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不愿叫一聲郭沫若同志?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抹黑造謠的人們,
看低了郭沫若,
更看低了毛澤東。
01
郭沫若萬萬沒想到,自己為革命工作一輩子,非但沒留下清白在人間,現在人們說起郭沫若,反而只記得“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的謠言。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郭沫若到底是什么人?
郭沫若的人生有三個重要階段,青年時期是文學奇才,中年時期是革命戰士,壯年時期是文化領袖。
我們分開來說。
1914年,教員是湖南一師的同學少年,而家境殷實的郭沫若留學日本,到九州帝國大學習醫,準備回國做一枚治病救人的醫生。
但是此后幾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宣傳科學和民主,成為國內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那時候的有志青年,都受到《新青年》的影響,聚集在陳獨秀的麾下,希望用科學和民主改造中國,給中國人民換換腦子。
經過數年的宣傳,中國青年逐漸覺醒,正好又趕上“一戰”后巴黎和會的刺激,中國便爆發了“五四運動”,青年做為政治力量,走上歷史的舞臺。
這是1920年前后的國內大氣候,那些能讀書的青年學生,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郭沫若也被卷入其中。
1919年8月,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3個月后,未來的哲學家宗白華出任《學燈》編輯,并且建議開辦“新文藝”專欄,刊登新體詩。
《學燈》是《時事新報》的副刊,留學日本的郭沫若經常閱讀《時事新報》,也知道了刊登新體詩的消息,便把以前寫的詩文寄到上海,向《學燈》投稿。
宗白華看到郭沫若的新體詩,覺得非常精彩,極力向主編推薦,建議在《學燈》上刊登出來。
原本郭沫若只是嘗試一下,沒想到真的發表出來了,那還等什么,接著寫唄。
隨后數月,郭沫若陸續發表《死的誘惑》、《火葬場》、《黎明》等一系列新體詩,在文藝界的名氣越來越大,宗白華也對郭沫若越來越欣賞,甚至用整個版面發表郭沫若的詩。
從此以后,留日素人郭沫若,便成了新文化運動的詩人。同是新文化運動詩人的朱自清,也說郭沫若是“一支異軍的突起。”
到了1921年,郭沫若把新體詩整理成集,取名為《女神》。
這本詩集的文學地位不必多說,屬于中國新體詩的奠基作品,而郭沫若也因《女神》,成為中國新體詩的奠基人之一。
此時的郭沫若不到30歲,已經進階為新文化運動的大將,名滿中國。
如果就此止步,做一個純粹的詩人,寫寫風花雪月的情愛故事,聊聊憂國憂民的文人情懷,也能保證一輩子衣食無憂,比現在大多數人的階層都要高。
如果郭沫若不甘于做詩人,也能到高校做教授,偶爾和胡適之流吹吹牛逼,也能留下一段佳話,被后人吹捧為民國大師。
某些雞湯語錄,說不定還能編成書,出現在21世紀的機場書店里。
這些光明前途,郭沫若肯定比我們看的清楚。
但他沒有選擇做詩人大師,而是在日本畢業以后,回國參加革命了......革命要掉腦袋的,郭沫若敢回國參加革命,就說明他不是個簡單的詩人。
同樣是新文化運動的文人,胡適和朱自清就沒有參加革命,選擇了文人唱和的道路。
僅此一點,你就不能不佩服青年時代的郭沫若。

02
郭沫若在革命隊伍里,成就也非常人可比。
1926年,郭沫若出任廣東大學文科長,同時兼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農民運動講習所共開辦六屆,前五屆的主持人是彭湃,第六屆的主持人是毛澤東。
也就是說,我黨武裝起義之前,郭沫若就是毛澤東的同事,在工作中有了不錯的感情。
郭沫若教書之余,還在黃埔軍校做宣傳工作,北伐開始,又做到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和周恩來、葉挺等人發生了良好的關系。
而郭沫若的軍銜是中將。
肩扛中將軍銜,和毛澤東、周恩來共事,這份地位和資歷,國共兩黨里超出郭沫若的人其實不多。
你說,郭沫若在革命隊伍里的成就大不大。
如果郭沫若是沒有理想的人,那他隨大流就可以了。
蔣介石掌權的時候,在南京國府做個委員,或者在軍隊里做個不打仗的軍人,工作之余和同事們一起撈錢娶小老婆,日子美滋滋。
將來全國要解放了,就和起義將領一起走向光明,就憑郭沫若在大革命時期的地位,混個政協委員是沒問題的。
這日子保險且安全,正常人都能想明白,郭沫若肯定也明白。
可能有人要說了,20年代的郭沫若,不知道將來全國解放的歷史進程。
那問題就更簡單了,大革命時期的蔣介石,力量遠比我黨強百倍,大部分人都沒有選擇困難癥。
郭沫若隨時可以跟著蔣介石走。
而且郭沫若要跟著蔣介石走的話,比其他人更有利,因為隨著戰爭的勝利,他已經升為總司令部行營政治部主任,非常受蔣介石寵信。
但是郭沫若沒有選最容易的路。
1927年3月,蔣介石策劃九江和安慶的暴力事件,開始破壞國共合作,打擊我黨的群眾力量,給1個月后的“四一二事件”做鋪墊。
郭沫若發現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便辭去官職,化名“高浩然”離開蔣介石行營,跑到南昌住在朱德家里,寫了一篇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檄文開篇就說:
“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營,就是慘殺民眾的大屠場。他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猾的儈子手了。”
緊接著,郭沫若在檄文里,詳細描述了蔣介石制造暴力慘案的過程,最后號召革命同志和民眾擁護中央,打倒蔣介石。
這篇檄文發表在4月9日的武漢《中央日報》上,3天后蔣介石發起“四一二事變”,大規模屠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
郭沫若的反蔣檄文,比蔣介石正式叛變都要早。
在1927年舉國白色恐怖的時候,蔣介石懸賞3萬大洋,要郭沫若的腦袋。
郭沫若先去武漢,出任張發奎部隊的政治部主任,隨后便參加“南昌起義”,和周恩來、朱德、聶榮臻、陳毅等人并肩戰斗。
我們都知道,起義部隊南下期間,賀龍申請入黨。但很多人不知道,另一個在革命低谷申請入黨的就是郭沫若,而其中一個入黨介紹人是周恩來。
捫心自問,你我能否在生死關頭,放下榮華富貴,選擇可能犧牲的革命道路?
郭沫若選擇了革命理想,放棄了榮華富貴,你能說郭沫若不是鐵骨錚錚的漢子?

北伐時期的郭沫若(前排左二)
03
南昌起義失敗以后,郭沫若開始人生的第三階段。
因為周恩來覺得,郭沫若扛槍打仗是浪費人才,不如去日本儲才養望,一來避開蔣介石的通緝令,二來可以在合適的時機回國,做中國的文化領袖,主持文藝戰線的工作。
于是郭沫若拋家舍業,東渡日本潛伏待時。
他在日本住了近十年,深度研究了甲骨文和金文,陸續發表《殷周青銅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等著作,成為文化界的宗師級人物,和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合稱甲骨四堂。
有這樣的學術成就,才能做中國的文化領袖。才氣逼人的郭沫若遇到慧眼識人的周恩來,便給日后的事情埋下伏筆。
1937年初,抗日戰爭即將爆發,國共兩黨經過“西安事變”,也建立再次合作的共識。
既然要舉國抗戰,那么各行業的政治犯和通緝之人,也應該團結起來,為抗日戰爭做貢獻。
于是“七七事變”后,蔣介石撤銷郭沫若的通緝令,當天郭沫若乘船回國,參加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
相比投降日本的漢奸、出國避難的大師,回國抗戰的郭沫若是不是高風亮節?
由于要避開日本軍警的監控,郭沫若只能悄悄離開日本,便沒有通知日本的妻子和孩子。
雖然有些不近人情,但從抗戰的角度來說,郭沫若是毀家紓難的戰士,不能說是拋妻棄子的渣男。
回國數月,蔣介石成立政治部,任命陳誠做部長,周恩來和黃琪翔做副部長,郭沫若是第三廳的廳長,負責宣傳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不愿意做國民政府的官,覺得回國是參加抗戰,不能替反動派賣命。
周恩來又找他談話,意思是國共合作抗戰,我黨在國民政府要有工作的平臺,郭沫若要是不做第三廳的廳長,那么副部長周恩來就是空架子,滿腹謀略便沒有施展空間。
郭沫若想想也對,就出任廳長,配合周恩來做宣傳工作。
而這個時候魯迅已經去世,中國左翼文化界沒有領袖,便缺少一桿聚攏人心的大旗,很多事情做不起來。比如鼓舞全國民心、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反擊國府抹黑我黨等等。
即便召集文人寫文章勉強對戰,也因為沒有領袖人物沖鋒,顯得力道不足。
于是左翼文人就說,魯迅先生在的時候,經常有影響世界的作品問世,一呼百應,現在魯迅先生不在了,但是魯迅先生需要繼承人。
當初周恩來派郭沫若去日本,就是為了儲才養望,有朝一日做中國文化界的領袖。
現在時機到了。
周恩來向中央建議,郭沫若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將,社會地位足夠。旅日時期成了文化宗師級人物,學術聲望夠高,可以做魯迅的繼承人。
中央經過討論,認可了郭沫若,便在1938年做出黨內決定,確認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
這個決定,給日后“魯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定下基調。
那郭沫若有沒有完成任務呢?
完成了,而且成績還不錯。
1940年9月,蔣介石策劃“皖南事變”的時候,就在重慶排擠郭沫若等文藝界人士,逼他們離開政治部的關鍵崗位,另外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任命郭沫若為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沈雁冰、陶行知等人是委員。
文化工作委員會不能做政治工作,只能研究文化,其實就是個領薪水的養老單位。
但就是在這個養老單位,郭沫若寫出《屈原》、《虎符》、《南冠草》等歷史劇本,周恩來安排演出,諷刺了時政、激勵了民心,在重慶反響很好。
那時候的郭沫若,其實是我黨文藝戰線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雖然戰線不同,但郭沫若的工作性質,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將領們是一樣的。

周恩來宋慶齡郭沫若
04
說到這里,郭沫若的真實身份也明白了,他不是純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藝工作的政治家。
從新文化運動到大革命,從避難日本到抗日戰爭,郭沫若的身份從來沒有變過。
郭沫若自己就有個觀點,文藝要為革命服務。
他在《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里說了:
“我們的文藝運動,歷來就有一種和政治運動相結合的寶貴傳統。從五四運動起,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主流,都是當時的革命政治運動的重要戰斗單位。為了取得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和文藝革命的勝利,曾經有許多文學藝術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國人民一起獻出了他們的血和生命。我們應該繼承他們奮不顧身的精神,來參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斗爭,來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說的夠直白了吧。
對郭沫若來說,革命成功造福中國是目的,文藝只是服從于革命事業的工具。只要革命能成功,文藝可以做委屈的小媳婦。
這個觀點,其實很多人是不認可的。
他們認為,文藝必須獨立創作,學術必須自由發展,不能有任何政治干涉,否則就有走歪的危險,讓文藝和學術變成政治的附庸。
但問題是,世界從來沒有真正獨立的文藝。
給權貴唱贊歌和為人民說話,你總要選一個。站在中國的立場創作,還是站在美國的立場領50萬,也總要選一個。
所謂獨立自由的文藝,往往是自欺欺人的幻覺。
如果文藝不服從于革命政治,那就可以在為人民服務和為資本服務之間,做隨時搖擺的騎墻派,豈不是更容易走歪?
郭沫若的文藝觀點,其實就是站在大部分文藝工作者的對立面,也給別人留下“吹喇叭”的固定印象。
但我們前文說了,郭沫若不是純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藝工作的政治家。最欣賞他的也不是文人,而是大政治家毛澤東。
因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了:“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毛澤東明確表態,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要為工農兵服務。
這就是文藝要服從革命政治的觀點。
政治是人類一切行動的綱領,指導人們前進方向的源頭,只有明白工作是為了什么、以后要向什么地方去,文藝才能有針對性的創作。
也就是說,毛澤東和郭沫若的文藝觀點一致。這也是他們在個人關系以外,政治上心心相惜的基礎。
所以郭沫若讓文藝工作者討厭,卻和毛澤東的關系匪淺。
這背后是利益問題、理想問題,更是屁股坐哪邊的問題。

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 油畫
05
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和毛澤東做為心心相惜的同志,又是善寫詩詞的文人,便有了多次詩文唱和。
1961年,郭沫若在浙江觀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寫了一首七律: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
咒念緊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
教育及時堪贊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毛澤東看到郭沫若的詩,感覺不妥,尤其是要千刀萬剮唐僧,非常不恰當,便提筆寫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
意思是,雖然唐僧不懂事,但可以治病救人,不要對唐僧太苛刻,要把唐僧團結起來,和妖魔鬼怪戰斗。
郭沫若服氣了。
1962年12月是毛澤東70虛歲生日,郭沫若寫了一首《滿江紅·領袖頌》: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
太陽出,冰山滴。真金在,豈銷鑠。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桀犬吠堯堪笑止,泥牛入海無消息。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
毛澤東看到這首詞,填了一首《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既感謝了郭沫若,又表達了自己的志愿: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最近幾年,網友引用最多的兩首毛澤東詩詞,都是寫給郭沫若的。
既然郭沫若和毛澤東的精神層面高度一致,又留下那么多詩文唱和,那么毛澤東去世之后,想黑他的人,最容易找到的靶子就是郭沫若。
他們用各種謠言,把郭沫若說成一個不擇手段的小丑,潛臺詞其實很明顯,和這么一個小丑互相欣賞,可見另一個人多么不堪?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黑郭沫若,目的是黑和他互相欣賞的人。
我們看完前面的詩文唱和,應該知道郭沫若的才華,他要是想吹捧,何必用“賽過我的親爺爺”之類的低級馬屁,用詩文唱和的方式,豈不是更高級。
更何況,以毛澤東的胸襟和抱負,又怎么可能喜歡“賽過我的親爺爺”等低級馬屁。
那些黑他們的人,看低了郭沫若,也看低了毛澤東。
郭沫若不是完人,當然有很多缺點,這些我們都不否認。但評價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重點不是個人道德,而是政治大節。
郭沫若的政治大節,絕對不虧。
其實說到底,郭沫若就是個工齡長地位高,卻沒掌大權也沒害人的糟老頭子,那些黑他的人,我們管不著。
但我們這些喜歡毛澤東的人,真應該叫他一聲——郭沫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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