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竟還藏著這些細節!
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30日全票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這兩個附件規定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其內容相比之前有了較大的修改,例如選舉委員會規模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會議員則由70席增至90席,確定下一屆立法會以“432”組成,新設資格審查委員會等。

近期媒體對完善選舉制度進行了大量報道,特區政府各級官員正緊鑼密鼓地向社會進行解讀,闡明修改完善選舉制度的目的意義。
過去,反中亂港分子制造民怨、煽動情緒,善于“甩鍋”轉移矛盾,一切不好解決的社會矛盾都可以歸結為一句“都怪特區政府管治不力”。他們靠政治操弄騎劫“民意”,巧舌如簧卻從不肯為民生福祉建言獻策,心中只有票選和高額的公帑,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和特區的利益去獲取西方反華勢力的青睞。
如今選舉制度改革正是將這些“反中亂港”的不愛國者拒之門外,讓真正的愛國者參與治港,也不搞“清一色”,只看是否為民謀福祉,最終受益的終將是香港的每一名市民。
那么,究竟這次改革有哪些精妙之處?有理哥結合自己的理解,嘗試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亮點1:
區議會“去政治化”回歸“為社區居民服務”。
無論是選舉委員會還是立法會,區議會組別、界別均已消失,改為區議會轄下分區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地區防火委員會代表合共156席。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七條,香港特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咨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
選舉制度改革前,因區議會議員將大比例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成員,這便被美西方反華勢力和亂港勢力緊緊盯住,變相地操弄改變了區議會的性質和定位,使區議會在香港特區政治生活中影響過大,被視為“用公帑搞抗爭”的寶地,甚至成為一些人從事反中亂港活動的重要平臺。
2019年,在亂港頭目戴耀廷和其背后美國勢力的干預下,亂港派采取配票策略和協調機制操縱選舉,破壞區議會選舉正常秩序,區議員300余席被亂港分子占據。此前有理哥多次撰寫過上位后亂港區議員的種種罪行,他們中有高掛“藍絲與狗不得入內”的李文浩、有參加非法初選被還押的趙家賢、梁晃維、袁嘉蔚等,一年間被捕區議員多達60余人。

高額的薪金和亂港勢力插手操控,讓區議會過度“政治化”,早就變了味。如果讓這些亂港區議員“入閘”參加特首委員會選舉,恐怕也是會被全員DQ的。
此次區議會“去政治化”的妙處就體現了大智慧。
一方面,大范圍DQ會引發美西方反華勢力不必要的“反對”聲音,此次制度改革將區議會議員參選從兩步并為一步,讓職能類似于內地居委會的區議會重新回歸到服務社區,直接去除區議員的政治屬性,可謂潤物細無聲。
另一方面,區議會本是非政權性區域組織,亂港勢力借修例風波之勢騙取民意上位,此次去除區議會的政治職能,是尊重市民的票選結果,也給持有偏見意識形態的區議員們一次“表現”的機會,給被一時蒙蔽的市民看清真相的時間。如果亂港派區議員能夠摒棄偏見,專心服務社區,那么他的業績可以直接進入轄區市民眼簾、完成自己該做的事;如果亂港派區議員仍一意孤行妄圖顛覆國家政權,那么他就不屬于“愛國者”范疇,被DQ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亮點2:
直選議席采取雙議席單票制。
立法會是香港政治架構的重要環節,立法會選舉將采用40、30、20的比例,40席選委會、30席功能界別、20席直選,這番改動不僅能確保愛國愛港者進入立法會,更重要的是令今后立法會可以發揮真正的角色,與特區政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和監督,并且共同堅守“一國兩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和《基本法》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20席直選議席由“比例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具體為各政黨或獨立候選人組成聯盟,在每個應選名額為2名的選區,提出同額名單,選民對其中候選人單記投票。
分配席位方式為合計兩人名單得票數,第一高票名單須得票兩倍于其他名單,才能囊括兩名當選席位,如下圖例3中,左派聯盟得票60%,右派聯盟得票30%,那么兩個席位均為左派聯盟候選人當選,否則與第二高票名單各分得一個席位。圖示里當選者標記“?”。

這樣的直選方式有利于平衡各黨派間的爭端,讓議席爭奪回歸理性。
此前的地區直選采用名單“比例代表制”,以最大余額法的黑爾數額點票。具體為選民無論將選票投給哪位候選人都計入政黨的得票,政黨則根據所在選區得票比例分享議席。例如某選區有20萬選票,5個議席,A、B、C、D四個黨參選,則平均每4萬票分得一個議席。
若A黨得票8萬,則分得2席,B黨得票5萬只能分得1席,剩下的2席則按照最大余額法的黑爾數額點票,假設C黨得票3萬、D黨得票2萬,根據點票方法,C、D兩黨都能得到1席。
這樣的弊端就是D黨得票數雖不足B黨的一半,但余額比B黨多,因此跟B黨獲得議席數量相同。
這也讓亂港分子們鉆過空子。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港毒分子游蕙禎在九龍西選區中以20643票當選,后因宣誓風波被DQ。該選區最高黨派民建聯得票是5萬2,最終只得1席,而游蕙禎卻以獨立個體參選以低于平均票數的2萬余票當選,同樣獲得1席,可見亂港分子無所不用其極。

地區直選改為雙議席單票制,同時將5個選區改為10個,其妙處也是值得玩味。
一方面,采取較為溫和的“雙議席單票制”可以打破配票操縱選情的陰謀,兩個黨派聯盟各取一席,可謂平分秋色,除非某一黨派聯盟得票是另一黨派聯盟的2倍,根據目前香港的選民基本盤來看,建制派與亂港派比例不會低于3:7開,那么得票最高的兩個參選黨派聯盟理論上各取一席將會成為常態。如此一來,無論諸如亂港頭目戴耀廷之流再怎么配票,想要奪取席位也再非易事。
另一方面,較為穩定的選舉制度有利于減少黨派間的對抗和斗爭。改制后,當選者都是愛國愛港者,那么黨派間的斗爭應該趨于溫和,精力應該放在破除頑疾、解決深層次民生問題上,以往互相攻擊和打嘴仗,亦或是劍指政府的鬧劇該收場了。從政者應建言獻策而不是只做監督者和老好人。從選舉制度上釜底抽薪,讓從政者回歸本職,堪稱妙哉。
亮點3:
亂港派議席將大幅度削減。
上屆立法會選舉,亂港派在直選取得過半數議席,其中在港島取得3席、新界東取得6席、新界西取得5席、九龍東取得2席及九龍西取得3席,共取得20個直選議席。在選舉改制后,直選議席由35席減至20席,且采用雙議席單票制,不同陣營最多只能取得10席,意味亂港派失掉10個直選議席。
功能界別方面,亂港派上屆贏得8個專業界別議席,包括社會福利界、建筑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衛生服務界、醫學界、會計界、法律界、教育界及信息科技界。隨著功能界別改制,醫學界與衛生服務界合并成醫療衛生界,同時科技創新界將轉為團體票,預估亂港派將失去2席,再加取消超級區議會3席,亂港派在功能界別已失去5席。初步推算,相比上屆選舉,亂港派至少失去15席。
關于特首選委會,亂港派在上屆選委會選舉取得超300席,其中在11個專業界別取得303席,包括高等教育界(30席)、教育界(30席)、衛生服務界(30席)、醫學界(30席)、會計界(26席)、建測規園界(25席)、中醫界(3席)、工程界(20席)、信息科技界(30席)、法律界(30席)、社福界(60席)。
選舉改制后,高等教育界被歸類為教育界,席位仍為30席,衛生服務界與醫學界合并為30席的醫學及衛生服務界,社福界由60席減至30席,亂港派失去90席。
另外,多個亂港派主導的界別,部分選委須由團體提名。當中,科技創新界其中15席須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產生;會計界其中15席須由國家財政部聘任的香港會計咨詢專家中提名產生;法律界其中9席須在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中提名產生;中醫界其中15席須在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香港理事中提名產生。再加上,工程界15席、建筑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15席、教育界5席、醫學及衛生服務界15席、社會福利界15席等界別分組的法定機構、咨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將會成為相應界別分組的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不會給亂港派候選人以空間。亂港派在上述界別可能失去至少104席,合計失去194席。
可以說此次選舉制度改革的精妙之處遠不止于此,制度改革的層面絕不止于制度改革本身的細節滿滿,而是從格局上告誡曾持偏見態度的參政者,服務民生、為民謀福祉才是愛國者治港和從政者的理想抱負,把香港建設的更好,是國家所愿,更是所有港人所愿。
制度已經完善并落地,愛國者治港,香港再出發,
美好的明天值得我們期待!

圖片來自互聯網
壹
2011年7月15日,中國臺灣省在香港設立了一個駐港機構,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經濟部”駐港的“遠東貿易中心”及“新聞局”駐港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納為辦事處下屬的“商務組”及“新聞組”,負責在港業務。
在這之前,辦事處的前身叫中華旅行社,是一個十分特別的機構,這個旅行社沒有任何旅游項目,實際是臺灣省駐香港最高代表機構,職能約等于一個“領事館”,負責簽發中華民國護照、辦理入臺證、簽證等等。
香港是如此的特殊,同樣為了避免一些政治上的糾葛,中國政府在收回香港前,也沒有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其職能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擔任,回歸前,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分為大新華和小新華兩部分,小新華是新聞通訊社,大新華就充當了今天中聯辦的職責。
1997年香港回歸,2000年1月18日才掛牌中聯辦,2000年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就相當于今天的中聯辦主任。
然而這么重要的一個崗位,卻發生一次嚴重的叛逃事件。
就是1990年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
許家屯曾擔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3年67歲時,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直至1990年2月。
許家屯后來寫了一本回憶錄(本人暫時沒有找到這本回憶錄,以下關于許家屯的經歷以李子旸所寫文章《從一個人的經歷看香港回歸前的困難局面》,以及《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為準,如有錯漏,請讀者指正),講述了自己在香港的心路歷程,按他在書里所說,他一到香港赴任,就被當地報紙嘲笑,說他衣著打扮太土,“短襯衫不合身,頭發亂篷篷的,還戴著黑社會才戴的黑墨鏡。”許家屯受了點刺激,花600港幣買了套西裝,但香港媒體還是譏嘲他西裝式樣陳舊、料子低檔,不符合一方大員的形象。
后來又重做了一套新西裝,配上平光眼鏡,才沒被香港媒體指指點點。
許家屯在江蘇時配的車是皇冠,1983年,大陸有人坐這樣的車,已經是天大的待遇,但到了香港,別人說您這樣的身份坐皇冠怎么行?至少得是黑色奔馳,1984年就有人要送他一輛價值90萬港幣的勞斯萊斯,但許家屯拒絕了。
李嘉誠后來找到他,也說您這樣的身份,往返京港不能坐民航,得有小型噴氣式飛機,要不送您一架?
許家屯在回憶錄里說:“理解他的好意,暫時沒有迫切性,謝謝他的關心。”
但許家屯的心,漸漸松動了。
剛到香港時,許家屯還會按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要求,去底層貧民生活的九龍城寨參觀視察,想解決底層群眾實際困難,消滅貧民窟,但是待了幾年,許家屯慢慢產生了變化。
他不再下貧民窟,而是在辦公室請香港的權貴富豪階層過來溝通,他忙著參加富豪的婚宴、看戲劇活動、參加公司開幕或周年紀念、甚至為去世的富商扶靈,成為第一個公開給資本家扶靈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許家屯一年要出席500多次這樣的活動,平均一天1.5次左右,完全泡在了權貴堆里。
許家屯忘了共產黨的初心,也放棄了群眾路線,活在了連綿不斷的飯局與應酬當中。

1986年,李嘉誠單獨約見許家屯,說他要在海南島投資100億港幣搞開發,但條件是許家屯去海南當領導,或者擔任開發公司的董事長。
李嘉誠已經把他當成是自己人了。
1989年底,中央決定免去許家屯社長職務,香港富豪們要求給許家純設宴餞行,許家屯一家家吃不過去,就租了一個四五千人的會場,和香港名流一起吃了一頓,規模比國慶酒會還大。
許家屯對這次的送行排場,還頗為得意。
相對于許家屯自傳里對自己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其繼任者周南則在自己的口述中,對許家屯相當不客氣。
周南說,許家屯到香港就貪圖物質享受,找趙姓領導要了一億美金按香港方式辦企業,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自己親戚都塞進去,結果公司破產了。
建大亞灣核電站時,因為有其他國家核電站出事故,香港部分人就鬧事,說核電站會殃及港人,幾萬人聯名向中央施壓,許家屯感到了壓力,便向中央提議遷址,小平同志很不高興,說他們一鬧你就遷,如果搞個簽名運動反對香港回歸你怎么辦?你也讓嗎?就給駁回去了,這事鬧了一陣子也就過去了。
1989年,英國人策動一些香港名流找許家屯提出建議,讓英國繼續統治香港,不要急著收回,每年給中央十幾億或者更多,許家屯居然真的在內部講這是個“大政策”,搞得中央很惱火,這時許家屯已七十三歲了,中央便決定調他回來,讓他在北京或南京選個地方安度晚年,但不能留在深圳。
周南說,許家屯起先賴著不走,后來找外交部駐港簽證處要了一個不帶官銜的紅皮護照,周南接任后不久,許家屯在深圳把夫人騙去南京,說自己晚些回,夫人一上火車,他當天就帶著情人跑去了洛杉磯。
1990年4月30日晚,許家屯不告而別,飛往美國,至2016年6月29日在洛杉磯去世,年101歲。
許家屯叛逃后,并沒有在海外攻擊中國,據說回憶錄里也流露出一定的悔意,算是沒經住香港這個大染缸的考驗,但談不上大奸大惡。
1983年許家屯去香港時,大陸實在太窮太窮了,許多農村家庭連一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衣服上都是補丁,城里待業青年至少2000多萬,找不到工作到處惹事生非,引出了1983年中國第一次嚴打,許家屯在大陸時已是超高待遇,出門有皇冠可坐,但遇到李嘉誠這樣動不動要送私人飛機的,差距還是大到讓人感到窒息。
在巨大的經濟鴻溝面前,許家屯最終拋棄了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只跟香港的權貴階級來往,慢慢和香港權貴融為一體,李嘉誠后面提出讓許家屯去海南島,簡直就是將他視為將來可操縱的白手套。
許家屯的這套上層路線,一直沒有團結底層民眾,對權貴步步退讓,使中央在香港喪失了民心陣地,甚至輿論陣線一直在親英美的人手里,香港那么嚴重的房地產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沒有人去揭發對抗,資本家對平民的剝削可以說已到了全球極致,財富凝固,年輕一代毫無出頭之日,但社會矛盾,居然被引向了對抗中央。
等到2019年危機大爆發時,才知道問題有多嚴重。
貳
今天回過頭來看兩年前,我們不能把2019年的香港危機單獨拎出來,香港危機從2014年“占中”就開始暴露,當時主要煽動策劃人就是黎智英,參與占中的90%是青少年,中學生又占多數,現場一些指揮者年僅17歲,而此時距離香港回歸祖國剛好短短17年,事實上,從許家屯那時候對香港的溝通管理,就埋下了大禍根。
在占中事件發生時,一名叫曾建超的男子,向維持現場秩序的11名警務人員潑糞水和尿液,警察還擊后,七名警察(總督察黃祖成、高級督察劉卓毅、警長白榮斌、警員劉興沛、警員陳少丹、關嘉豪、黃偉豪)被判入獄兩年,而曾建超只判五個星期刑期,帶頭鬧事的黃之鋒只判了80小時社會服務令,羅冠聰只判了120小時社服令,周永康入獄三周,緩刑一年,警察一律重判,鬧事的人一律輕判,這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發生的荒唐事情,居然在香港發生了。
這里暴露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十幾歲的學生會被煽動起來?第二,為什么法官會包庇鬧事者而重判警察?
先說第一個問題,學生一起出問題,那肯定是教書的老師有問題,香港的老師幾乎都會加入一個協會叫“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這個協會是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有會員近10萬人,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老師都會加入這個協會。
而教協,是被港獨分子把持的。
教協的第一任主席司徒華,就是香港民主黨重要人物之一,比李柱銘的影響力還要大,一直在不余遺力推動港獨,司徒華還創立了支聯會(支持愛國民主聯合會),都是香港的反對派,教協,被司徒華等人玩成了民主黨的教育支部。
教協現任監事會主席叫潘天賜,兼任香港職工會聯盟會長,而職工盟主席就是港獨分子吳敏兒,職工盟則一直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接收資金支持。
像香港理工大學教師鄭松泰,教唆年輕人上街搞暴亂,說哪個父母反對他們上街,這些父母就是“港豬”,香港年輕人“要跟港豬劃清界限”,“要跟這樣的父母斷絕關系,終生不相往來”,有這樣的港獨教師一直在校園做宣傳,參加暴亂的自然都是港獨老師的學生。
香港2019年的騷亂人群主要來自于校園學生,學生思想主要來自于教師,教師主要來自于教協的控制,教協又被港獨分子占據,還收美國人的錢,禍亂當然從這里爆發。
再說第二個問題,為什么警察會被重判?
因為重判警察的主審法官叫杜大衛,并不是華人,其實是一名英國人,有英國國籍。

杜大衛
2016年,梁振英委任17人為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其余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
注意,按香港基本法第92條和82條,只對香港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規定“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外,對其他法官的國籍均沒有限制,留下了香港司法系統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制度漏洞。
留下外籍法官的原因,一是英國刻意造成香港本土法律人才奇缺,1989年才允許香港本地人攻讀法律系,因為英美法系的司法獨特復雜,本土法官數量滿足不了香港法院需求,英國人借此壟斷香港法律界;二是香港當時作為大陸對外的金融窗口,配合的也是英美法系,作為金融系統的附贈品,也需要英美法系的人才。(第二點才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常會看到一條看起來又搞笑又反常的新聞,英國威脅不向香港派遣法官。

2021年,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Rboert Reed)就說,如果香港“司法獨立被削弱”,他就不會來香港出任法官,也不會提名其他英籍法官。

韋彥德
不過《泰晤士報》呼吁英國法官集體辭職時,香港終審法院的兩名英籍非常任法官廖柏嘉、華學佳卻不肯走,拒絕辭職。
以上可見,香港并沒有完成徹底的回歸,香港其實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它的法律系統與教育系統還在英國人手里。
去殖民化的道路并沒有走完,反而殖民化的痕跡被加深了。
2014年占中爆發時,沒有及時將問題連根拔起,等這班孩子長大,2019年反修例風波才會越鬧越大。
占據法律+教育宣傳陣地的英美帝國,指使著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向主要依靠警察+外交陣地的我方,發起了瘋狂進攻。
2019年,這些在反中教育中長大的香港年青人,燒地鐵、占機場、打大陸記者、毆打大陸游客、四下堵路、用磚頭拍死一名老伯、點火焚燒政見不同者......將整個香港鬧得烏煙瘴氣。
英美在后方遙控,提供物力財力支持,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何俊仁四大主將居中坐陣調配資源,黃之鋒、何韻詩、羅冠聰、周庭等年輕一代充當前鋒,在香港發起持續不斷的暴亂,近一年左右,我們看到的新聞,一會是警察被咬斷手指,一會是暴徒撕污國旗,一會是廢青圍攻警察局,一會打砸立法會。
大陸人民在一旁看得義憤填膺,急得如火燒心肺,福建人甚至組團在北角街頭同暴徒對毆。

東方明珠,一時妖氣彌漫。
香港斗爭的本質是殖民化與反殖民化的斗爭,香港的問題已迫在眉睫。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叁
2020年初,中央涉港有關部門大換血,夏寶龍任港澳辦主任,駱惠寧任中聯辦主任。
夏寶龍曾任浙江省委書記,駱惠寧曾任青海、山西省委書記,都是管理過幾千萬人口的地方要員,倆人本已經從省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一個打理全國政協,一個任職人大財經委員會,本都不用再沖上一線,但香港形勢逼人,兩位政壇老將只能再度出山鎮守。
這標志著處理香港問題,從過去外交事務的處理思維,改為現在地方省市的管治思維。
在兩位大員上馬之前,從2019年6月反修例風波開始,一直鬧騰了半年,我們對香港暴亂的處置態度,就只有一個字:
忍!
為什么要忍?
因為香港地理、金融位置特殊,屬于全球媒體聚焦的核心地帶,21世紀世界輿論環境也跟過去大不一樣,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信息可以在幾秒內傳遍全球,每一張圖片、每一個視頻,幾乎每個細節都會被放大解讀,世界頂尖輿論又被西方猶太人掌控,這伙人拿著放大鏡盯著中國,印度那邊農民們上街抗議都要死個幾十人,西方世界根本無視,照樣夸印度是民主典范,中國這邊香港警察被人咬斷手指都不能開一槍,只要香港警察一開槍,就一定會被西方世界描繪成“血腥鎮壓”。
在那段時間里,香港警察受盡了委屈,他們去維護被打爛的香港街頭時,所有黑記都只盯著他們有沒有動手,根本不管旁邊有暴徒在燒地鐵;他們下班后被人報復襲擊,有警察被砍斷4根手指,身中4刀;他們執行任務時會被暴徒圍毆,鋼珠把牙齒都打碎了。

但是要忍,要等待時機。
在那段時間,我們看到香港接連不斷地發生一場又一場的騷亂,我親自去過現場兩次,親眼目睹穿著一身黑衣的年輕人放火燒地鐵、沿街砸所有中資控投的商鋪(比如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跟玩鬧似的圍攻警察局。
但每次,這些暴徒幾乎都沒有受到什么處罰,警察最多使用高壓水槍、催淚彈控制現場,每次放催淚彈前,還反復舉黑旗提醒,我還混在人群里吃過兩回催淚彈,就是比較辣眼睛,得找個角落用礦泉水洗一洗清醒一下。
那些被警察揪回去的暴徒,又快又被英國人控制的法院放了回來。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也一度十分被動,連跟人私下聊天的錄音都被路透社有意放在了互聯網上,暗示她撐不下去了,林鄭月娥面對媒體時強硬表示,自己從沒有向中央提出辭職,一定會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那一段時間,大陸民眾看新聞,個個都能看得心急火燎,恨不得抄根棍子就去香港幫忙。
2019年,新中國已建國70年,領導人都走到了第五代,摸爬滾打這么多年,治國手段已經變得成熟穩重,面對香港亂局,不太可能讓警察跟暴徒搞街頭對攻,不搞流血沖突,以免授人于柄,而是耐心地計劃用更穩健更符合現代文明的方法,直接將香港問題拔除根源。
打蛇要打七寸,戒急用忍,先穩住大局。
在暴徒無數次抓了又放,放了又鬧,鬧了又抓的循環背后,我們在等待兩條法律的誕生。
一條是《國安法》,一條是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兩個附件。
我們要用法律對抗暴亂,用秩序整理混亂,沒有法律做鋪墊,不管亂港分子如何挑釁,堅決不像印度、緬甸這樣的西式民主國家開槍鎮壓,不陷入對方的輿論圈套。
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對香港的政治斗爭,暫時陷入了一個低潮期。
從2020年2月28日開始,香港警方以未經批準集會拘捕了黎智英兩次,4月18日以同樣案件拘捕何俊仁,帶頭沖鋒的羅冠聰在2019年8月14日先逃到紐約讀書,黃之鋒、周庭則早在2019年8月30日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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