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二元到內生：農業視角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和機遇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鄭倫
在農耕時代，農業是立國之本。進入工業文明，農業雖占經濟總量比重越來越少，但卻是所有產業的重要根基，農業與現代經濟發展更是有著多層關系。
以中國為例，中國經濟，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經歷了四十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有兩個話題成為學界和大眾輿論的焦點：其一是持續四十年的增長（其中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和后十年的中高速增長），這被諸多學者譽為“中國奇跡”并從不同角度給出了不同解釋。
其二是近十年的增長放緩趨勢，這一趨勢伴隨著后發優勢的退卻、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城鎮化的減速和逆全球化潮流，這讓很多人感到焦慮。
如果從農業的視角去審視中國經濟發展背后的邏輯，或許可以在面對經濟增長放緩時減少焦慮，并能窺視未來經濟發展的機遇。
回顧
一般而言，農業之于經濟發展有兩層要義：第一是經濟增長中的第一產業-農業，但是一產增加值在整個GDP增加值的比例隨著國家工業化的進程會越來越小；第二是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農業的發展是人口增長、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的根基。
（圖示：農業產量的增長可以帶來人口的增長，人口增加帶領經濟規模的擴大；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可以讓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工商業，為經濟發展提供勞動力資本；人口增長、工商業發展、更多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帶來城鎮化的發展。）
整體宏觀層面看
（1949-2019中國人口、糧食產量、城鎮化率、GDP及增長率統計-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從1949年到2019年，中國糧食的年產量從1.13億噸增長到6.64億噸；第一產業（農林牧漁，但不含農林牧漁服務業）增加值從343億元到70467億元（1952-2019）；人口從5.4億增長到近14億；國民生產總值GDP從679億元到990865億元（1952-2019）；城鎮化率從10.6%到60.6%。這一切離不開基礎農業的貢獻。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從吃不飽，到憑票供應，到解決溫飽貧困，再到如今衣食富足。我們的飲食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以主糧為主的飲食結構到糧食、蔬果、肉蛋奶類更為均衡科學的飲食結構。
人們的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得到大幅改善，明顯的表現是人均預期壽命從不足35到如今的77，文盲率從80%下降到5%左右。農業發展不僅推高了人口基數，而且為經濟發展，工商業發展，城鎮化提供了高素質人口。
如今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農業生產國，糧食產量占全球的20%，蔬菜水果產量占全球的39%，豬存欄量占全球的56%，我們用地球不到9%的耕地養活了地球21%的人口，糧食自給率82.3%（2017）。
以上是整體看，由于建國至今，中國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每個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僅相同，農業和經濟發展也有著不同的結構模式和邏輯關系，因此我們需要分階段來看農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分階段看
蔡昉教授曾把中國經濟發展分成了五個階段：馬爾薩斯陷阱、吉爾茨的內卷化、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索洛新古典增長。我們借此劃分并簡化為三個階段來分別解釋農業、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I 從馬爾薩斯陷阱到內卷（1949-1978）
建國伊始，我們剛剛從戰亂中走出，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5億多人面臨著吃不飽穿不暖的狀況。人口狀況是高出生率伴隨著高死亡率，呈現緩慢增長，也就是說是處于馬爾薩斯陷阱之中。
馬爾薩斯陷阱是由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提出并因此命名，指的是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源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
我們走出馬爾薩斯陷阱一方面來自戰后的和平，另一方面來自農業發展帶來的糧食增長。建國后，我國雖然經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躍進和文革等政治運動，但是我們的糧食產量在這一時期依然是逐步增長的。
這一時期推動農業發展的，既有農業制度方面的，也有農業技術方面的。
建國初期到1952年，我國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3億多農民重新分得了土地，戰后的農業生產也逐步恢復；隨后農業生產逐步開始了從互助組、合作社、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運動。盡管從制度方面看，不同時期制度對農業發展的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的，但是來自農業技術的進步對農業發展的推動是明顯的。工業革命后的現代農業技術：化肥、農藥、良種、灌溉和機械化（化肥工業和機械化主要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對農業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圖示：農業發展帶來的糧食增長提升環境承載率，加上和平發展，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口快速增長。）
農業的發展使我們走出馬爾薩斯陷阱，人口增長了，但是受限于這個時期的計劃經濟、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和戶籍政策等制度因素影響，增長的人口并沒有能夠從農業轉向工商業，也沒有更多的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鎮化率在30年期間僅從10.6%增長到17.9%。
（大量剩余勞動力留在農村，形成一個內卷化的社會）
內卷化（Involution）由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在研究印尼農業時提出的，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
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
內卷化階段滯留在鄉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將成為下面二元發展階段的重要資源。
II 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1978-2004）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從此走上了一個長期的高速增長的通道，工商業高速發展、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在這個過程中，內卷時期滯留在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得以釋放，從農村進入城鎮，從農業進入工商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形成二元高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一直持續到2004年左右，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進入下一發展階段。
二元經濟模式和劉易斯拐點：
二元經濟模式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指發展中國家同時并存著傳統的農業經濟體系和現代工業體系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稱為二元經濟結構。
在二元經濟模式中，傳統的農業部門有著大量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的從農業部門轉入工業部門。
當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干凈，即為劉易斯第一拐點。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勞動力開始短缺，但由于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依然大于農業部門，還會持續地吸收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但是工資水平會不斷提高直至兩部門的邊際生產力相等，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此時為劉易斯第二拐點。
這段時期農業發展體現在制度改革和技術進步兩個方面。我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是1978年小崗村的“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逐步取代人民公社，改善了激勵機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
制度改革帶來了生產效率和產量的提升，林毅夫教授說47%的農產品產量的提高來自于家庭聯產承包制對激勵機制的改善。制度方面推動農業發展的還有統購統銷的取消（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逐步取消），土地流轉（2002年開始）進一步增加了要素的流動性。
在技術方面，化肥、農藥、良種、機械化等工業化農業技術進一步推動了農業的增產增收。在這一階段的農業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是相互促進的。
以化肥的生產和使用看，改革前國內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化肥廠，年化肥產量最高只有幾百萬噸，如今已達4000-5000萬噸/年。農藥、種業和機械化等也在這個時期高速發展。
這一時期農業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農（種植）、牧（養殖）、漁的比重從以種植為主的產業結構到約6:3:1的結構，并且在種植業中，水果蔬菜類所占比例越來越大。
這些可以從我們幾十年的日常生活得以感知，我們的日常飲食結構已經從傳統的8：1：1的糧食：蔬菜：肉食結構轉向城市上層階級以及臺灣、香港等較富裕地區的4：3：3模型。這一轉變也就是黃宗智教授提出的“隱性的”農業革命。
整體看，這一時期農業的發展不僅體現在糧食產量近兩倍的增長，更重要的是食物結構的轉變，在人口數量增長的同時人口素質提升（體現在平均壽命和受教育程度）。這種情況下人口總量增長、素質提升，再加上內卷時期滯留在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些為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剩余勞動力。
與此同時，我國勞動齡(15-59歲）人口在2010年前都是增長的，在2010年達到峰值9.4億。這些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巨大的人口紅利，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個階段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GDP從1978到2010，年平均增長率為10%。城鎮化率從17.9%到49.9%。
III 轉折期（2004-）
2004年，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首次出現“用工荒”，一些學者因此把2004年看作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劉易斯第一拐點后，進入劉易斯轉折期，勞動力供給結構已經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進而向勞動力短缺轉變。
劉易斯拐點到來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人口紅利的消失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消失，另一方面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就是老齡化加劇和撫養比提升。
2010年可以說是人口結構變化的拐點，在2010年勞動齡人口達到峰值，而撫養比也接近谷值，在此之后勞動齡人口負增長，老齡化加劇，撫養比增長。
進入轉折期，勞動力成本上升，經濟增長中投資的邊際收益開始下降，我們可以看到2004，特別是2010年后的GDP增長率的下降。于此同步的是城鎮化率增速的放緩（如下圖：1978-2004，2004-2010，2010-）。
減速，陷阱還是內生？
2010年后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為經濟增長中和勞動力相關的變量都負增長、投資的邊際收益也下降。
除勞動力因素外，經常被提及的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的因素還有：后發優勢的消失（由追趕型增長向前沿性增長的轉變），內需萎靡和投資驅動的增長不可持續，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以及經濟發展造成環境破壞對以后發展形成的環境制約等。
然而在這個轉折時期，也有好的因素在維持著經濟的持續增長，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改革走出了獨特的“中國模式”，并能激發創新，讓知識和技術成為經濟前進的動力，進入內生增長模式。
那么未來是向好還是向壞？或許答案就在我們腳下的土地里。
農業視角下的機遇
農業發展正迎來兩個重要的轉變，一個是技術上的，一個是屬性上的。這兩個轉變將從新的角度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技術上：后工業化農業技術正在改變石化農業模式
我們如今的現代農業，即石化工業農業（Industrial Agriculture）是繼傳統農業之后，世界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石化農業的特征是耗用大量以石油為主的能源和原料，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大規模的單一種植或養殖，高度機械化、自動化和規模化的農業模式。
不可否認，這個模式給我國帶來了農業產量成倍的增長，但是代價卻是環境的污染與退化（生態環境的退化、土壤退化、土壤有機質降低、水系污染、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和空氣污染等）以及能源上高投入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后工業時代的農業技術正在從多方面改變石化農業的不可持續性以及環境方面的負外部性。
后工業時代農業并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在模式上，諸如生態農業、生物農業、循環農業、有機農業、樸門農業（Permaculture）、自然農業、森林農業和再生農業（Regenerative agriculture）等這些都是在這方面的嘗試。
盡管早期的有機農業和自然農業等給人留下產量低和效率低的印象，但是隨著微生物技術、分子生物技術、生態技術、信息技術、復雜系統等技術的發展，后工業時代的農業正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不斷地提高生產率。
以微生物技術在土壤改良方面的應用為例：工業化農業模式造成了土壤肥力退化、有機質降低、土壤微生物退化等問題。這不僅造成產量降低，土壤有機質降低也意味著增加了溫室氣體的排放。利用微生物技術可以高效率地進行秸稈還田，提升土壤有機質，同時恢復土壤健康的微生物種群，這樣不僅恢復了土壤的肥力，同時也增加了土壤的碳固持，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
除了在土壤改良領域，在厭氧/好氧發酵方面微生物技術的發展也大大提升了農業及生活有機廢棄物循環的效率，把工業化思維中的垃圾變成后工業時代農業的能源和肥料。
還有生物技術，比如生物固氮；生態技術，比如更多地利用生物天敵進行蟲害管理，對待雜草不是用除草劑除光而是綜合管理（甚至利用）；同時還有現代的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更精準地施肥用藥，減少不可持續資源的浪費。
整體而言，后工業化時代的農業技術正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不斷地提高生產率。
屬性上：農業從單一的生產屬性轉變成多功能屬性
農業作為人與自然連接最為緊密的行業，本應具備多重功能，只是工業化時期只把農業視為生產農產品和生產資料（單純的生產功能）。農業除了具備生產功能外，還應具有社會、經濟和環境等方面的功能。
早在20世紀80-90年代，日本和歐洲就已經開始積極推廣多功能農業（MFA-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UNEP聯合國環境署在2009年的《十字路口的農業：綜合報告》中這樣描述了多功能農業：
（圖示：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多功能農業，IAASTD，UNEP聯合國環境署 ）
農業的社會功能：農業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健康的環境和食物，農業和農村也是社會傳統和文化的傳承，農業還起著就業緩沖穩定社會等作用。
農業的經濟功能：農作物產出及其加工品的商品化，農業一二三產，農業塑造好的環境產生正外部性可以為經濟賦能。
農業的環境功能：土壤、水、氣候、生物多樣性，這些不僅是農業的基礎，也是我們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環境，農業可以破壞環境，農業也可以修復環境。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建國初期和經濟高速發展期，糧食產量和糧食安全問題始終是農業發展的首要問題。但是隨著2003-2015年糧食12連增，糧食自給率達到80-90%，產量不再是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我們也逐步開始重視農業在社會、經濟和環境等多方面的功能，從我國近些年的農業政策和鄉村振興戰略上也能明顯的看出這樣的趨勢。
農業技術和屬性轉變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我們重新回到經濟增長函數上來看：
經濟增長函數：Y=F(A,K,L)，
Y代表總產出，可以理解為GDP；A代表創新，K為資本投入，L為人力資本。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是創新、資本和勞動力的函數。
在二元發展時期，農業通過不斷為工業部門發展提供人力資本（L），而當過了劉易斯轉折點后，發展到我們現階段，農業將更多地通過提升社會的創新（A）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形成技術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式。
農業如何推動創新？重點在農業的環境功能。
可持續農業結合合理規劃，鄉村（包括市郊、小鎮）擁有了健康的土壤、優質的水、生物多樣性和自然優美的景觀。
首先是以優美環境為根基的產業，比如鄉村旅游、養老、健康醫療、自然教育等產業。優美的環境既是這些行業的核心資產，也可以這些行業提供新的競爭優勢，激發行業創新。
其次是好的環境會吸引那些適合遠程辦公類企業入駐鄉村（或小鎮）。相比大城市，鄉村擁有更好的自然環境，更為低廉的生活成本，更舒緩的生活節奏，廉價而新鮮的食材，這讓一些諸如IT企業或高科技企業的研發部門等開始考慮或正在把企業/部門搬離大城市、遷入鄉村/小鎮。
其實歐美很多高科技企業的總部都是坐落在一些不起眼的小鎮，日本有一個著名的鄉野硅谷就是坐落在曾經凋敝的鄉村-神山町，國內現在很多地方也開始出現了利用鄉村環境優勢發展創新產業的特色小鎮以及鄉村硅谷。這樣的做法不僅為企業和員工降低了多方面的成本，為員工帶來更健康的生活，同時優美的環境更能激發企業和個人的創意，為整個經濟發展注入創新的活力。
所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好的環境不僅本身就是資產，同時可以為更多的行業和社會賦能、激發創新，形成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式。
總結
建國初期，農業的進步讓我們得以走出馬爾薩斯陷阱，人口成倍增長，但是限于社會制度所困，大量的人口滯留農村進而內卷；
改革開放，制度激活，農業中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成為二元發展模式中巨大的人口紅利，實現三十年高速增長；行至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消失，同時伴隨后發優勢退卻，環境退化等因素，增長放緩；
農業在技術和屬性上的轉變為轉折期的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機遇，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技術可以修復環境，農業的環境功能一方面以環境資本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以環境賦能激發創新，進而形成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式。
參考資料：
1. 蔡昉，中國最重要的是找到新的增長源泉
2.?黃宗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
3. 羅納德·哈里·科斯 / 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4.?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
5. 梁建章：保羅·羅默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中國的啟示
6.World Bank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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