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突然“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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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將韓國認定為發達國家，這也是1964年以來第一次發生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地位變更。韓國外交部隨后表示，這一變更“名副其實”。2020年，在受新冠疫情導致經濟負增長的情況下，韓國依舊以1.55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位列世界第十大經濟體。在今年3月聯合國發布的《世界幸福報告2020》中，韓國排名62，在37個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排名第35位，僅次于希臘和土耳其。而對于90年代后出生的韓國人而言，他們自打出生就被迫卷入無盡的考試競爭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20年兒童福利報告顯示，韓國兒童的心理健康在38個國家中排名第34位。《韓國日報》也曾指出，在首爾江南區的大峙洞，有“韓國最高端補習班一條街”，這里的補習機構高達1057家，每年創下的經濟值高達20萬億韓元（約1126億人民幣）。正在讀碩士的樸有美表示，重視學歷的韓國人是一定要去讀大學的，“我們從小到大面臨的就是無數的自習與補習，每一天都過得很累。上大學以后也是數不盡的課程考試、公務員考試。”可當他們辛苦讀完大學進入社會，迎接他們的往往是過勞、低薪與諸多社會不公。韓國發展研究所（KDI）調查發現，在經合組織中，韓國人的工作時間仍然遠超其他國家，老年貧困率更是高達43.4%位列第一。這一系列的結果是，年輕的韓國人已經內化了這樣的社會邏輯，并將其提升為一種扭曲的道德敏感性——即使成為了發達國家，普通人也早已與快樂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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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卷 蘊醬子DkZ曹操讀書網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液態青年”（ID：liquidyouth），原文首發于2021年7月28日，原標題為《“發達”的韓國，擁有最累的年輕人，和最高程度的內卷》。DkZ曹操讀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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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4歲的張洪碩從日本福岡返回韓國首爾的家中。他剛結束自己在日本一年的working holiday（打工度假），打算在首爾找一份正式工作。只是，這段求職經歷遠比他想象中更艱難：不少企業因新冠疫情而停止招聘，政府甚至限制了聚集與出行。直到7月，張洪碩才在蠶室一家無印良品店找到了一份售貨員的工作。“在日本的海外工作經驗真是幫了大忙，我有一點語言優勢。”張洪碩表示，還好他在本科畢業以后選擇了working holiday，不然自己真的可能一直找不到工作。截至2019年，韓國25至34歲的年輕人口中有69.8%擁有高等教育水平，是經合組織中高等教育畢業生比例最高的國家。然而，作為這個國家里學歷最高的一代人，他們所面臨的，是疫情下的經濟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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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5日，韓國首爾，通勤者戴口罩乘地鐵。受疫情影響，“就業難”“社交受限”給韓國年輕人帶來了巨大壓力，使他們精神健康亮起紅燈。相關統計顯示，2020年上半年，韓國二三十歲年齡層中接受抑郁癥診療人群不斷增加。圖片：CFPDkZ曹操讀書網
據《日經亞洲》報道，今年1月，韓國失業率達到了21年來的最高值5.4%，比去年同期減少了98.2萬個工作崗位，是1999年以來最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酒店、食品服務和零售業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為了緩解就業和經營困難，文在寅政府已經進行了三輪金額超過2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但依舊沒能緩解年輕人的困境。截止今年五月，15-29歲的韓國人中幾乎每4人就有1人失業，這個比例遠遠超出其他年齡段13.5%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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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韓國首爾，失業者在勞工局等待和工作人員咨詢領取失業救濟金。圖片：CFP可即使找到了工作，年輕人們的日子也并不好過，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繁重的工作與微薄的薪水是他們生活窘迫的主要來源。作為門店工作人員，張洪碩每天要工作8小時（其中只有1小時可以坐下休息），每一天，他都要碼貨、收銀、接待客人。蠶室的客流量很大，而店里卻因為疫情長期人手不足，“在商場工作雖然可以準時下班，但每個人工作量都很大，我每天下班都腰酸背痛的，但時薪只有9000韓元（約50.68元人民幣），只比韓國的最低時薪（8720韓元）高出一點點。”他說。根據韓聯社消息，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已經在7月12日決定將2022年的最低時薪上調至9160韓元（約51.59元人民幣），可對于絕大多數年輕人而言，改變低薪的唯一出路是找兼職。即將從仁川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應屆畢業生鄭尚玄正是其中一員。相比較于張洪碩，鄭尚玄在找工作上幸運了很多。經過教授介紹，他成功地獲得了一份在仁川大學的行政職位，在學校的志愿服務系統里負責宣傳服務、中文廣播和翻譯工作。鄭尚玄表示，這份工作主要在夜間，且相當繁忙。他一般會從晚上八點忙到凌晨兩點，每周工作2-4天，算下來一個月的工資大約是100萬（約5630元人民幣）。由于工資太少，鄭尚玄又在網上找到了一份酒店服務生的白班工作，一周五天，主要負責接待客人、收款等。于是，鄭尚玄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占據：白天八九點去酒店上班，晚上則回到學校繼續工作到兩點。“我周圍可能有一半的人都在做兼職，兩份工作是真的很累，但我有兩份社保，學校的工作還能幫我解決住宿，只有這樣我才能省下一些錢。”他說。在京畿道一政府部門擔任文職的甜甜也印證了鄭尚玄的說法，因為工資不夠用，甜甜在工作之余也做起了家教的兼職。在她看來，韓國的貧富差距太大，除了富二代，普通人家的孩子往往是“開局不利”：“一般的孩子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一邊打工一邊上學，不過往往是休息時間不夠，錢也不夠，最后也很難進入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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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韓國首爾，就業中心的招聘信息欄。圖片：CFP2DkZ曹操讀書網
正如甜甜所言，要是缺少父母的幫扶，年輕人不光賺不到錢，甚至可能一輩子都買不起房。韓國政府的數據顯示，自文在寅上臺以來，首爾的房價已經上漲了近60%。2017年，首爾一間公寓的均價約為6億韓元（約337萬元人民幣），但現在已接近10億韓元（約562萬元人民幣）。2020年，韓國畢業生的平均年收入為3115萬韓元（約17.5萬元），也就是說，若想買下一套普通公寓，他們需要不吃不喝32年。為了緩解住房危機，政府將租金上漲上限定為為5%，然而，這一政策讓韓國的房租不減反增。這是因為，許多政府內部官員趕在政府正式發出限制政策之前提高了他們房子的租金。今年四月，負責國家經濟與社會政策的負責人金尚祚（Kim Sang-jo）就因在新法律通過前兩天將自己的公寓租金提高了14%而被解職，此外，還有包括起草租金控制法案的執政黨立法者樸柱民（Park Ju-min）等20名官員因涉嫌土地房屋投機而被調查。無力的房價調控，加重了本就入不敷出的年輕人的生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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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川市工作的鄭尚玄表示，他之所以找了兩份工作，就是想再過幾年搬去首爾買房。雖然他老家就在仁川，但還是大城市更吸引他。他隨后又表示，雖然不愿依賴父母，但自己的存款是真的不夠：“首爾的房子太貴了，我只能靠父母來付首付，然后向銀行貸款，自己還房貸。”當鄭尚玄還對未來的首爾生活充滿期待的時候，作為首爾本地人的張洪碩卻已經認定自己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張洪碩從沒考慮過要從父母那里拿錢買房，無印良品薪水微薄，首爾的普通公寓對月光族的他而言幾乎是天價。正因如此，他對結婚也沒有任何想法：“一般來說，韓國人要是結婚就一定會買房，男方負責買房，女方購置家具。韓國人還很要面子，婚禮、婚紗照花上個1000萬韓元是常有的事（約5.6萬元人民幣），而我連結婚的錢都出不起，更別說養孩子了。”當被問及是否有戀愛打算時，張洪碩依舊給予了否定，“談戀愛也很花錢，而且我總覺得對方把未來托付給我這樣的人很可怕。”在韓國，像張洪碩這樣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多，他們被稱之為“三拋族”，即拋棄戀愛、拋棄結婚、拋棄生子。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今年4月的報告指出，2020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已連續兩年排名倒數第一。不少人口學家也擔心，要是三拋族越來越多，韓國會在未來成為第一個消失的國家。然而，比起國家命運，三拋族的張洪碩還是更關心自己的生活。雖然堅定了不結婚的信念，他對未來也很是悲觀：“我很害怕，等到未來周圍的人都結了婚，自己一個人會很孤單，可我沒有別的選擇。”最近，張洪碩辦了有一張大量存款就有機會抽中房子的銀行卡，但并沒有報太大希望，畢竟他每個月能省下的，從不超過10萬韓元（約56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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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艱難的就業市場，年輕女性的處境要比年輕男性糟糕得多。在這一問題上，《外交政策》指出目前韓國年輕人有兩種傾向：崇尚精英主義和厭女癥。年輕人難以擺脫“貧困生活”，不僅是階級差異的不公平，性別上的不公平更是讓女性在學校、就業和家庭中處于劣勢。近年來，韓國的女權運動一直在積極爭取權益。自2009年以來，女性上大學的比例一直高于男性，受過教育的年輕女性為韓國的女權運動帶來了新的活力。2017年，文在寅在競選總統時就提出：“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總統。”他承諾要讓韓國社會對女性更安全、更平等。2018年韓國的Metoo運動開始后，文在寅也表示了支持態度，對那些站出來揭露性侵犯的女性，他說“為那些有勇氣講述自己故事的人鼓掌”。“我積極支持MeToo運動，”文在寅在內閣會議上說，“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無論多么尷尬和痛苦，都要揭露現實，找到根本解決方案。我們不能只通過改革法律來解決這個問題，更需要改變我們的文化和態度。”當年，韓國重新修訂了《平等就業機會法》，公職人員需要接受處理性騷擾案件的培訓，以加強保護受害者和證人、調查保密工作，幫助職業女性應對這種創傷。另外，政府宣布了打擊職場性侵犯的新措施——提高最高刑期并延長訴訟時效。對于以性濫用權力的案件，最高刑期從5年提高到10年，訴訟時效從7年提高到10年。性騷擾的最高刑期則從2年提高到5年，訴訟時效從5年提高到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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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0日，韓國首爾，韓國總統文在寅在總統府青瓦臺發表就職4周年演講。圖片：CFPMetoo運動確實帶來了一些改變。2019年，在世界經濟論壇的世界性別不平等排名中，韓國在153個國家中排名第108位，跟2017年相比上升了10位，這無疑證明了韓國女性的抗議是有效的。京畿道政府工作的甜甜表示，現在學校和工作中，大家對性別問題的態度有了變化，老師們、公司領導們都會注意言行，女員工的權益也得到重視，比如產假更長。更重要的是，許多公司已經在預防內部的性騷擾問題。還在念碩士的樸有美認為職場文化和社會風氣也發生了改變，她說：“以前女性總是要穿短裙，作為職場規范，現在穿衣服可以稍微寬松一點，不用非要表現得‘很像女人’才行。以前不化妝不能出門，最近不化妝在路上也不會被人指責了，另外以前播音員等很多職業的女性只能帶隱形眼鏡，現在可以帶框架。女性的生活更加方便，周圍有不少女性支持。”女性形象的束縛似乎在減少，但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職場女性的不公平待遇還遠遠不夠。2019年韓國漢陽大學國際研究院在職業女性中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80%的女性報告說在工作中或工作后受到同事的性侵犯或騷擾，但這其中78%的女性選擇保密，只有22%的女性采取了行動。她們并非不想抵抗，但是面對權力和地位遠高于自己的犯罪者，只能選擇沉默。另一方面，女性在職場上實現個人價值的機會仍然很少。“女性生育后即使回到職場也不能回到以前的地位，一般來說懷孕了公司就會讓人辭職，對女性的職業生涯打擊非常大。”有美補充道，“我的爸爸是公務員，他這個年紀周圍已經沒有女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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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在爭取性別平等的道路上，韓國不過是剛剛邁出第一步，但一些年輕男性卻將同齡女性視為威脅，將不快樂的原因歸結于女性地位的改變。2019年，數據科學家鄭韓尉在《20多歲的男人》一書中對20代的韓國男性做了調查訪問，在這些年輕男性被誤導的看法中，女性已經實現了平等，她們的所作所為是在繼續獲得優惠待遇，這冒犯了他們所謂的“精英主義”。在反對偷拍、反對職場性騷擾等一系列Metoo運動后，有人逆反了。2019年9月，首爾市街頭，一個叫做DangDangWe的新激進組織的領導人向一小群憤怒的年輕人發表講話。“我們是一個追求法律正義、反仇恨、支持真正的性別平等的團體。”領導組織的文成鎬對人群大聲說道，“女權主義不再是關于性別平等。這是性別歧視，以暴力和仇恨的方式在傳播。”他的講話贏得了大約40名觀眾的掌聲，其中大部分是年輕男性，手中揮舞著標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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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首爾的反女權集會上，參與者抗議對某位性侵嫌疑人的審判并不正義。圖片：cnn文成鎬的反女權組織不是特例。2018年，韓國民調機構Realmeter對1000多名成年人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76%的20多歲男性和66%的30 多歲男性反對女權主義，而20多歲的男性中，近60%的人認為性別問題是最嚴重的沖突根源。長久以來，年長的韓國男性認為自己是監督女性的“大家長”，這一代的歧視以所謂男子氣概和嚴格的性別角色分配為特征。與父輩們傳統的性別歧視不同，韓國年輕男性拒絕男性特權和以性別歧視為特征的父權制所帶來的責任，但同時，他們也反對女權主義。在“性別和權力的交匯點”上，年輕男性認為他們在性別基礎上面臨結構性劣勢。這其中備受詬病的是韓國的兵役政策，根據規定，所有身體素質符合條件的男性需要在18至28歲之間進入軍隊服役約20個月。大部分人會選擇在大一結束后服兵役，這也就意味著男性普遍要比女性晚兩年畢業。并且在這期間既沒有收入，也中斷了學業，因此許多年輕的韓國男性感受到危機。另外，他們認為文在寅政府的一些改革政策也在向女性“傾斜”。例如激勵企業增加女性高管人數、承諾至少30%的內閣職位由女性擔任。這些變化讓更多女性進入了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行業，并且試圖打破性別決定的天花板。作為表率，今年6月文在寅任命了一名96年的高麗大學國文系女大學生擔任青瓦臺“青年秘書”一職，這次任命受到反女權的保守派國民力量黨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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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1日，文在寅提名三名青瓦臺秘書，其中“青年秘書”樸成玟年僅25歲，尚在就讀大學。圖片：Facebook事實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讓男性處于劣勢。即將畢業的大學生鄭尚玄像大部分男性一樣，在大一結束后去服了兵役，在就業公平性上，他指出：“兩年的兵役時間會被計算進工齡，特別是對公務員、教師和大企業職員來說，晉升和漲薪也會更快，男性已經得到了補償。”樸有美則指出，20、30歲的男性產生不滿的情緒是有理由的：“剛剛畢業、當了兵，比同齡人晚進入職場，未來都不確定，很茫然。又必須去找工作，工資還很低。所以才覺得自己的生活很不幸。”只不過這一次，他們將不幸歸結于政府的“重女輕男”上。5DkZ曹操讀書網
而現在，反對女權的年輕人在政治界有了一個代言人。6月11日，韓國主要的保守反對派國民力量黨選舉36歲的李俊錫為黨主席。撇開他的年齡不談，李俊錫也是個不尋常的選擇。黨主席職位是韓國最高的政治職位之一，通常是黨內擁有強大支持基礎的連任議員才能擔任。李俊錫曾三次嘗試國會議員選舉，但三次都失敗了，這一次意外當選黨首，與韓國年輕一代人的支持密不可分。今年5月，韓國連鎖便利店GS25貼出的推銷露營裝備的海報上，有兩根手指去抓住冒著熱氣的香腸的畫面，這讓很多年輕男性非常憤怒，因為他們認為這是韓國女權主義者侮辱男性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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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連鎖便利店GS25引起年輕男性不滿的廣告。圖片：Facebook李俊錫很快對這件事情發出評論：“到底為什么香腸必須出現在那里，誰會用手指吃熱香腸？我們應該得到一個解釋。”7月，李俊錫呼吁取消性別平等部，并將其作為自己的競選承諾。他認為該部門“沒有任何成就，也沒有存在的理由”。通過宣傳反對“激進的女權主義”，指責政府任命內閣更多的女性的政策，4月舉行的首爾市長補選中，20多歲的男性選民中有72.5%的人支持了李俊錫的反對黨。鄭尚玄表示，文在寅在媒體上的形象很好，可是在他上任后，年輕人的處境并沒有改善，仍然日復一日為了工作、房子奔波。“其實我也不知道李俊錫這人是誰，但我投誰也不會投文在寅了。”他說。無論是文在寅還是李俊錫，在更多年輕人看來，性別只是個籌碼。20代、30代的年輕人已經厭倦了上一代搞政治的中年男人，認為他們無論是打女權牌還是“平權牌”，都不過是在享受自己的男性特權，爭取某些群體的選票。“人們不想投他所以就去支持其他人了，至于他的競爭對手是什么立場沒有人關心。”有美說，“大家都很現實。房價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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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1日，韓國首爾，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年僅36歲的李俊錫以43.8%的得票率當選黨首。在韓國憲政史上，首次誕生不滿40歲的黨首。圖片：CFP不快樂的韓國年輕人只想躺平，4年前聽到左派總統文在寅的競選承諾時，他們也曾對自由政府充滿希望。而樸槿惠被彈劾之后，韓國的保守右派一直在漂泊。贏得這次首爾市長補選之前，他們連續四次輸掉了全國選舉。但現在，在經濟停滯、中產階級利益受損、就業機會減少、房價高企、年輕人希望渺茫的背景下，韓國保守黨開始利用對文在寅的女性友好政府的不滿來振興自己。——這對韓國政治的未來是一個危險的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