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游,前途何在?
城市群——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
改革開放后,我國通過持續推進城鎮化,為經濟快速增長帶來持久動力。
“十一五”以來,“城市群作為城鎮化主體”的戰略地位在我國多個重要文件中被提及。城市群也在我國城鎮化發展中長期保持著城鎮化的空間主體地位,發揮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極作用。
隨著21世紀20年代的來臨,城市群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城市群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是國家和地區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載體,也是促進區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營造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主要場所。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聯動、特色化發展”。
顯然,城市群、都市圈已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
城市群是城市化進程進入高級階段后,城市之間的空間作用增強、聯系機制緊密形成的重要組織基礎和區域空間形態。
與特大都市、都市綿延區、大都市區、巨型城市區等概念不同,城市群并不以連綿分布的城鎮建成區為特色,而往往具有“大中小城市層次分明”的特點,城市彼此之間既有生態用地分隔,又有緊密的交通聯系。
在我國的地理版圖上,當前可圈可點“抱團”發展的城市群并不少。
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由北向南,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引領我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動力源。
作為公認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2020年,盡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長江三角洲地區仍表現出強大的恢復力,經濟總量高達24萬億元,占了全國經濟總量的24%。
粵港澳大灣區2020年的GDP總量也達到了11.36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生產總值的1/7,相當于世界排名第九的加拿大。
公開數據顯示,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用2.8%的土地聚集了約18%的人口,貢獻了約38%的GDP,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
然而,關于哪個城市群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四極”,一直以來是存在爭議的。
有意沖擊第四極的城市群不少,但就目前的發展水平來看,最有實力的競爭者是中西部兩大頭部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在之前的《中國經濟第四極在這里?》一文中也提到,隨著成渝城市群進入國家戰略,以及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出爐,成渝城市群作為我國第四大經濟增長極的定位已經實錘。
作為成渝城市群的“老對手”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則顯得有些失意。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中部地區體量最大、實力最強的城市群,從數據來看,無論是人口、面積還是經濟總量,長江中游城市群都明顯壓成渝城市群一頭。

當我們討論城市群的問題時,各地間的文化認同必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長江中游城市群由三個跨省城市群組成,雖然三省文化淵源深厚,但并不屬于同一個文化圈:湖北和湖南有各具特色的荊楚文化和湖湘文化,江西的贛文化更是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
城市群內三省居民文化認同不夠強,再加上各地所處的省份、區位及經濟體量參差不齊,不免存在著各自的“小打算”,協作起來的難度也更大。
因此,做大做強中心城市、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是長江中游城市群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長江中游城市群,長江是核心,應發展武漢周邊城市,長沙和岳陽、南昌和九江形成一個增長,突出重點,充分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依托巨龍,帶動長江起飛,進而帶動整個中國加速發展。
此外,城市群內各城市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不盡合理,占用了大量的水體、濕地、森林與農業用地,環境污染問題依然較為突出,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任重道遠。
中國城市群戰略的轉型與挑戰
與“十三五”規劃建的城市群相比,“十四五”規劃中,處于長江經濟帶上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戰略地位快速提升。
從 “發展壯大”到 “優化提升”的用詞變化,反映了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城市群發展的成果,及其對我國城鎮化總體空間格局的戰略影響作用。
而我國城市群的發展重心,也從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為主的區域集中發展模式,轉變為“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19個主要城市群協調發展的模式。
在我國城市群的發展方式上,相關政策則經歷了“以核心城市帶動城市群發展”,到“以都市圈協同發展帶動城市群發展”的歷史性轉變,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空間格局逐步向“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中小城市(鎮)”發展。
都市圈建設需要避免盲目擴大城市蔓延區,做到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之間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的一體化。
而目前,區域不平衡仍是制約我國城市群發展的首要因素。
一方面是城市群內部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體量不平衡。
例如,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廣東省內的九個城市中,經濟規模排在第一、二位的深圳、廣州的GDP相加,在廣東九個城市GDP累計占比達到59.44%,地區結構失衡現象較嚴重。

另一方面是主要城市群的發展差距非常顯著。
例如,長三角城市群的GDP占全國比重的24.09%,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天山北坡城市群GDP占全國比重不到0.5%。
同時,受人口控制、城市落戶和生活成本上漲等的影響,我國預計未來30年,將面對損失2億勞動力,但同時新增3億老年人口的嚴峻挑戰,這將對我國城鎮化率的增長速度和人口結構的合理性造成不利沖擊。
而且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共同影響,我國戶籍制度改革仍未徹底完成,遺留了發展隱患,戶籍、土地和社保三大制度改革仍存在顯著的滯后牽絆作用。
在行政區劃調整和政府職能轉變機制方面,傳統上,我國城市治理中,行政邊界在功能上是地方政府公共權力行使的絕對空間邊界,這與以市場化為導向的都市圈發展邏輯本身存在矛盾。
事實上,我國很多都市圈都是跨市域甚至省域的,跨界治理工具的缺失,將導致都市圈的行政碎片化。而追求經濟發展的績效考核機制,則進一步加大了突破行政區劃邊界的難度。
現在我國城市發展中“城市本位”的傾向仍然很重,核心城市和周邊地區競爭有余、合作不足,這種競爭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發展。
例如,當前都市圈內部存在大量“斷頭路”和“瓶頸路段”;城際軌道交通建設明顯滯后,交通樞紐銜接換乘不便,通勤成本高;機場群、港口群協同發展不足;區域性文化、體育類公共服務設施重復建設嚴重,布局缺乏統籌等。
未來,要實現城市群戰略的新路徑與新模式的持續發展,我國必須解決區域不平衡、人口逆向流動與人口老齡化、三大基本制度改革滯后和政府職能轉變機制缺乏彈性等四大關鍵問題。
參考資料:
胡明遠,龔璞,陳懷錦,楊竺松.“十四五”時期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培育現代化都市圈[J].行政管理改革,2020(1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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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政,朱翔,李霜霜.長江中游城市群空間結構演變歷程與特征[J].地理學報,2021,76(04):799-817.
長江日報-長江網:《全國專家共論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1-04/14/content_13733561.html
人民論壇網:《中國城市群戰略演進的內在邏輯與轉型挑戰》http://www.rmlt.com.cn/2021/0913/624896.shtml
國家發改委:《順應新時代新要求 做大做強中心城市 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高質量發展》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106/t20210604_1282651.html?code=&state=123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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