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圓方你怎么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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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一家餐廳內,一女子“小鬧(化名)”稱被一名4歲男孩觸碰臀部。“小鬧”認為男孩屬于故意觸碰,隨即追上拉住男孩,拉扯過程中,男孩脖頸留下勒痕。事發之后,孩子家長當場口頭表達歉意,解釋屬于無心之舉,“小鬧”堅持認為,自身身體受到了“性侵犯”,提出書面道歉等訴求。家長擔心書面承認會給孩子貼上“故意冒犯”的標簽,對孩子成長造成長久傷害所以拒絕。事發后有關部門先后組織三次調解,雙方未達成和解,目前“小鬧”稱要走訴訟流程。2023年7月11日,武漢大學研究生楊景媛在圖書館自習時,認為對面男生肖某某(大一新生)抓撓大腿內側的動作“不雅”,未溝通即偷拍5段視頻(總長約4分50秒),并當眾指責其“性騷擾”。楊景媛施壓逼迫肖某某寫下兩封矛盾道歉信(一封稱“侵犯隱私”,另一封被要求改為“做了下流的事”)2023年10月,楊景媛在社交平臺發布長文《我在武漢大學圖書館受到性騷擾》,公開視頻、錄音及道歉信,指控肖某某性騷擾。武漢大學迫于輿論壓力,于2023年10月13日對肖某某處以記過處分,通報稱其“存在不雅行為”(未明確性騷擾),導致其保研資格取消、法考受阻。肖某某也遭網暴,個人信息被“人肉”,照片被惡意制成遺像,家庭住址、電話遭曝光。2025年7月25日,武漢經開區法院通過5名醫學專家鑒定,監控的調取,以及肖母母親托人購買濕疹藥膏的記錄。認定肖某某行為不構成性騷擾,駁回楊景媛全部訴訟請求。在長沙這次事件當中,“小鬧”試圖讓男孩家長在壓力下進行“書面道歉”。大概率就是想模仿前輩的光榮戰績。她預想中的全網聲援沒有出現,她預想中的“正義流量”也沒有兌現。圍觀者這一次沒有跟著她的節奏走,大家看到一個四歲的孩子被拽住胳膊、脖頸上留著印子,第一反應是對她的憤怒。她大概沒料到這個局面,她以為只要喊出那個詞,輿論就會自動站到她這一邊。你只要站出來,你就是勇敢的,你就是正確的,你就是下一個被全網心疼的人。這個敘事在她腦子里轉了太多圈,轉到她忘了看現實一眼。
這件事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不是她為什么會這么做,恰恰在于她為什么敢這么做。一個成年人,在公共場合,對一個四歲孩子動手拉扯,事后不依不饒,要求對方家長書面承認“故意冒犯”。過去幾年里,類似的操作反復上演,只要把“性騷擾”三個字拋出來,就能在輿論場上占據一個幾乎不可能被反駁的位置。這套打法已經成熟到了可以復制的地步,成熟到了讓一個普通人在餐廳里對四歲孩子下手都覺得自己理直氣壯。不過我覺得,即便輿論現在大多都在譴責她,她也不會付出什么實質性的代價。調解已經進行了三次,每一次都要把這件事重新翻出來講一遍。家長要反復解釋孩子只是路過時無意碰到,要向一個根本不打算相信他們的人解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消耗。而那個四歲的孩子,他可能還不太明白發生了什么,他只知道有個陌生的阿姨突然很兇地拉住他,他只知道自己的脖子很疼。可這些都不算“代價”,在現行的規則下,這些都只是“誤會引發的摩擦”。
只要“指控”這個動作本身依然不附帶任何責任,只要“性騷擾”這個標簽依然可以隨手貼出去,而不用擔心貼錯了怎么辦,類似的事情只會越來越多。后天可能是辦公室里一個遞文件時手碰了一下同事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活在一個隨時可能被指控的環境里,這種恐懼會慢慢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地鐵上大家把手舉得高高的,辦公室里人人保持兩米距離,公共場合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一個時代里,什么樣的行為被鼓勵,什么樣的行為被懲罰,慢慢就形成了那個時代的道德面貌。過去幾年,我們親眼看著一種“誰先喊誰有理”的風氣在生長。喊的人得到了關注、同情、流量,被喊的人即便最后證明清白,也已經脫了一層皮。這種獎懲結構一旦穩固下來,它就會反過來塑造人們的行為預期。一個人走在路上,他需要知道自己不會無緣無故被扣上一頂摘不掉的帽子。一個人帶著孩子出門,他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不會因為一個無心的動作就被當成“冒犯者”。一個人被冤枉了,他需要知道喊冤有用,需要知道真相最終會站在他這邊。這些最基本的安全感,恰恰是當下最稀缺的東西。長沙這個四歲男孩的遭遇之所以讓人憤怒,是因為它戳中了很多人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