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人一定要丟掉幻想!
許多人曾以為,拜登這個看起來履歷光鮮的美國新總統上臺后,應該不會像特朗普一樣瘋狂,寧愿“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也要對付中國。
然而現實卻顛覆了很多人的認知,拜登剛上任,“美國歷史上最大膽、最全面的反中立法”《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就》就出臺了。
許多人還以為,疫苗一出,疫情壓力大大減輕,世界經濟還會再次振興,然而病毒的變異跟局勢的動蕩一樣詭譎。
復雜變換的環境中,中國該如何頂住內外部的壓力,繼續前行?
以下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的分析,內容十分重磅,Enjoy!
作 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
編 輯:張啟玉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01
立刻放棄幻想
時局依舊在震蕩,避免誤判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放棄幻想。對于中國來說,當下必須放棄兩個幻想!
1. 不要對美國換總統心存幻想
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問:特朗普下臺了,拜登上臺是不是對中國就好了?
我的觀點很明確,有的領域可能會改善一點,但有些領域的危機反而會加深。
最明顯的一點,拜登政府在科技領域對中國的打壓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在相關操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該委員會的國家安全專項小組正在對美國的初創公司進行嚴密的監控和審查,以尋找它們與中國有關投資方的任何關系,尤其是涉及敏感技術的。
同時拜登是一個傳統的美國民主精英,人權高于主權的理念就是民主黨的克林頓政府提出來的,相應拜登對戰爭的興趣也大于特朗普。
因此,拜登入主白宮,會繼續在南海、中國臺灣等問題上借機挑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還會重打民主黨先前慣用的牌,在新疆、西藏等領域挑戰中國,前段時間的新疆棉事件已經印證了這一點。
當初特朗普剛上臺時強調的是美國優先,但因為內政有太多的制約,特朗普在內政領域出不了政績,所以他將重點轉向外交,尤其是中美關系。所以中美關系實際上是美國內政的一個犧牲品。
事實上,美國總統往往是在內政上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拜登又是一個非常弱勢的總統,所以他入主白宮后,中國還是要持續關注中美危機。
隨著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越來越甚,它會千方百計地打壓中國。不管美國誰當政,中國在這方面都不應當有任何幻想。
2. 不要對世界經濟抱有幻想
一方面,中美之間的新冷戰早已不是可能發生與否的問題,而是已經進入一個從不明朗走向明朗、從局部走向全面的過程。
此前美國的對華政策表現為“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美國做不到的”。中美關系因此陷入了一種“自由落體”狀態,但仍然不見底。
這屬于特朗普政府的“遺產”之一,他們致力于中美全方位的脫鉤,已經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現在拜登入主白宮,也很難快速改變中美關系惡化的這種大趨勢。不僅如此,在民主、人權、意識形態等方面,還有繼續惡化的可能。
另一方面,從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看,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復雜,對世界各國造成的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很多國家還在“自保”。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對世界經濟還抱有幻想。
認清這兩個形勢后,中國應該怎么做?
兩點:開放,以及做大內需。
02
管你開不開放,我都開放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正在進入第三次開放。
從開放的性質來看,鴉片戰爭之后的第一次開放為被迫開放,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開放是主動開放,而現在的第三次開放不僅是一場中國主動的開放,而且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
什么叫單邊開放?就是不管你開不開放,我都開放。中國歷史上,朝貢體制其實就是一種“單邊開放”體制,從整體看,它維持了東亞世界上千年的穩定,堪稱國際關系中的一個奇跡。
說回當下,中國為什么要單邊開放?三個方面:
1. 中國向美國單邊開放是分化美國內部力量最有效的武器
目前來看,美國雖然對中國施加了不小的壓力,但他們內部存在諸多的矛盾。
換言之,美國不是鐵板一塊。
美國社會自內戰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分化,這也是特朗普的“遺產”。眼下美國從方方面面來看,階級的分化、種族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都是史無前例的。
但“特朗普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美國的社會與經濟結構變化導致的。所以,這不是任何人能解決的,也不是拜登能解決的,要花好幾代美國人的時間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這也決定了,在一段時間內,美國內部都存在著幾股不同的力量,相互制衡影響著中美關系的走向。
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美國建制派和軍方傾向于跟中國脫鉤,但華爾街不想。
華爾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國施壓,是希望中國更大程度地開放,讓他們賺錢。我和美國駐華商會交流,沒有一個企業想離開或自愿離開中國,并且從歷史上看,是白宮聽華爾街的,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
所以只要美國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只要中國保持開放,在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產人群還在迅速擴大的前提下,美國資本是不會放棄中國市場的。反之,如果中國選擇封閉,那么美國所有的既得利益群體才會真的團結起來對付中國。
此外,技術作為中美競爭的一個關鍵陣地,其進步的本質就是開放,不開放,技術會落后。從歷史上看,哪一個國家更開放,哪一個國家進步就更快。國家封閉起來,即使本來最強大,也會衰落。
所以,盡管絕對脫鉤不可能,中美的相對脫鉤卻難以避免。尤其在技術領域,中美之間的依存度會減弱,但這并非壞事。過去很多中國人幻想能一直依靠美國的技術,沒有危機感,現在相對脫鉤一點,才會激發自主研發的意識,做出真正屬于中國人的東西來。
2. 中國單邊開放可以分化美國和西方國家間的關系
除了自身對中國施壓,美國現在還想要組建“世界隊”,領著其他國家一起跟中國脫鉤。面對這樣的行動,我們還是要明白一個關鍵點:美國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能改變資本的本性。
他們或許可以限制資本的流動和流向,但要實現真正有效的封閉政策卻很難。
中國現在是一個擁有4億中產市場的經濟體,2021年1月24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取代了美國數十年來第一的位置,成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國,吸引了163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在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震蕩和不確定性下,中國市場成為全球經濟的“壓艙石”,也是諸多跨國企業2020年業績增長的主要市場。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堅定開放,日本會跟著美國跑嗎?歐洲那么多國家會跟著美國跑嗎?
不會,因為利益太大。
3. 中國單邊開放可以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統一戰線
很多人說,實行單邊開放,中國受得了嗎?
就能力來說,中國其實已經強大到實行單邊開放的時候了。經過40多年的磨煉,中國積累了足夠的物質財富和經驗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美國(西方)所施加的外部壓力。
而且中國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其實不是單邊開放,而是互相開放。非洲向中國開放,中國也向非洲開放,其他亞洲國家也是一樣。
當下,中國堅持開放來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不是為了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或區域秩序,因為一直以來中國所提倡和努力的都是改革和補充,無疑在現存世界秩序中引入顛覆性因素。
中國提倡改革,也是因為世界體系需要改革。
現存體系為西方所確立和把持,但新興國家崛起之后,他們的利益和代表權沒有反映出來,造成了世界體系運作不良。共建“一帶一路”、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顯示,中國發展到今天,已具備對國際秩序和區域秩序做出制度性補充的能力。
從前,西方把自己制定的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現在,中國在制定規則時更加重視國際合作,特別是和非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正是因為中國要避免美國過去使用世界經濟領導權時犯的錯誤,著眼于長遠的利益。
在這方面,中國完全可以向世界發出令人信服的宣言,因為中國過去就是美國(西方)單邊規則的受害者。
今天中國的開放,其中一個應有之意便是更加開放的規則體系,呈現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歡迎更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一起加入進來。
總的來看,單邊開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國面臨惡性國際競爭和圍堵的情況下,通過開放來分化其內部并非鐵板一塊的西方世界。在操作層面,有兩條開放的路徑可供參考:
1. 促進地方層面的開放和交流
目前,中美友好省州、友城已分別達50對和231對。
美國俄勒岡州中國理事會主席藍進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地方和民間交往主體多元,具有資源廣、接地氣的特點,特別有助于筑牢友好互信的民意基礎”。
比如,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強對中國的貿易戰、與中國在各領域脫鉤的時候,包括加州在內的地方政府其實在不斷加大與中國的合作。
中國許多發達的地市級單位,在對外開放上擁有移民的親緣優勢、產業的對接優勢,特別是閩浙粵沿海地區的城市,它們的開放需求更為迫切,也更具地方特色,可以鼓勵這些地方開展更接地氣、更貼近民眾的開放和交流。
2. 促進社會層面的開放和交流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進一步增長,社會利益多元性的進一步增加,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社會階層對于開放的需求也更加各異。
與此同時,各個社會群體在利益訴求上抱團開展對外交流和往來的力量也在增強。
由社會層面開展的對外開放,要遠比政府層面的需求更為精準,效果更加顯著,可以構建更豐富的開放網絡,形成更多的開放節點。
同樣,正如上文所述,西方的大企業和華爾街的資本家,并沒有放棄中國的市場;相反,他們看好中國龐大的市場和穩定的商業環境,正大舉加倉中國資產。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編制的中國—世界經濟依存度指數顯示,在貿易、科技和資本三個重點維度上,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有所降低;相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卻相對有所上升。這些也顯示中國接下來社會層面的開放和交流是具備基礎和條件的。
而在堅持開放,頂住國際形勢上的壓力的同時,基于對世界經濟的理性判斷,中國下一步的建設則會轉向內部建設。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來自內需,中國的內需市場必須首先做大。
03
內需潛力巨大,
是時候讓它迸發出來了
我們一開始就提到了,需要放棄的第二個幻想就是不要再對世界經濟抱有幻想,除了受疫情影響帶來的經濟下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當今的世界正在經歷著一個超級民族主義崛起的過程,這與上一個階段是完全不同的。
上一階段指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2008年全球危機這段時間,世界經歷了一波超級全球化。超級全球化帶動了資本、技術和人才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從而為各國帶來了強勁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動力。
如今貿易保護、經濟民族主義、反移民層出不窮,都昭示著超級民族主義的抬頭,盡管已經不存在美蘇冷戰時代那樣的一個整體的“西方”,中國也有能力通過單邊開放化解美國把世界“兩極化”的努力,但經濟上國際大循環的動力明顯減弱,已經遠不如超級全球化時代了。
這時候,我們要看到,中國國內大循環動能正在日益增強,具體有幾個點:
所有這些都顯示著國內需求潛力巨大,而中國要做的,就是把所有這些要素的作用都充分發揮出來,把潛力轉化成實際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動力。
如何入手?
在我看來,還是要讓更多低收入人群接近或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的消費潛力才會完全釋放出來。
前面提到,中國擁有1億多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還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目前這樣的市場規模能否支撐消費拉動經濟呢?
對于14億人口而言,4億中等收入人群在量上相當于美國人口的全部,但在比例上只占30%,其實并不高。
我們可以觀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以后,不到30年時間,中等收入人群比例達到60%,甚至70%。所以說,在今年這樣的世界形勢下,中國提出“提振內需”,就要建立消費社會,這需要比例更高的中等收入人群。
要怎么做到?
一是脫貧攻堅,讓更多人脫離貧困;
二是發力“軟基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讓近8億人口擺脫絕對貧困,這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成績斐然,是真正下了大功夫的。
接下來,幫助低收入人群避免返貧的同時,更多的注意力也將投向軟基建。
什么是軟基建?社會建設都是軟基建。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可以和硬基建結合來理解。
公路、橋梁、體育館等為硬基建,是比較容易規劃的,難的是軟基建,也就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
中國許多地區的硬基建甚至比西方國家還要先進,在這些地方,其實已經沒必要重復之前大規模的基建了。接下來需要發力的,是用軟基建來培育、壯大和鞏固中國的中產階級,畢竟目前來看,中國中產階級的脆弱是難以否認的。
中國的獨生子女一代已經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但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不解決,當前的消費主體就還很脆弱,潛力也得不到充分釋放。
這方面,相比于美歐發達國家,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更值得學習。它們吸取了美歐近代以來的教訓,主動推進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建設,培養有益于社會穩定的中產階層,從而避免重蹈歐洲經歷長期社會暴力和戰爭的覆轍。
比如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適合自己的方式擴大了中產階層。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啟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該計劃完成時,日本已相繼超越法德等歐洲國家,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該計劃不是沒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確改善了日本的經濟結構,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有利于日本社會長期平穩。
同時,“軟基建”的另一重意義是激勵創新。
中國經濟在發展,但創新不夠。中國的創新主要在管理、運用等商業模式上,技術上的原創還遠遠不夠。沒有原創,就只能進行依附型增長。
華為是中國領先的IT企業,但美國一斷供,還是面臨這么大的困境。因此,中國要從應用大國更快成為原創大國。
中央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創新也離不開龐大的中產階層。日本成為科技強國和創新大國的過程,幾乎同步伴隨著中產階層的崛起。地狹人多的新加坡能實現經濟和科技起飛,與合理解決住房問題也不無關系。
創新需要冒險,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對于缺少冒險文化的國家來說,更需要社會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福利保障體系,讓人們為生計耗費的心力投入到創新創業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資本發展本身的邏輯,而是社會改革的產物。要強調的是,經濟轉型中尤其要注意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中國經濟騰飛至今,農民貢獻巨大。在經濟進入新常態階段,要通過“軟基建”更好地回饋農民,讓他們也能更多地進入中產階層。
不管是對外單邊開放還是對內擴大內需,在當下動蕩的時局中,需要中國做的事情確實很多很多,但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一個字越是要好好強調——穩。
04
世界越亂,中國越要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財富,作為全球化引領者和技術創新中心的西方經歷了普遍繁榮。
但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社會出現了難以解決的問題: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繼續崛起,成為世界局勢的穩定力量。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詞語一直被提起——“金德爾伯格陷阱”。
這個理論最初由美國著名世界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提出,指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于美國盡管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卻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的角色,沒有像英國一樣承擔起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結果導致了全球經濟體系陷入衰退、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
2017年1月,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在歐洲新聞網發表的文章里又一次提出了“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引起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他在文章中以此告誡美國人:中國崛起以后的動向可能不是“示強”,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擔美國無力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
而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然在提供著當今國際秩序所必需的國際公共產品,足以體現中國自覺擔當,盡力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誠意。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這樣做,既非“另起爐灶”,也非像從前和現存其他大國那樣,構建針對他國的“團團伙伙”,中國無意在現存世界秩序中引入顛覆性因素。
新中國是在反抗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歷程中建立起來的。中國領導人在追求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同時堅稱“永不稱霸”,不相信“國強必霸”的邏輯。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是對全球化現實的反映,更體現了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價值觀。
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把內部矛盾外部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憑借其國際話語權優勢“妖魔化”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
好在,世界體系運作的實踐邏輯不會因此而改變,內部矛盾外部化解決不了西方的內部問題,一個崛起了的中國更不會被美國和西方隨意擺布。
目前,世界最大的擔憂恐怕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但從現實來說,中國和美國(西方)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會放棄中國市場。不與自己的利益作對,這是西方過去的信仰,也是今天的信仰。
縱然氣氛看起來劍拔弩張,中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的立場沒有變過,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件事上,中國一直在穩扎穩打。
疫情尚未結束、時局仍然震蕩、改革還在繼續……
世界越亂,中國越要穩。
因為,一個穩定的中國是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的最大穩定源。今天如此,今后很長歷史時間里,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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