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近代以來便一直受到源自歐洲民族的騷擾，從早期的海盜式侵襲到現在的世界范圍內對抗。

　　在這期間，中國的政府和政治體制經歷了巨大變化，歐洲的政府和政治體制也是如此。

　　然而，這矛盾與斗爭仍然繼續，而現在中國的對手是否依然如百年前那樣，是歐洲各個民族國家呢？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復雜的問題，需要對西方社會本質進行剖析才能得出結論。

　　首先要明確的是，國家已經不是現代西方社會的最高政治范疇，政府及其領導人并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最高權力擁有者。

　　資本主義革命在政治上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國家制度，以民選政府為過渡，最終取消政府體制。資本主義與政府體制是兩種不同的集權模式，在政治上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對象，相互爭奪最高政治范疇的統治權。

　　在鴉片戰爭時期，滿清政府面對的仍然是歐洲各族貴族建立的皇權國家，而到了一戰之后，歐洲主要國家的皇權和貴族政治都被推翻取而代之以民選政府。

　　從這時起歐洲的民族國家已經成為歷史概念，國家已不再是西方社會的集權和整合模式，雖然國家政府這一形式依然保留下來并履行著傳統的國家職能，但其本質已發生變化，政府已經成為一個傀儡和工具，只保留了部分政治權力的執行功能而不再是權力的最終擁有者。

　　這個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就是猶太金融資本家，一個不屬于任何歐洲民族和國家的幕后統治者。

　　歐洲雖然是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卻并非是資本主義革命最早實施的地方。

　　美國是第一個資本主義從零開始創造的非政府集權制國家，由于美國遠離歐洲又沒有貴族政治的傳統，使其成為猶太金融資本建立一個完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想之地。回顧美國歷史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奇跡，猶如來自上帝之手的援助。

　　在美國獨立之初就受到令法國傾家蕩產的軍事支持，最終引發法國大革命致使法國皇室家破人亡。美國建立后雖然其政府財政連維持政府運轉的能力都不具備，而美國不但沒有破產，反而迅速工業化成為經濟強國，又通過若干次購地和戰爭迅速將領土擴張到太平洋東岸，幾乎占據了整個北美。

　　經過一百多年的休養生息一舉在二戰后成為西方國家的領袖，取代了歐洲在西方近代以來的領導地位。

　　而美國與南美諸國的不同命運也并非象諸多社會理論所解釋的那樣，由于民族、經濟、文化等差異造就，只是由于猶太金融資本選取了美國作為新興資本主義體系的領導者和維持者，而南美則被設計為這個體系中的資

源產地，這是南美國家必然貧窮混亂、永無翻身之日的根本原因。

　　在近代，猶太金融資本不斷通過制造經濟危機削弱西方各國民族資本和政府實力，逐漸控制各國財政和經濟命脈，這最終激起了歐洲新一輪反猶運動，作為代表的就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雖然德國的納粹主義其社會認知和政治理念都與共產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然而兩者卻水火不容，前者更將反共與反猶結合在一起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

　　究其原因在于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確實是受到猶太金融資本的操縱，目的是將當時歐洲社會階級矛盾的重點從反猶主義轉移到反對本國資產階級，以階級矛盾取代民族矛盾，使居于資本主義體系中下層的各國資本家成為替罪羊，同時也起到了削弱各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目的。

　　然而隨著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大，逐漸本土化的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開始獨立發展不再接受共產國際統一的領導指揮，從而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使命。

　　特別是其在亞洲的發展，由于缺乏相關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更與其原始設計理念背道而馳，形成了獨立的體系。

　　而納粹運動的本質則是日耳曼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目的是將歐洲民族從猶太金融資本的控制中解放出來，最終因德蘇兩國交戰而失敗。納粹德國與蘇聯本應有著共同的敵人，然而希特勒并不了解斯大林已經通過肅反運動肅清了布爾什維克中猶太金融資本家的代理人，改變了政權性質，而仍將其視作受猶太金融資本操縱的國家。

　　兩國交兵的結果是導致日耳曼民族最終被奴役，反猶在現代西方社會成為禁忌話題，并特別通過媒體和影視的宣傳將納粹運動妖魔化，使其與中共一樣在西方成為魔鬼代言人。

　　之后的冷戰是斯拉夫民族國家與猶太金融資本操縱的日耳曼民族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抗，最終以斯拉夫民族國家的解體為結局，俄羅斯的政府集權制國家也開始變為歷史。

　　當今世界，僅存的政府集權制國家都被冠以“極權國家”或“流氓國家”的稱號，而中國是這其中唯一的大國，自然也將成為未來無限長時間內的攻堅重點。

　　了解以上歷史，才能了解中國真正的對手。在一百年前，與中國打交道的還是西方各民族國家的政府，在那之后，中國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統治了整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殖民地的猶太金融資本家族。

　　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統治模式與民族國家對社會的統治模式并沒有本質差別，兩者僅是集權的模式不同，而在集權本身上是沒有差異的。

　　一者是通過政府集權的政治壟斷，一者是通過企業集權的經濟壟斷。

　　而猶太金融資本建立的新興資本主義體系目前仍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也就是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性特征和殘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種族制和皇權制。

　　種族制是指目前的資本主義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照種族劃分階級等級，皇權制是指居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頂層的猶太金融資本家局限于少數家族，并依然以家族制繼承財富和最高統治權。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社會中層的資產階級受到高遺產稅的壓迫或以捐贈的方式處理遺產的風氣，這些都是遏制民間資本規模、防止新興大資本的有效手段。

　　了解了中國的真正對手才會明白，中國和美國的矛盾并非矛盾的根本，中國和歐美民族的矛盾也不是矛盾的根本。

　　雖然二戰之后西方針對中國的所有戰爭和破壞活動似乎都是美國背后主導的，但美國不應該被當做與中國一樣的傳統國家來看待，美國和美國政府與中國和中國政府并不是對等關系，美國政府不是美國的主

人，美國也不是美國社會的主人。美國和美國政府都只是一個空殼而已，只是作為被利用的工具。

　　中國人和美國人之

間并不存在利益上的根本矛盾，兩者斗爭只會使漁人得利。

　　即便中國通過戰爭將美國夷為平地、將美國人屠殺殆盡也并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到那時歐洲會在一夕之間統一變成一個新的美國繼續與中國對抗，歐洲失敗了還可以扶植印度成為新的超級大國。

　　這個候選名單是永遠不完的，在猶太金融資本家資本主義體系控制下的任何國家和民族都可以被打造成新的棋子被擺上棋盤。

　　擒賊先擒王，沒有必要和無窮無盡的嘍啰周旋，這是中國必須要認清自己真正對手的意義所在。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連對手的真面目都不清楚自然永遠處在被動防御的下風。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真正的對手并非現在討論正熱的共濟會等秘密社團。

　　共濟會是歐洲近代在反封建過程中為宣揚資本主義思想以宗教為背景建立起來的秘密社團組織，具有早期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但沒有政治化。隨著在歐美各國的發展逐漸成為類似“資產國際”的資產階級同盟組織，由于其歷史上曾參與的反封建思想宣傳和革命活動而至今仍保持非公開狀態。

　　而西方流傳的針對共濟會的陰謀論如同早期共產主義理論一樣，起到了將階級矛盾的矛頭指向各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資產階級的目的，從而掩蓋猶太金融資本家的真實地位。

　　早期的共濟會是禁止猶太人加入的，當代共濟會猶太人也無法進入最高層。這說明共濟會并非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核心權力組織，充其量只是外圍執行者，這由其成員主要來自西方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精英所證明。

　　另外需要明確的是，認清真正的對手猶太金融資本集團只是揭示客觀事實，并不是反猶主義。宣揚民族矛盾和種族矛盾是小民族的文化狹隘性造成，對于大民族毫無可取之處。

　　猶太民族由于其歷史悠久及分散遷徙并非高度統一，至少存在著留守中東和移居歐洲的兩大派系。中東的猶太人其文化與生理上與其兄弟民族阿拉伯人都無太大差異，是宗教保守派。

　　而歐洲猶太人又可分成南歐、北歐和東歐三支，近代在歐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到今天成為統治世界的猶太金融資本家族就是源于北歐猶太人，他們在文化上和生理上都與日耳曼人接近，語言則為受德語影響形成的意第緒語，是猶太世俗派的代表。

　　而與斯拉夫人相融合的東歐猶太人一些在當今猶太資本主義體系中成為外圍代理人，更多則在以色列的軍隊中服役。

　　資本主義制度雖為日耳曼化的北歐猶太人所建立，一旦體制成型后，就不再以個人或民族的意志為轉移，在位者將成為制度的代言人為其發展進化而服務而喪失個人自由。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皇位可以由任何人坐上，統治世界的金融資本如果不操縱在某個猶太家族手里，也必然為別個民族的別個家族所操縱。

　　即便將猶太金融資本家挑下馬，最終也只是改朝換代而已。因此與其反對皇帝，不如反對皇權，這是更實質的所在。

　　但就目前而言，猶太家族居于資本主義體系的頂端對中國造成更大的問題，如同同樣是皇帝，暴君和明君也能產生極大差異。

　　猶太金融資本家由于其源自小民族傳統的文化狹隘和極端性阻礙了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正通過其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造成對人類社會的巨大破壞，這是特別要注意的地方。