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刺殺是中國歷史上的保留節目，但明目張膽的刺殺軍政要員卻不多見，比較知名的只有兩起——武元衡遇刺，是因為他力主削弱河朔三鎮和淄青鎮的勢力，遭到李師道的記恨，于是李師道派出刺客，到長安大街上刺殺武元衡。集權與封藩，是李師道和武元衡的核心矛盾，也是此次刺殺的關鍵點。那天，兩江總督馬新貽到南京校場檢閱清軍的射箭訓練，結果在返回總督衙門的路上，張文祥自警衛部隊中沖出來，一刀刺中馬新貽的胸口，馬新貽不治身亡。刺殺結束以后，張文祥不逃不躲，立在原地束手就擒，并痛斥馬新貽“不仁不義”，對刺殺兩江總督的事情供認不諱。而隨著張文祥指責馬新貽“不仁不義”，各種緋聞快速在南京街頭傳播開來，主要有這么幾種說法——1、馬新貽曾任浙江巡撫，期間剿滅了大量海盜，其中有不少是張文祥的同伙。張文祥為了給同伙復仇，便經過數年準備，奔赴南京刺殺馬新貽。2、張文祥的妻子被人搶走，張文祥曾向馬新貽攔路喊冤，但馬新貽不予理睬，張文祥懷恨在心，便通過刺殺馬新貽來報復社會。3、馬新貽是穆斯林，西北地區又爆發了“陜甘回亂”，于是馬新貽接受了西北穆斯林領袖的任命，聲稱“大兵果定中原，則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張文祥得知此事，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考慮，就刺殺了馬新貽。這條緋聞是把一起刺殺事件，轉化為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兩江總督馬新貽搖身一變為潛伏臥底，殺人兇手張文祥則成了民族英雄。4、馬新貽曾在安徽圍剿捻軍，但經過一場大敗，被捻軍軍官張文祥俘虜。此時的張文祥厭倦了造反事業，想回歸清朝重獲新生，便聯合捻軍軍官曹二虎、石錦標歸附馬新貽，四人結為異姓兄弟，并把所屬軍隊改編為“山字營”。后來，兄弟四人南征北戰，成為清朝位高權重的地方實力派，開始享受來之不易的榮華富貴。但就在這個時候，馬新貽看上了曹二虎的美嬌妻，經常派曹二虎到外地出差，然后到曹二虎家里偷人。經過幾番云雨，馬新貽欲罷不能，便直接誅殺曹二虎，明目張膽的霸占曹妻。張文祥見結義兄弟受辱，激憤不已，便刺殺馬新貽為曹二虎報仇。毫無疑問，這條集合了桃色、兄弟、義氣、出軌等要素的緋聞，是各種緋聞中傳播度最強的，很快便從南京傳到上海，并通過上海梨園的舞臺，傳向全國各地。以馬新貽遇刺為背景的《投名狀》，就是根據這條緋聞改編的。馬新貽剛剛遇刺，各種緋聞就滿天飛，這種情況顯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為之，甚至可以說，這些緋聞就是用來給刺殺事件定性的輿論材料。那，張文祥刺殺馬新貽的真相是什么，又是誰編造了這些緋聞，一定要在馬新貽死后踩上一萬只腳？要解開馬新貽遇刺的真相，我們必須簡單梳理一下時代背景，以及馬新貽的人生履歷。1850年代，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那些廣西老表們自金田起義到定都南京，殺穿半個中國，席卷東南半壁江山。面對聲勢浩大的反清起義，年輕的咸豐皇帝驚慌失措，曾經縱橫天下的滿蒙八旗也戰力滑坡，無力二次馬踏東南，于是咸豐皇帝便解開地方禁制，允許漢族地主士紳組建團練，協助清朝平叛。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在湖南丁憂的兵部侍郎曾國藩，憑借師生、親戚、同窗、友人等復雜的人際關系，組建了一支湖南地方團練。此后十余年，咸豐皇帝精力枯竭，在承德避暑山莊駕崩，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親王奕?、醇親王奕譞聯合發動政變，驅逐了咸豐皇帝留下的“顧命八大臣”，并擁立同治皇帝，掌握了清朝的最高權力。曾國藩則統帥湘軍，通過一場又一場血戰，于1860年晉升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并管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等四省軍務，節制巡撫、提督以下官員，成為事實上的清朝東南王。1864年，曾國藩指揮湘軍攻破南京，基本平定太平天國起義。隨后，湘軍血洗南京，據曾國藩幕僚趙烈文統計，南京死者達2、30萬人、幾乎成了一座空城。南京的人都死了，那么太平天國留在南京的財富，自然歸湘軍所有。于是，湘軍將領們在南京刮地三尺，然后把金銀財寶一船一船的運回湖南，奠定了近代湖南崛起的經濟基礎。而在慈禧太后和曾國藩高歌猛進的時候，馬新貽也不落人后。雖然馬新貽是穆斯林，但他其實是山東菏澤人，年僅27歲便考中進士，被朝廷分配到安徽做知縣。在知縣任上，馬新貽整整做了9年，直到36歲時晉升為安慶府知府。升任知府是馬新貽的仕途拐點，從此以后，馬新貽開始坐火箭一樣晉升——馬新貽升官這么快，自然是立下了戰功，但他的戰功不是平定太平天國的戰功，而是征討安徽捻軍的戰功。從這份履歷就能看出來，馬新貽是死人堆里滾出來的猛人，但他不屬于曾國藩的湘軍系統，兩人甚至不可能有常規公事往來。做安徽按察使的時候，馬新貽在廬州戰敗，遭到革職留任的處罰，不久后，馬新貽的母親去世，他又得放棄職位回山東丁憂。但安徽巡撫翁同書認為馬新貽是人才，便上書朝廷，請求把馬新貽留在安徽，不要回山東丁憂。隨后，欽差大臣袁甲三也上書朝廷，請求恢復馬新貽的官職。慈禧太后見到翁同書和袁甲三的上書，立即就同意了，并安排馬新貽到袁甲三營中聽候差遣。翁同書是江蘇常熟人、同治帝師翁心存的長子，慈禧太后做為同治皇帝的親生母親，自然要把翁同書視為親信人員。袁甲三是河南項城人、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叔祖，早年到安徽辦理團練，受到漕運總督周天爵的重用，周天爵病死以后，袁甲三開始統領淮軍，和捻軍廝殺。受到這兩人的保舉重用，說明馬新貽早已是淮軍骨干、慈禧太后眼中值得信任的自己人。太平天國覆滅以后，曾國藩擁兵十余萬，坐斷東南，慈禧太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生怕曾國藩效仿洪秀全，割據東南和清朝分庭抗禮。事實上，曾國藩的幕僚們確實建議他起兵，曾國藩也有心起兵，并和幕僚趙烈文討論過這個問題。曾國藩說：“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清朝國勢日衰，北京都無法維持體面，你覺得我有機會嗎？趙烈文答：“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軸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殆不出五十年矣”——清朝的統治已形成慣性，至少五十年內不會垮臺，你現在起兵造反沒有機會。曾國藩：“然則當南遷乎”——能不能逼清朝遷都南京，我來做曹操，掌控清朝的實際權力？趙烈文：“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清朝的血債太多，給人民的恩德太少，和漢唐不可同日而已。愿意給清朝效命的人都不多，你做了曹操，又能有多少合法性？聽了趙烈文的分析，曾國藩才打消起兵伐清的想法，寫下“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對聯，假裝對清朝很忠心。盡管曾國藩決定繼續為清朝做事，但無論兵力、名望還是勢力，曾國藩都是清朝漢臣第一人。站在清朝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曾國藩是否造反，重要的不是其主觀意愿，而是客觀條件。此外，清朝經歷一場傷筋動骨的大戰，到處都是用錢的地方，急需太平天國留下的財富來填補窟窿。但湘軍攻破南京席卷了所有財富，然后向朝廷匯報說南京沒有財富，直接打破了清朝的希望。做為清朝的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就對曾國藩有些不滿，而要解決這些不滿，她就必須削弱湘軍，并找人制衡曾國藩、查找南京財富的下落。削弱湘軍是曾國藩自己做的，他向朝廷上書，主動提出裁軍。畢竟決定不造反了，與其留這么多湘軍引起猜忌，倒不如順水推舟提出裁軍，以忠臣的身份留在史書里。這些裁撤的湘軍，一部分回到湖南買田置屋，成為湖南的軍功地主，另一部分習慣刀頭舔血的人，則加入青幫、哥老會等江湖會黨，成為體制外的一股強悍勢力。早在1861年的時候，翁同書招撫捻軍苗沛霖部，但不久后苗沛霖再舉義旗，攻破壽州城。見“剿捻”出現挫敗，曾國藩立即上書，要求將翁同書革職，嚴肅處理袁甲三。慈禧太后為顧全大局，只能同意曾國藩的意見，罷免翁同書、逼袁甲三回籍養病。從此以后，翁同書、袁甲三的淮軍逐漸日落西山，出自曾國藩幕府的李鴻章淮軍成為淮軍正統，而湘軍大將李續賓得到安徽巡撫、欽差大臣的職位。這次人事任免，其實是清朝漢臣武裝的一次內斗，結果曾國藩和湘軍大獲全勝，慈禧太后及其親信淮軍鎩羽而歸。曾國藩用一封奏疏逼退馬新貽的兩位恩主，意味著馬新貽根本不可能和曾國藩合流，而且有為恩主復仇的充足動力。正是處于這個政治生態位上，馬新貽開始了新一輪的職位晉升——1864年3月，左宗棠攻克杭州，隨即又奉命調往江西，馬新貽跨省調到浙江，出任浙江巡撫。同年，馬新貽到南京履新，出任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提拔重用，馬新貽不可能晉升的這么快，不過，馬新貽出任兩江總督的代價，便是做慈禧太后的利劍，刺破湘軍的膿包。農業經濟方面，因為戰后有大量的荒田，嚴重影響政府稅收和社會活力，于是馬新李宗羲、江蘇布政使應寶時擬定了“江蘇開墾荒田酌擬辦理章程”——荒田有主無主，均宜厘清（清查田地數量，政府掌握確切數據）。未墾荒田，宜先勒限原主認業（原地主回鄉重新耕種，保護地方利益）。無主荒田，方可由官招墾（沒人認領的荒田，政府招人開墾）。墾戶不論土著異籍，皆準認墾（不限制戶口，來了就能做江蘇農民）。馬新貽一針見血的指出江蘇經濟的弊病，又有針對性的提出符合江蘇實際的政策，放到現在，他也是個優秀的省委書記。如果把“荒田”換成“房地產”，你就發現，馬新貽這個人的思維非常超前，對他的評價可能要更上一層樓。社會治安方面，馬新貽調來淮軍慶字營，在徐州、海州一帶緝拿土匪、掃蕩退役兵痞，然后順勢駐防徐海，占住這塊兵家必爭之地。吏治方面，馬新貽帶著候選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安徽候補知府桂中行到南京上任，組建了自己的親信班底。稍晚一些，馬新貽下令，各州縣都要清查錢糧虧空，向巡撫衙門和總督衙門提交結算報告。軍事方面，馬新貽一方面嚴格執行“裁撤湘軍”的任務，另一方面從綠營中挑選精壯，在南京成立四營新兵、徐州成立兩營新兵，并配備了洋槍、抬炮、長矛等精良裝備。從這些新政可以看出來，馬新貽憑借清朝朝廷賜予的尚方寶劍，在江蘇地界大殺四方。他的每一項政令都符合清朝朝廷的利益，但他的每一項政令都在摧毀湘軍的根基——馬新貽，事實上做了慈禧太后的孤臣，清朝朝廷派到南京的沙瑞金。馬新貽的新政僅維持了兩年，1870年7月26日，馬新貽便遇刺身亡。消息傳到北京，慈禧太后大吃一驚：“這事豈不甚奇？”隨后，慈禧太后命江寧將軍魁玉、漕運總督張之萬到南京審理刺客張文祥，希望借兩人之手，將馬新貽遇刺案件查個水落石出。然而，不論魁玉和張之萬如何審問，張文祥都一口咬定，刺殺馬新貽是個人行為，背后沒有主使人。與此同時，馬新貽的各種緋聞，陸續從南京傳出，再通過上海傳到全國各地。11月2日，魁玉和張之萬匯報了初審結果，稱“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堂堂兩江總督，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刺殺，就這么草率結案？馬新貽位高權重，安保肯定是非常嚴密的，張文祥到底是如何接近馬新貽的？馬新貽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幾乎沒有機會見到張文祥，他們兩人的恩怨完全經不起推敲，背后的隱情是什么？魁玉和張之萬為什么草草結案，不愿意追查下去？于是，慈禧太后駁回魁玉和張之萬的初審結果，又命直隸總督曾國藩、刑部尚書鄭敦謹到南京，繼續查案。曾國藩到南京以后，態度非常消極，每天讀書見客，絕口不提查案的事。鄭敦謹獨自查到次年正月底，也決定維持原判，認可張文祥因個人原因刺殺馬新貽的結論。連續派出四路人馬，就查出這么個結果，慈禧太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但見到鄭敦謹的匯報，慈禧太后也明白了，馬新貽遇刺案件的水很深，各路官員已經同氣連枝，再派人馬到南京查案，結果也是一樣的。于是，慈禧太后決定退讓，認輸了，隨即承認鄭敦謹的匯報，并以官方名義給案件做了定論：“兇犯張文祥曾從發捻，復通浙江海盜，因馬新貽曾在浙撫任內，戮伊黨伙甚多......著即將張文祥凌遲處死，并于馬新貽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國法而慰忠魂。”1871年2月15日，張文祥在南京凌遲處死，并摘除他的心臟，祭奠馬新貽。張文祥受刑以前，鄭敦謹便離開南京，但他不敢返回北京復命，而是在半路告病辭官，直奔故鄉湖南長沙。孫衣言、袁保慶等馬新貽親信，則不認可這樣的審理結果，拒絕在審判書上簽字畫押，以示抗議。馬新貽遇刺案件，因為兇手和受害人的地位懸殊、審案人員的異常反應、案件結論沒有得到社會公認，故而稱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其實梳理了晚清時代背景、相關人員的履歷以及案件審理過程，我們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斷——馬新貽頒布新政，嚴重損害了湘軍的既得利益，那么從“利高者疑”的角度來看，湘軍做為馬新貽遇刺的最大受益者，有極大的概率是馬新貽遇刺的幕后主使。張文祥的真實身份不重要，他只是湘軍推出去的擋箭牌，極有可能在刺殺馬新貽之前，湘軍已經安排好張文祥的身后事。魁玉和張之萬不能深入查案，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勢力遠遠不如湘軍雄厚，江寧將軍和漕運總督的工作，又和兩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為了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他們只能站在湘軍一邊，認可張文祥的供詞。曾國藩的態度消極，事實上是保護湘軍舊部，并以此警告鄭敦謹，你老兄要認清形勢，不要做無謂犧牲。馬新貽做為慈禧太后的孤臣，是慈禧太后指向兩江地區的利劍，馬新貽遇刺，便是斬斷慈禧太后和兩江的直接聯系，慈禧太后折了一臂。正因如此，鄭敦謹結案之后不敢回北京，生怕成為慈禧太后的出氣筒。總的來說，馬新貽出任兩江總督，標志著朝廷和地方開始激烈博弈，而馬新貽遇刺身亡，說明地方勢力已經尾大不掉，朝廷成為博弈的失敗者，削弱地方勢力并恢復中央集權的進程，由此受到嚴重挫敗。事后，慈禧太后無法繼續插手地方，曾國藩和湘軍無法問鼎朝廷，便互相妥協保留了一份體面，唯獨馬新貽做為慈禧太后的孤臣，成了地方和朝廷博弈的犧牲品。但話說回來，地方勢力壯大到一定程度，勢必會產生割據的因素，不愿意再和朝廷一起吃大鍋飯。數十年后的“東南互保”和“辛亥革命”，事實上發軔于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湘軍刺殺馬新貽、曾國藩保護湘軍，然后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耗盡清朝國運，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曲線救國，間接實現了趙烈文的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