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公眾號：凱申日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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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寫了篇文章《我國對外輿論宣傳中亟待補充的一個元素》，指出對外宣傳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意識形態。有些朋友就此提出了一些問題，也有一些細節昨天的文章中沒有涉及，今天再進一步探討一下。

首先需要明確一點，我們改進外宣、在外宣中表達意識形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下搞世界革命嗎？不是的，目前國內外的條件都不具備，沒有意義也空耗資源。改進外宣的本身目的，還是為了國家利益，是建立起國際話語權，建立起與我國綜合國力相配套的對外話語權。

過去六十年代我們支援世界革命，取得了超過自身經濟實力的影響力，也同時試圖撐起一個超過自身經濟實力的負擔，最終不得不在八十年代全面戰略收縮。而這次收縮又收到了很謙卑的位置上，以至于當時間到了2021年的國內外大環境下，過去的韜光養晦也顯得不合時宜了。

綜合過去七十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取過去兩種模式的優點用之，服務于當下的國家戰略，應當是未來比較可行的道路。

既然外宣在目的上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世界革命，那就沒有必要在物質層面去輸出革命，而只是表達我們的意識形態，通過這種表達來樹立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和優越性，扭轉冷戰戰敗之后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低潮，從而爭奪話語權和解釋權。

說的再直白一點，就是“求其上者得其中”。埋葬資本主義目前還是不現實的，但通過樹立起另外一套共產版本的“普世價值”，來服務于中國的國家利益。

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國七十年來的逆天改命之路，以及黨的建設這套雜糅的東西，能為第三世界國家或者是西方國家解決實際的國內問題嗎？我認為或許有點借鑒價值，但復制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就算連中國自己的革命和建設之路，也是充滿了各種磕磕絆絆，甚至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革命就有可能中途夭折，雖然此后還會再起，但那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就是另外一幅場面了，有些機遇就錯過了。

但問題是，現在西方那套“普世價值”就能解決問題嗎？不是也解決不了嗎？不但解決不了，甚至它本身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就是個問題?，F在隨著去工業化，連西方國家自己的國內問題都越來越不容易用這套普世價值掩蓋下去了。

既然西方的“普世價值”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并不影響它們利用這套話語權獲得實際利益，那為什么我們的新普世價值就不能呢？畢竟要真把中國這套治國理政套路學一學，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解決個10%-25%的國內問題，還是有可能的。這就行了，就有優勢了。大家比爛嘛，不要求完美無瑕，能比對手強點，這就是在思想市場和輿論市場上能更為客戶提供價值的產品了。

第二個問題，對外宣傳中公開講意識形態，會不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反感？這個可以靈活變通。我們的外宣過去是“以守為守”，現在要轉變為“以攻為守”，但本質上仍然是“守”，既目的不是為了改變別國政治（可以作為手段存在），而是獲得中國應有的國際輿論影響力。

可以將“不干涉別國內政”，修改為“不主動干涉別國內政”，外宣的時候也可以做到這一點。比如有些海灣王爺國，國內政治腐敗，宗教泛濫。我們在國內宣傳的時候，要敢于理直氣壯抨擊宗教，但在外宣的時候，就不去攻擊對方的宗教和國內政治。你國內腐敗和我有什么關系，只要國家利益層面雙方友好，各取所需就是了。

但如果對方對中國不友好，主動挑釁中國國家利益，干涉中國內政。那么作為反擊，外宣就也應該去挖對方的黑點，甚至可以考慮捕風捉影，風聞言事。這個時候不需要“公平公正”，需要的是利劍，是有攻擊性的武器，是可以憑空制造政治籌碼，轉化為實際利益的的工具——比如美國憑空制造出的新疆“強迫勞動”話題、“新冠病毒溯源”問題等等，他的宣傳工具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憑空編個故事，我們就要花大量資源去應對，去處理，去邀請外媒來參觀，去澄清。那憑什么每次都是我挨打？你能造謠，我為什么不能？美國西方、印度、土耳其這些國家國內的污點多的是，我們也可以主動制造議題，外宣配合。

第三個問題，內外宣適度隔離的考慮。我們自己的媒體，是不應該對本國人民撒謊的，哪怕是用謊言來增強民族自信心，也是不行的，會反噬。國內媒體應該對本國人民講實話，客觀介紹國際上的真實狀態，不溢美不隱惡。不能學習美國和西方，通過歪曲競爭對手的國情來麻醉、忽悠本國國民，通過洗腦來維穩，這是不行的。

但是在外宣層面，如上所述，它本身就是一個斗爭工具，你讓他完全“公正客觀”，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那面對肆無忌憚黑心無良的對手，可能就會面臨戰斗力不足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建設好幾個完全對外的媒體工具，這些媒體不對內播報，甚至可以不用中文。選用熟悉西方或所在國輿論環境的、熱愛對外宣傳、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操刀，不搞官僚式的KPI考核，目的就是建成一柄話語之劍——國家需要什么對外宣傳目的，就能拿出什么相應的宣傳材料。可以允許有兩分證據就說五分的話，可以允許春秋筆法，暗示，引導，偷換概念等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外宣的東西，就可以只精確針對所在國，不需要在國內進行傳播。

需要說明的是，輿論攻擊本身不是目的，某種程度上反而是“以戰止戰”。不能只有你能憑空制造政治籌碼，然后讓我剖腹證粉。這樣你肆無忌憚，我天天被動應付。那不行，我也可以展示出“對等攻擊”的能力，從而告訴對方，不要玩陰的，我也可以這么弄死你。
這部分如果真的實施，還需要更細節層面的策劃。

第四個問題，宣傳在口徑上應相對有一定自由度，也就是大方向不錯就行。我們現在不止外宣，連內宣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面對尖銳的、新出現的社會問題，在官方媒體上基本很少能看到敢于直面本質的、深入的分析。也不是不提及，但是總是浮在表面上，含含糊糊的，籠籠統統的。比如現在年輕人討論的躺平、996、三胎、內卷等等，官方媒體說起來，也只能說到社會壓力大，要積極向上，是一種社會信號等等。不太容易往更深的層面論述，因為再往深里說，無論觀點如何，必然將涉及到目前在政治上比較模糊，還沒有定調的一些東西。連上面都沒定調呢，你一個官媒如果發了，這算什么，是不是官方放出來試水的？代表官方立場轉向？各種猜測都來了，既然這么麻煩，那還不如不疼不癢，按部就班的來說幾句四平八穩的話好了。

但要解決這個問題也有難度，很容易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難題里。毛主席那時候就開始說政治家辦報，但真做到很難。這里面既涉及到能力問題，還涉及到媒體人的真正思想和立場問題。

總之，外宣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個全方位立體式的問題，其中諸元素互相牽扯，互相影響，很難單獨抽出一個線頭就能完全解決。但做出有限的優化還是可以的，先把一些容易改的東西逐步修正。那些比較棘手的困境，就只能留待以后通過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社會發展方面的提升來緩慢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