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840年重演,現在誰才是大清?
作者:dlsdyc
對于任何一個接受過我國基礎教育的人而言,1840絕對是一個不容忘記的日子。無論處于何種政治光譜(極少數的恨國黨除外),1840都是一個充滿屈辱性的時刻。對于革命派而言,這是中國日益腐朽統治的結果;唯有徹底革新,才能拯救中國民眾于水火之中;對于保守派而言之,這是兩千多年傳統文化的淪喪;自此之后,中央王朝不得不屈從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框架,將自己變成西方的附庸。所有人都意識到,必須挽救祖國。
篳路藍縷。中國人民一百年多的艱苦奮斗,終于使得祖國走向了偉大復興的道路。然而,中國也在某些人和群體的視野下,成為了越來越礙眼的存在,“中國威脅論”再一次成為了西方世界津津樂道的話題。不少西方世界就出于自己的小算盤,將手伸到了所謂的印太地區。近日,DW在其推特上就發表了一張圖片,并配上說明,“美日印澳法,還沒八國”。這種惡毒的政治隱喻很明顯暗示,如果中國不服從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那么西方有能力對中國再來一次辛丑條約。

今日的西方世界能否做到這一點,暫且不表。畢竟能不能湊齊八國本來就還是個問題。但今日的國際形勢的確越來越有19世紀大國競爭的發展趨向。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討論,中美之間的沖突于英德在一戰前沖突的相似性。“修昔底德陷阱”的幽靈又一次在國際政治的上空徘徊。勝利還是毀滅?歷史的十字路口再次展現在我們面前。
何謂“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國際關系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在中美沖突愈來愈烈的今日,這一概念更增強了它的現實意義。“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里森系統展開的一個概念。這一理論認為,當大國的霸主地位受到新興強國的威脅時,兩個國家之間就有極高的可能性爆發戰爭。
格雷厄姆引用了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上,新興強國與守成大國之間一共爆發過16次沖突,其中只有4次沒有發生戰爭。我們分別來看四種未發生戰爭的情況下。

第一次是15世紀末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競爭。在整個十五世紀,葡萄牙一直占據航海和國際貿易的領先地位。然而在15世紀的最后十年,由于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王國的君主聯姻,葡萄牙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尤其是在1492年,西班牙消滅了伊比利亞半島最后一個伊斯蘭酋長國格拉納達之后,整個半島只剩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主要玩家。同年,在伊莎貝拉女王的資助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更是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全面的競爭對手。兩國最后沒有爆發戰爭的一個主要外部原因,來自于教宗的調解。
通過簽訂《托德西拉斯條約》,兩國得以劃分新大陸的殖民范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和解是在近代國家體制建立之前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教宗依舊有足夠的權威對現實政治產生影響;另一方面,雙方也不會受制于民族主義動機的影響。這種和平的可能性無法在今日復刻。
第二次沒有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就一下子跳到了二十世紀初美國取代英國的情況。對于這次的更替,大多數讀者都有不少了解。簡要提及一下,美國在十九世紀70年代GDP就已經超過英國本土,在1916年更是超過了整個大英帝國。美國對西半球開始提出越來越多的主張。但英美這次的和平過渡最終同樣受到更多的外力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極大削弱了英國的實力。美國更是通過類似于《租借法案》之類的條款,迫使英國將眾多殖民島嶼和利益交由美國控制。等到二戰結束,英國已經實際上喪失了反抗美國的能力,實現了權力的交替。這種和平交替的模式可能比第一次更缺乏可能性。

第三次就是美蘇冷戰。這次的和平來源于華約集團的瓦解和蘇聯解體。每個關心這一事件的人,都對這場冷戰有著自己的評價。今日部分西方戰略界人士就意圖復刻這一戰略迫使我國重新屈服于西方秩序。關于這種和平的可能性,我相信已經不再需要過多分析。警惕和平演變已經成為了今日我國政治的重要共識。
最后一次是兩德重新統一之后,通過與英法達成和解避免了戰爭。嚴格而言,這次是否符合“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框架是一個值得分析的問題。不過,在假定符合的情況下,我們也應當明白,這種和平離不開兩個基本條件。一方面,歐洲已然陷入普遍的衰弱,中等強國之間已經沒有爭奪世界霸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冷戰后美國的絕對宰制下,新自由主義風向成為了世界的主流。
從今日的角度看,這種和解也非如同西方世界所吹噓的那樣成功。尤其是在08年金融危機和15年歐洲難民危機之后,歐盟懷疑論的聲音顯然獲得了更多人的相應。
格雷厄姆的興趣顯然不在于歷史分析。對于他而言,這更是對于今日政治環境的一種路徑分析。毫無疑問,在絕大多數人眼里,最新一次的沖突必然發生在中美之間。
格雷厄姆在2015年就指出,“中國領導人所說的‘中國夢’表達了億萬中國人最深切的愿望,他們不僅希望富起來,而且希望強起來。中國文明信條的核心是中國是普遍的中心這一信念——或者說是自負。在經常重復的敘述中,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弱小導致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和日本的剝削和民族屈辱。在北京看來,中國現在正在恢復其應有的地位,在那里,中國的力量得到了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承認和尊重。”

無論接受還是不接受,西方世界都必然以此為核心構建與中國的戰略關系。在缺乏這種意識的情況下,任何的政策或者戰略都只是阿司匹林這樣的止痛藥。
中美沖突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沖突
既然四種和平的范式都缺乏現實的可能性,那么我們就需要分析中美沖突與十二種戰爭情況中何者更為接近。格雷厄姆顯然為我們解決了這一問題。他認為今日的中美沖突最靠近一戰前的英德沖突。
為了幫助大家更好理解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稍微概括一下當時的歷史情況。普法戰爭的勝利,導致普魯士得以成為統一的軍事強權。德國也超過法國,成為了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陸軍武裝。在軍事勝利的同時,德國也不斷開發自己的工業潛能。在1913年疑展爆發前夕,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份額達到了14.8%,超過了英國的13.6%。德國的鋼產量更是超過了英國整整一倍。
然而由于德國缺乏先發優勢,這使得德國的原材料需要大量進口。經濟實力的發展推動了德國海軍建設的野心。無論德國海軍是否以英國作為戰略對手,它壯大的本身就是對英國的威脅。正如艾爾·克勞在其備忘錄所指出的那樣,能力本身就是關鍵。
這種情況與今日的中美關系極為相似。中國在基礎制造業和能源使用上都已經超過美國。盡管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較以前放緩,但依舊達到了美國的三倍以上。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的增長更是遠遠將其競爭對手甩在身后。甚至從購買力平價指標看,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當然,從現在的數據分析看,中國很有可能2028年在GDP總量上也超過美國。與此同時,我國軍隊也正在實現現代化、信息化和專業化。我國海軍每年的下海噸位更是遠超其他國家。對于許多奉行現實主義的學者而言,這種實力的增強,將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國對于西太平洋地控制能力。

經濟間的緊密聯系也不能阻止戰爭的爆發。在一戰前英德兩國的貿易往來同樣極為密切。這種密切無法抵抗兩國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今日的中美同樣也是如此。特朗普政府所發起的貿易戰就是典型的例子。當大多數國關學界信誓旦旦地保證中美經濟交流密切,和則兩利敗則兩傷的情況下,貿易戰依舊發生。新自由主義者往往忽視了一個問題,經濟固然重要,但經濟絕不是全部。經濟學帝國主義在兩百年前就已經折戟沉沙。
中美與一戰前英德之間意識形態的相似性也是一個潛在的理由。一戰前的德國被認為是威權主義、軍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表現。這與英國所代表的民主主義、自由貿易和個人自由形成反差。即便我們認為今日的中國與德國存在明顯區別,但是在相當多數的西方民眾看來,我國的表現顯然與一戰前的德國更為接近。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英德沖突不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德國恰恰是傾向于保持現狀。因為德國當時迫切依賴于對外貿易;德國的制造業和科研實力發達,在和平環境下更加具有競爭優勢。一戰的爆發更多來自于德國與俄國之間的矛盾。
這種說法有其合理性,關于一戰爆發的原因也存在許多歷史爭議。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就指出,“就英國政府和德國政府而言,1914-18年沖突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前者希望維持現有的現狀,而后者出于進攻和防御的雙重動機,正在采取措施改變現狀。從這個意義上說,倫敦和柏林之間的戰時斗爭不過是之前至少15年或20年的延續。”德國和英國之間的主要矛盾,是當時歐洲不可避免的主要矛盾。
不過即便承認德國想要保持現狀,問題的本質沒有改變。德國想要保持現狀,不代表英國同樣希望保持現狀。BBC自己也報道,“201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秘密根源》(《hidden history:the secret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書認為德國擴張導致大戰爆發是刻意偽裝的歷史謊言,正史充滿了戰勝國價值判斷。作者通過大量檔案和史實分析指出在大戰爆發前差不多十年期間,摧毀德國一直是倫敦政治決策圈的目標。”
換而言之,今日的中國即便想要保持現狀,美國也可能破壞中國保持現狀的努力,從而遏制我國進一步發展的勢頭。“修昔底德陷阱”可能由新興國家發動,也可能由守成大國發動。
重回大國競爭
某些人士曾經幻想拜登政府的上臺,可以緩和中美關系,讓世界重回歲月靜好的過去。然而,這只是一種幻想。中美在阿拉斯加的會談已經充分說明,中國絕不會允許美國憑借自己的實力壓迫中國。因為美國既沒有這個實力也沒有這個資格。

格雷厄姆自己也指出了美國的這種偽善。1902年,當英國和德國想要強行封鎖委內瑞拉要求其償還債務時,大羅斯福就警告會武力干涉兩國的行為。在次年,當哥倫比亞拒絕出租巴拿馬運河區時,美國直接資助了巴拿馬的分離主義者,并在其宣布獨立數小時內馬上派兵進駐保護。
格雷厄姆不無諷刺性地表示,“我們美國人在敦促中國跟隨美國的步伐時,是否應該小心翼翼地實現自己的愿望?”顯然從拉丁美洲到南美洲,從墨西哥到阿根廷都有話說。
我們應當注意到,西方世界對于我們的敵對不只是某些政客的態度,而是許多民眾的共同傾向。去年皮尤的民意調查已經顯示,主要發達國家對于中國的好感出于最近十數年的最低位。
在日趨分裂的美國,對華強硬更是成為少數的兩黨共識。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我國堅定不移地支持和維護國際秩序和多邊貿易體制,美國也依舊會將我們視之為明確的競爭對手。換而言之,我國的體量本身就已經令美國坐立不安。
大國競爭是國際政治的永恒狀態。當后冷戰體系逐漸趨于瓦解之時,含情脈脈的國際政治秩序正在回歸自己的常態。2020年的疫情危機更是讓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唯有自己的國民才是真正需要保護的對象。面對疫苗的不足,曾經將自己標榜為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榜樣的歐盟也選擇限制疫苗的出口。
從東方到西方,從南方到北方,一夜之間,對于本國制造能力的重視再一次成為了政治家的主流觀點。即便是宣稱要推翻特朗普政府決策的美國新政府,也依舊延續了特朗普時代一系列的基本政策。近日美國數萬億的基礎投資計劃就是這種模式的最好體現。

對于西方世界的中國威脅論腔調,我們應該始終保持警惕。但也絕不能輕易陷入對方的步驟,缺乏對于自身文化和道路的自信。
我國內部也存在很多結構性問題,我國的人口結構問題也影響了我國的戰略窗口期。但在愈發緊張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保持冷靜,保持我們長期戰略的穩固性。不能因為一時的意氣之爭而導致自己陷入被動的局面。我們不該也不能繼承美國的國際政治秩序,先不說這和我們的社會性質和理念從根本上沖突,光是從現實考慮美國為了維護這套秩序所造成的國內分裂,這對我國都不是合適的選擇。
當然,冷靜并不意味著害怕。武力永遠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必要選項。但我們應當注意到,絕大多數國家在印太地區的小動作究竟是一種象征性行為還是實質性威脅。正如孫子所說,“主不可因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當然面對真正的威脅時,我們也需要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如果有人真的覺得可以再一次上演“鴉片戰爭”或者“八國聯軍”的戲碼,那么這一次誰才是吸食鴉片、暮氣沉沉的大清,可就要打個問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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