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火葬場超負荷,人們在后院和路邊處理尸體


猝不及防的疫情面前,對很多印度人來說,連體面地送走親人最后一程都成了一種奢望。
當地時間4月23日下午,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呼吸困難的病人排隊在分診臺等待一張病床,已經病逝的患者也在公墓門口等待一個焚化爐。
在當地公立的C V Raman Nagar醫院,一位工作人員將尸體移交給家屬時告訴他們,如果選擇附近的電動焚化爐進行焚化,要等上18個小時,因此他建議土葬,“這樣半小時就能完成,只需多花5000盧比”。但對印度教徒來說,火葬是一直以來的傳統。
這家醫院附近的Kallahalli公墓,由于新冠逝者在電動焚化爐前排隊,所有非新冠死者則被放在室外的開放式焚燒區進行焚化。負責人巴斯卡(Bhaskar V)告訴《鳳凰周刊》,“我們本來只有四塊用于焚化的石板,現在多開辟了一塊,還在地上焚燒了一些尸體。我從沒經歷過如此忙碌的日子。”據統計,當天班加羅爾有190名新冠患者病逝。

◆班加羅爾的Kallahalli公墓。攝影:Prabhu M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周左右。4月21日,《印度斯坦時報》記者Arun Dev探訪了班加羅爾的四個火葬場,并在推特上發布了他的經歷:“焚化爐和工作人員因為長時間的連續工作已經到了極限,每天工作16-19個小時,但救護車仍然在外面排著長長的隊伍;其中一個火葬場每天最多只能焚化16具尸體,但最近每天焚化的數量超過了25具;工人們擔心,因為不停歇工作,焚化爐可能會出現故障……”
為了應對這種緊急情況,班加羅爾所在的卡納塔克邦政府宣布,允許民眾在符合健康指南的情況下,將死者的遺體火化或埋葬在自己的農場、土地或后院。
北部一些城市的情況更為嚴重。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等地,由于火葬場的焚化爐排隊時間太長,出現了尸體在空地甚至路邊被焚化的情況。在古吉拉特邦的蘇拉特,由于焚化爐沒有時間進行冷卻,一個爐子內部的鐵架融化了。
不少外媒稱,火葬場當天處理的尸體數量遠超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數。

◆在公墓空地上新增的焚化點。攝影:Prabhu M
截至目前,印度的新冠死亡病例已經上升到19.2萬,4月24日的死亡人數為2761人;確診病例總數達到1695萬例,連續三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30萬例,其中有267.4萬人正在接受治療。截至4月23日的數據顯示,只有6.18%的患者在接受呼吸機或氧氣支持。
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患者正在家里自行隔離治療。從去年開始,印度的新冠治療指南就規定了,無癥狀、輕癥的患者有條件時可以居家隔離,60歲以上、有基礎疾病的患者需要經過醫生評估,只有少數有特殊疾病的患者才不能居家隔離。
醫療資源的缺乏,讓印度不得不選擇上述方案。而由于政府忽視預警信號、醫療資源準備不足,加上居家隔離的執行難,印度在面對疫情反撲之時措手不及。
為了一張病床跑了40家醫院
足足九個小時。為了讓93歲的祖母分到一張病床,36歲的軟件工程師拉凱什(Rakesh Somaiah)4月23日早上7點就來到班加羅爾的寶靈醫院,直到下午4點才等來床位。此刻,祖母的血氧飽和度已經降到52%,命懸一線。
和他們一起排隊的還有另外三位新冠病人,一個胡須花白的男子戴著口罩艱難地往外呼氣。護士在分診臺后,拿著材料判斷這些病人是否需要入院治療,過了一會兒,一名醫生走出來說,沒有床位了。
一位家屬說,病人的情況正在持續惡化,來這里之前,他們等了三天才拿到核酸檢測結果。“甚至沒有人給我們打電話通知結果。他們三天后才把結果貼在檢測中心外面的告示牌上,顯示是陰性。但后來CT掃描的結果顯示,他的肺部已經受到感染。我們浪費了寶貴的時間,還以為這不是新冠。”這位家屬說。

拉凱什的祖母也有著類似經歷。從昨晚7點開始,拉凱什經歷了噩夢般的20小時。當時,祖母突然感覺呼吸困難,伴有低燒。他打電話叫救護車,但對方稱必須確認已預訂上床位才肯接收,而當他撥打政府熱線試圖尋找床位時,根本沒人接聽電話。“我至少打了100次政府的新冠求助熱線,但都沒有人接聽。”拉凱什告訴《鳳凰周刊》。
他只好開著車,載著祖母一家家找醫院。他們先來到附近的北班加羅爾醫院,被告知做新冠核酸檢測需要48-72小時才能拿到結果,于是他們選擇了快速抗原測試,結果顯示為陰性。拉凱什和家人松了一口氣,認為祖母可能并非感染新冠。
但祖母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拉凱什想到,一周前祖母曾去過姑姑家,而姑姑已經確診了新冠,那祖母應該是感染了。他開始四處尋找空病床,在來寶靈醫院之前,他們已經跑了近40家醫院。“從私人連鎖醫院到療養院和公立醫院,都只有一個答案——沒有床位。”拉凱什說。
在寶靈醫院,祖母先被送進急診病房。CT掃描和X光顯示,她確實得了新冠,而且感染到了肺部。在急診室,她被給予氧氣支持,但血氧飽和度持續下降。這時,新冠病房仍然沒有空床,下午三點半時,她被轉移到了分診室繼續等待。

◆寶靈醫院分診臺前等待的患者和家屬。攝影:Prabhu M
在政府的實時床位公示系統中,寶靈醫院有5張空床,但護士說,這是由于最新數據并未得到更新。她給了家屬幾個其他醫院的電話號碼,建議他們自行搜索。
拉凱什很害怕。他擔心自己也感染了病毒,而家里還有小孩。盡管印度政府的數據顯示,仍有20%以上的床位,但大部分患者仍遭遇一床難求的困境,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入院接受治療。
據《新印度快報》報道,由于班加羅爾的床位緊缺,病人正在爭相預訂約150公里外的邁索爾醫院的床位,導致那里的死亡人數快速增加。

◆寶靈醫院太平間,門口停放的救護車。攝影:Prabhu M
“連檢測都這么困難,住院會遭遇什么?”
從數據上看,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情況比班加羅爾更為嚴重。疫情的迅速惡化,讓在新德里從事編輯出版工作的普拉納夫(Pranav P)很是意外。就在今年年初,他還覺得疫情有所好轉,印度整體死亡率很低,疫苗也開始普及了,“事態早已過了最嚴重的時候”。

但當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后,他不再這么想了。出現癥狀后的最初幾天,他發了低燒,不停出汗,全身疼痛,“眼睛也疼,咳嗽的時候感覺骨頭都跟著疼”。他平日有健身的習慣,沒想到自己的癥狀會這么嚴重。現在,他獨自住在家里的二樓,父母住在樓下,每天給他送飯。
一個月前,普拉納夫的女朋友感染了新冠,她在新德里一家NGO工作,檢測出陽性之前,曾去過中央邦出差。她的媽媽是護士,就在家里照顧她,十四天后她痊愈了,核酸檢測顯示為陰性。當晚,他們見了面。
他覺得,既然女友核酸檢測為陰性,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而新德里的情況從那時起急轉直下——4月11日當天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萬例,目前增加到了2.4萬例。
過去一年,普拉納夫都在家里遠程辦公,每隔三四天才去一次市場。雖然他會戴好口罩,但經常會遇到不戴口罩,甚至咳嗽的人。“我可能是在市場被感染了吧。”他說。
4月19日,他在工作時突然覺得有點喘不上氣,于是決定去做核酸檢測。他的家住在德里東南角的衛星城大諾伊達,這里在行政上隸屬于北方邦,但因為距離新德里城區較近,很多人都在新德里工作。
他聯系了幾家私立檢測機構,被告知沒有檢測試劑了,于是只能去公立醫院碰碰運氣。他前后找了兩家公立醫院和一家私立醫院,排隊的人都在50人以上,非常擁擠。
普拉納夫害怕,在這樣的環境里就算自己是陰性也會被感染,于是打道回府。后來通過家人介紹,他來到另一家公立醫院,在那里排了一個小時隊才檢測完。排隊的時候,他看到很多人看上去就是生病的樣子,“眼睛很紅,很疲憊,還咳嗽”。因為不停地有人托關系插隊,隊伍中還爆發了爭吵。
他被告知,檢測結果將在24-48小時內用WhatsApp發布通知,但他至今也沒收到報告,最后通過熟人打聽才知道結果。這時,他的嗅覺已經喪失,血氧飽和度也一度降到88%,身體也極度虛弱。
即使檢測結果為陽性,依然沒有任何機構的人聯系普拉納夫,檢測當天,還是他主動去新冠求助柜臺,要求醫生開藥。如今他每天要吃八種藥,好在燒已經退了,身體也恢復了一些。他打算,等徹底好了去私立醫院檢測,“在那里至少能拿到陰性證明”。
回想起一周前,他仍然覺得沮喪和生氣。“連檢測都這么困難,你可以想象如果住院的話會遭遇什么!”普拉納夫向《鳳凰周刊》表示,說不定街上很多人都感染了,但他們根本不會花三四個小時排隊做檢測,更不會去醫院,只會買些退燒藥繼續生活。

第二波疫情全家感染案例增多
普拉迪普(化名)一家生活在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安哥拉(Ankola)小鎮。小鎮地處印度西海岸,面朝印度洋,距離印度旅游勝地國安邦不到一百公里。
半個多月前,他和家人們都確診了新冠,無一幸免。疫情初期,他所在的縣受影響較小,第二波疫情沖擊前,當地民眾的生活基本恢復正常。他的家里住了六口人,除了做攝影師的弟弟偶爾會去附近的卡爾瓦爾市區工作,其他人幾乎從不離家。
4月初,普拉迪普從自己工作的貝爾高姆縣返回家中,發現弟弟和父親發燒了。當時,他并沒有意識到他們可能感染了新冠,直到第二天,他和母親、妻子陸續發燒,弟弟和父親出現了高燒、咳嗽等癥狀,他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并將父親和弟弟送到了鎮上的公立醫院。

但醫生并沒有對他們進行檢測,只是開了一點對癥的藥,讓他們吃上三天,如果沒有緩解再來醫院。三天后,父親和弟弟的癥狀不僅沒有緩解,甚至出現了呼吸困難的情況,于是一家人再次來到醫院做核酸檢測。三天后,檢測結果顯示,一家人都是新冠陽性。父親和弟弟被收治進醫院,而他和妻子、母親因為癥狀較輕,被建議回家隔離。
“當時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選,我們乘坐公交車回家。”普拉迪普告訴《鳳凰周刊》。又過了三四天,弟弟和父親的癥狀有所緩解,也回了家。
現在,他們一家六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妻子和母親還要照顧不到一歲的兒子。普拉迪普沒給兒子做檢測,他心里明白,孩子大概率也是陽性,但至少目前癥狀不算嚴重,因此他不想再給烏云密布的家增添一重陰影。
普拉迪普家的情況并非特例。與第一波疫情不同,印度醫療人員發現,這波感染高峰中出現了很多整個家庭被感染的案例。在這輪疫情沖擊下,卡納塔克邦已經成為全國增長最快的邦之一,確診病例總數接近134萬例,每日新增病例也有3.4萬例。
安哥拉小鎮被森林和海岸夾在中間,生態向來脆弱。近年來,因為印度海軍在附近建設國防基地,當地頻發暴雨和洪水。普拉迪普一家的房子在兩年前被洪水沖毀了,只簡單補了屋頂,到現在還沒完全修好。在下一個雨季到來前,他擔心一家人的生活將難以維系。
雨水只是遠慮,普拉迪普一家還有更要緊的近憂。一家人確診新冠后,當地政府在他家門口貼上了通告,要求“所有新冠患者不得外出”。但當地政府不負責送日常必需品,小鎮也沒有相關配送服務,鄰居們更是躲得遠遠的,他只能戴好口罩、偷偷溜出去購買生活所需。
對這家人來說,新冠帶來的不僅是身體上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壓力。“每天,政府基層衛生保健員都會來我們家里檢查,但她從來沒有問過我們的身體狀況,更不會做一些建議和指導,只是對著我們拍照,表示自己來過了。”普拉迪普向《鳳凰周刊》抱怨道,他的父母對此感到委屈,并質問他,“為什么要像對待罪犯一樣對我們?”
出于這個原因,他們一家人也不希望外人知道自己感染了新冠。他說,很多村民也是一樣,生了病就戴上口罩,除非萬不得已,絕不會去檢測和就醫。

如今,十四天的隔離期已經結束了,至今依然沒有人通知他們進行核酸檢測,普拉迪普感覺自己基本痊愈了。但他仍然擔心當地疫情的發展。在他看來,大多數人好像根本不知道新冠病毒的存在,完全沒有人提起這回事。當地的報紙上,關于疫情的消息也基本上是關于首府班加羅爾,對本地情況只字不提。
“手機里盡是氧氣、病床、疫苗短缺的信息”
4月19日起,新德里又宣布封城了。雖然政府宣布時限為一周,但在工程學院讀大三的斯瓦尼爾(Swapnil Jha)看來,這一幕就是去年的重演,封城一定會被延長。他被困在學校附近的出租屋里,短期內不能回到20公里以外的家里。
從去年封城開始,他已經上了一年多的網課。因為疫情原因,前半年的考試也取消了,去年年底疫情好轉后,學校又在線下舉行了考試。今年2月新學期開始后,學校召集學生來辦注冊手續,按計劃,本學期的實踐課在線下進行,只有理論課繼續上網課。于是他從家里搬了出來,住進了學校附近的出租屋。

斯瓦尼爾就讀的是電子信息工程專業,這學期有幾門重要的專業實踐課,如今全部轉為網課。“可能直到畢業,我都只知道芯片怎么運行,卻沒見過它。”他苦笑說。
一年多的網課經歷讓他喜憂參半。好的是,他不用再每天跑去學校,節省了一些時間。但他發現,獨居生活有時也很無聊,即使有很多時間用來學習,但效率很低。
去年封城后,他發現每天做飯也不容易,幾個月后就放棄了,改為預訂盒飯服務。雖然社交生活的減少并沒有給他造成太大困擾,但他擔心,如果將來需要老師的幫助,可能會比較困難,“因為我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名字,他根本不認識我”。
去年解封后,他回家和父母住了幾周,開學后父母也曾來過出租屋看望他。父親最近得了肺結核,他卻因為封城不能回家幫忙。受疫情沖擊,在培訓機構做老師的母親已經一年沒工作了,從事進出口生意的父親收入也受到嚴重影響。
斯瓦尼爾本打算畢業后直接就業,找一份軟件工程師的工作。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從大一暑假就開始實習,大二遇到疫情后,他通過網課拿到了大數據和Python編程語言的兩個技能證書。大三的這個暑假,他原本打算去浦那的一家軟件公司實習,但最近那家公司開啟了遠程辦公,他覺得八成是去不了了。

從去年開始,校園招聘的機會就少了很多,而且幾乎都是線上面試。“我現在已經放棄了通過校園招聘找工作,因為線上面試實在很難發揮。”斯瓦尼爾說,因為最近就業環境不好,供大于求,像塔塔這樣的大公司開出的薪水也大不如前。
現在,他做好了另一手準備——申請德國的研究生,并已經在網上學習德語。“之前,讀碩士是我的選擇之一,但現在因為工作機會稀缺,我感覺不如趁機出國深造。”
最近,斯瓦尼爾的一個遠親去世了,也在新德里。因為疫情飆升,他連葬禮都沒能參加。父母和11歲的弟弟住在家里,也幾乎閉門不出。現在,一家人就等著接種新冠疫苗。
盡管有同學的母親在打了疫苗后還是感染了新冠,但他依然希望家人盡快去打。父親被醫生建議,等肺結核痊愈后再去打疫苗,而5月之后,斯瓦尼爾也將滿足打疫苗的條件。
但讓他郁悶的是,社交媒體上的壞消息鋪天蓋地。“一打開手機,盡是氧氣、病床、疫苗短缺的信息。”斯瓦尼爾說,“我真是受夠了,不知道這種日子何時才能結束。”
文 / 羅瑞垚 Prabhu M(發自印度班加羅爾)編輯 / 漆菲

本文著作權歸鳳凰星所有,授權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獨家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任何第三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RECOMMENDED報|姐|精|選
?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