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出自公安 月刊《啄木鳥》，作者遲嬰。

1949年8月5日，南 京市。

其時南京市有十三個區，其中第七區也稱下關，老南京人俗稱“城外”。本案苦主金亞峰的寓所就位于該區大馬路（大馬路系地名，并非泛指）。

據史料記載，當年的大馬路商賈云集，乃金陵城北區域最繁華之街市，洋行、貨棧隨處可見，每晚夜市必至午夜。洋貨店鋪一有時新商品，城內闊太太大小姐必坐洋車前來選購。這樣的所在，房價通常不會便宜。能在大馬路置業的，都屬于有錢階級。

當天晚上十時許，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接到金亞峰的報案電話，稱其大馬路寓所內的保險箱被撬，初步點檢，失竊黃金珠寶首飾多件、稀珍古玩兩件以及美鈔五千。案情報至治安處長洪沛霖，洪處長認為這是一起重大盜竊案，應由市局和案發地第七分局聯合偵查，于是當即跟第七分局局長高立業聯系。

稍后，市局和第七分局的一干刑警趕到金宅。現場總指揮高立業指令市局技術室派來的痕跡鑒識員（當時沿用舊時稱謂）姜鏗、汪見春進入現場勘驗痕跡，其余刑警分別向苦主及其家人了解情況。

這天是金亞峰六十歲生日。暮色初降時分，若干至親齊聚金宅。慶生酒宴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待到送走最后一個客人，老爺子按照慣例去書房想把當天的日記記了，卻發現原本鎖著的書房門此刻是虛掩的，推開一看，大驚失色：室內里側靠墻放著的那口銀箱的門也是虛掩的！當下疾步入內查看下來，箱內十九件黃金珠寶首飾，明代紫砂名壺、北宋瓷碟各一，以及五千美元不翼而飛！上千銀洋倒沒被竊走，但其中一封已經打開了，少了兩枚。

金家寓所分為前后兩進，后面有個院子，書房位于后側那排房屋的底樓，與舉行慶生家宴的前部客廳隔著一個大天井。偵查員推測，案犯是從與金宅后院一墻之隔的另一戶黃姓居民家翻墻而入的。案犯作案時戴著手套，逃離現場前用書房門口小花園井臺上的拖把將其留下的腳印擦掉，因此，未能提取到其指紋、腳印。

稍后，痕跡鑒識員將書房門上的司必靈鎖拆下來，發現銅質鎖芯上有新鮮的劃痕，由此斷定，案犯是使用類似鎖匠特有之職業開鎖工具打開書房門鎖的。

那么，銀箱又是如何打開的呢？偵查員查看之下，一個個目瞪口呆。案犯并沒有專門對付銀箱的開鎖工具，銀箱是被他硬生生撬開的，而這個撬開銀箱的方法，卻使得偵查員們大為嘆服——案犯把特種鋼材制作的三角形楔塊通過螺旋或者液壓工具強行頂入鎖舌一側箱門與箱體之間的縫隙，隨著壓力的增大（其間換過楔塊），把箱門、箱體扣合處的鋼板向兩邊撐開少許，再使用特制的爪形鋼質撬棍，把從箱門嵌入箱體的兩道鎖舌硬生生地撬離，從而打開了銀箱的門。

這種作案手法，連那幾個見多識廣的留用老刑警也不禁連連搖頭，表示不可思議。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所謂箱門與箱體之間的“縫隙”，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在合格的正牌銀箱上，是很難找到這個縫隙的。保險箱（柜）的生產商對箱門與箱體之間的空隙有嚴格的質量標準，以當時常見的日本“固關牌”保險箱為例，其廣告稱該空隙“難能插入女性細發”。通常這個部位是竊賊作案時首先想到的切入點，也是銀箱最薄弱的環節，生產商必須特別重視。為確保質量，每款產品研制出來后，除了廠家自己進行破壞性試驗，有時還會邀請“各路高手”前往測試。可以說，凡是在市場上有點兒名氣的品牌，都已經解決了對于這個環節的防范問題。自民國以來，用類似手段撬竊銀箱的案子幾乎絕跡，而這個案子卻是個例外。

還有一個情況使刑警感到不解。毫無疑問，案犯是奔著錢財來的，拿走了黃金珠寶首飾和美鈔，還有兩件古玩。可銀箱里放著二十封銀洋（每封五十枚），他卻只拆開一封的前部封紙，似是隨手之舉，只拿走了最外面的兩枚。

這是什么路數？刑警中有幾位是原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的資深探員，曾擔綱主持偵破1948年春夏之交發生于南京的一樁轟動一時的系列盜竊案，可謂名噪江南。但此刻面對這一幕，也是皺眉苦思不得要領。

竊賊作案后，循原路逃離現場。鑒識員在金宅后院與鄰居黃家相隔的圍墻上，提取到了數截長短不一的纖維，應是竊賊攀越墻頭時留下的，據此判斷，其作案時所穿的衣服是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料。

刑警順帶也勘查了鄰居黃家的情況：黃家的房子在金宅尚未購置前是一塊狹長的空地，產權與金宅一并屬于房主黃柯的伯父所有。十七年前，伯父準備把造了不到一年的房子轉讓給金亞峰時，家在蘇州的黃柯大學畢業，在南京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伯父說那你就在南京安家吧，遂把后面那塊狹長的地皮送給侄子，并資助其造起了房子。

此后，黃柯就在金宅后面一直住到現在。黃柯是長江航道局工程師，經常在外出差；去年夏天，其子又被上海同濟大學錄取，所以黃宅平日里只有黃妻錢雨花獨居。

如此過日子難免寂寞，錢氏就經常在晚飯后去馬路對面的李家與李老太太聊天。是日傍晚六時許，錢氏照例出門，回家時她記得客堂迎門墻上的掛鐘顯示是七點五十分左右，并未發現家里有什么異常。金宅的慶生家宴是六點開始的，這就是說，案犯的作案時段就在六點到七點五十分之間。

黃家因地段比較特殊，大門位于后面那條巷子里，作為唯一進出的正門，而周邊各戶人家或店鋪、公司都是把后門開在這里，天黑之后大多關門上鎖無人進出。刑警估計案犯就是趁此機會，使用開鎖工具打開黃家大門潛入的。稍后，鑒識員檢查黃家的門鎖，證實了這一判斷。

結束勘查時已是8月6日凌晨兩點，高立業招呼市局刑警一起回分局吃個夜宵，然后再做計議。可是，這頓夜宵竟沒吃成。一干刑警剛到七分局，高立業就接到市局總值班電話：江邊路“南京亞峰公司”發生銀箱撬竊案，要求七分局立刻出警！

更讓刑警意外的是，“南京亞峰公司”的老板竟是金亞峰，所以，金老爺子是罕見的雙重苦主。

金亞峰早年東渡日本留學，攻讀的是當時在國內屬于冷門的冶金專業，完成學業回國時已是辛亥革命之后，原由清廷南洋大臣曾國荃、北洋大臣李鴻章批準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煉鋼廠被上海軍政府易名為上海制造局煉鋼廠，金亞峰被該廠聘為高級工程師。

1917年8月，國民政府將上海制造局煉鋼廠改為上海兵工廠煉鋼廠。金亞峰因有留學日本的背景，被指派赴日招聘冶金專家來華擔任技術顧問，指導上海兵工廠煉鋼廠冶煉新型鋼材。完成該項工作后，根據已被聘為顧問的數名日本專家的建議，獲得公費留在日本深造的機會。兩年后，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被成立于1895年的川崎鋼鐵株式會社聘為附設的冶煉技術學院講師（稍后聘為教授）。

1929年，國民政府財政部將隸屬于上海兵工廠的煉鋼廠劃出，改名為上海煉鋼廠，直屬軍政部兵工署管轄。次年，金亞峰辭去日本的工作返回國內，擔任上海煉鋼廠的技術顧問，并斥私資在廠內設立由其自負盈虧、專事研究的鋼鐵研究所。同時，又在南京江邊路下關電廠旁邊購置地皮建造廠房，辦了一家研制特殊鋼材的公司。

抗戰爆發，上海、南京相繼淪陷。金亞峰在上海煉鋼廠內的研究所未隨該廠撤遷重慶，連同上海煉鋼廠未及撤遷的設備一并被日方強遷至江南造船所，作為“敵產”被沒收。

南京的公司則因金亞峰在日本軍方技術人員中的熟人（兩次留學時的同學）斡旋得以保留，金亞峰立刻改變經營項目，不再研制特種鋼材，專做銷售生意。

戰時鋼鐵緊缺，銷售是受到嚴格監控的，日軍為此還特地派員專門入駐公司就地監視。即便如此，金亞峰還是多次冒險把制造武器急需的無縫鋼管等秘密出售給新四軍，有時也向國民黨方面提供。

戰后，經金亞峰大力斡旋，國民黨接收官員簽發命令，將其南京、上海的公司先后退還，金亞峰得以繼續經營。

金亞峰不得不佩服中共地下黨收集情報的精準。與其有同窗之誼的日本專家被遣返回國前，曾留贈他一些重要的資料，這事連戴笠、毛人鳳以及鄭介民執掌的“軍統”、“保密局”、“國防部二廳”都毫不知曉，中共地下黨竟然清楚。上海戰役還沒開打，地下黨就已經安排特工日夜提供秘密保護，并準備了汽車、船只，一旦遇到危險，隨時可以協助其撤離。

上海解放不久，市軍管會重工業處處長孫冶方即派員把金亞峰請去。金亞峰表示愿意將保存的冶金技術資料捐獻給人民政府，孫冶方則提出這些資料連同金亞峰在上海的研究所一并由政府出資收購。最終雙方商定，所有資料捐獻給政府，研究所以黃金五十兩（十六兩老秤）的價格轉讓。

之前，金亞峰跟兒子金幼峰進行了一次談話，大意是上海的研究所準備轉讓，南京這邊的公司一直是你在負責，今后就完全由你執掌，老爸我也該退休養老了。那筆轉讓金你拿著，作為公司今后的發展資金。想了想，又說這里還有一封信，也是跟亞峰公司有關的，也由你保管吧，過幾天我帶你去一個地方，這封信是跟對方見面的憑證。

金宅失竊當晚，刑警結束勘查后，兒子、兒媳、女兒等都去休息了，老爺子讓妻子沏了杯茶，坐在書房里琢磨著今晚遭竊之事，老伴兒也幫著分析。這當兒，他接到電話，得知亞峰公司也遭竊了。

老爺子馬上想起他給兒子的五十兩黃金和那封信。那封信出自上海市軍管會重工業處處長孫冶方之手，是寫給華東軍區負責兵工軍械的一位首長的。

由于封著口，金亞峰也不知道具體寫了些什么，根據孫冶方跟他談話的內容和收信人的身份，估計應該與他的專業——冶煉特種鋼材有關。

鑒于豎式信封右上角小框內印著紅色粗體的“機密”二字，內容自然是保密的，他決定直接向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周興報案。

老爺子手頭沒有周局長的電話，只能致電市局總機，總機接線員把電話接到當晚擔任總值班主任的副局長趙蒼璧那里。趙副局長聞之立刻作出布置：請金氏父子即去亞峰公司；急告治安處長洪沛霖安排出警。

亞峰公司所在地也屬于第七分局的管轄范圍，當下，高立業率先前勘查金宅的原班人馬立刻前往，一會兒，市局治安處長洪沛霖也帶著刑警驅車而至。

“亞峰”是一家研制特種鋼材的具有小型煉鋼能力的公司，該公司的“制”，并不是真的推出產品，雖有冶煉用的小高爐，但只是為制作樣品以便繼續研究。當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規模相當于一家小型煉鋼廠。金幼峰是這家公司的實際執掌者，他的辦公室位于廠區后側一座小洋樓的二樓，隔著圍墻就是長江江堤。襄理王守祥和財務程會計兩人合用的辦公室就在他的辦公室隔壁，內有一個鐵皮文件箱，放置著賬冊和現金、空白支票等，但案犯對此不感興趣，他的目標是金幼峰辦公室里的那口銀箱。

案犯的作案手法與上半夜在金宅如出一轍：從江堤攀越圍墻潛入公司，避開守夜人的例行巡邏，潛至小洋樓前，使用開鎖工具捅開司必靈鎖。上到二樓后，沒進襄理財務室，直奔金幼峰的辦公室。金幼峰辦公室的這口銀箱跟金宅的一樣，也是日本“固關牌”，只是比家里那口大一些，案犯用同樣的手段撬開了銀箱。

好在老爺子從上海市軍管會獲得的那筆轉讓金沒有被竊走。拿到那五十兩黃金后，金幼峰與妻子商量，把黃金放到岳父家保管了。但也并非沒有損失：他瞞著妻子在公司銀箱里暗藏的兩千美金不幸被案犯順走。美金放在一個書本大小的白銅盒子里，上面有密碼暗鎖，案犯大概是懶得費勁兒，干脆把盒子一并拿走了。

錢財損失還在其次，最讓金幼峰焦慮的是，老爺子交給他的那封重要信件也放在銅盒里，此刻失竊，怎么向政府交代？

案犯具有較強反偵查意識，在亞峰公司作案時也戴著手套，逃離現場時擦去腳印，現場勘查并未獲得什么有價值的線索。由于形勢原因，這段時間亞峰公司的業務基本處于停頓狀態。

研究工作仍在進行，但用于檢驗研究成果的實驗性冶煉早已停止，員工晚上都不上班，通常只留兩人值守。

兩人中，一個是專職門衛，一直待在門衛室；另一個由花匠、雜役、廚工等輪班，守夜后次日可以休息一天。

這天晚上輪到花匠老繆守夜。和以往一樣，他每隔半小時在廠區走一圈，照例用手電照著查看圍墻，經過小洋樓時還特地駐步點支煙抽，手電亂晃一陣方才離開。

刑警聽了老繆的這番陳述，不禁面露苦笑，又是點煙又是亂晃手電，對付尋常小賊，沒準兒就把他們嚇跑了，但對于本案的作案者來說，這么做不但一點兒用處沒有，反而給他提了醒——巡邏的來了，暫停一會兒，別弄出動靜，等他走了再繼續。

二、義盜“油黑猴”

8月6日上午，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核心領導會商決定，由市局、第七分局抽調精干警力組建專案組，第七分局局長高立業任組長，共有十三名成員，其中分局七名，市局六名。

市局警員中有四名系原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的資深刑警，領導考慮到失竊物品中有上海市軍管會致華東軍區首長的機密函件，難以斷定這封函件是否案犯的主要目標，又指派市局第三處（社會處）兩名偵查員龔伯仁、何誠參與專案偵查。

龔伯仁畢業于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刑偵班，抗戰時供職于重慶警察局，戰后回南京，在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當刑警，被中共地下黨發展為黨員，利用刑警身份為黨從事秘密工作。南京解放后，擔任市局第三處副科長。此次被市局領導指定擔任專案組副組長，協助高立業主持偵查工作。

當天上午九時許，專案組在熱河路駐地——一座由解放軍第34軍第100師第300團（該團6月2日已奉命改編為南京市公安局警衛團）接管的無主庭院（接管后成為軍方倉庫）的后院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高立業向一干偵查員作了案情介紹后，請專案組副組長龔伯仁主持進行案情分析。

眾偵查員認為，案犯在一個晚上連續作案撬竊兩口銀箱，不能排除有圖謀密函的動機，但似以謀財動機為主。

此人應該有前科，以前在南京地區被捕過，舊警局提留了他的相關信息，案犯之所以戴手套作案、作案后擦掉現場足跡，是為了防止警方根據痕跡進行比照，從而查出他的身份。

案犯趁金老爺子慶生之機下手，作案時直奔金宅與亞峰公司的兩個保險柜，表明其對金氏父子的情況比較了解，對金宅（包括后鄰黃家）以及亞峰公司的周邊環境也熟悉，甚至知道黃家女主人飯后串門的時段。

進入現場，案犯的行動干凈利索，開門鎖、破壞銀箱、竊取錢物、毀滅痕跡后逃離，簡直可用“從容不迫，一氣呵成”來形容，結合其所處現場環境，可見這廝心理素質極佳，應該是一個積年老賊。

案犯使用的對付銀箱的獨門作案工具，專案組諸君在以往的案件中從沒遇到過，只有老刑警王信暉以前審訊案犯時曾聽說過有這種構思，有幾個還進行過試驗，但無一成功。眼前這廝竟然有了零的突破，這個信息如若傳出去，江湖上的大小盜賊對這種技術肯定趨之若鶩，銀箱制造廠商將要面臨新的挑戰，對于警方來說，則意味著更多的案子。

至于案犯為何沒有拿走金宅銀箱內的一千枚銀洋，一種推測是可能他聽見了什么動靜，以為被發現了，必須盡快開溜，也就顧不上取銀洋了。但經過分析，這樣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為案犯離開前還很有耐心地幫苦主打掃了一下“衛生”，這說明他并沒有被驚動。

于是就有了另一種推測：他是針對金亞峰的那筆轉讓金（可能還有那封密函）來的，那是主要目標。可是，黃金和密函都沒放在金宅的銀箱里。這一點他事先大概也想到了，有一套應變預案，那就是去第二作案點亞峰公司。前面說過，金宅所在的大馬路是熱鬧所在，入夜后不到下半夜是不會消停的。銀箱里的金銀首飾、美鈔占不了多大地方，兩件古董無非也就是紫砂壺和瓷盤，加在一起也沒多重，但一千枚銀洋就不同了。銀洋每枚重量是七錢二分（十六兩老秤），一千枚的重量是四十五市斤。案犯身上還背著一套撬銀箱的工具，那可是精鋼材質，重量自是不輕。來之前，案犯也沒想到會有這么多銀洋，不會專門準備容器，只能在現場找塊被單之類的打個包袱。

提著這么多東西離開現場，在那個時段出現在熙熙攘攘的大馬路上，那不是等同于在自己額頭上貼了盜賊的標簽？況且他接下來還要去亞峰公司，背著四十五斤的銀洋，那就不是“瀟灑作案”而是體能測試了。

這應該就是案犯沒有拿走銀洋的原因。可問題又來了，既然如此，他為什么又撕開銀洋的封包紙，取出兩枚帶走呢？思來想去，偵查員最后想到了交通費——到亞峰公司作案后已經接近半夜，這個時候背著那么多贓物獨自在街上行走，萬一碰上巡邏隊就不好辦了，所以他從現場順走了兩枚銀洋，作為叫出租車或三輪車的費用。

那么，應該如何著手調查呢？大伙兒又是一番熱議，歸納出以下幾點——

第一，應當向金亞峰父子及其家人（含傭人）、親戚進行以下調查：是否向其他人泄露過金老爺子將其在上海的研究所轉讓出去，攜帶黃金和密函返回南京的信息；曾向何人提起過8月5日老爺子舉辦家宴慶生之事。

第二，向金宅鄰居以及亞峰公司員工了解以下情況：近日是否有人窺探、打聽過金宅以及公司的情況；是否有人向鄰里打聽過金宅后鄰黃家女主人平時的生活規律；她本人是否跟別人聊起過家人情況和活動規律。

第三，走訪大馬路商家店鋪、攤販住戶以及案發當天傍晚至午夜曾在下關一帶攬過客的出租車司機或三輪車夫，了解是否有案犯出現的相關信息。

第四，案犯以自制工具成功進行了兩次撬竊，估計之前進行過多次試驗。試驗需要經費、場所，試驗用的銀箱是大件物品，而且應該不止一個，運輸、存放的過程中，不可能不留下一點兒痕跡，有必要考慮通過各分局、派出所在南京全市范圍內查摸。

第五，走訪全市幫會骨干以及看守所、監獄的在押犯，查摸本案案犯的相關信息。第六，鑒于金宅被竊財物中有首飾、古董，不排除案犯銷贓的可能，所以有必要在南京及蘇南至上海沿線城市進行布控。

專案組長高立業正要進行分工，忽然接到七分局打來的電話，有位名叫錢雨花的婦女求見。高立業馬上意識到有情況，吩咐立即派員把這位錢女士送到熱河路專案組駐地。

錢雨花即金宅后鄰黃家的女主人，她出現在一干偵查員面前的時候，手里提著一個綠色帶紅花的搪瓷熱水瓶。

眾人不解，這是什么情況？副組長龔伯仁一個眼色，離會議室門口最近的偵查員彭捷幾步上前，一邊招呼，一邊伸手接過熱水瓶。拎在手里，感覺那是一個空瓶，小彭更是奇怪，難道是出門買豆漿順便去分局求見高局長的？正要隨手把熱水瓶放到墻邊，錢雨花開腔說：“我就是為這個熱水瓶來見高同志的。”

錢雨花帶來的這個熱水瓶直接導致專案組作出了改變偵查方向的決定——

黃家遭竊之事，錢雨花是在昨晚刑警上門調查時得知的。刑警在她家勘查時，她越想越害怕。如果丈夫黃工程師在家的話，她倒還有些底氣。可是，前面說過，黃柯是長江航道局工程師，經常出差，這幾天正好不在家。

這樣，錢雨花就對一會兒刑警離開后獨自待在家里放不下心了。當然，她可以選擇去鄰居家住半宿，天明后再回來，可是，又擔心竊賊去而復返，再來她家翻箱倒柜折騰一番怎么辦？

她家也有些許貴重細軟。于是，她就跟一看就是領頭的那位高同志（她不知這是第七分局局長）吐露了這份心思。對于高立業來說，這事當然容易解決，當下喚來擔任現場外圍警戒的派出所民警，說這事你們處理一下。

派出所的處置方式是請了兩個女鄰居過來與她做伴。今天上午，那兩個鄰居離開后，錢雨花尋思丈夫說好下午返回南京，晚餐得備好菜肴，就去菜市場買菜，自己順便在外面的小店鋪吃了早餐。回來后，收拾屋子、晾曬衣被、準備飯菜，一番忙碌，轉眼就到了午后。一個人在家，尋思吃得簡單些，弄點兒剩飯用溫開水泡泡即可。

這時，女主人有了新發現。她在擰開搪瓷熱水瓶的外蓋時，聽到里面似有聲音，把外蓋取下，發現內有兩枚銀洋和一紙條子，上書：承蒙借道，謹致謝意；銀洋兩枚，敬請笑納。落款是：油黑猴拜上。

這就是案犯打開金家的銀箱后只取走兩枚銀洋的原因！

那張紙條，是從黃家客堂掛著的日歷上隨手撕下的，寫字用的筆是掛在日歷旁邊用于隨手記錄的一支鉛筆。

高立業掃視眾人：“聽說過‘油黑猴’這個匪號嗎？”

副組長龔伯仁和資深留用刑警許成德、潘凌、王信暉、錢祖道、老史等人互相交換眼色，紛紛點頭。然后，你一言他一語說開了這主兒——

大約二十年前，也即1930年前后，蘇南地區江湖上冒出了一個盜賊。這主兒一出現就顯得與眾不同，一是作案喜歡獨來獨往，屬于江南道上所謂之“獨腳蟹”；二是專挑富裕人家下手，但從不光顧權貴府邸，作案留有余地，僅取走部分財物；三是膽大心細，從容冷靜，事先必定把作案對象的底細、家庭成員狀況、活動規律、內外地形等查摸清楚，然后在黃昏時分人們圍坐一處用晚餐的時段（江湖謂之“燈下黑”）潛入現場，迅疾作案后離去；四是具有超強的反偵查意識，不分冬夏秋冬，作案一律戴手套，盡可能不留下痕跡；五是擅長對付各種鎖具，其開鎖技能不輸于專業鎖匠，但從沒聽說過這人能對付銀箱。

據說這主兒姓丁，最初并無名號，作案也不算頻繁，一直在南京到上海的鐵路沿線城市流竄，每到一地只作一宗盜案，并未引起江湖以及警方的特別注意，偶爾提及此人，僅以“獨腳蟹”這個非專用名號稱之。

上世紀三十年代前期的蘇南地區，由于較其他地區富庶，盜賊多如牛毛，干這一行要想出名頗有難度，除非作一起驚天動地的大案。1934年，丁氏正好撞上一個機會，竟然一下子揚名江南。

這事發生在當時的江蘇省會鎮江市。丁氏去茅山訪友時途經該市，遇上一個從蘇北災區一路行乞欲赴滬投奔朋友的老學究，還有幾個弟子相隨。老學究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幾個少年弟子身無分文，已然陷入絕境。

丁氏動了惻隱之心，對當地一戶惡霸的宅邸下手，所獲金錢用以解老學究和弟子們的燃眉之急。惡霸動用關系向鎮江警方施壓，限期破案，一干刑警找不到線索，就把老學究從醫院抓進看守所關押。已逃離鎮江的丁氏聞訊，返回鎮江向警局投案，警方將老學究開釋。幾天后，丁氏獲悉老學究師生已得江湖人士贊助赴滬，遂越獄脫逃。

丁氏之舉立刻被江湖中人視為義舉，到這份兒上，想不出名都難。鎮江有家報紙的記者從警方內部獲取信息，結合江湖傳說撰寫了文章，首次披露了丁氏的大名：丁松博。

丁松博皮膚黝黑、身形瘦小、機靈如猴，不知哪個好事之徒給他起了個綽號“油黑猴”，倒也形象。丁松博自己對于“油黑猴”這個名號顯然也是認可的，其后作案時在現場留名，用的就是“油黑猴”。

抗戰期間，江南地區是淪陷區，“油黑猴”作案依舊，對象清一色是漢奸文官，偶爾也光顧日本商人的住宅或店鋪，但一般不去碰軍人，不論是偽軍還是日軍。因此，盡管他給蘇南諸地的漢奸制造了不少麻煩，偽政權對他的追緝力度倒不算太大，雖曾數次遇險，不過最終都得以逃脫。

1944年夏秋之交，汪偽政權曾大肆張貼布告，點名招安一批知名度比較高的匪盜，其中就包括丁松博，許諾只要自首，不但不會追究，還要“予以委用，給付重金”，希望丁“迷途知返，浪子回頭，為國出力，為民造福”。據說有若干被點名者“揭榜自新”，確實被“委用”了。但“油黑猴”對此不屑一顧。

抗戰勝利后，江湖上再也沒有了“油黑猴”作案的消息。傳說他被黑吃黑干掉了，也有說他金盆洗手，娶妻生子過隱居生活了，還有說他看破紅塵，削發為僧了。

專案組成員中有兩名留用刑警在南京淪陷后供職于日偽警察局，干的也是刑偵活兒，他們曾參與偵辦過“油黑猴”所作的盜案，因失主（系日偽政府高官）不想張揚，案子半途而廢。據他們回憶，當時在現場也發現了案犯故意留下的字條。

這二位一說，立刻引起了高立業的注意，問是否建立了刑事卷宗。對此那二位有點兒吃不住。不過根據規定，既然勘查了現場，那就必須建立卷宗，現場遺留的那紙字條確實也作為物證收存了。

副組長龔伯仁當即給市局檔案室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查到這份卷宗，以便對照字條的筆跡。片刻，對方回復，南京解放才三個多月，人手少事情多，舊檔案還沒來得及整理，如果專案組急著要，那就只有自己過來找了。不過，庫房里積滿灰塵，遍地狼藉，舊檔案堆積如山，一時半會兒怕是難以找到。

這時，提供情況的兩個刑警之一老潘開腔了，說當時主持勘查現場的日偽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督察官任遠章三年前中風癱瘓，現在就住在鼓樓那邊，是否可以去問一下當時的情況。副組長龔伯仁當即和老潘駕一輛摩托前往鼓樓。

任遠章雖然中風偏癱，但腦子還算清晰，對“油黑猴”記憶猶新。據他回憶，當時的確建立了刑事卷宗，那張紙條原件是他看著承辦員放入卷宗袋的。該案失主王秉承是日偽政府“工礦資源部”副部長，抗戰勝利前夕舉家逃亡海外，不知下落。案發時，王正在浙江“視察”，家人向保泰街日偽首都警察總監署報案，總監署刑偵大隊立刻出警。當天深夜，王從浙江回到南京，得知此事后，不知怎么想的，立刻給總監署總監（相當于警察廳長）打電話，說事兒不大，就不勞刑警弟兄們了，把案子撤了吧。次日上午，總監署通知任遠章撤案，并按照王的要求把卷宗送交總監辦，當場銷毀。后來任遠章聽說，王秉承是擔心此事會驚動正在南京“訪問”的日本政界元老代表團，從而注意到他的財產情況，所以寧可破財，也不想把事情張揚出去。

這就沒戲了。不過龔伯仁還是向任遠章簡述了本案的情況，詢問這個洋科班出身的老偵探，該案是否“油黑猴”所為。任遠章的回答是“很像”。至于銷聲匿跡后怎么又突然冒出來作案，任遠章就說不上來了。

專案組決定，集中力量訪查“油黑猴”的下落。

三、錯捕疑犯

訪查“油黑猴”是一樁難度非常大的活兒，這廝以前在江湖上名氣雖不小，但信息卻不透明。據任遠章說，當時被點名召攏來參加偵查的刑警每個人都聽說過“油黑猴”，可誰也不曾收集到“油黑猴”的詳細信息。

專案組成員錢祖道回憶，1937年5月，南京太平橋“大盈棉紗行”老板顧大盈寓所發生竊案，現場墻壁上有“油黑猴”的留言。那個年代，南京警方雖已經有了刑事鑒識員，但只限于勘驗腳印、指紋等痕跡，不能進行筆跡鑒定，所以，墻上“油黑猴”的留言連照片也沒有拍攝。

當時錢祖道系東區警察局見習刑警，被分派去鎮江向當地警方詢查1934年“油黑猴”自首后在看守所拍攝的照片和提取的指紋檔案。可是，錢祖道白跑了一趟，鎮江同行說，他們還沒來得及給“油黑猴”拍照和提取指紋，這廝就脫逃了。之后，“油黑猴”再未被捕過，也就談不上留下相關鑒定真實身份的檔案資料了。

由此可見，“油黑猴”接受了1934年出道伊始在鎮江的那次教訓，特別注意掩藏自己的真面目。他作案時從不把事情做絕，就像綠林道上講行規的響馬，劫道時會給苦主留一份盤纏，不把人逼到走投無路只好上吊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是說明此人多少有點兒原則，所謂盜亦有道，另一方面，既然他并非罪大惡極，也就不至于成為警方過分關注的對象。

此刻，專案組討論下來，認為要打聽“油黑猴”的信息，似可著眼于其講究江湖規矩、講究義氣這方面。既然講義氣，那就必定要交朋友，別人不知道他的信息，朋友肯定會知道若干情況，否則，那就不是真正跟人交朋友了。

偵查方向有了，眾偵查員兵分幾路，對市局及各分局看守所、老虎橋監獄、集訓大隊關押的對象以及幫會人物、盜竊慣犯和街頭鎖匠進行訪查。

次日，8月7日，偵查員許成德、小梁那一撥獲得一條線索：兩天前，有人曾在夫子廟看到過“油黑猴”！

這條線索的獲取和一個名叫羅通的工匠有關。羅通從小對機械感興趣，初中畢業后考進了機械技工學校，因成績優異，被北洋政府官費派赴德國留學兩年。回國后，他先后在上海、蘇州、鎮江、南京的大工廠做過工程師。

抗戰爆發，南京淪陷，羅拒絕了日本人的邀請，于是日方放出風聲，任何工廠、作坊一律不準雇傭羅通，違者嚴懲！羅通只好自尋出路，在街頭擺了個維修攤頭，大到汽車摩托，小至鎖具拉鏈，什么問題都能解決，連日本憲兵隊的汽車摩托車都請他去修。羅通拒絕“出診”，憲兵隊只好把壞車拉到攤頭上來，羅通方肯動手修理（否則只怕就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就這樣一直干到抗戰勝利，羅通干習慣了，決定就這樣干下去算了。不久，黑道朋友又盯上了他，舉凡開鎖配鑰匙的活兒絡繹不絕，還有登門拜師的。

刑警也時不時來找他幫忙開一些一般鎖匠無法對付的鎖具或銀箱，時間長了，有投緣的刑警跟他交上了朋友，無意間發現羅師傅這邊有許多現成的破案線索。從此，羅通就成了警方的耳目。

南京解放前，許成德系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的四個情報專員之一，羅通則是他的專屬耳目。兩人接觸密切，羅通向許成德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

當時，許成德已經跟警察廳里的中共地下黨員有接觸，后者正在奉命收集有關南京黑道、幫會方面的情報資料，就把羅通提供的一些與之相關的情報轉給了地下黨組織。

今年3月，原本就有心血管疾病的羅通喝酒后突然中風，因送醫遲緩留下了后遺癥，從此再也沒法兒干他鐘愛的機械維修活兒了。

這次，許成德接受訪查“油黑猴”的使命后，第一個想起的就是羅通，就和搭檔小梁一起去拜訪。可是，兩人登門后得到的卻是壞消息，羅通半個多月前再次中風，盡管及時送醫，還是回天乏力，后天就是“三七”。

出面接待的是羅通的大兒子、銀行職員羅明，他認識許成德，知道老許是金陵名探，一向無事不登三寶殿。許成德便把來意說了說。羅明說巧了，您說的這個“油黑猴”在我爸過世前幾天來過我家！

那是7月16日，黃昏時羅明下班回家，看見家里客堂一側靠墻的那張矮桌上放著幾樣禮品：火腿一只、糕點兩罐、香煙兩條，桌旁的地上還有一個貼著彩色商標的大壇子，近前一看，是封缸酒，上面標明內裝五十市斤——這些東西在當時乃是一份重禮了。

羅明就問母親是誰送來的，母親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這時，在家休產假的妻子張秀娟從里間出來，說送禮的人自稱是咱爸的徒弟，姓丁，從鎮江來的，在街上的攤位沒找到咱爸，就到家里來了；媽告訴他咱爸去鄉下走親戚了，他就問什么地方，聽媽說了地址，他說那個地方他知道，這就過去找，然后就走了。

這種陌生人登門的情況以往常有，羅家也不以為奇。當晚羅通回家后，聽妻子、兒媳說起此事，卻說沒有人來鄉下找過他。又聽她們描述了來人的年齡、模樣，說那應該是“油黑猴”。再看四樣禮品，說這份禮不輕，看來這小子有解決不了的事兒要我幫忙。今天沒來，估計明天就會上門。

第二天“油黑猴”沒登門，是否去了街上羅通的攤頭，羅明不清楚。許成德尋思，“油黑猴”特地從鎮江趕過來，還帶了這么一份重禮，定有要事向羅通求教。而老羅這人能解決得了的事八成與機械相關。

那是7月中旬的事兒，8月初就發生了金宅、亞峰公司銀箱撬竊案。難道“油黑猴”專程赴寧找羅通，是為了討教如何對付那兩口銀箱的問題？許成德和小梁查看了那壇已經開封但尚未喝完的封缸酒（其余三樣禮品，辦喪事的時候都用掉了），記下了商家地址。

次日上午，許成德和小梁根據專案組領導的指令，前往鎮江進行調查。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鎮江警方的協助向在押或者雖未拘捕但已被控制的黑道、幫會分子了解“油黑猴”的情況；二是不驚動鎮江同行，直接將“油黑猴”送給羅通的禮物作為切入點向商家調查。他們選擇了后者。

“油黑猴”帶到南京的四樣禮品，三樣已經沒了，包裝都沒剩下，只好在那壇封缸酒上動腦筋了。兩人去了位于潤州路上的“景隆酒坊”，這是一戶自產自銷的商家，以銷售自釀的米酒、封缸酒為主，也銷售自產的酒釀和米醋，傳統工藝，價格公道，生意一向興隆。

小梁對商家是否還記得半個多月前有“油黑猴”那樣一個顧客去買酒有點兒信心不足，許成德卻說應該記得，估計上去一打聽店家就會想起來。

為什么這么說呢？據羅家人告知，那天這位丁先生是坐輪船從長江前往南京的，上岸后，他叫了一輛出租馬車前往羅家。使羅家人感到吃驚的一個細節是，馬車駛至羅家門前停下后，他可能是擔心壇子被車夫不小心打碎，沒讓人家相幫搬送，而是自己動手。自己動手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竟然一手拎著整條火腿和糕點香煙，另一手提著那個超過五十斤的酒壇步履輕松地進了羅家，臉不變色氣不喘。

許成德因此認為，“油黑猴”去“景隆酒坊”買酒時很有可能也是自己動手把整壇酒拎出店堂的。如果這個估斷沒錯，那酒坊方面對此肯定也會留下深刻印象，畢竟有這等膂力的主顧并不多見。

果然，“景隆酒坊”的賬房、伙計都記得此人，說那是丁先生，經常來買酒，陳酒（即黃酒）、封缸酒都是買五十斤一整壇的，從來不要伙計相幫，自己一手拎了就走。

那么，這位丁先生是干什么營生的呢？伙計說他是開修車行的，技術不錯，勝利（指抗戰勝利）那年冬天，美國兵艦停在鎮江碼頭，船上機器壞了，洋輪機匠修理不了，聽說了丁先生的名頭，派了兩個軍官開一輛小吉普把他請去，一鼓搗就給弄好了。

既然有地址，刑警決定直接登門。到修車行一問，一個三十七八歲身穿玄色印度紗短袖褂子的男子從里屋踱出來，一手夾著香煙，一手端著一把紫砂壺，很休閑的樣子，但一雙眼睛炯炯有神，沖許、梁微微頷首：“敝人姓丁，不知二位先生有何見教？”

小梁冷冷發問：“你最近去過南京嗎？”

“去過。”

“哪天去的？”

“8月3日去，6日回。怎么呢？”

許成德與小梁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一個亮出證件，一個掏出手銬：“如此，請你跟我們走一遭！”

專案組領導聽說許成德和小梁把“油黑猴”押解回寧，立刻由副組長龔伯仁出面主持訊問。

走進訊問室，龔伯仁先讓去了“油黑猴”的鐐銬，小梁有點兒不放心：“這人犯力氣很大，聽說還練過武術，不得不防啊！”

龔伯仁微微一笑：“已經進來了，還怕他逃？”接著又請“油黑猴”抽煙，還給倒了茶水，簡直是將其當客人對待了。隨口聊了幾句，龔伯仁問對方是什么文化程度，丁答稱初中畢業。龔說那你寫幾個字給我看看，小梁便遞過紙筆，龔伯仁說了十幾個字，丁一一照錄。

然后正式開始訊問，人犯自報姓名丁松博。龔伯仁開門見山說到了撬竊銀箱的案子，丁松博大吃一驚，說怪不得又是手銬又是腳鐐，原來是把我當江洋大盜了！同志，你們弄弄清楚，我可是百分之百的良民啊！你說的那個案子跟我沒關系。

龔伯仁不動聲色：“既然如此，那就說說8月3日到6日這三天你在南京做了些什么事？”

丁就把這三天的經歷詳細說了說。他是開修車行的，以修理汽車、摩托車為主。鎮江解放前夕，原先向他提供零配件的國民黨部隊汽車修理所隨軍逃跑，不知去向。這樣，車行的零配件就斷檔了，只好四處求助。鎮江沒有生產零配件的廠家，也沒有處理報廢汽車摩托車的處理場，新政權規定，報廢車輛一律交軍方送南京統一處理。

沒辦法，他只好到南京來尋門路。上月中旬來過一次，找到了技藝高超人脈廣泛的羅師傅。羅通幫他聯系了一個關系，他當即前往，趕巧人家正要出趟遠門，見面沒談到正題，讓他8月初再去，這就有了8月3日至6日的南京之行。

他與羅師傅介紹的竇姓老板相約在夫子廟“如意酒家”吃飯，竇自然要告訴他羅通猝死的消息，不過他表示，他和羅師傅是多年好友，羅師傅托付的事兒一定要辦，然后就叫手下人陪他去看了幾處報廢機動車的堆場，8月5日下午和晚上具體談了生意細節，簽署了合同，次日，丁就回鎮江了。

丁氏說話時神態自如，偵查員猜測其言多半靠譜。當下，龔伯仁問明丁氏來寧那幾天下榻的旅館以及竇老板的地址，指派偵查員董懷中、彭捷等即刻前去調查相關情況。

這邊訊問繼續進行，問丁氏是否知道十五年前鎮江的那樁“義盜”新聞。丁說這個案子我知道，當時報紙我也看了，新聞里說的那個“油黑猴”跟我同名，讓我很是尷尬。不過，后來報館登門道歉了，說是他們把名字搞錯了。

這是怎么回事呢？丁松博告訴刑警，丁家代代習武，祖上出過好幾個武將，最厲害的一位在雍正年間當過正三品參將。到他父親老丁那一代，家道敗落，便開了家武館，丁松博從九歲開始就在武館與一班學員跟著老丁和其他武師習練。

老丁做慣了教頭，脾氣很大，聽說那個“義盜”——當時江湖上還沒有送他“油黑猴”的綽號——跟兒子同名，就覺得不爽。

偏偏老丁又特別喜歡較真兒，在鎮江人頭也熟，各行各業都有朋友、弟子。報館的一個大股東董先生的公子是丁松博的師兄，老丁就找上門去詢問此事是否搞錯了，一個江洋大盜和自己的兒子同名，還登了報紙，弄得一家人好生難堪。

其實董先生只是投資，報館具體事務是不管的，但董先生對老丁一向尊重，就給警察局打了電話，問下來，原來那個“義盜”的姓名是丁宋伯，記者是電話采訪的，也沒問清楚，就照發音隨意記錄了。

后來那個“義盜”出了名，得了一個名號叫“油黑猴”。一道習武的師兄弟、機修公司的同事經常拿這事跟丁松博打趣，也開玩笑一般叫他“油黑猴”。

開始丁松博也就一笑了之，可偏偏他的體形、膚色跟傳說中的“油黑猴”相似，因為是學武的，身手也敏捷，再加上朋友們故意誤導，有人就當了真，經常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起初丁松博還要解釋幾句，不料越描越黑，久而久之，丁松博也就懶得解釋了。老丁對此很是氣憤，但也無可奈何，就跟兒子說，反正白的說不成黑的，只要你好自為之，不干歹事兒，行得正站得穩，警察也好道上也好，不會不問青紅皂白跟你過不去的。

老丁病逝后，武館沒了，丁松博用武館的房子開了這家修車行。出去聯系業務時，有人把他當“油黑猴”看待，他也不更正。如果生意伙伴是道上的朋友，他更是被高看一眼，做生意反而更順利了。他跟南京的羅師傅就是這樣認識的。羅師傅修車技術好，也有路子搞得到緊俏零配件，丁松博遇到解決不了的技術問題，就經常跑到南京去向他求助。

訊問到此，龔伯仁等人已經基本認定沒戲了。果然，去旅館調查的偵查員打來電話說，旅館方面證明，丁松博那三天確實下榻在他們那里，白天出門辦事，晚上在旅館里待著，無人來訪，三個晚上都跟伙計們下棋打撲克，5日那天晚上干脆和老板、賬房以及另一個旅客打起了麻將，玩到后半夜才歇，丁先生輸了十多萬（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又過了一會兒，向竇老板調查的偵查員回來了，證實丁松博所言屬實。

8月9日上午，市局技術室送來了筆跡鑒定結果：丁松博的筆跡與案犯在黃家現場留下的字條完全不符。

丁松博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四、凈世和尚

差不多就在同時，專案組偵查員錢祖道、齊舟在蘇南行署常州專區下轄的宜興縣芳橋鄉岱華山下的潮音寺與“油黑猴”丁宋伯的真身見面了。

錢祖道、齊舟都是留用刑警，分別供職于市局和第七分局，副組長龔伯仁指派他們去市局看守所向在押人犯（重點是盜竊犯）了解“油黑猴”的線索。

這活兒還真是選對了人，錢祖道原本就是專門偵查盜竊案的刑警，而其搭檔齊舟則是下關那一帶小偷的克星，經他們之手被送去坐牢的盜竊犯有多少，他們自己都不記得。而且兩人——特別是錢祖道，偵破案件的手段比較高明，跟竊賊打交道講究江湖規矩，即使是被他們親手捕獲的對象，對他們也是口服心服，人前背后提起他們，都說是一貼老膏藥。因此，黑道上肯買他們賬的人頗多。

可以想象，這會兒兩人帶著自掏腰包購買的香煙來到看守所，讓看守員把人犯從監房提出來，遞煙沏茶詢問情況，那些對象肯定都愿意配合。況且，這里面還有將功折罪的利好因素。

縱然如此，一個個對象問下來，他們大多知道“油黑猴”這個人物，有的還親眼見到過甚至一起喝過老酒，可是，都不清楚抗戰勝利后他的行蹤，傳言當然有不少，但人犯都說“不靠譜”。

錢祖道、齊舟正沮喪的時候，一個年輕人犯提供了一條線索。這個線索并非直接和“油黑猴”有關，不過對于專案組來說，多少算是一線希望。

該人犯告訴偵查員，據他所知，南京道上有那么一號，人稱“羊老板”，他應該曉得“油黑猴”的下落，而且可靠程度頗高。理由呢？很簡單——“油黑猴”這個綽號就是羊老板給起的。年輕人犯之所以知道這個情況，是因為羊老板是他的嫡親舅舅。

羊老板做的并非販賣活羊為飯莊提供肉源的生意，甚至夠不上舊時社會局工商處認可的商鋪老板資格，他從事的是收贓銷贓營生，兼帶提供把黑錢漂白的有償服務。至于羊，那是人家的姓氏，百家姓里寫著的，三國兩晉的時候是北方大姓，也出了不少人物，西晉名臣羊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舊時南京專事收贓銷贓的“老板”很少，因為這門營生風險甚高，而且需求量也不是很大。城西一帶就羊老板一個，黑道上只要提及“水西門羊老板”，盡人皆知。羊老板名濟仁，五十來歲，他干這一行竟然還是祖傳，打自曾祖父那一代就開始了。如果這一行也掛招牌的話，算得上是老字號了。收贓、銷贓即便在舊社會也是非法勾當，有誰敢半公開干，那必定跟警方有默契，這可不是隨便搞定幾個警員就能行的，至少需要一定級別的警務長官的默認。要想長期保持這份默契，僅靠金錢是不夠的，還得給人家提供黑道情報，以及相幫警匪之間有時必不可少的溝通。羊濟仁精于此道，在警方和黑道之間找到了一個最佳平衡點。據說抗戰時，他還把這種溝通延伸到日偽與“軍統”、“中統”之間。

那么，羊老板跟“油黑猴”是怎么扯上關系的呢？大凡盜賊初出道時，作案通常不算問題，成問題并且容易失風的是銷贓環節。可以說，一個成功的盜賊，必須具有可靠的銷贓渠道；由成功發展到輝煌，最后想金盆洗手了，還得有可靠之人相幫把黑錢漂白。

在當時的南京，羊老板就是這樣一個最佳推手。對新出道的盜賊來說，在獲得羊老板的認可后，還能避免因菜鳥經驗不足歷練不夠而被警方追捕、同道傾軋之類的麻煩。“油黑猴”這只獨腳蟹得以安全行走江湖，有一半是羊老板的功勞。后來，丁宋伯有了“義盜”的名聲，羊老板為助其迅速出名，就給他起了“油黑猴”這個諢號，果然一炮打響。

南京解放后，羊老板瞧形勢不對頭，立刻“歇業”，閉門不出，道上人物誰也不搭理。此刻錢祖道、齊舟登門，羊老板不敢怠慢。聽錢、齊說了來意，羊老板微微頷首：“二位就為這事來的？不好意思，老朽如今閉門不出，不知本城發生了這等案子，如此作案手法，老朽也是頭回聽說，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至于丁宋伯嘛，我敢打包票，這個案子跟他沒關系。當然，口說無憑，我給二位一個地址，你們去那里跟他見個面就清楚了。”

說罷，羊濟仁取了張白紙，用毛筆寫下“宜興芳橋潮音寺”幾個字。

錢祖道、齊舟請示專案組領導后，便按圖索驥前往宜興。潮音寺雖然規模不是很大，卻是一座千年古剎。不過，1949年時，這座廟宇已被兵災戰火折騰得不成樣子。“義盜”丁宋伯就在這里出家，法號凈世，使偵查員吃驚的是，他的一條腿竟然斷了，拄著拐杖方能行走。

看到偵查員驚疑的神情，凈世和尚淡淡一笑，從禪房里取出一個小布包打開，里面是日偽時期的“良民證”，上面有印著鋼戳的照片，清清楚楚地寫著姓名丁宋伯、籍貫南京，還有一紙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由“中華民國江蘇省第一行政督察區宜興縣政府”頒發的度牒。

凈世問偵查員：“是為貧僧民國時期涉案而來，還是另有他事？”

錢祖道、齊舟兩個都是老刑警，卻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動身過來時，原本是準備將這人提溜去南京的，眼前這一幕卻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主意——斷了一條腿，顯見得是不可能作案的，那就沒必要拘人了。當然，筆錄還是要做一份的，以便留檔備查。又提取了他的字跡，準備拿回去比對——盡管兩刑警已經確信此人與銀箱竊案無關，但必要的證據還是要留下，同時跟他講清楚，在筆跡鑒定結果出來前，不能離開潮音寺，由寺廟住持為其擔保。

做完筆錄，錢、齊兩人沒有轉身就走。盡管案子不是凈世和尚作的，但他畢竟是民國年間有名的大盜，能不能提供些對眼下這個案子有用的線索呢？于是就跟凈世聊了聊，聊天的話題，就從他這個“油黑猴”的綽號開始。

一問才知道，所謂“油黑猴”，其實應該是“酉黑猴”。起這個綽號的羊老板少年時讀過數年私塾，平時閑著沒事，喜歡捧著冊古籍搖頭晃腦吟誦，還能畫幾筆丹青，寫幾行書法，對天干地支也說得出點兒道道。

1934年，丁宋伯從鎮江脫逃返寧后，羊老板設席為其洗塵壓驚，當場送其綽號曰“酉黑猴”。丁宋伯詢其涵義，羊老板一番解釋，他才明白這個“酉”指的是酉時。古人把一天分為十二時辰，依子丑寅卯的次序排列，酉時即傍晚五點至七點，正是丁宋伯擅長的“燈下黑”作案時間。

可是，道上朋友沒文化，即使把這個綽號寫出來，十個有八個也不認得“酉”字，人云亦云，口口相傳，傳了一陣就成了“油黑猴”。丁宋伯對此感到無奈，但也不可能登報發個啟事予以更正，只得隨別人叫去了。

偵查員問他的腿是什么時候斷的，丁宋伯說那還是抗戰勝利前兩個多月的事。應道上朋友相托，他去上海江灣鎮上一日軍軍官寓所行竊一口皮箱（不知內盛何物）。

當時，他也是利用“燈下黑”時段，趁主人宴請賓客之機翻墻進入現場的，皮箱順利得手，拋出墻外由同伙接下了，但在逃離時被一個日本女傭發現，驚叫起來。日軍聞聲而出，其中一個拔槍射擊，把已經上了墻頭的“油黑猴”左腿打傷。

幸好外面接應的同伙備有汽車，立刻將其抬上車離開上海，直奔蘇州，找醫生治療。不幸槍傷過重，取出子彈后傷口繼續惡化，最后只好截肢。

縱然如此，傷情也一直不穩定，持續到年底方才徹底脫離危險。這時抗戰已經勝利，“油黑猴”尋思這回栽得厲害，今后沒法兒再在江湖上混，只有出家了。于是，就到其母親的出生地宜興芳橋潮音寺剃度。

錢祖道、齊舟聽著，沒有吭聲，暗忖專程赴滬行竊日軍軍官寓所，且有指定盜竊目標，動用汽車接應，接應的同伙行事很有章法，顯然事先是有預案的；事后的治療，料想費用不菲，這些都不是尋常竊賊做得到的。而且這事封得很緊，江湖上都不知道。

由此可見，請“油黑猴”出馬的不會是一般的江湖朋友，多半具有政治背景。具體是國共哪一方的，丁宋伯沒說，偵查員也沒問。錢、齊估計是國民黨某個特務系統的可能性較大。

接著就聊到了專案組面臨的這個案子。丁宋伯聽了偵查員對案情的簡述，說這個案犯的行事風格跟我蠻像的，還冒用我的名號，存心陷我于不義。不過，這人只知道我的作案習慣，應該和我沒有直接交往，不會是我的朋友，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殘廢的事。另外，從盜竊技術來說，我算不上一流的。我慣于玩“燈下黑”，憑的是膽大心細，這不算技術。至于開鎖，一般的鎖具當然難不住我，但銀箱我絕對沒法兒對付。不瞞二位，我倒是也動過對付銀箱的腦筋，還花了錢鈔買了些物件進行試驗，甚至請羊老板幫我介紹開銀箱的高手，好向人家學學。但羊老板不同意，他說一個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老天注定，比如你小宋吧，就是“燈下黑”的料，不用去動其他腦筋。再說，我是銷贓的，你是盜竊的，雖然都是黑道，但并不同行，你是“盜行”，我是“銷行”。道上有道上的規矩，我既然是“銷行”，那就只管“銷行”的事，不插手“盜行”。你若有緣遇到開銀箱的高手，你自管向他拜師，我不會干預，但我絕對不能壞了規矩給你介紹。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黑道也是如此。這番話徹底打消了我的念頭，從此再也不去想對付銀箱的事兒了。

偵查員聽丁宋伯這么一說，頓時有了興趣，請他聊聊當初是如何琢磨對付銀箱的，是否想到過采用和本案類似的作案手法。

丁宋伯說，這個方法我還當真考慮過，也做過試驗，但沒成功。我這人喜歡琢磨，屢次失敗后，我就換了一個角度考慮：我想出的那些對付銀箱的手段，研制銀箱的工匠技師肯定早就想到了，在制造時就預先作了防范。在這方面，我跟他們相比，水平顯然不在一個檔次上，我是永遠無法超越他們的。想通了這一點，我也就不再強求。現在您二位突然告訴我，居然有人用這種方法打開了銀箱，我還真是沒想到。這種方式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保證基本不發出聲響，只不過時間要長一些，另外作案工具也比較復雜，分量重不說，還占地方，攀屋翻墻時可能會成為累贅，弄出動靜。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不過，我還真是挺佩服這主兒的。

丁宋伯進一步解釋，據他以前對銀箱的研究，要把箱門與箱體之間那條頭發絲般的縫隙頂開，從理論上來說完全可行，但實際操作中，很難具備這樣的條件，那就是制作工具的材料。銀箱本來就是用特種鋼材制作的，要硬生生破壞銀箱，那就需要更加堅硬的材料制作工具。這種材料怎么獲得，甚至世界上是不是有這種材料都不清楚，所以，丁宋伯干脆就放棄了。

回寧途中，錢祖道、齊舟回想起丁宋伯的那番話，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總覺得丁那番陳述似是話中有話。兩人合計，是不是他對這個案子是有些想法的，只是故意不把話說透？

這樣一分析，齊舟就有一種回潮音寺再跟丁宋伯細細聊一聊的沖動。但錢祖道的意見是不要返回。跟丁宋伯聊了這許久，他已經看出來了，這人比較相信宿命那一套。就仿佛羊老板說的，一個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老天注定，不可強求。既然他故意神神道道，說一半留一半，那就是讓我們自己去悟。以他的邏輯，我們悟出來了，就算有緣；否則，說也無益。此刻我們即便返回，他也不會跟我們多說什么，我們還是先回南京向領導交差吧。

五、新的判斷

8月10日下午，錢祖道、齊舟回到南京專案組駐地。先去見坐鎮駐地的副組長龔伯仁，把筆錄和丁宋伯的筆跡交上去，正要匯報途中議及的情況，龔伯仁接到市局電話，讓他馬上去市局向已經知曉密函被竊的華東軍區方面的有關首長當面匯報案情。龔伯仁說那我正好把筆跡送市局技術室做鑒定，也許今天就能知道結果了。

龔伯仁走后，錢祖道、齊舟從其他偵查員口中得知案件偵查至今尚沒有突破，不禁又想起了丁宋伯那說一半留一半的話頭。兩人旅途疲乏，先打了個盹兒，一覺醒來，專案組兩個領導高立業、龔伯仁從市局回來了，立即召集全組開會分析案情。

會上，錢祖道、齊舟匯報了赴宜興的情況，臨末著重說了說丁宋伯的那番話。組長高立業聞之一個激靈，對龔伯仁說：“老龔你看丁宋伯那話里面是否有玄機啊？”

龔伯仁表示贊同，說要不這就去宜興把丁宋伯帶來？高立業想了想，說暫時不走這步棋，這不是正舉行案情分析會嗎，大伙兒分析一下吧。

當下，大家各抒己見，都覺得這主兒這番話的意思，仿佛是對同道中人這種破解銀箱的方法心存疑問，換句話說，他不大相信這種對付銀箱的方法能夠成功。之所以不信，主要是因為丁氏自己也試過這種方法，卻沒能解決問題。

偵查員認為，像丁宋伯這樣一個頗具個性的慣盜，雖自稱其作案不過是“膽大心細”而已，并無技術含量，但這是他的低調和謙虛。這主兒橫行江湖多年，作案無數（大概只有他自己說得清楚），一次也沒有折進過局子（鎮江那次他是投案自首），在黑道上堪稱奇跡。這種奇跡可不是用膽大運氣好就能解釋通的，主要與其睿智有關。丁宋伯對錢祖道、齊舟所說的這番話，會不會是一種暗示——他認為金氏銀箱撬竊系列案的作案細節有問題？

高立業讓龔伯仁從卷宗中取出刑事鑒識勘查報告，大伙兒輪流瀏覽，結合剛才推斷出的丁宋伯那番話的意思，對勘查和鑒定結論進行剖析。中間休會時，高立業又打電話把當時勘查現場的兩個鑒識員汪見春、姜鏗請過來，為專案組釋疑。

汪見春在黑板上畫了銀箱相關部位的結構圖，結合在箱體和箱門上發現的痕跡，用虛線表示案犯使用的作案工具的假想形狀，對作案情形進行了推測性的描述：通過某種自制的特殊裝置，使用強力把箱門、箱體縫隙撐開，當撐到一定寬度時，改用撬棍把鎖舌從鎖槽中強行撬離，箱門就打開了。

小汪特別強調，采用這種作案手段，至關重要的是作案工具，必須用特殊鋼材制作，既有硬度，又有韌性。但制作這種工具有個大麻煩，工具本身是特殊鋼材，那么，制作工具的工具又該用什么材料呢？那可不是尋常五金工具能勝任的。比如在特殊鋼材上鉆孔，沒有特殊鉆頭就無法進行操作。因此，制作這種工具的難度不是一般的大，所需材料和工具在國內根本買不到。

這時，專案組成員、來自市局第三處（社會處，亦即后來的政治保衛處）偵查員何誠提出了一個問題：“被撬竊的那兩口銀箱是從哪里購買的？”

老刑警許成德說，勘查現場時曾向苦主詢問過，這兩口銀箱是日本“固關牌”，生產年代有點兒早，是本世紀初的產品，不過在日本是名牌。苦主是在抗戰勝利后以很低的價位從上海中央商場淘得的，一下子買了兩口。

“這就是說，買的是舊貨？鑰匙和密碼有問題嗎？”

這個苦主也說過，購買時是跟賣家簽了協議的，由于非買方原因導致的鑰匙、密碼失竊，概由賣家負責賠償。當時中央商場出售了一大批銀箱，據說有上千口，都是舊貨翻新重新噴漆，直到現在也沒聽說過發生失竊案的，這應該是第一起。而此次屬于撬竊，不符合索賠條件，苦主就沒去跟中央商場交涉。

許成德解釋上述問題時，高立業聽得很認真，臨末隨手在一張白紙上劃拉了幾個字，推給一旁的副組長龔伯仁，龔看后點了點頭。兩個專案組領導交換的意見是，應對涉案銀箱的結構進行詳細了解，才能作出合理推測。稍停，龔伯仁向眾人發問：“在座的同志中哪位對銀箱的結構性能等方面的情況比較熟悉？”

沒人吭聲。在所有的盜竊案中，專門針對保險箱（柜）的盜竊案所占比例畢竟很小，即便有，多半也是偷配鑰匙，騙取密碼，或干脆把銀箱整個兒運走，送到安全的地方強行破壞，坊間傳說的那種能夠破解密碼或使用萬能鑰匙打開保險箱的神偷不是沒有，但絕對屬于鳳毛麟角，南京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子，由于未能偵破，也就沒法兒判斷案犯到底是怎么把銀箱對付下來的。

民國年代，即使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痕跡鑒定技術也不成熟，國內這一行更是老牛拖車。南京算是沾了“首都”的光，在這方面的財政投入、人才引進都領先全國，即便如此，刑事勘鑒水平也還是不值一提。鑒識員汪見春和姜鏗也承認，他們是半路出家學習痕跡鑒定的，這還是第一次接觸銀箱被撬的案子。

高立業、龔伯仁商量了一下，又跟市局治安處長洪沛霖通電話交換了意見，決定找一位這方面懂行的老法師給予指點。

8月11日，專案組在征得苦主金亞峰的同意后，派車前往金宅把那口涉案銀箱拉到熱河路專案組駐地，由市局領導出面請來的一位神秘老者給偵查員講解。

這個不知什么來頭的老者看上去其貌不揚、穿著略顯寒磣，但其對于銀箱的熟悉程度令眾人吃驚。他到場后，只遠遠掃了一眼那口銀箱，就說出了銀箱的品牌。繼而上前打開虛掩的箱門，朝里面瞅了一眼，冷笑道：“呵呵，這是虛晃一槍，遮人眼目啊！”

龔伯仁等人不解其意，姜鏗上前點頭哈腰請教：“老先生，您這……是不是說案犯撬銀箱的痕跡有問題？”

老者沒理他，扭臉對龔伯仁說：“龔科長，這口銀箱不是用所謂特殊鋼材制作的工具打開的，而是用鑰匙。剛才我聽介紹說，被撬竊的兩口銀箱是同時從上海中央商場購買的二手貨，因此我估計，另一現場亞峰公司的那口銀箱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打開的。具體來說，案犯先用鑰匙打開了銀箱，再用工具偽造強行撬開的痕跡。試想，箱門已經打開了，那條縫隙要多大有多大，只要用帶來的楔塊留下痕跡就可以了。制作楔塊的鋼材用鍛打處理過的高碳鋼即可，市場上有售，采用熱處理工藝先把材料變軟，加工后再通過淬火還原硬度的話，五金工具也容易解決。所以，打開銀箱的是鑰匙和密碼，而不是什么特殊工具，案犯的意圖顯然是為了轉移偵查方向。如此而已。”

六、曙光初現

案犯是從何處獲得金氏這兩口銀箱的鑰匙和密碼的呢？案發伊始，偵查員就向金亞峰父子了解過此節——

當初購買這兩口銀箱時，出售方當面交付兩口銀箱的鑰匙各一把，以及密碼使用說明文字各一份。商行伙計告知操作方式，當場讓金亞峰用鑰匙、密碼試開銀箱，并教其如何重新設置密碼。金亞峰買下銀箱后，雇車拉回其在上海煉鋼廠內的研究所，放在自己辦公室里，并沒有使用。

兩天后就是1946年的春節，金亞峰準備回南京過年，便把銀箱送往十六鋪碼頭辦理托運手續。兩口銀箱運至南京下關碼頭后，由金幼峰前往提取，小的那口放在家里，大的那口放在公司。

家中銀箱的鑰匙、密碼由金亞峰保管，公司銀箱的鑰匙、密碼則交給了金幼峰。保險箱的鑰匙，父子二人均是隨身攜帶，寸身不離，金幼峰甚至把鑰匙穿上銅鏈，置于貼身衣袋內。這種保管方式，外人應該沒有偷配鑰匙的機會。撬竊案發生后，父子倆檢查身上的鑰匙，都好好地在懷里揣著。

案犯撬竊這兩口銀箱，必須掌握兩口銀箱的鑰匙和密碼。若是偷配鑰匙，首先要獲取兩把鑰匙的印模，只有金亞峰、金幼峰父子倆身邊的人才能辦到。

偵查員向金家老少三代了解下來，包括金氏父子在內的所有人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金氏父子性格酷似，行事一向極為頂真，而且事無巨細，只要認準了，那是要較真兒到底的，別說家人眷屬，即使天王老子也不肯通融。

既然如此，就只能考慮是不是出售方那邊的問題了。一般說來，出售方這樣的經營戶，和鎖匠、刻章、印刷等從業者一樣，屬于特種經營，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伊始就已被列入各地社會局、警方的特別監管范圍，也就是說，都是在社會局、警察局掛上號的，如果發生與其經營業務有關的案子，警方首先就會注意到他們。

因此，作弊等于作死。這類人不會去作死，肯定都要嚴守職業底線。抗戰勝利后，上海中央商場出售大批銀箱的信息是登報大做廣告的，前往選購的主顧不單單來自上海一地，長三角諸地都有人特地赴滬購置。

據專案組留用老刑警所知，光南京這邊大約就有近百富商大戶赴滬購置了中央商場的打折銀箱，至今已經三年多，原首都警察廳從來沒有接到過撬竊報案，各地上報的案件信息中，撬竊、搶劫銀箱案自然有，但沒有一起的作案手段與本案類似。

由此可見，上海中央商場的出售方不會是泄露鑰匙、密碼信息的缺口，否則遭竊的肯定不止金氏一家。那么，會不會有什么特殊情況，導致商場方面單單無意中流失了金氏那兩口銀箱的鑰匙和密碼呢？

8月12日，專案組副組長龔伯仁率何誠、許成德、王信暉、董懷中、彭捷一行六人前往上海調查。

上海中央商場位于四川路、江西路、南京路、九江路之間的地塊，早年其中有一條中央弄，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就有小商小販聚集在這條弄堂里擺攤設點。

抗戰勝利后，這里成為傾銷美軍剩余物資的中心。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在沙市二路16號底層大樓開設“新康聯合商場”，內設九十多個柜臺，再加上外面中央弄、沙市一路、沙市二路的馬路攤販，這片商業區域，被統稱為“中央商場”。

一干偵查員抵達那里一打聽，得知戰后在此銷售打折銀箱的店主名叫岳和順，系閘北虬江路“大德樂五金舊貨行”老板，當時是臨時租借中央商場的鋪面兜售銀箱，銷完后，已經退租離開。

偵查員便去虬江路“大德樂”，卻已徹底歇業。此為何故？周邊鄰居告知，岳老板有政歷問題，估計問題還不小，是市局來人直接將其帶走的。偵查員轉而去市局打聽，確有該人犯，目前關押于思南路看守所。

趕到思南路看守所跟岳和順見面，偵查員暗吃一驚，岳老板竟是一個戴著黑色玳瑁框眼鏡的白面書生，舉止斯文，跟他們想象中的奸商形象大相徑庭。龔伯仁跟他寒暄下來，得知這人是留學德國的工科高才生，曾在著名的克虜伯兵工廠當過助理工程師。然后就言歸正傳，說到了賣給金亞峰的那兩口銀箱——

岳和順于1936年回國，謝絕了國民政府以及滬上若干家知名工廠加盟入職的邀請，自己斥資在虬江路開了這家五金舊貨行。生意剛剛入手，抗戰爆發了。岳和順有德國留學背景，更有克虜伯工作經歷，日本特務耳朵長，早已打聽清楚，登門拜訪，請他為特務機關研制特工器材。岳和順拒絕，日特雖惱火，卻也無奈，因為日本的國際伙伴德國的駐滬領事館官員跟岳和順有同窗之誼，時有往來，這個面子不能不買。

不久，“軍統”戴老板也派人跟岳和順接觸，提出條件：“軍統”在滬地下人員負責保護岳和順以及鋪子的安全，岳和順則將其從德國外交官那里獲得的信息透露給他們。岳和順對這種活兒其實不感興趣，但他知道“軍統”惹不得，日本特務對德國領事館憷頭，“軍統”卻不在乎，如若拒絕合作，只怕人身安全會出問題，德國外交官根本罩不住他，無奈只好答應——他現在被關進看守所，就是為審查這一段歷史。

這段歷史跟此刻南京專案組來向他調查的事兒也搭得上界：抗戰勝利后，岳和順尋思跟“軍統”方面的關系從此可以結束了。戴老板倒也夠意思，“軍統”在上海的地下人員在日本投降伊始即出動武裝接收敵產，判定標準是只要是日本、德國、意大利以及與軸心國合作的如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國在滬的公私產業，都可強行接收。

如此，“軍統”接收的敵偽財產、工廠等多不勝舉。戴笠于1945年8月下旬抵滬聽取接收匯報時，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曾經為“軍統”提供過國際戰略情報的岳和順，于是隨口指示，岳先生喜歡搞五金機械，把敵產中的哪家機修廠給他去折騰。岳和順哪敢沾邊，連忙婉言謝絕。不過，他因此事跟“軍統”一個名叫呂鳴的科長結識，兩人竟頗投緣。

不久，呂鳴奉命負責蘇南、上海地區“軍統”特務的復員安置工作。這活兒不大好干，復員人員中不乏老特務、有功人員，他們跟“軍統”高官和黑社會都有關系，不但脾氣大，而且手里有家伙，擅長秘密活動，一個不高興，隨便就敢把呂鳴做掉，還讓警方破不了案。

呂鳴不敢得罪這班人，一番活動后，去無錫做了“榮軍院”的頭頭兒。“榮軍院”由軍方主辦，收治的人員大多來自“軍統”外圍組織“忠義救國軍”以及收編的武裝土匪。

高層的指令是把這些人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生產，教習生產技能。與此同時，還搞一些經營，所賺錢鈔貼補公家撥款之不足。這種經營自然穩賺不賠，因為其貨源是不用支付成本的。岳和順大做廣告在上海中央商場推銷的那上千口銀箱，就是“榮軍院”的一個經營項目。

抗戰勝利后，“軍統”在上海接收了大批銀箱。這些銀箱的主要來源，一是原吳淞海關罰沒的走私貨和日偽時期侵華日軍從民間掠奪所得，二是日偽上海憲兵隊、特高課、偽警察局、“和平軍”辦案時的沒收物資，三是抗戰勝利后“軍統”在滬接收的部分敵偽公私財產。這些銀箱中的精品都被有權勢的官員侵吞自用或者變賣，剩下的要么是舊貨，要么已損壞，不能繼續正常使用。呂鳴曾是接收五金機械這一攤的頭目之一，改任“榮軍院”的頭頭兒之后，想到了這些廢舊銀箱，尋思可以修繕翻新后公開銷售。于是就以“軍統”的名義，帶著戴笠親筆簽署的批文赴滬，把這些銀箱全部集中到閘北新民路（1964年改為天目中路）原日軍后勤倉庫暫存。

打聽到南碼頭原日本海軍物資倉庫中有油漆、五金配件和噴漆設備，呂鳴就以“軍統”名義跟海軍接收方溝通，以象征性價格買了其中一部分。

同時，在滬聯絡了若干名有五金技術特長的已被遣散的“軍統”特務以及社會上的金工技師，許以高薪，聘為技術顧問。

在進行這些準備工作時，呂鳴自然要經常跟技術內行岳和順聯系，曾提出聘請岳出任該項目的總顧問，岳沒有答應，遂改主意要求岳負責包銷修繕后的銀箱，答應不論警方、稅務還是其他部門若從中作梗，概由其出面擺平。岳和順其時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商人，唯利是圖，自是沒有異議。一切準備就緒，呂鳴通過關系無償征用船只，把上千口銀箱以及修繕用的物資、設備運往無錫。

無錫“榮軍院”那些已成為“榮軍”的“軍統”外圍人員，在技師的指導下加班加點修繕銀箱，達到可以正常使用的標準后，再對內外表面進行打磨噴漆，最后呈現在人們眼前的銀箱就跟新的一樣。

為推銷這些翻新后的銀箱，岳和順在中央商場租賃鋪面，聯系報紙刊登廣告，甚至還請人專門撰寫文章，挖掘一部分從各類名人（多半是日偽官員）的府邸淘來的銀箱的“歷史文化價值”，以吸引眼球，激發人們的購買欲。

1946年1月26日，第一批三百口銀箱上市開售，生意火爆。3月中旬，第二批四百口開售，到月底就已售罄。第三批三百六十口銀箱采用預收定金的方式，到5月底也清倉了。至此，銀箱項目結束，岳和順遂把中央商場的鋪面退租，仍專心做其虬江路的五金舊貨生意。

偵查員讓岳和順說說修繕和出售二手銀箱的具體環節，岳和順告訴偵查員，“榮軍院”的那批“軍統”外圍分子中只有少數人以前接觸過金工活兒，其中有幾個算得上師傅，但金工技藝一般。不過這樣的角色在銀箱項目中已經算是翹楚了，被指定作為車間主任，負責由其他“榮軍”組成的臨時車間的修繕工作。他們的活兒都是呂鳴從社會上招聘來的那幾個技師籌劃和指派的。銀箱的其他部位質量檢查比較便捷，那幾個技師有事沒事到車間轉一圈，隨便看看就可以知曉活兒是否達標，其中厲害的甚至老遠聽見加工工具的聲響就可以判斷有沒有問題。最關鍵的是鎖具修復和安裝，這是呂鳴親自抓的。

早在把廢舊銀箱集中到上海閘北新民路倉庫時，呂鳴就接受了岳和順的建議，凡是有原配鑰匙的銀箱統一編號，在箱體內外用油漆注明號碼，再把寫著相同號碼的標牌放入銀箱，一口口鎖上，拔下鑰匙，掛上用鋼印砸上相應編號的白銅小牌，鎖進自己那口銀箱。沒有鑰匙或者雖有鑰匙但鎖具已經損壞無法正常開閉的銀箱，則只在銀箱內外寫上編號。

銀箱運到無錫修繕時，呂鳴把權力下放給兩個抗戰勝利后領了安置費自謀出路的原“軍統”同事應潤元、馬曉鑫，讓他們負責這個最重要的環節。應、馬兩人在“軍統”時，一個是搞裝備技術的，另一個是搞汽車修理的，為幾次重大行動提供過裝備，呂鳴認為他們懂技術且可靠，可予重用。

應、馬做事保持著長期在“軍統”效力形成的謹慎作風，對呂鳴從上海招聘的那幾位金工技師明察暗訪，還去上海調查過他們的技藝水平、職業操守和社會關系，最后確定其中一個名叫勵正廷的鎖匠出身的金工負責所有機械鎖和密碼鎖的維修保養。

勵師傅的工作權限是受到限制的，在使用由應、馬共同保管的鑰匙時，那二位至少要有一位在場（通常是兩人同時在場）監督，用畢立刻收回，謹防私下偷配。

每一批銀箱修繕結束，由呂鳴、應潤元、馬曉鑫、勵正廷四人一起對每口銀箱的鎖具進行測試，確認機械鎖、密碼鎖都能完好使用后，用印有編號和蓋有專門檢驗章的“特工專用防水保密紙”，把銀箱門上的鎖眼以及密碼鎖予以封貼。

這樣，如果有人想動鎖具，那就必須破壞封紙，客戶一眼就能看出。呂鳴和岳和順商定，封紙只能在客戶購下銀箱后由其自己去除。

然后，應潤元、馬曉鑫就自己動手制作商品檔案，每口銀箱都有一份，由“使用說明”、“修改密碼須知”、“商品保修卡”和“銷售底卡”組成。銷售底卡交由銷售商即岳和順在出售銀箱時當場填寫，內容有客戶個人或者公司信息、購置日期、經手人員等。這份資料在相應的銀箱出售后，連同之前由“榮軍院”方面填寫的修繕底卡（上面記錄著銀箱原況、修理工序和經手人員姓名）一起作為該銀箱的檔案留“榮軍院”保存。

至此，呂鳴的心思還沒有用完，后面還有一個動作。他特地趕到上海，特別關照岳和順說，拜托老兄，你把這些銀箱賣出去時，必須備一本專用簿冊，哪個主顧購買了哪口編號的銀箱都一一記錄下來，盡量詳細，記下全名、住址和從事的職業，回頭我要列入檔案的。

岳和順不以為然，說老弟你是做特務出身，什么事都喜歡弄得鬼鬼祟祟的。我做五金這一行也有些年頭兒了，從來沒聽說過賣銀箱還有這種小動作的。你也不想想，人家買銀箱是為了藏重要物品，為什么要把自己的姓名、地址告訴商家？我這么一問，人家一生氣轉身走了，我這生意還做不做啊？

這話自然有理，但呂鳴也有苦衷。這些銀箱中很有一些來頭不小，沒準兒有的銀箱內部另設了暗格機關什么的，修繕時沒有發現，而原主人——比如東洋人或汪精衛手下的高官、特務頭子之類在里面密藏了重要物件，日后被戴老板知道了，那肯定要一查到底。如此，若是不留下檔案就沒法兒交代，依照戴老板的性格，沒法兒交代的后果可能很嚴重。

岳和順一聽，不禁憷頭，覺得自己此前答應跟呂鳴合作有些孟浪。但此刻已沒有回頭路了，想來想去，只有答應下來。不過，他事先把話跟呂鳴說清楚了，可以請買家留下姓名等信息，但若是人家不肯留，咱不能說第二次，否則，一旦傳出去給記者往報紙上一登，這生意就沒法兒往下做了。呂鳴說這沒問題，我找人在中央商場溜達著，哪個客戶不肯留信息，他們都會跟上去，查個名字、地址還不簡單？

就這樣，上千口銀箱銷售一空后，岳和順把記錄下來的主顧信息都給了呂鳴。不愿意留下信息的，呂鳴的手下也通過跟蹤、打聽了解到了。那么，岳和順是否知道金亞峰的信息呢？因為金亞峰一下子買了兩口銀箱，岳和順對他有印象，但當時金亞峰只留了個姓氏，不愿透露其他信息，所以這個人的情況應該是呂鳴指派的手下跟蹤搞到的。

往下，就該找呂鳴了。向岳和順打聽呂鳴的下落，岳和順說呂鳴稍后卷入了一樁貪腐事件，被《中央日報》點了名，后來他就跟呂鳴斷了聯系。當時戴笠已死，呂沒了靠山，又遭同僚傾軋，趕在人家下手逮他之前離開無錫了，逃到哪里他就不清楚了。

從岳和順處得知，呂鳴的老家在浦東六里（地名），8月13日，偵查員去了浦東呂鳴的老家。走訪下來，得知呂鳴在1948年逃離無錫去了香港，在香港開了家小飯館，1949年春托人把妻兒接過去了。

專案組決定去無錫尋訪線索。當天下午，一干偵查員抵達無錫，一打聽，當初那家“榮軍院”早在1948年6月就解散了，人員全部遣散，不知去向。眾刑警馬上想到，“榮軍院”沒了，那些檔案是否留下了呢？向無錫公安局打聽，公安局說不清楚，但還是派人協助他們走訪了幾個曾在“榮軍院”當過差的雜役。了解下來，岳和順所說的銀箱項目確實存在，動靜還比較大。至于其他情況，他們就說不上來了。

線索就這樣斷了。

七、案犯落網

8月14日，龔伯仁一行返回南京。他們赴滬出差的這幾天，留在南京的偵查員也沒閑著，走訪了大馬路、江邊路兩處現場附近的商家、住戶以及黃包車、出租車（汽車和馬車）行業公會，留用刑警還利用業余時間跑了以前辦案時熟識的當鋪、舊貨店，打聽是否有涉案贓物露頭的信息，但什么線索都沒撈著。

副組長龔伯仁向高立業匯報過上海之行的一應情況后，接受了一個小使命：鑒識員姜鏗前天去亞峰公司復勘時，被該公司豢養的一條狗咬傷，龔伯仁代表專案組去表示慰問。

南京解放前，地下黨組織要求在舊警察中發展進步外圍組織“警運會”成員，考慮到姜鏗屬于特殊技術人才，最好能為新政權所用，龔伯仁就主動與其接觸，兩人漸漸熟識，成了同事和朋友。小姜被狗咬傷，即使從私誼講，他也應該去探望。沒想到這一去，兩人竟聊出了一個案件中的疑點。

見了面，龔伯仁自然要問小姜是怎么被咬的。小姜說前天他和汪見春去亞峰公司復勘，完成后離開時，剛從那棟辦公小樓出來，不知從哪里竄出一條狼狗，腳步輕盈，不吠不叫，直奔小姜而去，沖他小腿部位就是一口。正待蓄勢再次發動攻擊，被汪見春掏出手槍打死。槍聲驚動了公司員工，出來一看，自是大驚，急忙為小姜沖洗傷口，叫來出租車送醫。小汪心細，讓把死狗一并送醫院，經檢測，狼狗并未攜帶狂犬病毒，大伙兒才松了一口氣。

小姜說這條狗的厲害在于其“陰”，埋伏在隱蔽角落，無聲無息，發動攻擊時速度奇快，攻勢迅猛。小姜算是經常運動的人，從小學到警校的運動會，他都積極參加比賽項目，得過名次，勉強算得上身手敏捷了，竟然未逃過它的襲擊。回想起來，至今心有余悸！

龔伯仁心中一動，問小姜：“這條狼狗是亞峰公司最近養的嗎？還是之前就有？”

小姜一愣，繼而回過神來：“老龔您的意思是說如果不是新養的，那案發那天晚上這條狗怎么沒對潛入的竊賊發動攻擊？”

龔伯仁點頭不語。

當晚的案情分析會上，龔伯仁說他去亞峰公司調查過了，那條狼狗是三年半前養的，兇猛異常，且很聰明，據說其上代是侵華日軍的軍犬。白天這狗基本上是鎖著的，晚上放出來在公司里轉悠，協助守夜。狗窩就在辦公樓后面，其活動范圍以辦公樓區域為中心。

8月5日出事那天晚上，守夜人之前巡邏時，看見狼狗在辦公樓前趴著，但后來發現銀箱被撬竊時就沒見著它，大伙兒當時慌慌張張，也就沒想起這條狗。

之后一連數日，狼狗一直畏畏縮縮，不敢離開狗窩，一星期后才恢復正常，又是那副生龍活虎的模樣。小姜那天去亞峰公司時挨它咬，就是這畜牲恢復原狀后的事兒。

龔伯仁對此感到不解，尋思難道是竊賊給狼狗喂過什么藥物，導致其短期內由老虎變成了病貓？帶著這個問題，他去找了一個原在首都警察廳警犬隊供職的馴犬員，請教下來，得知像這種軍犬的后代，由于遺傳因素，有一個與生俱來的特征：見到獸醫或者馴化過犬類動物的對象容易膽怯。

這可能是因為軍犬從幼年起就開始經歷被獸醫體檢、打針、強迫服藥，留下了記憶，對馴化員也是如此，在遇到這類對象時，它們通常就會抱著“得過且過，不愿較真”的心態。由此推斷，案犯可能有過獸醫或者馴化犬類動物的經歷。

之前討論赴滬調查的情況時，大伙兒一致認為案犯應該與無錫“榮軍院”那個項目的參與人員有涉，只是該項目的參與者有數百之多，一時無從下手。現在有了這個意外發現，偵查員的思路就都朝這樣一個方向集中了：案犯很有可能是前“軍統”特務，有過馴化警犬的經歷！

專案組長高立業當即拍板，由老龔率領全體組員前往無錫，從“榮軍院”的檔案去向著手查明當初參加銀箱項目的人員，根據“馴化警犬”這個特征找出嫌疑分子。如果檔案無法找到，那就以在押人犯為切入點，尋找當年參與該項目人員的線索，再往下進行深挖。

8月15日，專案組一行十二人前往無錫。無錫警方見龔伯仁等偵查員去而復返，而且這回團隊規模更大，料想這個案子肯定重要。市公安局局長宋學武指示，必須全力提供協助，并為專案組指派了一名聯絡員。次日，專案組終于弄清了“榮軍院”檔案的下落——

1949年4月23日無錫解放后，三野所部將“榮軍院”改為軍用倉庫，“榮軍院”檔案原封不動擱在倉庫里。稍后，這座院落又改為野戰醫院，這批檔案被移交給蘇南行署，由行署公安處負責保管。公安處人手不多，案子卻不少，根本沒精力清理這批蓋著“軍用”印戳的檔案。

這一擱就是三四個月，如果不是此刻專案組來外調，估計會一直這么擱下去，待到1953年蘇南行署、蘇北行署、南京市合并建立江蘇省，這批檔案沒準兒就送到新成立的江蘇省公安廳去了。

好在無錫“榮軍院”存世時間不長，檔案不多，總共不過七八個箱子，十二名偵查員翻閱了大半天，終于從銀箱項目專卷里發現了被呂鳴找來參與修繕銀箱的十九名有“軍統”經歷的人員名單。岳和順的記憶力不錯，他所說的那兩個負責銀箱項目的核心人員應潤元、馬曉鑫都名列其中。遺憾的是，這僅僅是一份名單，除了姓名之外，原先的崗位、職務、籍貫、住址等個人信息都未寫上。

這事咋辦？有人提議讓岳和順看看這份名單，也許他能回憶起什么也說不定。龔伯仁反復考慮后，拍板同意一試，指定何誠率偵查員王信暉、董懷中赴滬，其余人留在無錫就地等候消息。

8月17日午前，何誠三人趕到上海思南路看守所。岳老板看了那紙名單，確認是呂鳴的親筆。對于偵查員來說，此刻親筆還是代筆不重要，要緊的是其中是否有人以前曾干過軍犬馴化的活兒？如果有的話，具體是哪位？家住何處？岳老板說我已經記不清楚跟這些人聊過些什么了，只記得那段時間去過七八趟無錫，跟他們肯定是有接觸的。我這個人話多，接觸過的肯定聊過閑話。這樣吧，你們可以去市局找我案子的承辦員，他叫柳順煒，抓我的時候，他把我的日記抄走了，日記里應該有的。

偵查員馬上跟柳順煒聯系，辦了手續，拿到了那些日記。岳和順的日記里果然有這十九人的記錄，都是他跟他們聊天內容的濃縮。看來岳老板對做生意鉆得很深，養成了跟人接觸就打聽對方個人基本信息的習慣，并且在日記里作為備忘記錄下來，以備日后用得著時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可是，查閱下來，這十九人中并無有過馴化犬類或者獸醫經歷的對象。

當晚，何誠三人下榻于南京路五福弄的一家小旅館里，天太熱，上半夜難以入睡，干脆就去外灘納涼聊天。午夜過后，正要回旅館，忽然天降大雨。匆忙間慌不擇路，鉆進了外白渡橋畔的一個木頭空崗亭避雨。看看外面電閃雷鳴風雨交加，料想一時走不了，四人干脆聊起了案子。不知誰忽然冒出一句：“不是說在中央商場向岳和順買銀箱的客戶中有不愿意透露姓名、住址的，姓呂的就派人跟蹤嗎？這些人的情況檔案里沒有記錄吧？”

一語提醒了何誠：對啊，那些跟蹤者顯然是呂鳴招募的臨時工！

看看雨停了，三人也不回旅館了，干脆去看守所夜審岳和順，估計他應該知道這些跟蹤者的情況。

岳和順的說法是，他知道呂鳴派人在中央商場轉悠，負責跟蹤不愿留下信息的客戶。

不過，他沒有跟具體的跟蹤者接觸過，只知道一共有三人，見面他都認得，就是沒說過話。不是呂鳴不讓他接觸，而是他不想多事。

須知跟呂鳴打交道就是和“軍統”打交道，“軍統”神神道道的事兒干得太多，他是小老百姓一個，知道得越少越好。偵查員不由得大失所望，好在岳和順的下一句話使他們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手下那幾個伙計天天跟他們接觸，沒準兒他們知道。”說著，就報出了他們的家庭住址。

偵查員隨即按址一一走訪，終于在黎明時分從家住徐家匯的原岳老板的伙計殷阿山那里打聽到了有用的情況——

三十多歲的殷阿山天生善于交際。呂鳴派來的那三個跟蹤者頭天上班的下午，他就已經跟他們搭訕成功，當晚人家請他去附近的“小紹興”喝酒。

三天后，他們互相之間已經稱兄道弟，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殷阿山清楚三個跟蹤者的底細，其中一個名叫譚鵬的是浦東三林塘人，系抗戰前期參加“軍統”的正式特工，曾在重慶中美合作所警犬隊干過四年。

三林塘與呂鳴的老家六里鄉毗鄰，因此，他跟在“軍統”總部機關當科長的呂鳴攀上了同鄉。抗戰勝利前一年多，呂鳴通過關系把他調到重慶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當了少尉特務（屬“軍統”編制）。抗戰勝利后，譚鵬復員回到上海。他把“軍統”發給的安置費全部投資倒騰西藥，結果上了別人的當，全款被騙。緊接著，其妻跟少女時代的初戀對象私奔，不知去向。

譚鵬窮困潦倒，遂向呂鳴求助。呂鳴正好要找幾個曾在“軍統”待過的小特務幫其跟蹤客戶，譚鵬就干了這份臨時工。

至此，偵查員基本斷定譚鵬應該是銀箱撬竊案的嫌疑人。殷阿山說他去過譚鵬在浦東洋涇鎮上租居的住所，偵查員就讓他帶路前往抓捕。

當天上午，譚鵬在洋涇鎮被捕，偵查員從其住處搜得那套自制的作案工具，以及從金氏父子那兩口銀箱里竊得的黃金珠寶首飾、美元、古玩等贓款贓物，那封密函也找到了。

8月18日下午，譚鵬被押解到南京，即予訊問。譚鵬交代了其連續撬竊兩口銀箱的一應案情——

譚鵬少年喪父，其母改嫁，他從十二歲開始就四處流浪，后來被一個挑擔營業的流動鎖匠收為徒弟。四年后，鎖匠病歿，譚鵬繼承了擔子和手藝，自己干起了鎖匠營生。師傅的本領平常，傳授給譚鵬的也就有限，因此他只能開開尋常鎖具，配配鑰匙，對付不了那些稀奇古怪的舶來品洋鎖，開銀箱那只能是夢中豪舉了。

這樣將就著混了幾年，抗戰爆發。當時譚鵬在上海西郊四十公里的江蘇省青浦縣城街頭擺鎖匠攤頭，“軍統”在青浦辦培訓班，譚鵬便去報名。招考人員見其有鎖匠手藝，優先錄用。但戰事的發展超出了戴笠的預想，訓練班開辦沒多久，上海已岌岌可危。“青浦訓練班”于是解散，學員自行去湖南醴陵參加即將開辦的新班。

大部分學員就此罷休，譚鵬倒有興趣，就挑著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