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未來治理的挑戰是什么?
搞清楚問題,就成功了一半。有太多的國家沒有分析清楚、或者不敢于分析清楚面臨的真正挑戰是什么。
中國強就強在敢于面對問題,承認現實,并且把問題擺在面前,然后想清楚我們未來應該怎么解決。
這周大會已經開了,相信很多朋友們已經看了公報了,但是為了加強對公報的理解,我覺得有必要把中國政府未來治理面臨的挑戰說清楚。帶著問題再回過頭去讀公報,尤其讀對于過去的總結、未來的設想,相信很多點就透了。
直入正題,在我看來,中國政府治理當前和未來面臨三大主要挑戰,這都是時代發展帶來的,分別是:
物質、精神、關系。
首先是物質。
從1949年、1978年至今,中國一直解決的都是快速發展的問題,先解決有沒有的問題,再解決強和好的問題。
從具體指標上,一個是人均GDP、一個是GDP年增長速度。
2019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意義極為重大。
國家有時候跟個人一樣,也是要講儀式感,因為國家本身就是由億萬人構成的,個體對于整數的突破非常敏感,那國家自然敏感,全世界也就會以這個作為一個標志,1萬美元就是最關鍵的一個發展指標。
在1萬美元之前,一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是基本生產生活保障問題,說白了就是解決“吃飽”問題,吃好是額外的。這個指標對于個人也是非常重要的,當一個人年收入1萬美元以下時,影響人幸福感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只要收入增長了,看著錢包里的錢上去了,那就是幸福,關系到有沒有錢多買點肉。
但是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是不斷增長的,滿足了較低層次的需求,就一定會產生對于更高層次的需求。

當國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時候,從社會整體來看,一定會越來越多的出現對于非收入因素的需求,比如說公平正義等等,開始從解決生活問題到生活的更好轉變。
滿足非收入的需求要比滿足收入更難。
GDP的年增長速度也是一樣,從2000年以后,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持續降低的,我們在短時間當然可以施加影響從而調整GDP增速,但一定會有后遺癥,典型的比如2008年大放水,其負面影響一直持續至今。
2019年其實已經達到了一個關鍵的政策拐點,我們已經要開始從過去的重視速度到追求質量轉變,一些政策已經開始準備了,可以看看當年的全會文件。
但是緊跟著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了,政策調整要讓位于疫情防控,所以原本計劃在2020年開始的改革,延后到了疫情得到相對控制后的2021年,也就導致調整更加快,因為要趕時間。
當然這種改變也挺好,正如上面所說的,國家和個人也需要儀式感,從幾十年后來看,在建黨百年這個時間點,開始一輪系統性的新變革,非常合適。
這種轉變以黨的百年總結和未來展望的形式進行鞏固就更好了。
而從追求速度到追求質量也面臨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就是已經沒有那么多的現成的增量空間了,需要去盤活存量、挖掘更加不確定的增量。
什么意思?
比如很有名的合肥,幾次投資奠定了合肥的巨大發展,但是說到底,合肥的投資在全世界已經有了先例,考驗的是合肥政府有沒有看清楚自己能不能做、能不能做起來,并且有沒有率先把相關的保障機制打造好,領先于其他城市找到更加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并且悉心培養。

合肥風光
這件事當然難,否則也不會被我們津津稱道,但是本質上是一種追隨。
那么未來呢?
全世界其他國家已經探索過的比較大的增量空間已經被各地政府給挖到一個極限了,甚至有很多地方搞的工業園區、引入的企業,實際根本運轉不起來。
再加上我們在上一輪改革中,在經濟高速增長之下,隱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很多企業其實早就應該破產,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比如地方對于就業、發展甚至個人前途的擔憂等等,這些本就該“死去”的企業活下來了。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養一些吃閑飯的也未嘗不可,畢竟也提供了就業。但是現在GDP增速已經下降,未來預期也就在這個水平上下波動,我們沒有那么多空間讓這些不行的企業活下去了。
我們更需要騰出存量空間,抽出足夠的信貸、政策、土地、資源等等,去支持更加有潛力的企業。
在物質這個框架下,我們還面臨一個科技研發的問題,跟各地區發展經濟類似,過去我們的科技研發實際上就是跟跑。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等等已經做出來了,我們知道這個東西能成,大概的方向也知道,這已經大大降低了科技研發的難度,更大大提高了我們研發資源的利用效率。
就像《功勛》里展示的,我們的老一輩科學家研究核動力潛艇,當看到一個美國的潛艇玩具模型的時候感到格外振奮,就在于起碼知道總體外形、大體結構、發動機在什么位置,這就非常有價值了。

未來呢?中國科技進步很快,但是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未來的科技研發已經跟世界最先進水平并駕齊驅,甚至有的地方我們還在開路,我們已經站在了人類的最前沿,我們的前面已經沒有其他國家了。
這當然值得自豪,但我們也一定要有危機感和準備,那就是我們要更加能夠承受科研的失敗。
相信真正在科研一線的朋友們能夠體會到,花費了幾年十幾年研究一個方向,但是結果只證明了此路不通。從整體科研來看,此路不通很有價值,我們常說愛迪生發明燈泡失敗了上千次,但是這種失敗落在具體的人、團隊頭上,我們能夠承受嗎?我們又能不能尊重失敗?
因此,在這個大變革下,我們首先就需要真正實現“優勝劣汰”,還要解決如何看待失敗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改革、碳達峰碳中和等等,本質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要盡可能做好準備。
其次是精神。
精神不僅僅是上面說的需求層次變了,要追求更多的公平正義、民主平等,還有至少兩個需要我們做好準備的。
一個是國家和民族精神狀態。中國發展起來了,但是中國發展太快,中國人自己也沒有做好準備,比如中國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對于中國和世界的看法區別很大。
我們各級的執政者有沒有意識到這種國民心態、精神的變化?拿著過去的執政理念,去調整新生代是否合適?
網上有很多關于90后、00后的段子,什么90后、00后不慣著職場習慣,那么更高一層的國家和社會習慣呢?
這會不會帶來新的摩擦?需要新的磨合?
第二個是倫理。
這里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因為人口結構變化和社會發展帶來的社會倫理變化。
隨著一個國家的發展,人口出生下降、老人越來越多、社會人口撫養比不斷提升,這是必然要發生的,不是任何政策可以決定的。
既然要改變,那我們有沒有調整好?
個人有沒有準備好?畢竟社會發展也將帶來壽命的延長,個人有沒有適應好、準備好更長的壽命帶來的挑戰?這也是昨天我推薦《百歲人生》這本書的原因。
這里專門說一下,這可不是廣告,我可沒放鏈接,純粹是個人推薦。
上面的事情其實也還好解決,因為有理可循,有太多發達國家已經經歷過了,雖然難走,但起碼有參考,一些典型的坑、沒用的措施,其他國家已經證錯了。
我們沒有準備好、真正的難點在于科研帶來的倫理問題。
科技進步是要調整倫理的,比如蒸汽機、核能、轉基因等等,都帶來了倫理的大變化。
對于倫理的探索和調整,傳統上一直由實現科技突破的國家承擔,不管做的是否正義,但是倫理調整的代價確實存在。
比如蒸汽機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作為首個突破的英國,享受了巨大的好處,但是也帶來了對于英國人民的壓迫,“羊吃人”“童工”等等問題都爆發在英國,英國用了很長時間去發生、轉變、解決,更經歷了幾十年上百年的制度調整。
類似的還有美國的核能、轉基因,歐洲的克隆羊等等,這些新技術的突破都帶來了倫理的沖擊,誰突破誰負責,并且受到全世界的監督,這是避不開的。
那中國呢?
中國當前在生物科技上已經開始走在世界最前沿,我們也要面臨當初美國轉基因、歐洲克隆羊同樣的問題。
這仍然是相對簡單的,因為有先例可循。
可是更加重要的數字時代、數據要素的利用呢?這一點中國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數據時代如何調整虛擬和現實的關系,如何解決好數據利用和個人隱私保護,如何設置一系列的條條框框保證數字技術的大發展不會讓人類走進死胡同?

前幾天發過的《盜夢空間》劇照。面對沉入夢境不再面對現實的人們,我們該是允許,還是反對?
這是中國作為數字經濟、數字技術先行者,需要為全人類解決的大問題,這也是今年我們密集出臺各種數字相關政策、法律的原因,這也是我在談元宇宙的時候提到,我們要提前規制好元宇宙發展的大方向。
中國已經沒有資格讓一些技術自由發展了,因為中國走在了全人類最前面,中國就需要扛起全人類的責任,這就是大國必須承擔的。
最后,是關系。
這個關系包括國內的,比如政府、資本、社會、人民,都要重塑。新的時代相信人民、發動人民仍然是既定的方向,但是如何做呢?
要發展、要探索未知,國家并不擅長,因為國家是一個被制度約束的體系,要探索關鍵是利用好市場,發揮市場作用就離不開資本的力量,那怎么處理?
國內的已經很難,我們還面臨國際的,畢竟中國過去是美國構建的全球體系的補充者。但是現在以及未來,我們明顯已經參與到了新全球秩序的制定,這必然會同美國以及更多國家產生摩擦。
上面的三個僅僅是相對最重要的幾個挑戰,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還有很多,比如地區自然稟賦、發展快慢不同帶來的復雜治理,實現共同富裕的分配調整,治理現代化對于執政隊伍內部的整治、提升的要求等等。
但是,中國一直以來不都是從問題中走出來的嗎?有問題就勇敢的列出來,一個個解決就行了,不要怕遇到新問題,遇到新問題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在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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