下,世界主要矛盾是制造業無產階級同金融業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是社會主義與金融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新冠疫情改變了矛盾雙方的力量對比,質變即將到來。
矛盾變革的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衰落。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金融帝國主義激化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矛盾。COVID-19病毒是自然界對金融帝國主義統治階級違背自然規律的懲罰,卻被轉嫁到廣大無產階級頭上。世界人民開始覺醒,檢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優劣的時候到了。
1991年蘇東劇變后世界進入美國獨霸階段,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是美國金融霸權的重要實現之一。2008年金融危機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開端,也是世界進入大動蕩、大變革、大發展的新時期的預備階段。
金融危機并未被消除,美聯儲采取量化寬松的方式人為制造美元通貨膨脹,將美國的經濟損失轉嫁到用美元進行結算的國際市場。早在2018年,巴西、土耳其等國的貨幣就由于美元編織而產生動蕩,2008年被延遲的金融危機必然爆發。2020年,新冠肺炎導致的經濟停擺讓金融危機如約而至,美股數次熔斷,經濟進入凜冬。
反觀中國,可謂是風景這邊獨好。新冠疫情檢驗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自1945年以來再次迎來了高潮。黨的領導是中國抗疫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對工農兵商學、東西南北中的全面領導使得跨區域、跨領域橫向和縱向的醫療資源配置達到了最優,兼顧了抗擊疫情的經濟性與實用性。
社會主義公有制醫療制度體系是重要制度保障,從抗疫伊始的資源分配到抗疫結束的疫苗注射,老百姓都不用擔心沒錢看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抗疫的精神支柱之一,中醫也在防治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疫情攻堅戰不僅打跑了新冠病毒,還打出了中國人的制度自信和民族自信,打倒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世界霸權。
中國的復興和美國的衰落是歷史必然趨勢,是由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社會發展規律決定的,新冠疫情只不過是加速了這一趨勢的發展。美國影響力的下降和衰落是社會主義中國在民族復興道理上前進的良機。若是把握好中美之間力量對比變化的節奏,修昔底德陷阱或將可以避免。
不過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因為美國的政治與經濟相對獨立,兩者中的一者如果失控,可以用另一者掩蓋矛盾。
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青年在馬爾庫塞“白左”思想的影響下發起了嬉皮士運動,黑人平權運動和越南戰爭引發的反戰主義思潮也在同一時間爆發。《1968》一書認為美國的社會撕裂在這一階段是“前無古人”的,但是美國社會并沒有崩潰,因為這一段時間正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GDP的泡沫是社會各社群矛盾的粘合劑。
為什么中美沖突會從貿易戰開始呢?資本主義的衰落,受到直接沖擊的不是政客,而是資本家。列寧將帝國主義稱為垂死的資本主義,那么金融帝國主義由此已是半截入土了,西方企業是首先被震蕩波及的。
2020年底瑞典突然對華為頒布禁令,其原因在于瑞典本國的電信巨頭愛立信在5G領域被華為彎道超車。愛立信若是被華為搶占市場份額,其盈利額下降勢必影響瑞典銀行家對愛立信的資本投資收益,瑞典金融機構的剝削能力也會隨之降低,其引以為豪的福利國家制度將被華為穿著格子衫喝著快樂水的程序員們動搖。
為什么要對中國的棉花下手呢?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野口悠紀雄在《制造業毀滅日本》一書中寫道,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與原材料供應息息相關,許多發達國家自身就是原材料出口大國(比如農產品之于美國,鋼鐵之于日本,鐵礦石之于澳大利亞),而進口原料的來源和數量是衡量貿易順差或逆差數額的重要指標。
西方抵制新疆棉花,一方面使中國棉花供給與需求無法對接打擊新疆集體化農業經濟,一方面促進自身棉花生產銷售,一方面平衡與中國的貿易結構推進制造業“去中國化”,一方面抬高國際棉花價格以提升產業鏈上有利潤。光是經濟層面西方就可以“一石四鳥”,更不要說政治和意識形態博弈上的收獲了。對于H&M這樣直接銷售的企業,應該抵制,對于阿迪達斯、耐克這樣主要由國內經銷商代理銷售的企業,盲目抵制只會禍及同胞。
03
大發展
運動是物質的固有屬性,萬事萬物都是運動著的,國際社會也一樣。馬克思主義認為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而最根本的是內部矛盾,其系統優化論認為關鍵部分的功能及其變化對整體產生決定性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社會中單元的性質及相互關系變化對結構產生影響。西方的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研究國際社會的組成和運動趨勢應著眼于結構性互動而非單元調整。
無論用哪種范式來認識世界,都強調國際社會的結構是發展的,也都認為關鍵單元性質的變化與互動對結構塑造具有深遠持久影響。毫無疑問,2020年后國際社會結構特征是中美對抗,最重要的兩個單元是中國和美國。其中,中國的變化是逐漸強大,美國的變化是逐漸衰落,雙方力量對比是美國綜合國力強于中國,雙方的互動模式,則是零和博弈。
要清晰地認識國際社會的大發展,就要了解世界的變與不變。世界上不變的是中美對抗的結構特點,和中美兩國一方正義一方邪惡的本質。變的是中美兩國的綜合國力、中美兩國的互動模式和中美對抗對世界的結構性影響。
歸根結底,中美之間的博弈性質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已然發生質變。美國已然認定中國的發展必將撼動長期以來美國占據絕對優勢的國際秩序體系,必將使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顛覆。因而,美國已將中國視作必須擊敗的敵人,中美關系已被美方拖入零和博弈的軌道。
首先,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米爾斯海默的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最看重安全,為了追求安全,需要不斷擴充自己的權力,在對方打倒自己之前遵循“自助原則”打倒對方。
美國認為,中國由于自身不斷發展,最終必將在地緣、意識形態、科技、貿易等領域擴充自己的權力;而美國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必須想盡一切辦法遏制中國。如果換作3年前,中美之間的立場分歧或許還可以彼此之間的高層對話接觸或雙邊協調機制加以管控。但是現在,中美之間已不復當年那般的對話與互信基礎。
過去的中美矛盾是單元層面的,美國攫取了絕大部分權力,中國則向其中部分權力發起挑戰,雙方輸贏不會影響二者國運,對世界也不會有深刻的結構性影響。現在的中美矛盾是結構層面的,二者的博弈是最極端的零和博弈,雙方對權力結構的訴求,都有相當程度是基于對外部環境的判斷和對自身安全的考量。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與美國綜合國力拉近速度被新冠疫情催化,結構性沖突提前到來。
其次,從民族的角度來看。我們在此將引入建構主義范式與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西方白人長期以來有著文化優先主義和種族沙文主義帶來的優越感,認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代表,其他民族都是劣等人種,需要接受“改造”。
事實是否如此呢?在自詡“民主燈塔”的美國,黑人發出“我無法呼吸”的怒吼,就是對其自我標榜的人權意識和普世價值觀最尖利的諷刺。即使是有些國家帶入圣母的視角“善待”不同族裔的人,其本質也是憐憫而非尊重。就像偽善的北歐國家,一邊將金融業和高新制造業捆綁起來剝削全世界,一邊假惺惺地接納來自中東地難民。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早就被白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歷史上第一個非白人的民族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從根本上打擊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族優越感的理論基礎。勤勞、善良、愛國的中華民族與坐吃山空、虛情假意、憤世嫉俗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形成了鮮明對比。
值得說明的是,白人內部也有等級秩序。由美英加澳新組成的“五眼聯盟”是白人金字塔的頂尖——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法國的高盧民族、德國的日耳曼民族、金融巨頭猶太民族等構成了第二梯隊,這里面還包含了一個特殊成員——“精神昂撒人”日本大和民族。
美國批評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這也是BCI向新疆棉花下達禁令的原因。美國人的指控并非“空穴來風”,在美國的人權報告里,將在寄宿學校進行義務教育定性為種族滅絕的途徑之一。
美國為什么不愿意相信新疆的棉花是機械化生產的呢?恐怕在美國人的觀念里,一提到棉花種植園,就想到了血淋淋的黑奴貿易史吧,畢竟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崛起同時也是其他受壓迫民族的噩夢。如今美國對中國的污蔑與指摘,恰恰暴露了其惱羞成怒的心態。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點,從階級的角度來看,中國代表的社會主義與美國代表的金融帝國主義已經到了殊死搏斗階段。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委員指出,中國正處于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的末期,一旦轉型完成將直接踏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未來釋放的能量是無與倫比的。美國代表的金融股帝國主義則處于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社會就像一個火藥桶,一點火星就能炸。
中美關系調整對世界格局變化產生了影響,世界格局變化也反作用于中美關系,國際社會的大發展在相互關系中實現。以經貿領域為例,過去40年里,中美經濟以合作為主,改革開放也強調與外資互利共贏,但其外資的本質是剝削性的,符合金融帝國主義的長期利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短期利益,對外開放是被逼無奈。現如今,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正走向反面,債臺高筑和社會分化空前嚴重。經濟不再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這對我們短期內是壞事,長期看是好事。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后世界格局的變化,我們要應付最壞情況,爭取最好結果,不怕美國對我們封鎖、“脫鉤”乃至開戰。新疆棉花風波不過是美國妄圖滅亡中國的序曲,更激烈更直接的對抗還在后面。我們的經濟可能會在制裁中倒退十年,我們的戰士可能會犧牲在祖國統一的偉大事業中,但是我們絕不會投降。
西方對新疆棉花的禁令教會了我們一句話: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最壞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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