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風:美國官方吸毒點開張,我國“毒販媽媽”事件要想深一層!
作者 :北風 2021-12-02 18:51:49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9 次 9 評論
美國方面,我在前天的文章《美國像晚清?“速勝論”的狂歡要不得》這篇文章里,認為今天的美國比晚清的國力要厚實許多,對于低人權狀況的耐受力也更強一些。
美國雖然不能完全類比晚清,但是“晚清”的臭毛病確實沾染不少,比如今天,美國紐約第一家“官方吸毒點”開張。
美國政府的言論是“過量濫用毒品類藥物導致死人太多,因此開設官方吸毒點,控制藥量”,別把癮君子給弄死了,這些可都是“選舉鐵票王”。
美國政府的理由和晚清的“大煙館”一模一樣,當時大煙館的死亡率,確實比窮苦家庭在家里偷著吸死亡率低一些。
開設“官方吸毒點”,美國就是有“把道德淪喪”吹成“人權仁政”的本事。
這一周,我國也有一個“毒品案件”多天登上頭條。
周一,是各大媒體集中報道評論一個“中國媽媽”為了給兒子“代購救命藥”,這種藥品屬于“管制類精神科藥物”,屬于毒品范疇,于是這個媽媽被認定為“販毒媽媽”。
周二,媒體繼續報道,“販毒媽媽”發聲:孩子藥品不多了,買不到救命藥了!再次引發全網關注,登上熱搜。
中美兩國的“毒品頭條”,看似沒有關聯,其實背后有著潛藏的邏輯鏈條,值得大家一起琢磨。
壹、美國一直在推進“毒品合法化”綁架世界
今天美國紐約開設的“第一間官方吸毒點”,我們感到匪夷所思,實際上美國已經有多個州通過了“官方吸毒點”建設法案。
費城、西雅圖、舊金山等城市都通過了類似建設“合法吸毒點”的法案,只是極少數議員與當地居民反對,才讓紐約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這么多美國一線城市參與,證明美國“每個城市遍布大煙館”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未來。
經歷了鴉片荼毒,鴉片戰爭亡國之恥,“東亞病夫”這樣“舊中國民族標簽”等三大“刻骨銘心”的恥辱,全世界都沒有人有中國人這樣對毒品有徹骨的痛恨,對毒品的危害有“切膚之痛”的認知。
在我們看來,美國官方設立“大煙館”,是亡國之舉。可是在美國,認為這是“管控阿片類藥物造成死亡暴增”的仁政。
美國只有短短兩百多年的歷史,雖然曾經的鴉片貿易讓美國賺取了國力積累的罪惡黑金,但是在美國國內曾有“嚴厲禁毒”的歷史。
美國從“嚴厲禁毒”走向“毒品合法化”,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巨大毒品交易的黑色利潤被資本覬覦。
另一方面則是“吸毒人員”逐漸擴張為“最熱情的投票者”,當癮君子的勢力和人數擴展為決定國家走向,決定政黨勝敗的“最關鍵政治力量”,毒品合法化的逆流就不可能阻擋。
美國在自己淪為“毒品肆虐”的溫床和北美毒品集散地之后,一直努力將這股妖風吹向全世界。
五眼聯盟,歐盟等美國的傳統盟友,國家內部都發出了“毒品合法化”的龐大聲音,這股政治病毒的肆虐能力,一點不比“毒品”本身要差。
隨著毒品技術的“改朝換代”,“精神類藥物”早已超越鴉片,海洛因等種植類毒品,成為當今世界對年輕人危害更大的“毒品種類”。
美國去年以來,一直沒有將“毒品合法化”的黑手伸向中國。每次美國與西方展露這一陰謀,我都會在第一時間揭破和死戰到底。
過去一年,美國與西方向我國推動毒品合法化主要有兩大途徑,第一,是抹黑我國嚴格的禁毒法律與舉措“沒有充分保障毒販人權”。
第二,是歐美用自身的學術文章,或者買通國內“賣國科普”類賬號,對毒品合法化進行洗白,企圖用“科學之名”,讓我國放松對“精神科藥物”的管制,最終泛濫成災。
今年6月“國際禁毒日”,美國利用“毒販人權”來抹黑我國禁毒戰線的英雄們,我寫下《美國用毒販人權攻擊中國,這場“新鴉片戰爭”我們一定要贏!》進行揭露與批駁!
今年8月,加拿大聯合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孟晚舟案件和中國判決加拿大毒販死刑“對等起來”,我寫下《在中國走私444斤冰毒的加拿大毒販想免死?加拿大外長不要加戲!》將毒販必死,排除在孟晚舟歸國“可交易條件”范圍之外。
今年9月,針對美國在阿富汗撤軍前,將阿富汗打造成世界鴉片之都。同時美國將國內阿片類毒品泛濫,甩鍋給中國藥物商人,我寫下《將阿富汗打造成“鴉片之都”的美國,500萬通緝“中國毒販”?》進行揭露與反擊。
如果大家略微讀過我過去的文章,會發現我雖然是“日更”,卻很少重復同一主題。
針對美國“毒品合法化”,幾個月內寫下三篇文章,只因為是美國先后發動了“數輪毒品入侵的輿論戰”,我每次都是反擊而已。
梳理過去我們會發現,美國平均每兩個月,就會制造一個事端或者話題,將我國禁毒政策向“毒品合法化”的方向拉拽。
如今距離9月“500萬通緝中國藥品商人”事件,剛好過去兩個月。
貳、“販毒媽媽”事件的法理情
“販毒媽媽”事件之所以能夠最近持續引爆輿論,是因為母愛一直是最本源最高尚最樸素最無私的情感。
在北風的觀點里,以上修飾詞都沒有“之一”的后綴,因為母愛的地位就是“獨一無二”的。
當一個嬰幼兒被診斷出“常規藥物治療”幾乎無效的“絕癥”后,醫生開具“有救命功能”的藥方,哪怕是“國家法律規定的管制藥”,只要能救兒子命,媽媽一定會義無反顧的購買。
這次登頂頭條的案件是:張三女士(化名)的兒子患有罕見的癲癇疾病(嬰兒癲癇伴游走性局灶性發作,簡稱EIMFS),嘗試多種常規藥物沒有效果。
張三女士在醫生介紹下,開始購買一款名為氯巴占的藥。
不過這款藥被列入國家管制第二類精神藥品名單,張三女士和病友們不得不采用海外代購藥。
這一案件中,從海外購買藥品進行分銷牟利的“藥頭”是李四,李四指導張三女士等人提供地址,幫助其接收從國外寄來的氯巴占,并告知她們如何應對海關查處。
為了以后更方便向“藥頭李四”購買藥品為兒子治療,“張三女士”等人明知氯巴占屬于國家管制藥品,仍幫助收取包裹并轉寄給“藥頭李四”,因此檢察院將張三女士等四人認定為“販毒媽媽”。
這一案件經過媒體曝光后,引發全民熱議,普通老百姓從最樸素的情感角度,要求“救命優先”,要求“撤銷販毒媽媽的罪行認定”,老百姓要求“救兒無罪”。
在這一案件引發全民關注之后,《光明日報》等頂級官媒也下場發聲,用同情的筆調為“販毒媽媽”說話。
這一輿情事件,似乎向著“販毒媽媽”無罪,“管制類藥品放寬醫用用途”的方向演變。
叁、未來“救子媽媽”怎么辦?
在這次“購買救命藥”淪為“販毒媽媽”的案件處理中,我國司法機關已經體現了非常難得的“人道主義”。
就拿“張三媽媽”來說,檢察機關沒有將“海外代購藥”作為“證物”進行沒收,而是留給張三媽媽給嬰兒治病,延續嬰兒生命。
在檢察院的多份《不起訴決定書》中認可了氯巴占、喜保寧對于癲癇病人有較好的療效,且患兒服用氯巴占、喜保寧后,病情均有明顯好轉。這對幾位“販毒媽媽”是極為有利的。
“張三媽媽”和其他3名患兒母親亦被認定具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坦白”,“系初犯”,“為子女治病誘發犯罪,未獲利,社會危害性較小”,“家中有患癲癇疾病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等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檢方認為,她們構成“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但以“犯罪情節輕微”不予起訴。
無論是檢察院對“販毒媽媽”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還是“決定書”里對藥效的認可,對她們有利的“描述”都體現了我國司法機關的溫情。
但是這兩天,一些第一級的媒體反復報道“張三媽媽”拒絕“認罪認罰”,其他三位媽媽是不懂法以及無奈狀態下被迫簽訂“認罪認罰書”。
現在有龐大的媒體力量,在支持她們從“輕微犯罪不起訴”向“救兒子最大,壓根無罪”的方向施壓。
針對這一“全民輿情”的案件,頂級央媒的一個論調我是很支持的,那就是“法內開恩”。
“法內開恩”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人治高于法治”的修正,這和“法外開恩”的訴求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是對立的。
許多網絡發聲者,以“央媒下場要求檢察院改判”為核心觀點,這是他們或蠢或壞的帶偏老百姓對這個案件的認知與定性。
很多自媒體也用多年前的《我不是藥神》電影和背后的案件,與這個案件進行對比。
我要強調,“法內開恩”的本質是“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保留溫情與溫度”。
我和絕大多數人一樣,贊成“張三媽媽”為了“救兒命”海外代購管制藥,這是無罪的!
在這一案件中,最后只有“藥頭李四”被判刑,張三媽媽等人都是“犯罪輕微不起訴”。
犯了什么罪?媒體強調她們“代購給兒子救命”,但是刻意模糊了她們協助“藥頭李四”,提供地址,接收和分寄這些“毒品類藥物”。
她們是有了這些“明知管制藥品,協助犯罪”的行為,才被認定構成“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
這個罪名是走私,運輸,販賣三個“有罪行為”,這和“買藥救子”的行為不應該混為一談。
這四位媽媽的行為從法律來講,確實有罪,法內開恩,可以決定“罪行輕微不起訴”。
可是如今有人要鼓動連“輕微罪行也不存在”,那就逾越了“法內開恩”的界限。
有人說,北風你是事不關己,唱高調,未來這些有“管制藥”需求的龐大人群,為了親人活下去,如何在救人同時,規避“犯罪風險”呢?
其實幾年前的《我不是藥神》事件,和本次案件都體現了這類“藥品管制遭遇救命優先”的案子,“法內開恩”的界限。
我的建議是,“救子媽媽”與藥頭之間,只進行“金錢交易”,切忌涉及其他環節。
這次“不起訴決定書”里,描述非常柔軟,說四位母親是為了“更好的獲得藥品”就協助藥頭進行躲避海關,接收,分寄藥品等行為。
這個“更好獲得藥品”怎么認定?
如果藥頭明確說:“你不幫我躲避海關,分寄藥品,我就不給藥給你”,這就帶有脅迫性,四位媽媽就會無罪。
可如果是“你幫我躲避海關,分寄藥品,我就給你打折,或者是延緩賬期等等”,那么四位媽媽的幫忙,實際上就“獲利”了。
如何區分“獲利”與“被脅迫”?
就是“救子媽媽”強調只“付錢買藥”,不涉及其他,藥頭給不給藥!
只要給藥,“救子媽媽”們切記維持“純粹的金錢買賣藥品”關系,不要有任何“幫忙舉動”,最后即使被查,也是無罪的。
如果“藥頭不給藥”,強調“只有幫忙躲避海關,接收,分銷,才給藥”,那“媽媽”們要留下證據,這構成“脅迫”,也是可以往“無罪”運作的。
所以在“買藥救命”事件中,我國法治機關不會因為“花錢救命”給人入罪,一定是有其他“走私,運輸,販賣”的違法行為在其中。
對于另外一群“自助購藥,幫病友代購”的朋友,又如何規避風險呢?
幾年前,《我不是藥神》“原型無罪”和這次案件只有“藥頭李四”被判刑,已經體現了“刑罰”的界限。
那就是幾年前的“藥神原型”沒有牟利,如今的“藥頭李四”利用微信群分銷過程中,加價牟利了。
因此,“幫人代購救命藥”規避刑責的界限很清楚,就是“別賺錢,別加價, 別牟利。”
所以這次“毒販媽媽”事件,如果大家真要和“救子媽媽”以及“幫人代購救命藥”的藥神共鳴,記住兩句話就行。
“買藥自救或者救親人”,切記:只談錢。
“幫人代購救命藥”,切記:別賺錢!
肆、“販毒媽媽”事件應該推動什么改革?
這次“販毒媽媽”事件發酵之后,全民除了談論如何讓“救子媽媽”規避刑責,另一個重點就是“如何特事特辦,開辟救命管制藥的通道”。
比如昨天,“販毒媽媽”再上熱搜,就是因為她身邊只有十天的藥,而原來的“代購渠道”已經被打掉了,十天之后,兒子怎么活?
對于這一問題,許多輿論都向著“放松精神藥品的管制”,特別是擴充基層處方醫生“精神類藥品處方權”的討論,這是非常危險的傾向。
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精神類藥品”毒品之所以泛濫,就是從毒品的“醫用研究”開始的,最后“不斷拓展”,處方權不斷下放,最后形成精神管制藥品類毒品的泛濫成災。
我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四倍,一旦我國放松精神類藥品的管制,結果就和放松“新冠抗疫”一樣,我們的人口密度,社區群居模式,必然讓“精神類藥品泛濫”的危害,是美國的數倍甚至十數倍。
那么“精神類藥品管制”不能放松,“獲利藥頭”又要嚴打,難道這些確實急需“精神管制藥品”的人群,要成為被迫承受的“代價”犧牲掉么?
當然不是,我建議可以特事特辦的是,在幾個“國家級外貿特區”,藥監部門設立專門的“精神管制類藥品”申購審核綠色通道的試點,先解決“救命病人”的燃眉之急。
未來,幾個試點可以擴展到各省藥監部門設立專門的“精神管制類藥品”醫用申購審核綠色通道。
這一“綠色通道”的設立,以及管理審核權限,最多只能下放到省一級,絕不可以繼續下放到市級甚至一線“處方權醫師”。
美國“官方毒品點”的設立,證明美國“人人癮君子”的道路已經無法回頭。
在我國,“販毒媽媽”事件帶給我們的啟發應該是“救命”和犯罪的界限,以及開設“救命通道”的思考。
“販毒媽媽”事件,決不能開啟我國放松“精神類管制藥品”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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