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潮沉思錄（ID：xinchaochensi）

作者：劉夢龍

本輪疫情中，某些地方的表現堪稱魔幻現實主義。其最讓人震撼的無過于物流調配的失控。一邊是不少區(qū)域居民物資的困窘，一邊是各色人等瘋狂的從中牟利。在援助物資充裕的情況下，由于基層的混亂與癱瘓始終得不到控制，各種利益群體順勢而起，導致種種匪夷所思的情形，進而發(fā)展到典型的按鬧分配，這種情形，我覺得不妨稱之為局部秩序的異化。

它不是全然的無序，真要是社會秩序徹底失靈，亂則亂，群眾自然組織起來，反而不會這么扭曲。它還是依附于一套正常秩序的，就像個別大賺特賺的黑心團長，樓長，就是依附于正常的體制末端。原本極不起眼的角色，在特殊條件下，把持了基層一些微末的權力，利用原有的體系架構，狐假虎威，在利益驅使下，突破底線，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局面。

這些人有沒有能量，肯定有一點能量。不然，他們怎么能擋住外面的物流，把持日進斗金的生意，倒賣物資，以次充好。另一方面，他們又遠不是黃四郎一樣根深葉茂，一手遮天的賢達。他們自身的力量其實是很弱，完全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產物。

這些人的有恃無恐，除了法不責眾，根子上，還是因為局勢并不太壞。正常的社會秩序還在維持，物流斷斷續(xù)續(xù)也能勉強生活，一般群眾始終是配合封控的，才給了這些人牟利的空間。又正因為這種尚能維持的局面，他們才有恃無恐，游刃有余，自認為只是在揩油，而不是搶救命糧，不擔心真鬧出無法收拾的局面，一起完蛋。

如果我們細究，這種失序異化發(fā)生之初，絕不是如今這么瘋狂，它是一步步發(fā)展而來的。當一開始出現基層混亂，物資緊張的時候，不外乎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門路的社區(qū)供應好，沒門路的社區(qū)供應差。只能說，一些地方過度市場化，最終保供工作不得力，更多還是無能。

最初，面對封控，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紛紛站出來，一起克服困難，樓長，團長，各種有門路的人，總體上也都是好的。隨著封控持續(xù)，物資供應壓力增加，促使利益，劣勝優(yōu)汰的局面就慢慢發(fā)生了。基層疲于奔命，上級遲遲沒有動作，得不到及時補充和合理分配，一般干部和志愿者很快因勞累而失能。

在困難與混亂中，那些最積極的人，最有覺悟的人，如果沒有及時保護住，一定是最先倒下的。組織的意義不但要在困難時維持運作，還要合理的分配任務，打游擊戰(zhàn)還知道先保護衛(wèi)生員呢。像孟慶功那樣的好人，是國家的棟梁，他有覺悟是好事，但在這種混亂中不幸犧牲，又絕對是重大損失。

然而，把他放到已經一片混亂的一線，基層恨不得連貓的爪子都抓來用，可不是只會把圖波列夫填到列寧格勒前線去做步槍兵嗎？

基層很多時候是憑本能行動，以解決問題優(yōu)先。上級部門才有余裕和責任去發(fā)揮決策指導的作用，調整前線出現的問題，加強監(jiān)督管理，及時做好動員和增援。使人盡其用，一方面不浪費熱情和能力，一方面要保護有生力量。不然，一邊是基層手忙腳亂，只靠少數積極分子連軸轉，忙到死；一邊是機關干部沒有及時下沉，只能空轉務虛；最后，絕大部分居民沒有組織動員，茫然無措，只能當背景板。

在這么大的困難里，上級領導決策缺位，使社會沒有及時平戰(zhàn)轉換，始終低效運轉，添油戰(zhàn)術，一線完全靠本能行事，這是最大的罪過。這種情況下，基層可不是只能好用用到垮，垮了之后，又怎么辦呢？

積極分子垮了之后，最有動力的是什么人，當然是極少數開始利用物流緊張牟利的壞團長，壞樓長。這種壞不僅是體現在他們囤積居奇，投機倒把上。更多是他們開始通過接管一部分基層權力，利用原本就有的網格，志愿者，社區(qū)等構架，來實現他們自己的盈利渠道。這種權力竊取，要比牟利更糟糕。

單靠這些城狐社鼠其實是成不了事的。但在特殊條件下，他們利用平時的渠道，四處拉人下水，擴大污染面，破壞力迅速增加，使物流危機，不但不能緩解，還局部加劇。原來好的樓長，團長，積極分子被他們使絆子，排擠，逐步退出，一些不知情的志愿者，群眾被他們利用，成了干白工，牟利的工具。這樣，一步步由下而上，各級參與，利用政策漏洞和本地政商圈子，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局面。

要說明的是，這些人雖然是在特殊環(huán)境下變得格外黑心的蟲豸，但他們也不是雨后蘑菇一樣，突然在災難中冒出來的。這些人，是本來就存在于我們基層體系中的城狐社鼠，是一直都有的基層隱憂。

我們在基層治理里，長期奉行一種低成本方案，盡量能維持局面，時不時還要造些裱糊的成績。一方面是很少的資源、很低的待遇，吸引不到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我們在社會治理上確實有需求，不只要有會辦事的人，還要有會平事的人。這種既要又要，還不肯出下本錢的做法，久而久之，在最底層的社會結構里，除了能力有限，臨時過渡或者發(fā)揮余熱的一波人，中堅力量就充斥了有能力，資源、關系，但難免要分享基層權力，吃政策飯的能人。

前者平時也只是勉強維持局面，還要靠基層政府分擔一部分工作，遇到困難時，自然發(fā)揮不了太大作用。后者能辦事，也會占些國家的便宜，各取所需，平時受到壓抑和監(jiān)督，不會造成太大影響。而一旦社會面出現失控，后者惡性失控，憑本能行動，看似危害不大，其實影響深遠。

這是什么，其實就是把基層治理任務剝離，并通過市場化的途徑出售轉包來實現公共服務。而大城市在購買公共服務方面又比小縣城進步的多，它出得起更多錢，平時效率也更高，而如今在公共災難面前，則充分暴露了問題。

實際上，城市的環(huán)境也放大了一些人的力量。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的特點是什么，是居民的原子化。長期搞維持，勢必要放任基層的松散，去組織化。城市看上去進步，其實市民比鄉(xiāng)民更弱勢。

像這種能人，鄉(xiāng)村有沒有，也一樣很多。鄉(xiāng)賢們平時的作為，只怕比這些城里人要過分不少，比如不管你多大的項目，要買鄉(xiāng)賢的沙子，進本村做工程才能順利。更不用說，鄉(xiāng)賢更容易形成政治家族，盤根錯節(jié)，壟斷了本地的政治生態(tài)位。由此，常顯得大城市進步，有序。

但遭遇如今大城市這種困難時，鄉(xiāng)賢卻少有這些城狐社鼠們這種卡著脖子摟錢的行徑。這當然不是鄉(xiāng)賢更有覺悟，是因為鄉(xiāng)賢的根基在宗族，鄉(xiāng)里，他們靠這個吃飯，是先有下層的根基，再有上層關系，所以涉及到自己根基的時候，就不得不收斂。可能大小宗分配不均會有，欺負小戶會有，但這種無差別的鯨吞壟斷，則是罕見的。城里的蟲豸沒有這種顧慮，他們沒什么基本盤，完全是城市運轉所誕生的掮客，工具人，好不容易遇到機會可不是要一次吃得痛快。

雖然鄉(xiāng)賢也不是好東西，比城里的蟲豸還落后不少，卻還有一點余地。大城市的蟲豸們，和居民既沒有關系，居民也沒有對抗他們的手段，一旦失控，也比鄉(xiāng)賢之流更肆無忌憚。這就大有一種資本主義的孽障比封建宗族的余孽更瘋狂的意味在其中。

買菜難，買高價菜，逼著老百姓不得不買高價菜這種事，有多大破壞力？只是要錢，又不是要命，直接的破壞力沒多大，起碼，那些人是不覺得會出大事的。但真的不會出大事嗎？

這不免讓人想起歷史上的一幕。南北朝時，前燕上庸王慕容評率三十萬大軍和前秦名相王猛的七萬精兵在潞州對峙。慕容評雖然畏懼王猛，但依仗兵力和地形的雙重優(yōu)勢，龜縮不戰(zhàn)。然而，慕容評貪婪成性，竟把周邊的山林水井都占為己有，士兵無論樵采汲水都要付錢，賺的錢財布絹堆積如山丘。說起來，豈非一超大號的團長，由此士兵無不怨恨。聞訊后的末帝慕容暐許諾戰(zhàn)后以國庫相贈，逼著王叔把掠來的錢給退了。然而士兵可不是魚，不會記憶才七秒，大軍一觸即潰，前燕一戰(zhàn)而亡。

當代的小蛀蟲固然不能和慕容評這樣的大人物相比。但說到底，這些蟲豸和慕容評一樣，是有所依仗，覺得不會出大事，才無所顧忌。蟲豸們從來都沒什么能耐，他們依仗是政府的威信，他們的所作所為，敗壞的也恰恰是政府的威信。這樣廣泛性的混亂、基層癱瘓和由此而來的渾水摸魚，最后會導致什么呢？

所有人都清楚，不是缺物資，物資十分充裕，問題是物流。一切新聞都在強調物流保障在加強，增援不斷，各方面想了很多辦法，卻偏偏卡在最后一公里，亂象不斷，又得不到有效打擊。不管是因為基層癱瘓也好，投機者的使壞也好，人們很容易意識到這點，指望政府是指望不上的，資源緊張了，基層顧不過來了，一切要靠自己。怎么靠自己呢？就是靠鬧，越是不服從，越是讓基層不能維持局面，它就越要優(yōu)先去安撫，反而越能得到幫助。結果就是老實人吃虧，會鬧的孩子有奶吃，以鬧求公平。

這種思潮的影響是深遠的。這種情形，過去我們倒是經常在西方失敗的抗疫過程看到。而幾年來，我國絕無僅有這種在困難中失控并大肆牟利的情形，不圖今日能見。

各地即使遭遇困難，一旦完成體系動員，打敗了疫情，往往群眾更能感受到社會主義體制的優(yōu)勢。一些過去以先進著稱的地方，如果不能進行徹底的整肅，今后，群眾在困難面前的信任度也好，當地的社會生態(tài)也好，都會發(fā)生大的變化。在威信敗壞后，只靠打一批不大不小的典型是沒用的。這種懷疑和老實人吃虧的心態(tài)，可不會自己消失，將極大增加平時社會治理的成本，要許多年，做許多事，或許才能一點點恢復過來。

我們從更長遠，深層的眼光看，可不要忘記，一些大城市的栽倒，恰恰是栽倒它的先進上。這種社會治理的市場化，公共服務轉包，很長時間里是當做一種省時省力的發(fā)達先進經驗去推廣的。

地方通過購買來實現公共服務，而不是原有的基層架構，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不是因為它效率更高，或打著外國先進的旗號，而在于地方能借此參與了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很多原本要上繳的資源，通過購買服務，被截留到地方，使地方的各個階層都能參與分潤。于公于私，對于分稅制后，財政來源始終狹窄的地方，吸引力可想而知。對于地方賢達而言，這相比過去那種粗陋的上下分肥，無疑也要先進安全的多，也更有利于他們的生長壯大，盤根錯節(jié)，可謂是一舉多贏。

當然，這套辦法在平時也頗見成效，是足以穩(wěn)定住局面的。由此，各地多少都是類似的傾向。只是有的地方走在了最前頭，使表面特別光鮮，結果內里卻不堪一擊。我們過去在太平時節(jié)用的這套法子，上下都很滿意，但如今的大變革，大考驗，已經不能裱糊下去了。長期在基層治理上缺位，轉包，依靠能人裱糊，好處到底哪里去大家都清楚，而一旦遇到大困難，是一定會出事的。

其實，從混亂中，我們更應該看到，群眾始終是信任國家的，但空有配合的意愿，卻沒有組織的手段，人民之中蘊含的無限力量沒有辦法有效發(fā)揮出來。正因為長期的基層轉包，市場化，權力不知不覺移轉到賢達們手中。不可避免要使基層渙散失能，越來越像維持會，而不是戰(zhàn)斗堡壘。要發(fā)揮群眾的力量，一是群眾的組織與自我組織，二是保證群眾在體制外對基層管理合理的表達，監(jiān)督，矯正錯誤的能力。

面對如今這種大變革時代，舊的途徑已經開始失效了。地方有地方的訴求，中央有中央的打算，是到了應該重整我們社會治理體系的時候了。經歷了這樣正反面的教訓，我想，我們是應該好好思考一下，在未來更多，更嚴峻的困難面前。我們的社會治理，到底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到底是誰這些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