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天，正值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圍內肆虐的時候，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接到了一個電話。

對方說他和家人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不過當時德國的醫療儲備已經捉襟見肘了，甚至醫院的呼吸機都不夠了，因此他只能打電話向中國求助。

中國駐德國大使了解到這個情況后立刻聯系了中國政府以及相關的醫療企業，中方非常重視，不僅提供了求助者所需要的醫療物品，甚至還額外捐贈了不少物資，其中包括數萬枚口罩以及近千瓶藥品，還有十臺呼吸機。

這些物品運抵德國后，大使館立刻聯系到求助者以及德國政府，第一時間將它們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這位向在中國大使館求助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以至于中國會無償對他進行援助呢？故事還得從一百多年前說起。

一位對中國有恩的外國人

這位名叫托馬斯的求助者雖然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的爺爺卻是大名鼎鼎，他的爺爺正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從日軍的屠刀下拯救了大量中國人的約翰·拉貝先生。

拉貝在二十世紀初來到中國北京，當時他才二十多歲，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的雇員。

結果拉貝在中國一呆就是二十多年，成了個地地道道的中國通。除了北京以外，他還先后在天津和南京生活過，而南京就是和他結下不解之緣的那座城市。

三十年代初，西門子公司調拉貝擔任南京辦事處的經理，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南京。他一下就愛上了這個六朝古都。

由于要在南京常駐，拉貝決定找一所合適的房子，當時他和金陵大學簽了一份協議，租了大學里的一塊地皮，在那里建造了一所集辦公和居住一體的房子，這棟房子有兩層高，上面還有一間閣樓，緊挨著附近的德國學校，日后這所房子就成了拉貝挽救成千上萬生命的基地。

在南京安定下來以后，拉貝一共在這里度過了七年平靜的生活。當時他的女兒也長期住在中國，只不過不在南京而是住在北京。

不過只要她一有時間，就會帶女兒來南京看外公，這也是拉貝最開心的時刻，他是多么希望這樣幸福的生活可以持續下去啊！

可惜的是這份寶貴的平靜還是被打破了，戰火逐漸燒到了南京，隨著國民黨軍隊在淞滬會戰中大敗，南京也變得岌岌可危。

當時南京城內各國大使館也都收到了日軍即將進攻的消息，于是紛紛通知本國僑民，希望他們盡快撤離，德國大使館自然也通知了拉貝。

沒過幾天，日本軍方為了避免得罪歐美列強，也提前通知讓南京城的外國人盡快撤離。他們的最后通牒宣稱，如果9月21號之前還不撤離，到時候后果自負。

拉貝得到這一消息后陷入了沉思，他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如果在戰斗開始后還沒離開，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他卻并不想走，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將近三十年，這里是他的第二故鄉，他深深熱愛著這片土地，一點也不遜色于他的祖國德國，甚至有時候拉貝已經把自己當作半個中國人了。

作為一個外國人，他要走自然是易如反掌，甚至南京城里的達官顯貴也可以輕易離開去躲避戰火，但是那些普通老百姓怎么辦呢？他們沒有錢，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沒有容身之處，他們能去哪呢？

拉貝實在不忍心拋下南京的百姓獨自離開，他暗下決心，自己一定要留下，盡自己全部的力量挽救中國百姓。

他說干就干，立刻找工人在院子里修建了可以容納上百人的防空洞，以便將來庇護中國老百姓。

為了避免被日軍搜查，拉貝決定利用自己納粹黨南京支部負責人的身份跟日本人進行溝通，并且在自家院子里升起了納粹黨旗。

其實拉貝對納粹黨并不感冒，他對希特勒那一套種族主義言論嗤之以鼻，不過前幾年他家旁邊的德國學校經營有些困難，因此來找他幫忙。

拉貝沒辦法，又不能看著學校停辦，孩子們沒學上，只好擔任了這個職務，從而得到了納粹黨的資金支持。

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一身份反而便于他在這個動亂的年代和日本人進行周旋。

很快戰斗就開始了，國民黨軍隊不堪一擊，日軍已經步步逼近眼看就要攻進城池了，而腐敗的國民黨根本沒有與南京共存亡的覺悟，而是拋棄老百姓先行撤離了。

拉貝覺得自己站出來的時機到了，他立刻出面，聚集了一些沒有離開南京的西方人，主要是醫生、教師和傳教士，成立了一個國際救助委員會，由他擔任委員會主席，從此他就成了南京人民的英雄。

救助委員會進行的首次救助行動就是設立一個中立區域，可以讓老百姓在開戰后躲進去，以避免被槍炮誤傷。

國民政府聽說這件事以后立刻表示同意，承諾這一區域將作為非交戰區，也可以提供一些資金支持。反正他們就要撤離了，就讓外國人隨便去搞吧，自己何樂而不為呢？

這時候拉貝納粹黨人的身份便顯示出作用了，他去跟日本軍方交涉，最后日本人也同意了他的請求，承諾只要中國軍隊不在該區域駐扎，他們就不會發起進攻。

由于這個安全區域和拉貝的住所并不算太近，因此他為了安全委員會的工作，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在槍林彈雨下兩頭趕，為了中國人民的安全，他真的付出了很大的犧牲。

拉貝先生是南京人民的大英雄

到了十二月份，日軍已經攻破南京城墻了，正在向市區內推進，因為之前只是得到日軍的口頭承諾，拉貝擔心日軍前線作戰部隊并不知道安全區的事，因此可能會造成誤傷，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他冒著槍林彈雨等在安全區旁邊，萬一日軍不知情發起了進攻，他就可以第一時間去交涉。

事實證明拉貝還是很有先見之明的，果然有一支日軍小部隊想要進入安全區，拉貝赤手空拳地上去阻止。幸虧日本人知道德國是他們的盟友，沒有做出什么出格的舉動。

日軍領兵的軍官帶拉貝與日軍特高課負責人原田熊吉做了一番交涉，對方表示之前的承諾依然有效，但是日軍會派兵守住安全區的入口，而且除了生活物資外任何物品都不能運進去。

后來拉貝提到有一些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也在安全區內，希望能給他們平民的待遇，不過這一點日本人沒有給出正面答復，這也為后面的慘劇埋下了伏筆。

這個結局看似還算可以接受，不過在戰斗開始后，一切都失去控制了。對于殘暴的日軍，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們遵守日內瓦公約，他們在南京城內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暴行持續了將近一個月才稍有平息。

這些慘狀令拉貝痛心疾首，他非常想拯救那些無辜被殺的百姓，但他無能為力，他所能做的只有希望日本人遵守信用，不要進入之前約定的安全區。雖然不可能拯救整個南京的中國人，但是只救助一部分人也是好的。

可惜的是，拉貝還是想得太完美了，日本人并沒有遵守信用，安全區也不能算是安全，只是比外面好一點而已。

國際救助會收容的難民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安全區內，另一部分被安置在拉貝的家以及旁邊的德國學校里。

為了保護他們，拉貝先生每天都是兩頭跑，一旦發現日軍有闖進來的意思就立刻過去制止。

期間拉貝的壓力很大，他家和德國學校里收容的難民將近五千人，已經到了人滿為患的地步。就是這樣，還是每天都有人想要進來。

另一方面，如果拉貝在家的時候，日本人一般不會過來騷擾，畢竟他是納粹黨南京辦事處負責人，弄不好就是嚴重的外交事件，日本人也不會做這樣的事。

不過拉貝畢竟分身乏術，一旦他外出的時候，情況就很不好了，經常有日軍士兵闖進去，搶劫強奸等事件也是屢屢發生，這些都讓拉貝痛心疾首。

安全區的情況則更為復雜，家里和學校畢竟都有院墻，要進去只能走大門，堵住大門就可以了，但是安全區面積要大一些，在里面生活的居民更是多達二十萬，這里有好幾個路口可以進出，日本人經常過來騷擾，簡直是防不勝防。

有時候拉貝也無法阻止日軍闖進來施暴，這時他就把時間和地點記錄下來，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到法庭上去做證人，也許這就是他唯一能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了吧。

至于當初躲進來的那些被解除武裝的士兵，也有不少人被闖入的日軍抓走殺害了。

另一方面，當初日本人說允許生活物資進入安全區，但周邊的物資都被他們控制了，想買都買不到，這就是日本人的詭計，目前糧食藥品只有他們軍方才有，想要的話就必須高價從他們那里購買。

拉貝沒有辦法，他拿出了全部積蓄，又發動救助委員會的同僚捐款，終于湊了一筆錢，從日本人那里高價買了軍糧，總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為了救助委員會的工作，拉貝先生勞心勞力，不顧自己患有糖尿病，每天都工作將近二十個小時，為了挽救中國百姓，他幾乎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這片安全區被稱作西門子難民收容所，收容所內的老百姓曾寫了一條紅綢送給拉貝，上面寫道：您拯救了成千上萬無辜的人，您是南京人民心中的英雄。

雖然這份禮物并不貴重，但拉貝收到以后卻萬分感動，他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發自內心的，而并非想得到什么回報。

不過拉貝此時顧不上高興，因為根據之前的協議，安全區的期限只有三個月，到期后日軍就會強行撤除安全區了。

經過拉貝的努力交涉，日本人終于同意多給半個月時間，但是到了1938年2月下旬，他們還是要求立刻解散安全區，國際救助委員會也被迫改組。

拉貝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責任，盡管他的守護只有短短幾個月，但這卻是最危險的幾個月，因為日軍的殘暴行徑大多是在他們占據南京的前幾個月發生的。

在他的努力下，有超過二十萬人得到了庇護，可以說如果沒有拉貝的話，將有更多的無辜百姓慘遭荼毒。

拉貝被迫離開中國

就在拉貝盡全力救助中國老百姓的時候，日本人也對他恨之入骨，開始著手對付他，當然日本人不會直接對他不利，而是去向德國政府投訴他。

由于拉貝保留了大量日軍在南京施暴的證據，多次借助媒體進行控訴，還經常對日軍的燒殺搶掠行徑進行阻撓，因此日本對他非常不滿，于是就對德國政府投訴他干涉日本事務。

在希特勒看來，拉貝也就是個小人物，而且中國人的死活也跟他沒什么關系，他實在犯不上為這么點小事得罪日本人，于是干脆命令拉貝回國。

接到這個命令，拉貝也是萬分不舍，不過他沒有辦法，畢竟他還有納粹黨人的身份，不可能拒絕命令，當初這一身份幫助了他，現在也同樣對他形成了掣肘，不得不說真是命運無常。

回國后，拉貝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雖然不能繼續救助中國老百姓了，但他當初在南京的時候記錄了許多見聞，也拍了一些照片，他用這些證據，對日軍的暴行進行指控。

他不僅在外面做公開演講，還親自給希特勒寫信，希望他能和日本政府交涉，不要再迫害中國人民。

可惜他想得太簡單了，這件事不僅沒能辦成，反而激怒了希特勒。

當初希特勒命令他回國，目的就是讓他不要再把這件事擴大化，可是他回國后繼續宣揚，這根本不符合希特勒的利益。

于是希特勒命令蓋世太保將拉貝抓了起來，把他的記錄和照片全部沒收。拉貝對納粹黨失望至極，提出退黨，但被拒絕了，之后他也被軟禁了起來。

拉貝晚景凄涼

幾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拉貝終于徹底自由了，可是當時他的狀況卻非常不好，不僅身患疾病，而且他住的房子也在盟軍的大轟炸中被摧毀了，之前的積蓄又在南京花光了，如今他已經成了一名窮困潦倒且無家可歸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之前提出退出納粹黨的要求被拒絕，他始終保持著納粹黨員的身份，因此盟軍法庭多次對其進行起訴。

中國方面得知當年南京人民的大恩人竟然遇到這么大的困難，立刻搜集了大量證據，證明拉貝雖然是納粹黨員，但卻沒有惡行，反而為反法西斯事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這些證據被提供給盟軍法庭后，終于洗刷了他的冤屈，法庭也不再給他定罪了。

不過拉貝在生活上的困難還沒有解決，德國戰敗后一片凋敝，不僅國家成了一片廢墟，工農業也陷入了崩潰，失業率居高不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當時別說是老人，就是年輕人也會因為找不到工作而餓肚子。拉貝更是凄慘，這位前西門子公司的高管，竟然淪落到挖野菜勉強度日的地步了。

知恩圖報的中國人自然不會袖手旁觀，南京國民政府牽頭創辦了拉貝先生救助會，經過宣傳，許多南京市民都了解到當年幫助過他們的大恩人拉貝如今晚景凄涼，于是紛紛慷慨解囊為他捐款。

其實當時中國也非常困難，八年抗戰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失，同時蔣介石還在馬不停蹄地醞釀內戰，為此他花費巨資購買武器組建軍隊，自然對老百姓也是橫征暴斂，弄得天怒人怨。

因此當時中國老百姓過得比德國人好不到哪去。但是盡管如此，南京市民還是沒有忘記拉貝的恩情，為他竭盡所能地提供幫助。

而南京市長也帶頭捐了一個月的薪水。

畢竟人多力量大，在大家的傾囊相助之下，救助會一共募集了一億元。

不過這筆資金看起來雖多，其實卻并沒有多少，當時蔣介石為了解決經濟困境，采取無休止的貨幣增發，結果導致法幣大規模貶值，這一億元只能兌換兩千美金而已。

不過這已經是中國人民的心意了，委員會把這筆錢寄給拉貝，雖然不算太多，但也夠他解決燃眉之急了。

當時德國物資非常緊缺，委員會怕有錢也買不到生活物資，因此又準備了一些食品和藥品寄給拉貝。

從1948年夏天，救助會每個月都會給他寄去一包物品，讓這個悲慘的老人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可惜好人卻沒有好報，動蕩的時局讓拉貝更加凄慘。

隨著世界大戰的結束，新的世界格局誕生了，美國和蘇聯兩大集團開始全面對抗，世界進入了冷戰的新時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柏林危機爆發了，本來柏林是被蘇軍和盟軍分區占領的，結果在危機下蘇聯派兵將柏林團團圍住，德國首都變成了一座孤島，中國救助會再也沒辦法給拉貝郵寄生活物資了。

很快這個可憐的老人就因為中風，在陰冷的小屋中黯然離世。由于緊張的時局，這一消息無人知曉，也沒能為他舉辦悼念活動。他似乎被遺忘了。

數十年后拉貝先生的義舉震驚世界

不過拉貝先生的義舉不會被永遠埋沒，九十年代，他的外孫女在美國紐約舉辦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會上公布了當初他留下來的日記本。這是在納粹黨的搜查之下拼命保存下來的。

這本日記長達兩千多頁，上面記錄了日軍進攻南京后幾個月發生的事情，一經發表后立刻引起了世界的轟動。

中國政府聽說這一消息后也非常重視，立刻聯系拉貝的后人對這本日記的版權進行購買，之后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就翻譯成中文并順利出版了，這在中國引起了很大反響，許多讀者閱讀后表示極為感動。

拉貝的事跡之前只流傳在南京一帶，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其實并不太知曉，這一次中國政府進行了大力宣傳，全國人民都知道幾十年前有一位偉大的德國人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了二十萬百姓。

隨后中央電視臺派出攝制組對當年拉貝在南京居住的房屋進行了拍攝，當年這個不大的院子曾經住了幾百位中國難民，每一個看到這部紀錄片的中國人都為之震驚，同時也對拉貝感到萬分敬佩。

2020年向中國大使館求助的新冠患者就是拉貝的孫子托馬斯，2009年以他祖父為主題的電影《拉貝日記》在北京公映，當時他親自出席了首映式，并展示了日記的原稿。

在接受采訪時，托馬斯表示：“雖然我從未見過我的祖父，但從他的事跡中我學到了很多，這種無私的奉獻精神也始終在我的家族中流傳著，祖父是我的驕傲。”

托馬斯是一位醫生，他也在中國生活過，曾經追隨祖父的腳步來到南京并對安全區遺址進行參觀，后來也在中國醫院工作了一段時間，救治了不少中國病人，通過拉貝，他也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就這樣，當年拉貝先生和中國的緣分在幾十年后，又由他的后人延續上了，托馬斯繼承了先祖的遺志，成為了中德之間友好交流的紐帶。

當年拉貝先生在離開中國之前，曾表示兩國之間的友誼是長久的，這話一點也不假，這一次兩國攜手抗疫就是最好的例子。

愿兩國友誼世代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