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現在，線上線下有大量關于中國青少年教育的討論。孩子上什么課。如何脫穎而出，如何實現素質教育，教育內卷的問題，國際/出國教育還是本土教育，諸如此類。當然，這也和我的年紀與朋友圈有關，身邊的朋友都有小孩，自然都會討論孩子教育問題。

中國自古重視教育，除了儒家文化內核外，還有制度基礎：中國古代的科舉制為中國確立了英才制度（meritocracy），使得普通人可以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教育扮演的角色，是中國與其他社會——包括西方及日本最大的區別。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這些文明和國家都是嚴格意義的世襲封建制（feudal society），只有中國確立了這樣的考試制度，使得人們可以通過考試改變自己、家族乃至家鄉的命運。科舉制度為個人提供了社會流動性，提供了上升及發展的可能性，也是消解社會內部矛盾的重要制度因素。它使得中國社會老早走上了不同的軌道，早就不是西方和日本意義的“封建社會”。既然個人能夠在制度里面找到自己的價值和發展可能性，

我一直以為，西方啟蒙以來不斷確立發展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哲學，主線是圍繞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伸張，圍繞對公權力的不信任和限制。這種哲學試圖顛覆社會建構的價值基礎，將社會從上自下（皇宮貴族及教會），轉變為自下而上建構（美國就是極致案例）。在新的哲學下，個體的自由和權利是絕對的（尤其是各種消極關系），并且與政府形成對立關系。這套價值觀，反映的就是對西方封建社會秩序（包括世襲政治及教會）的激烈挑戰和顛覆。

大白話說，就是西方社會封建制搞得時間太長了，好幾重大山，除了皇宮貴族外還有宗教。人們受不了了，最后就激烈反抗，提出了這套自由主義價值觀，把個人提到空前的地位。

我們看到，西方追求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極端化的、激進化的、片面的。“不自由，毋寧死”，在這種個人主義導向自由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美國，從持有槍械、到不戴口罩，都可以被定義為個人權利。總統選舉投票絕對不能用手機實名認證和人臉識別，因為這被認為會侵犯隱私。個人的權利是神圣和絕對的。個人不能，也不應當向社會、集體、政府、國家讓渡權利。

在這種價值觀下，如果自由和公平（equity）發生沖突的時候，會選擇什么？當然是選擇自由。個人自由永遠是第一位的。西方界定的人權是狹義的。西方理解的人權就是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各種消極權利和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組合：例如集會、言論、抗議、選舉等等。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例如受教育權和醫療權）不屬于人固有的權利，因為在叢林生活的原始人沒有經濟權利和受教育權利。這些都是現代社會里左翼臆想出來的烏托邦。人權就是基本的自由。

自由、平等、博愛，不是平行的，是分優先劣后的。先有自由，然后才有平等，然后才有博愛。

大家看《聯合國人權宣言》第二十二條到第二十九條，就屬于經濟社會權利部分。西方人不看這些，只看前面第一到第二十一條——政治與公民權利。這些才是人權。

所以西方所說的人權本來就是狹義的。中國人的哲學不同，難道人權不是吃飯權、生存權么？還有疫情，限制個人的自由，保護更多公眾的醫療安全，不是保護人權么？西方人不這么認為。只有個人的自由才是人權。

這種個人導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是片面的，偏激的，大歷史的角度看，是西方對自己封建制矯枉過正應激反應的結果。而這種個人導向的自由主義在以美國為中心，向英語國家（“五眼國家”）傳播，并輻射其他歐洲國家乃至整個中西歐文明。

總結一下，中國人理解的人權是廣義的。西方理解的人權是狹義的。

中國人認為政治權利公民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之類處于平等關系或平行關系——它們都很重要，都要追求。但這些價值觀和訴求之間有時還會發生沖突，根據不同的時空、地方和具體的情景，要對彼此之間進行協調和讓渡。譬如，如果自由和公平發生沖突了，按中國人的社會哲學，要優先保公平，犧牲自由。很多東西來自于中國傳統的價值觀。現代西方人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很難理解。

在中國與西方就這些問題對話時，基本屬于雞同鴨講。另外西方本質上不相信中國，你跟他們說，中國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多少多少億人脫貧，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們就認為你們是以經濟社會發展為借口剝奪政治權利。西方始終把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權利對立起來，至少是不放在一個高度上。西方也希望通過自己強的經濟社會軍事和文化力量，繼續壟斷對人權的定義。（我們看到，臺灣的綠營和香港的黃營基本沿襲西方的這個敘事，藉此強調自己的制度優越性，然后貶低中國取得經濟社會成就）

大部分人中國人對此不僅不理解，而且搞不明白。我封城防疫不是保護更多人的安全了么，不是就是在保護人權么。給幾億人脫貧不是人權？都是雞同鴨講……

畢竟，人權本來就是西方發明出來的概念，他們根據自己的歷史文化語境去理解這個概念。而人權這套體系本質是西方對西方封建制進行激烈革命的產物。前面也講到了，中國自秦代以來，就不再是西方意義的世官封建制了。漢朝就是察舉制。隋朝以降是科舉制，這都使得中國的政治秩序及文化與西方封建制完全不同。科舉和教育為中國社會提供了流動性，為更廣泛的人群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參與政治政策及公共事務的可能性，幫助中國消解內部的經濟社會矛盾，等等。所以，中國沒有經歷西方這樣激烈的價值沖突，沒有也不需要再在哲學和意識形態層面把個人推到更高的位置。相反，中國大體延續了過去的價值秩序。國家、社會、宗族、家庭、個人……它不能簡單地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去理解，而是一個有機、共生的社會體。所以中國會按照自己的文化確定治國方略和政策。也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去從字面上理解西方人定義的人權，但中國背后的文化，是西方人搞不明白的。

歷史都具有某些必然性。回到西方。西方內部也有很多支線，有很多的“路線斗爭”，有的屬于“左”（強調階級和公平），有的屬于右（強調民族/種族和社群）。直到今天，這種搏斗還在進行，譬如Trump的民粹右翼政治對自由主義主線的挑戰。

在若干時候，西方也出現過支線取代主線的情況。譬如，隸屬極右體系的法西斯/納粹一度占領了歐洲大部。最后，美國代表的自由主義“主線”打敗了納粹，讓歐洲文明重回“主線”。那是美國的高光時刻。

然后，在西方體系里，共產主義屬于“極左”，二戰之后，“極左政治”在西方內部基本被消解，左翼政治剩下的是溫和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中間偏左政治。二戰后，極左政治的代表是蘇聯。從文明角度，蘇聯/俄羅斯也可以歸入廣義的西方/歐洲文明。這時西方文明的路線斗爭就是西歐及北美自由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的斗爭。

如前所說，蘇聯的理論內核來自以馬克思。馬克思又來自西歐洲，本身就是狹義西方文明內部的產物。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約一百年時間，共產主義在西方文明內部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及理論，指導著大量政治和社會運動。同樣的，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也進行了“本地化”（列寧、斯大林），其不僅僅與俄羅斯的政治和社會運動結合起來，還與俄羅斯特有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結合起來。（這里要插一句，從西歐角度看，俄羅斯和東歐諸國沒有經歷西歐的自由主義“啟蒙”，俄羅斯社會組織內核沿襲了封建/農奴制，是“專制”和“亞洲”（Asiatic）的）

然后，美國領導的西歐及盟友，憑借自己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逼迫蘇聯解體，在西方文明內部消解了“極左”政治（按西方政治光譜進行分類定義下的極左），在意識形態層面“統一”了西方。而由于西方文明如此之強大，自由主義主線也隨此“統一”了世界，所謂“終結了歷史”。

自由主義主線取得了西方“路線斗爭”的勝利，在其中，美國又憑借自己的強大實力，在西方內部取得了分支路線的成功，美國的個人主義導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在西方擁有了最大的話語權。歐洲的溫和左翼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并非不能與美國對話，在美國內部也有支持者（民主黨里的進步主義者），但還是無法成為主線。

個人為導向的自由主義是對個人/個體的極大賦能，是將個人/個體上升到人類歷史里的空前地位，將個人成為世間萬物價值的中樞，把個人作為一切價值判斷的準繩。西方也把這套價值觀視為普適真理，其他社會和文明只要不遵循這套價值觀的，就被認為野蠻或落后。西方樂于對其他文明與社會做“教師爺”，樂此不彼的進行價值評判與指點。

歷史具有必然性。“極右”和“極左政治”沒能在西方成為主線，也是因為無論極右還是極左，都和西方漫長封建制及專制的痛苦經歷有關。人們不愿意再回到封建制的灰暗年代。所以極左和極右在西方很難有市場。自由主義主線能夠成功，就是西方漫長封建制的必然結果。

大白話：只要長得像封建制的，壓制個人絕對自由與權利、勾起不好回憶的政治，都很難生存。這是西方大歷史記憶所決定的。

反過來看會發現，中國并沒有這種歷史記憶。

不同的國家/文明形成不同的制度，是有其深刻歷史原因的，第一步應該是先回到歷史，而不是做簡單的評價和論斷。

我以為，中國還在積極的學習和了解西方（從全民學英語開始），所以，中國更有可能吸收西方制度好的方面，包括如何更好的激發個人的積極性和潛力，更好的構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而西方則過于傲慢，認為自己掌握宇宙真理，不可能去學習和了解中國。

長此以往，哪個文明能夠發展進階為更加高階的文明，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