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功與過!
來源公眾號:平原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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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播出后,很多人都被于和偉飾演的陳獨秀先生圈粉了。
但也有人說,這部電視劇,是不是把陳獨秀先生捧得太高了?
實際上,這部劇對陳獨秀先生的前半生,還是非常還原的,這部劇講的大部分是1921年之前的事情,那么毋庸置疑,陳獨秀先生在那個年代就是一個堅決的革命派,意氣風發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青年學子偶像、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創始人。

至于在大革命中的錯誤,《覺醒年代》中沒有,但是史書中有,功是功,過是過,不能放在一起討論,更不能用錯誤,對一個人進行蓋棺定論,否定掉他所有的功績。
其實,我們對這位歷史人物的評價,這些年也是更加客觀公正的,早些年,因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定論,再加上網絡上某些公知文人的抹黑,在很多人看來,陳獨秀的名聲似乎連胡適都不如。實際上這是極端錯誤的,在當時人的眼里,胡適給陳獨秀提鞋都不配,教員同志說陳獨秀是當時“思想界之明星”,葉挺將軍說陳獨秀是“指路之明燈”。
魯迅對陳、胡的評價是: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 —— 至少是我這樣的人 —— 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這也是后來教員同志講的“陳獨秀先生光明磊落,從來不搞陰謀詭計”。
他后期的很多錯誤,都和當年的國際形勢、以及共產國際的錯誤判斷、錯誤指揮有關,也和他個人的一些性格有關,更和組織早年的不成熟有關,教員同志就說過,這是“幼年期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作為唯物主義者,必須承認,事物發展是有其過程的,世界上沒有“天降猛男”,只有不斷成長、不斷自我革命的組織和領袖。
陳獨秀先生,你把他想象成一個有才華、有良知的倔老頭就行了。
這老頭性格剛烈,腦子清楚,文筆好,行動力強,對底層人民富有同情心,但是他同時是一個舊時代教育出來的書生文人,容易情緒化,看起來激進,但又容易“把別人想得太好”,不夠實事求是。
他后來自我批評說:“有人說我嫉惡如仇,也有人批評我脾氣暴躁,其實脾氣暴躁是真的,但嫉惡如仇卻不盡然,我對于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候甚至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了多少惡當……”
這個自我評價就非常實事求是,我們回想一下,他對于吳稚暉、胡適、蔣介石、汪精衛、張國燾這些人,實在是“把他們想得太好了”。
他說過“這一輩子就是要做反對派的”,他反清、反帝國主義、反北洋軍閥、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被托派選為“總書記”,最后又反對不切實際的“托派”,被托派開除……你會覺得,這個人“一肚子不合時宜”。
他的一生其實很簡單,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上世紀20年代全國進步青年的精神領袖,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火者……
教員同志早年,都視他為導師和偶像,因為他的名聲太大了,才華太大了,其實整個《新青年》前期,基本上都是他一人編寫的雜志,天下知識分子無人不知陳君的大名,他拿兩幅字都能找資本家拉投資。他是那個時代最大的“大V”。
他一生致力于反封建,鼓吹“文學革命”三年后,全國通行白話文教學,這是他的功績。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舊學水平更高,曾自稱“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他是小學訓詁的大家,造詣非常高的舊學學者,寫過《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戊寅年登石筍山》《干支為字母說》、《小學識字教本》等音韻訓詁學著作。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雖然李大釗同志才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真正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成為全國風靡的思潮,就是陳獨秀。因為全國沒有第二個人有他的影響力。
我們今天熟知的許多語句、名詞,都是陳獨秀的創造,比如說北伐戰爭時期的著名口號“打到列強,除軍閥”,其實就是陳獨秀最先提出來的。國民黨這群老鄉紳哪懂“反帝反封建”這么簡潔明了、一針見血的革命宣傳啊?就連“國民大革命”這個名詞,也是陳獨秀發明定義的。
.總而言之,陳獨秀的文筆、思路、頭腦,都更適合做一個黨的宣傳者、筆桿子,而不是組織者和領導人。他是個學者文人型的革命家,政治上的能力并不出色。
其實陳獨秀一開始就是瞧不起國民黨的,也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他一開始就對封建遺留非常嚴重、幫會組織化、和帝國主義不清不楚得國民黨非常討厭,他早就吐槽過,“如果國民黨加入共產黨,十個里面要開除九個半。”但是在當時,共產國際的態度就是要支持國民黨,陳獨秀沒有辦法。


這一點,電視劇《中流擊水》講得比較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建黨之后和國民黨之間的斗爭與合作,大體上的脈絡是符合史實的。
此外,陳獨秀一開始就反對中國共產黨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他甚至試過在一開始拿自己的收入給黨組織的同志發工資,拒絕接受蘇俄的援助……但這太理想主義了,根本做不到。
最后,他不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還提出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更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右傾機會主義,把革命的領導權,把黨的生死存亡,完全交給了蔣介石和汪精衛,犯下了重大的錯誤,雖然過程中有很多事情他無力左右,但他作為黨的總書記,是要負責任的。
在整個國共合作過程中,他都吐槽過無數次“一邊強調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一邊又讓我關注共產黨的獨立性,你說我該聽誰的?”


但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直到汪精衛政權也叛變革命,開始屠殺共產黨,他都沒有表現出明確而堅決的斗爭意識……只能說,他腦子清醒,但總是心存幻想。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辭去總書記一職,被排除出中央,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蔣介石到處在懸賞抓他,同志們在批判他,蘇聯來的代表禁止他參會,羅米納茲在湖南開會的時候,甚至要求所有中共代表進入會場之前,都要寫一句“打倒陳獨秀”的字條。
這時候,共產國際要他去莫斯科學習。
他倔脾氣發作,拒絕去莫斯科,拒絕參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為什么要在蘇聯舉行?”
他藏身在一條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氣,他望著滾滾江水,憤懣地問友人:“中國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是我懂中國革命還是斯大林懂中國革命?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么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讓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后,他嘆道:“中國革命還是要中國人來領導”。
你聽他這番話,是不是和后來的某個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種程度上的“遠見”?可惜,他沒有那么堅強的信念和意志,“遠見”發表的時間也不對。
然而,在個人的政治操守和品格上,他又是當之無愧的英雄豪杰。
在兩個兒子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之后,他也因“叛國罪”被捕入獄,在法庭上,他只要配合章士釗的辯護聲明“反共”,就可以避免牢獄之災,但是他說“章士釗說的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沒有叛國,我背叛的是國民黨。”
他在南京的監獄中,一待就是好多年,一直待到1937年侵華戰爭爆發,日軍的炸彈炸到南京,南京國民黨監獄的獄卒們都開始跑路的時候,才把他放出來……
1938年8月,當陳獨秀生病臥床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蘊山陪同下,探訪了他。走進房門,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著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
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來、潤之,中央沒有我認識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么辦呢?我這個人又不愿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再加上后來留蘇派王明等人的阻撓和陷害,陳獨秀最終未能回到黨組織中來。
出獄后,他立馬投身于抗日宣傳,不斷發表文章、演講,宣傳全民族的抗戰,中國的托派分子放出許多謬論,比如“借助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蔣介石反動政府”……陳獨秀大怒,怒斥他們“既反對國民黨又反對共產黨,卻不反帝國主義,還自以為最革命”,“太荒謬”,“太沒有血性了”。于是他公開宣稱:“中國有沒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實際上,托派也把他“開除”了。
他這一生,把自己和兒子都獻給了中國革命,卻從未考慮過自己的利益和身后名......晚年的陳獨秀親人凋零,貧病交加,孑然一身,張國燾叛逃后,曾經代表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來給他送錢,想要拉攏他,結果他斷然拒絕,還托人給張國燾帶話“告訴國燾,叫他以后不要來了。”
他真的是做了一輩子的“反對派”。
他的立場也一直沒有變,在國民黨獄中的時候,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曾經來找他,以為他已經被“開除黨籍”,一定會怨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結果發現“他依然以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居……無法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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