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一個失衡的世界?
經濟失衡
在全球化的經濟格局中,世界上的經濟體實際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消費大國,比如美國;還有制造業大國,比如中國,是世界產業鏈中重要一環,被視為“世界經濟穩定之錨”;還有一類是資源國,比如俄羅斯、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其經濟發展與大宗商品的價格行情走勢息息相關。
在這種平衡狀態下,美國作為主導國,在國際政治事務的很多方面都擁有絕對話語權,美國的金融霸權也為其經濟發展創造了極大的優勢;而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現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吸收和引進外資,引進世界先進管理經驗并實現管理的創新,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
然而,在平衡中也醞釀著危機,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崛起和國際影響力逐漸提高,以前的國際分工格局也亟待轉變。
2000-2020年間,中國GDP占全球比重從不到4%提到高了將近18%,而一直領先的美國,GDP占全球比重從30.91%下降到了24.77%。
美國還是發達國家里經濟增速較快的,尚且如此,經濟發展緩慢的日本,GDP占全球比重從接近15%掉到了不到6%。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全球失衡是國際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隨著時間推移,國際分工格局以及國際需求結構必然要不斷發展變化,這個變化的過程中,一國的產業結構或者生產要素配置如果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就難免發生失衡。
其次是周期性因素,全球失衡隨著經濟周期波動而發生動態變化,由于受到商業周期的影響,市場經濟國家會周而復始的出現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而在周期的不同階段,無論是價格水平的變化,還是生產和就業的變化,都會對國際收支狀況產生影響而造成失衡。
然后是政策性因素,一國經濟政策首先對經濟體內部產生影響,后通過政策的溢出效應對全球局勢產生影響。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說: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他認為,美國正因債務飆升、民粹主義和政治體系分裂而步履蹣跚。
其他失衡
達利歐的話,提到了經濟是橫在美國造成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比如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不管特朗普有多么不靠譜,他都是幾千萬美國人選出來的一任總統。說選他的民眾受民粹煽動,可民眾為啥會受煽動呢?看看《貧富兩極分化加劇了》里提到的貧富差距問題吧。
社會Top1%的人群中,美國逐步從1990年的個人凈財富占據整個社會的28%上升到2019年的近35%。社會top10%的人群中,美國逐步從1990年的個人凈財富占據整個社會的64%上升到2019年的近71%。而底層50%的人群擁有的個人凈財富占比則越來越小,美國逐步從1990年的個人凈財富占據整個社會的2.7%下降到2019年的近1.5%。
溫馨提示一下,中國的數據也不大好看,請看下圖

☉數據來源: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WID.world)
國際收支失衡不僅會使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貧富差距加大,也會使經濟體內部的貧富差距加大,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而在特朗普任內,2017年美國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等文件,將中國定義為“主要戰略競爭者”,聲稱大國競爭重新成為美國的主要安全威脅。美國開始將中國視為第一大威脅,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全力遏制中國制造2025、意圖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制衡中國地區影響力、以及通過輿論霸權破壞一帶一路相關合作等。
在這種背景下,全球的發展面臨著各方面的失衡和危機——高度的經濟和政治風險、全球不平等的加劇,助長了民粹主義和社會動蕩,以及不斷增長的地緣政治和貿易緊張局勢也導致了系統性風險的增加。
當一個國家對當前擁有絕對話語權大國的地位造成威脅,戰爭就很有可能會發生,被視為國際關系“鐵律”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據統計,自1500年以來,這樣的案例共11個。
因此緊隨其后的軍事失衡似乎難以避免。
如何達到新的平衡?
在當前的形勢下,中國是這場大變局中非常重要的“自變量”,那么中國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來應對呢?
首先是應保持鮮明的立場,中國追求的是多極化的國際社會,并且清楚地認識到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大潮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其次,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話,就需要優先應對經濟失衡的問題。在國際上,中國在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下應堅決捍衛自由貿易,堅持開放市場。在國內,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在危機中,我國應積極構建新發展格局,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在國際市場不確定性增加時,發展重心向國內偏移。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以內部消費需求來推動經濟增長,降低對出口的依賴性,同時也要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有針對性地解決住房、教育、醫療三大方面存在的問題。注重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防范系統性風險,加快金融市場體制改革。
最后,是要采取措施來積極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且尋求構建新的國際治理體系。在現有國際框架下,在危機來臨時,發達經濟體面臨嚴重的債務危機,而新興市場則面臨結構轉型壓力,因此很難實現基于現有框架下的再平衡,因此尋求新的國際治理體系是更有效的再平衡路徑。

之前的失衡可以訴諸武力戰爭,但現在核武器的出現使得各國會更謹慎的選擇應對方法,因為一旦發動戰爭,就不會有贏家。就像愛因斯坦說的“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使用什么,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會用棍子和石頭”。因此目前來看,雖然爆發世界范圍的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失衡與再平衡的過程必定會使得世界動蕩。在這種局勢下,即便失衡再平衡這個循環有其客觀規律性,但各國也應該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構建新的世界治理體系,構建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參考資料:
董志勇,李成明.全球失衡與再平衡:特征、動因與應對[J].國外社會科學,2020(06):105-116.
劉洪鐘,楊攻研.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及中國對策:一種政治經濟解釋[J].經濟學家.2011(05):20-27.
施建淮.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J].國際經濟評論,2006(3).
裴平.國際金融學(第四版)[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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