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繪圖解:國際視角下的“共同富裕”(二)左的中國 vs 右的美國!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接上文《手繪圖解:國際政治光譜下看中國的“共同富裕”(一)》
中國的制度選擇和美國的制度選擇都非偶然,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基礎的。
二十一世紀一個最大的悲劇可能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但又因為中國的存在,使得美國不愿意實現社會主義。其不僅僅拖累美國,還會拖累一干國家。
1、伴隨蛋糕做大,政經政策逐漸“左翼”

如前文所說,中國當下圍繞政經政策的討論與調整,是在(2)(3)(4)的框架與范疇之內進行的,而非在(1)與【(2)(3)(4)】之間的探討。
這也就是意味著,不會涉及對私人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不會涉及對已“先富人群”獲得財產的重組與再分配,也就是上個世紀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發生的事情。用官方話語表述,目前我們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框架和范疇內的。
對于大眾,還有一句話更加通俗的、直觀的表述,即這些并不涉及所謂的“革命”。
而如果討論是在(2)(3)(4)范疇之內發生的話,那么,當下中國的討論是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它是任何一個發達市場/經濟體都在面臨相似的政治經濟選擇的一部分。
在做大總體蛋糕的初期,中國的政經政策位于右端,彼時希望優先效率,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才更有條件和能力討論公平。蛋糕做大了,也不能不去討論公平。這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說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所以,伴隨蛋糕越做越大,中國的政治經濟政策會逐漸向左遷移。
過程中,國際國內環境仍然有可能發生變化。這時我們可能也會觀察到一些在左右之間的小的調整。但這些調整將主要是局部、微觀的,技術層面的,不涉及大的政經政策的轉向。
當然還有其他極致情形的出現。比方說一種情況即中美發生大的地緣政治沖突,整個大的經濟和貿易環境的惡化,甚至出現了武裝沖突。這種情況,政策亦然可能發生調整,向左或右均有可能,在特定的環境下都可能有道理。
但排除掉這些小的調整,大的方向是左轉的。而政經政策能夠適應社會發展,漸進、穩步地向左遷移,體現的其實是中國政治與制度的能力、韌性即潛力,從長期來看,這正是中國制度優越性的所在。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里,不能實現政治經濟向左遷移的經濟體,將面臨越來越大的社會矛盾。
2、“再次分配”vs“三次分配”
回到主題。
中國在“向左遷移”,以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所需要做的,無非是如下手段,并需在其間再做一些選擇與平衡:
——多大程度依賴“再次分配”?特別是提高和優化現有的稅收體系及資源分配——這也是西方左翼政治所主要相信并采用的手段。
——多大程度去依賴“三次分配”?這也是西方右翼政治所相信的手段。
在西方,“再次分配”也需要政府的介入,自上而下地完成;“三次分配”則主要是自下而上,通過民間完成。
中國的制度和文化非常特殊,政府猶如“大家長”,具備很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價值觀及共識的塑造能力,可以自上而下地推動“三次分配”。而注重集體價值和從眾的中國社會,也會順勢而為。滲透全社會各個部門、層級、領域的黨組織在其中又會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在中國最終,一定是兩種手段的折衷。能夠復制中國模式的國家寥寥無幾。中國制度上優越的方面,也體現在這里。
所謂的制度優越,其實制度反應的還是國家的文化,是人民意志的體現。這就是幾千年文明留下來的好的東西的結果。
3、美國的情況及與中國的對比
在各發達經濟體,【(2)(3)(4)】之間的討論,還都處在發達經濟體的“建制”/“選舉政治”/“代議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市場經濟”的大范疇之內。
中國人最關心的就是美國,因為美國是實力上的可比、對標國家。我們總喜歡看美國是什么情況,再反過來看自己。現在,我們又以美國為例。
1)美國的右翼政治經濟

即繪圖中(4)的位置。
美國的歷史文化基因是反對左派的,非常恐懼和敵視社會主義,因為它會導致大政府,或者說是大政府的結果,最終會剝奪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美國的整個政治中樞都在右邊。
當代美國,代表右翼經濟的是共和黨,有各種各樣的標簽,從有些浪漫化的“古典自由主義”及美國式“保守主義”,到“rugged individualism”(頑強的個人主義),到“free country”(自由的國度),到學術的弗里德曼及芝加哥經濟學派,到政治上的里根經濟學,茶黨運動及至Trump的減稅運動等等,這些都屬于右翼政治經濟。
右翼經濟無限信仰個人/個體及市場力量,反對政府的干預。在極致情況下,就變成“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片面地相信市場力量,敵視公權力介入經濟資源的分配。如果問他們:那么如何解決貧困者的問題呢?
在理論層面,他們的響應是,只要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富人更加地富、一直地富、安全地富,那么最終大多數人一定是可以富起來的。這個邏輯常被理解為“trickle-down economics”(涓滴效應)——大意是,只要充分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力量,發揮個人的積極性與潛能,最終讓企業家致富了,企業越辦越好了,搞更多的投資、雇傭更多的工人,產生更多的消費,這樣,富裕慢慢的就會滲透下去,社會上更多的人也會找到工作,獲得收入提升,社會全體也就會更加富裕,而且人們會更愿意創新、更有奔頭。
過程中,即便有兩極分化,政府也不需要做任何得事情。如果政府要扮演積極角色,那在美國的右翼哲學看來,就是搞“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一定會扭曲和浪費資源配置,而且不特如此,還會破壞勤勞致富的價值觀,毀滅創新,制造懶人群體。在他們看來,減少兩級分化的工作只能讓“公民社會”/民間自發去做,通過“三次分配”——即公益/慈善)——去最終實現。
另外,對他們來說,所謂的“富起來”,僅指低收入群體絕對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非相對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減少兩級分化并不是一個KPI/目標。譬如,富人收入提升了20%,窮人提升了5%,在右翼的理念下,這就可以了,挺不錯的。畢竟窮人也更“富”了嘛。他們不關心公平,除非社會的不公平已經開始反過來影響效率了,工人罷工鬧事了,社會矛盾尖銳,政治崩潰,甚至要動亂了,才會把“公平vs效率”的天平略微傾向“公平”。
而上了點年紀,了解歷史的人會知道,這其實不是什么實證理論,而是一種捍衛富人利益的意識形態。說得好聽叫信仰或理想,說得難聽叫敘事或話術(narrative)。這套右翼政經成為一種基本范式(paradigm),得到了主流西方經濟學的支持。經濟學術界反過來又在政治及政策提供理論與合法性的支持。不過,也要看到,在學院里,通常也只是經濟學家支持這種理念,其他社科知識分子(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文化批評、歷史學、哲學)則是從左的方面對這種范式提出深刻批評與反對的。但,經濟學家總被視為經濟領域的權威,他們會更大程度地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
實踐中,搞這種小政府、市場主義、“涓滴經濟學”政策的結果,就是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貧富差距的問題越來越大。
Trump在任期間推出了減稅政策,再疊加COVID-19疫情,使得美國出現了剪刀差的復蘇,兩極分化的問題被進一步加大,而美國政治及美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還沒有做好準備,迎接Biden/民主黨的進步主義法案(”Build Back Better”)
在資本與科技結合的未來世界,勞動者利益將更無從得到保證。社會的兩極化將更加嚴重。
如果“涓滴政策”不能兌現,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那怎么解決問題呢?光講經濟學理論也不行啊。
那就是實操里的政治了。匹配右翼經濟政策的,就是同屬右翼的身份政治——把階級矛盾,轉化為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矛盾、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矛盾、宗教與宗教之間的矛盾、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在美國,辦法就是制造族群/種族矛盾,或者把問題轉移到中國,把中國視為仇敵。資產階級所要實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勞苦大眾相信:種族/族裔、價值觀、文化、身份認同才是最重要的。經濟利益是可以為之犧牲的。
常年影響下,美國勞苦大眾的思維都被右翼意識形態所左右。而若按馬克思的分析,我們分析一種理念,總是要探究其有沒有階級屬性或偏向:這個理論是誰提出來的,服務于誰,誰最容易受益。顯然,受益于右翼經濟學的是“資產階級”,而且是“大資產階級”、“大資本”,但無論如何不是無產階級。在美國,資產階級成功地把右翼政經價值觀上升為真理,無產階級徹底“喪失”了“階級意識”,只陷入到右翼的認同/身份政治里去。Anthony Gramsci所謂的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在美國達到了極致。美國并在全球范圍輸出這種價值觀,從核心英語國家,輻射英語文化圈(各種歷史殖民地)、輻射西歐。香港就是深受這種價值觀洗腦的地方。這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也在經濟學科內成為主流,影響和塑造了相關領域的決策者和從業人員。事實上,這樣的意識形態,對新中國建國以后“第二個三十年”的中政經導向及實踐也有很大影響。
2)美國的左翼政治經濟

即繪圖中(2)的位置。
這種位置其實就是社會主義。在歐洲,這叫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在美國,叫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或進步主義(progressive)。
左翼政治在歐洲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及堅實的民意基礎。我們應當記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樣的理念都來自于法國、德國這樣的歐陸國家,但伴隨極左政治和極右政治(均強調及依賴政府力量)在上個世紀中葉的失敗,以及美國政治經濟實力的崛起,安格魯-美利堅的依托個人及市場的文化正在過去大半個世紀席卷西方,甚至吞噬他們過往的政治傳統。
如果說歐陸還有左翼/社會主義傳統,北歐是社會主義重鎮,東歐經歷轉型經濟之痛后大有潛力重新擁抱社會主義,甚至英國也因處在歐陸邊緣,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左翼經濟政策很有市場,并是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的話,最難推廣左翼政治、最敵視社會主義、最仇視共產主義的地方,就是美國。
當代中國政治有個傳統,叫“寧左勿右”,即政治的天平是傾向于左的,左,總是比右要安全。左是方法、手段、策略問題,右則是站位問題、路線問題,性質是不一樣的。
美國是相反的,“寧右勿左”,右,是安全的,左,則是危險的。
前面提到了美國許多的傳統,譬如“頑強的個人主義”、“自由的國度”,作為自下而上構建起來的、由抱負創業精神的移民組成的國家,對大政府的先天排斥,等等,都是抵觸左翼政治的歷史文化基礎。
反共/反對蘇聯的歷史傳統
再者,美國在現當代歷史上最大的成功,就是在冷戰打敗了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蘇聯是左翼政治的代表(雖然它實際上屬于極左翼)。根據老一代美國人的“三觀”,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成功,與其擁抱自由市場經濟、反對社會主義是分不開的。美國人個人的成功、企業成功、學術與科技的成功、各行各業的成功、國家的成功,都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政治經濟政策。美國夢,就是在一個崇尚個人的體制里依靠個人力量實現個人理想的愿景。
所以,
我右,故我在。
我反共/反社會主義,故我在,故我能夠獲得榮光。
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存在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
與他們理念相左的東西,對他們來說都是威脅。
我們再看看,中國共產黨的黨旗,沿用了蘇聯共運使用的鐮刀斧頭政治標示,只是做了一些美術上的修改。見下兩圖的比較。

對于美國人來說,是完全分不清楚的,在他們看來就是一個東西——共產主義及蘇聯體制。所以,中國必然是蘇聯的某種延續與發展。
這解釋了為什么美國人對中國的體制是非常抵觸甚至恐懼的——他們認為中國是蘇聯政治的延續,是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斗爭的新發展。要說服美國相信和理解今天的中國并不是蘇聯,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對于經歷過冷戰的老一輩美國人來說,意識形態競爭就是他們理解世界政治的角度。中國使用的政治標識,讓他們自認為瞬間找到了答案,發現了一切真相。
對他們來說,中國的崛起是冷戰的繼續,不遏制中國就無法證明美國制度和理念的成功。所以,對他們來說,這是個存在問題。
種族主義的影響
最后還有一個維度,就是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在美國社會里有特殊的地位,長期以來,是美國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的根本組成部分。現在,許多已經轉化為不上臺面的潛規則。
我們在前文提及,右翼經濟是自由市場,而右翼政治是什么?就是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是右翼的,兩相呼應。右翼的身份政治在幫助大資產階級洗腦無產階級,捍衛右翼經濟政策。
美國在上個世紀打敗了納粹德國和蘇聯。如前文所說,美國是反共、反左翼經濟的,所以蘇聯的意識形態在美國沒有市場。美國也打敗了代表極右翼的德國納粹,但(極)右翼思想卻在美國的中低層/白人里有相當的市場,這是因為這種思想與美國社會歷史存在的種族主義高度呼應。
在美國的當代政治里,這種思想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即Trump。
所以,在美國,右是有社會基礎的,而左是沒有社會基礎的。
美國的資產階級可以把美國的歷史文化全部融會貫通利用起來,構建一個堅實的資產階級文化霸權。
如果說全球有哪個國家的左翼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土壤最差的話,那就是美國。
如果說全球哪個國家的大資產階級大資本處于最優勢低位的話,那就是美國。
但伴隨美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兩極分化及族裔矛盾越發尖銳,離冷戰又越來越遠了,所以社會主義在年輕人即少數族裔里也就越發有影響力,作為一股思潮力量,正在逐步的壯大,并尋求在政治上表達自己、左右政經政策。
在經濟層面,他們所主張的政策和理念,和中國及許多其他左翼政治的國家所提的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事實上,北歐的政經政策比這些要更左。那是一個高稅收的福利主義社會。但并不如右翼理論所描繪的:創新與活力就被壓抑了:在這里,人們只是處在一個全然不同的社會關系、環境和文化里,有不同的價值觀和預期。但美國社會文化環境是特別反社會主義的,任何這種主義,都會被描繪為“共產主義”,稱其不僅僅會侵蝕個人的權利,對“自由之地”的禁錮扼殺,而且還是消滅美國核心價值觀,危及美國政治存在的。這種主義如果與中國聯系在一起,那就是上升到種族主義維度了。右翼政客將不遺余力地把左翼政策與共產主義/中國聯系在一起,在美國中低層白人群體里挖掘恐懼與仇恨。
社會主義在美國推廣如此之難,使得它甚至不能征服民主黨內部。民主黨現正為此分裂,進步主義者(the Progressives)已經儼如黨中黨,與溫和派漸行漸遠。
社會主義者能夠在美國主導政策,我估計還需要一兩代人。需要什么呢?需要美國新一代人離遠戰記憶越來越遠,能夠更加平常心的看待左翼政策,更加批判地看待資本主義。
那么美國右翼如何應對看似不利的人口趨勢呢?就是重新帶回冷戰:找到新的敵人——中國,不斷的制造意識形態沖突,把中美關系描繪為美蘇冷戰的延續。通過牢牢地把中國設定為美國制度與價值的敵人,而謀求讓美國政治經濟的中樞能夠停留在右邊。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但敵視中國,使得美國接受社會主義難上加難
我寫過一個系列,《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其實寫了一半,并沒有寫完。今天的許多想法,其實應該進入那個系列。
中國和美國都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國家。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政經政策中樞是在右邊的——介乎(3)與(4)之間,它趨向資本,但忽略中低層的利益。在全球化、科技化、金融化等影響下,美國社會在過去二十年里經濟兩級分化,政治上拿不出應對,矛盾得不到解決,結果導致政治極化。
出現問題后,美國給出的應對不是向左遷移,而是采取變本加厲,右上加右,采取更加“反動”的政策——這就是Trump的上臺。任期內,他推出了代表右翼的減稅政策,加大國內矛盾,并通過與中國制造大國沖突,尋求對外輸出矛盾,以穩定美國在國內采取的右翼政策。
回顧一下,我們看到:
——只有社會主義/左翼政策才能解決美國的問題。
——但美國由于歷史文化及政治傳統問題,接受社會主義特別的難,比其他國家都難
——右翼政治防止美國左遷的手段,就是身份政治:在國內制造種族/民族矛盾,在國外制造國際間/文明間的矛盾
——中國崛起了,而且帶著共產主義的標識來了,給美國的右翼政治提供了“天然”的資源,成了救命稻草
——中國被美國的右翼政客塑造為美國政治存在和核心價值觀的根本敵人;中美關系被塑造為冷戰
——最后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由于中國的存在,可能使得美國接受左翼政策難上加難。
說個玩笑話,中國“使得”美國進入社會主義要再晚一兩代人、兩三代人。(當然了,責任全在美方!)
美國天然偏右,中國天然偏左
相比于美國,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使其更加能夠接受社會主義。
——對“大同”理念的愿景;不患貧而患不均;
——集體價值、集體理念、集體主義,認為個人要服務于集體;
——家長主義、權威主義傳統
——傳統理念里,強調義務和責任(obligations/duties),而非權利(rights)
——注重社會/集體的和諧與共生;“非零和博弈”或“反零和博弈”的思維
——大政府傳統
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有深刻歷史文化基礎的。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在中國“行”,社會主義為什么在中國“好”,背后還有一個故事,就是為什么它們在美國就很難“能”“行”“好”,因為國的社會與文明基礎不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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